汉字符号学导论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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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語堂編藏】孟华:汉字符号学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自語堂編藏】孟华:汉字符号学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汉字符号学是运用符号学方法研究汉字的文字理论。
我们着重对汉字符号学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主要观点进行阐述。
一、提出背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汉字学经历了从传统小学到现代文字学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早期代表是章太炎和唐兰的二元分离的汉字工具论观点。
此前,中国的小学传统是将“形音义”相结合进行研究,字形研究为本,字义研究为核心。
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说:“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
”他改称“小学”为“语言文字学”,这标志着汉字研究从传统的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宋永培:1993,110)。
而唐兰的语言和文字分离的观点更有代表性:“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音声韵。
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
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
”(唐兰1979:7)因此,我们将这种语言、文字二分的文字观称之为“分治观”,而传统小学的汉字观则叫“整体观”。
(孟华,2008)所谓汉字研究的整体观的基本特征是不严格区别语言和文字,并以文字研究为中心。
有人将汉语汉字之间的整体相关性特征比作“瓜皮和瓜穰”的关系。
所谓分治观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言文关系是脚与靴子的关系。
汉语是脚,汉字是可以随时换掉的靴子(如可以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这种观点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强调语言和文字的二元分离性,其二是言本位,认为文字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
章太炎和唐兰等人开辟的语言文字分治观至今仍是汉字研究的主流。
而分治观其实是舶来品,它植根于西方表音文字传统。
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汉字分治观,开始探讨汉字的主体性质。
所谓汉字的主体性是指汉字非工具的自主性质,即汉字相对于汉语的自足独立性以及汉字与汉民族精神文化的直接相关性。
P8:任何符号都包含两个方面,即能指与所指。
按照索绪尔的解释,能指的是“声音形象”,所指是声音形象所表达的概念。
叶姆斯列把这两方面称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分为任意的和动机的两种。
动机性是指这两个平面的结合中带有人的意愿,这边是图像和艺术作品等的情况。
不过,任意约定的符号可以再赋予动机,这时,动机可以起到解放约定的作用。
P9任意性约定产生单义符号,动机性可以产生多义符号。
符号学是研究意指作用的学科。
从定义上讲,意指作用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它即指两者之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关系,也指这种关系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可称之为涵义。
但是,符号必须组成系统才能产生意指作用。
不组成系统,能指与所指之间仅仅是一种结合。
在系统中,符号相互依存。
实际的情况是,有不少符号的组合使人难以看出系统,因此,在表面上是非系统的符号组合中确定系统的存在,就成了寻求意指作用的重要任务。
系统,是靠编码而成立的。
但在现代符号学术语中,它们是近乎同义的。
我们说符号组成系统,实际上就是符号借助编码组织起来。
因此,意指作用就是就是建立在编码基础上的。
编码,就是规则,就是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
P10符号的价值就可以随使用者不同而有所变化,这时,意指作用呈现出某种开放性。
P11符号系统的类比关系和同系关系,是符号的两种基本意指方式,但同系并不排除类比。
P25能指:现代语言学的重要概念,最初由索绪尔提出,指的是“声音形象”,后来叶姆斯列把它确定为“表达平面”。
根据能指的物质性质,能指具有区别符号特征的功能。
“能指”一词也常为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采用,指的是赖以分析患者内心潜意识的“日常语言”。
所指:按索绪尔确定的定义,“所指”是声音形象所表达的概念,叶姆斯列把它定义为“内容”。
P30“和语言一样,这些符号学系统根据人们是历时地看待他们(即从其历史和起源看问题)还是共时地看待它们(即从它们在一种已知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情况看问题),而分属两种问题。
汉字的符号学解读与应用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它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汉字的符号学解读与应用。
首先,汉字作为一种符号,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结构。
每个汉字都是由若干笔画组成的,这些笔画的排列和形状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例如,汉字“山”由三个平行的笔画组成,形似山峰,象征着高大、稳定和崇高的意义。
而汉字“水”则由两个相交的曲线构成,形似水流,寓意着流动、柔软和变化的特性。
通过对汉字形态和结构的解读,我们可以深入理解汉字所代表的含义和象征意义。
其次,汉字的象形性质使得它们具有丰富的视觉意象。
许多汉字的形状和实际物体的形态相似,这种象形性质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汉字的形状来联想到具体的事物。
例如,汉字“日”形似太阳,汉字“木”形似树木,这些形象的符号使得人们可以直观地理解汉字所代表的事物和概念。
这种象形性质也为汉字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例如在设计领域中,设计师可以运用汉字的形态和象征意义来创作独特的图形和标识。
除了形态和象形性质,汉字还具有丰富的音韵学特征。
汉字的发音和意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了汉字的音韵学特征。
例如,许多汉字的发音与其意义相关,这种音义对应关系使得汉字的记忆更加简单和直观。
同时,汉字的音韵学特征也为诗词创作和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表现手法。
通过运用汉字的音韵学特征,作家和音乐家可以创作出富有韵律和美感的作品。
此外,汉字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汉字的发展和演变与中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每个汉字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的智慧和思考。
例如,汉字“爱”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怀,汉字“和”代表着和谐与平衡。
这些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使得它们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
在当代社会,人们可以通过运用汉字的文化内涵来传达情感、表达思想和传承文化。
综上所述,汉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结构,丰富的象形意义,音韵学特征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汉语言文学的符号学分析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语言文字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认知世界、表达思想和传递情感的道路。
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而当我们运用符号学的视角来审视汉语言文学时,一个全新的、充满魅力的世界便展现在眼前。
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的学科,为我们理解汉语言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工具和视角。
在汉语言文学中,每一个汉字、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符号,它们不仅仅是声音和形状的组合,更是承载着特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载体。
先从汉字说起,汉字作为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符号单元,其形态和结构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信息。
例如,“日”字的形状就像一个太阳,让人一眼就能联想到它所代表的天体;“山”字则宛如起伏的山峰,形象地表达了其含义。
这种通过字形来表意的特点,使得汉字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象征性。
而且,许多汉字还通过偏旁部首的组合来表达意义,如“江”“河”“湖”“海”等字都带有“氵”,表明它们与水有关。
词语作为由汉字组成的符号集合,其意义更加复杂多样。
有些词语是通过形象的比喻来构建意义的,比如“光阴似箭”,用“箭”的快速飞行来比喻时间的流逝之快;“热锅上的蚂蚁”则生动地描绘出焦急、不知所措的状态。
还有一些词语是通过引申义来丰富内涵的,比如“包袱”原本指包裹物品的布包,后来引申为精神上的负担。
句子在汉语言文学中是传递完整思想和情感的符号单位。
不同的句式和语气可以表达出截然不同的意义。
比如陈述句“他今天去了学校”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疑问句“他今天去学校了吗?”则是在询问情况,带有不确定性;感叹句“他今天居然去学校了!”则表达了惊讶或其他强烈的情感。
汉语言文学中的修辞手法,也是符号学分析的重要对象。
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都是对语言符号的巧妙运用,以增强表达效果。
比喻让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可感,如“月亮像一个大银盘挂在天上”;拟人赋予非人类的事物以人的特征和行为,“小鸟在枝头欢快地歌唱”,使描写更加生动活泼;夸张则通过夸大或缩小事物的特征来突出强调,“飞流直下三千尺”,让人对瀑布的壮观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排比则通过句式的整齐和节奏的明快,增强语言的气势和感染力,“爱心是一片照射在冬日的阳光,使贫病交迫的人感到人间的温暖;爱心是一泓出现在沙漠里的泉水,使濒临绝境的人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爱心是一首飘荡在夜空的歌谣,使孤苦无依的人获得心灵的慰藉。
汉字哲学的符号论与语义解析汉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丰富而深远的哲学思想。
符号论和语义解析是研究汉字的重要方法,通过对汉字的符号特征和语义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汉字背后的哲学思想。
符号论是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它关注符号和所代表的含义之间的关系。
在汉字哲学中,符号论主要考察汉字的形态特征和线条结构,分析符号和意义的对应关系。
在汉字中,每一个字形都有其独特的符号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线条数量和方向、组合和结构等。
通过对这些符号特征的解读,可以揭示汉字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以汉字“人”为例,它的字形由两个相互交叉的直线构成,宛如人体的轮廓。
这个字形符号化地表达了人类的形态特征,体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独特地位。
从符号论的角度来看,汉字“人”所代表的含义既是具体的形态特征,又是抽象的人类概念。
通过对“人”字形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人类思想的价值观。
语义解析是指对字词句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
在汉字哲学中,语义解析被用来探索汉字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
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和语义内涵,通过对字义的深入研究,可以揭示汉字所代表的哲学思想。
以汉字“道”为例,它的基本含义是“路”或“道路”。
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仅仅指具体的道路,更加意味着一种超越个体和事物的普遍规律和真理。
通过语义解析,“道”字的哲学含义可以进一步显现出来,它承载了古代儒家、道家和佛家等不同哲学学派的思想,代表了人类对于宇宙规律和生命意义的追求。
在汉字哲学的符号论与语义解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汉字所蕴含的深远而丰富的哲学思想。
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系统,其形态和含义不仅仅是表面的,更是具有深层的哲学意义。
通过符号论和语义解析,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解读汉字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深入思考和探索人类的文明和智慧。
总之,汉字哲学的符号论与语义解析是一种深入研究汉字的方法,通过对汉字形态特征和语义内涵的分析,可以揭示汉字所传递的丰富的哲学思想。
从符号学解读文字以及书法(一)当艺术批评界开始把谈论符号学当作一种时髦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瑞士学者索绪尔(1857-1913年)既是符号学的奠基人,又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要创建一门研究符号(希腊词是emeion)的科学:符号学(emiology),并建议把语言学当作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1]。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是符号中的一种,除了语言符号外,还存在大量的社会符号,如手势,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
在索绪尔之后,符号学家们不仅研究语言符号,而且也对非语言类的社会符号进行了研究,如罗兰·巴特(1915-1980年)把符号学用于服装、广告等对象,为符号学进入艺术设计领域提供了范例和先导。
国内一些理论家提出,可以把符号学引入书法研究。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对于书法来说,最明显的符号莫过于书法赖以滋生的汉字系统。
无论如何演变,书法的基础终归都是汉字。
相对于其他的符号系统来说,文字符号恐怕是和语言的关系最为贴近的。
汉代和清代的文字研究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字,加上重文共10516字,十八世纪编撰的《康熙字典》则收录了47043字[2],可以说,古代的学者就像熟悉后院的花草一样熟悉每一个字。
然而,熟悉字体、字形、字义和字音的每一个演变,并不代表古代人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汉代学者对汉字符号作了不少理论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六书说,也即把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
但是,不管是对汉字起源的猜测,还是对汉字构造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语言的系统研究,那都还是有尾无首的。
例如,要研究汉字的起源,我们必须懂得只有当某种符号用于系统地记录语言时才可把它称为文字;又如,要想研究汉字的构造,我们首先得把“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明确地区分开来[3]。
经过索绪尔等先驱的倡导,这都是现代语言学里的常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