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符号学导论第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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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語堂編藏】孟华:汉字符号学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自語堂編藏】孟华:汉字符号学理论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汉字符号学是运用符号学方法研究汉字的文字理论。
我们着重对汉字符号学产生的背景、过程及其主要观点进行阐述。
一、提出背景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汉字学经历了从传统小学到现代文字学的转变。
这种转变的早期代表是章太炎和唐兰的二元分离的汉字工具论观点。
此前,中国的小学传统是将“形音义”相结合进行研究,字形研究为本,字义研究为核心。
章太炎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中说:“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
”他改称“小学”为“语言文字学”,这标志着汉字研究从传统的小学到现代语言学的转向(宋永培:1993,110)。
而唐兰的语言和文字分离的观点更有代表性:“文字学本来就是字形学,不应该包括训诂和声音声韵。
一个字的音和义虽然和字形有关系,但在本质上,它们是属于语言的。
严格说起来,字义是语义的一部分,字音是语音的一部分,语义和语音是应该属于语言学的。
”(唐兰1979:7)因此,我们将这种语言、文字二分的文字观称之为“分治观”,而传统小学的汉字观则叫“整体观”。
(孟华,2008)所谓汉字研究的整体观的基本特征是不严格区别语言和文字,并以文字研究为中心。
有人将汉语汉字之间的整体相关性特征比作“瓜皮和瓜穰”的关系。
所谓分治观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即言文关系是脚与靴子的关系。
汉语是脚,汉字是可以随时换掉的靴子(如可以走拼音文字的道路)。
这种观点有两个特征:其一是强调语言和文字的二元分离性,其二是言本位,认为文字仅仅是记录语言的工具。
章太炎和唐兰等人开辟的语言文字分治观至今仍是汉字研究的主流。
而分治观其实是舶来品,它植根于西方表音文字传统。
但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开始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汉字分治观,开始探讨汉字的主体性质。
所谓汉字的主体性是指汉字非工具的自主性质,即汉字相对于汉语的自足独立性以及汉字与汉民族精神文化的直接相关性。
P8:任何符号都包含两个方面,即能指与所指。
按照索绪尔的解释,能指的是“声音形象”,所指是声音形象所表达的概念。
叶姆斯列把这两方面称为“表达平面”和“内容平面”。
这两个方面的结合分为任意的和动机的两种。
动机性是指这两个平面的结合中带有人的意愿,这边是图像和艺术作品等的情况。
不过,任意约定的符号可以再赋予动机,这时,动机可以起到解放约定的作用。
P9任意性约定产生单义符号,动机性可以产生多义符号。
符号学是研究意指作用的学科。
从定义上讲,意指作用就是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它即指两者之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关系,也指这种关系的结果,在后一种情况,可称之为涵义。
但是,符号必须组成系统才能产生意指作用。
不组成系统,能指与所指之间仅仅是一种结合。
在系统中,符号相互依存。
实际的情况是,有不少符号的组合使人难以看出系统,因此,在表面上是非系统的符号组合中确定系统的存在,就成了寻求意指作用的重要任务。
系统,是靠编码而成立的。
但在现代符号学术语中,它们是近乎同义的。
我们说符号组成系统,实际上就是符号借助编码组织起来。
因此,意指作用就是就是建立在编码基础上的。
编码,就是规则,就是使用者们之间的一种约定。
P10符号的价值就可以随使用者不同而有所变化,这时,意指作用呈现出某种开放性。
P11符号系统的类比关系和同系关系,是符号的两种基本意指方式,但同系并不排除类比。
P25能指:现代语言学的重要概念,最初由索绪尔提出,指的是“声音形象”,后来叶姆斯列把它确定为“表达平面”。
根据能指的物质性质,能指具有区别符号特征的功能。
“能指”一词也常为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采用,指的是赖以分析患者内心潜意识的“日常语言”。
所指:按索绪尔确定的定义,“所指”是声音形象所表达的概念,叶姆斯列把它定义为“内容”。
P30“和语言一样,这些符号学系统根据人们是历时地看待他们(即从其历史和起源看问题)还是共时地看待它们(即从它们在一种已知文化中发挥作用的情况看问题),而分属两种问题。
汉字的符号学解读与应用汉字是中华文化的瑰宝,作为一种独特的符号系统,它承载着丰富的象征意义和深刻的文化内涵。
在这篇文章中,我们将探讨汉字的符号学解读与应用。
首先,汉字作为一种符号,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结构。
每个汉字都是由若干笔画组成的,这些笔画的排列和形状都有其特定的意义。
例如,汉字“山”由三个平行的笔画组成,形似山峰,象征着高大、稳定和崇高的意义。
而汉字“水”则由两个相交的曲线构成,形似水流,寓意着流动、柔软和变化的特性。
通过对汉字形态和结构的解读,我们可以深入理解汉字所代表的含义和象征意义。
其次,汉字的象形性质使得它们具有丰富的视觉意象。
许多汉字的形状和实际物体的形态相似,这种象形性质使得人们可以通过观察汉字的形状来联想到具体的事物。
例如,汉字“日”形似太阳,汉字“木”形似树木,这些形象的符号使得人们可以直观地理解汉字所代表的事物和概念。
这种象形性质也为汉字的应用提供了广泛的可能性,例如在设计领域中,设计师可以运用汉字的形态和象征意义来创作独特的图形和标识。
除了形态和象形性质,汉字还具有丰富的音韵学特征。
汉字的发音和意义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体现了汉字的音韵学特征。
例如,许多汉字的发音与其意义相关,这种音义对应关系使得汉字的记忆更加简单和直观。
同时,汉字的音韵学特征也为诗词创作和歌曲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表现手法。
通过运用汉字的音韵学特征,作家和音乐家可以创作出富有韵律和美感的作品。
此外,汉字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汉字的发展和演变与中华文化的发展息息相关,每个汉字都承载着千百年来人们的智慧和思考。
例如,汉字“爱”代表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关怀,汉字“和”代表着和谐与平衡。
这些汉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使得它们成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符号。
在当代社会,人们可以通过运用汉字的文化内涵来传达情感、表达思想和传承文化。
综上所述,汉字作为一种符号系统,具有独特的形态和结构,丰富的象形意义,音韵学特征以及深厚的文化内涵。
汉语言文学的符号学分析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语言文字如同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认知世界、表达思想和传递情感的道路。
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人文内涵。
而当我们运用符号学的视角来审视汉语言文学时,一个全新的、充满魅力的世界便展现在眼前。
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的学科,为我们理解汉语言文学提供了独特的工具和视角。
在汉语言文学中,每一个汉字、每一个词语、每一句话都可以被视为一个符号,它们不仅仅是声音和形状的组合,更是承载着特定意义和文化内涵的载体。
先从汉字说起,汉字作为汉语言文学的基本符号单元,其形态和结构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信息。
例如,“日”字的形状就像一个太阳,让人一眼就能联想到它所代表的天体;“山”字则宛如起伏的山峰,形象地表达了其含义。
这种通过字形来表意的特点,使得汉字具有很强的直观性和象征性。
而且,许多汉字还通过偏旁部首的组合来表达意义,如“江”“河”“湖”“海”等字都带有“氵”,表明它们与水有关。
词语作为由汉字组成的符号集合,其意义更加复杂多样。
有些词语是通过形象的比喻来构建意义的,比如“光阴似箭”,用“箭”的快速飞行来比喻时间的流逝之快;“热锅上的蚂蚁”则生动地描绘出焦急、不知所措的状态。
还有一些词语是通过引申义来丰富内涵的,比如“包袱”原本指包裹物品的布包,后来引申为精神上的负担。
句子在汉语言文学中是传递完整思想和情感的符号单位。
不同的句式和语气可以表达出截然不同的意义。
比如陈述句“他今天去了学校”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而疑问句“他今天去学校了吗?”则是在询问情况,带有不确定性;感叹句“他今天居然去学校了!”则表达了惊讶或其他强烈的情感。
汉语言文学中的修辞手法,也是符号学分析的重要对象。
比喻、拟人、夸张、排比等修辞手法,都是对语言符号的巧妙运用,以增强表达效果。
比喻让抽象的事物变得具体可感,如“月亮像一个大银盘挂在天上”;拟人赋予非人类的事物以人的特征和行为,“小鸟在枝头欢快地歌唱”,使描写更加生动活泼;夸张则通过夸大或缩小事物的特征来突出强调,“飞流直下三千尺”,让人对瀑布的壮观有了更深刻的印象;排比则通过句式的整齐和节奏的明快,增强语言的气势和感染力,“爱心是一片照射在冬日的阳光,使贫病交迫的人感到人间的温暖;爱心是一泓出现在沙漠里的泉水,使濒临绝境的人重新看到生活的希望;爱心是一首飘荡在夜空的歌谣,使孤苦无依的人获得心灵的慰藉。
汉字哲学的符号论与语义解析汉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瑰宝,承载着丰富而深远的哲学思想。
符号论和语义解析是研究汉字的重要方法,通过对汉字的符号特征和语义内涵进行深入的分析,可以更好地理解汉字背后的哲学思想。
符号论是研究符号系统的学科,它关注符号和所代表的含义之间的关系。
在汉字哲学中,符号论主要考察汉字的形态特征和线条结构,分析符号和意义的对应关系。
在汉字中,每一个字形都有其独特的符号特征,这些特征包括线条数量和方向、组合和结构等。
通过对这些符号特征的解读,可以揭示汉字所蕴含的哲学思想。
以汉字“人”为例,它的字形由两个相互交叉的直线构成,宛如人体的轮廓。
这个字形符号化地表达了人类的形态特征,体现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独特地位。
从符号论的角度来看,汉字“人”所代表的含义既是具体的形态特征,又是抽象的人类概念。
通过对“人”字形的解读,我们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的人文精神和人类思想的价值观。
语义解析是指对字词句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解释的过程。
在汉字哲学中,语义解析被用来探索汉字的思想内涵和文化意义。
每个汉字都有自己独特的含义和语义内涵,通过对字义的深入研究,可以揭示汉字所代表的哲学思想。
以汉字“道”为例,它的基本含义是“路”或“道路”。
然而,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不仅仅指具体的道路,更加意味着一种超越个体和事物的普遍规律和真理。
通过语义解析,“道”字的哲学含义可以进一步显现出来,它承载了古代儒家、道家和佛家等不同哲学学派的思想,代表了人类对于宇宙规律和生命意义的追求。
在汉字哲学的符号论与语义解析中,我们可以发现汉字所蕴含的深远而丰富的哲学思想。
汉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字符号系统,其形态和含义不仅仅是表面的,更是具有深层的哲学意义。
通过符号论和语义解析,我们可以更加准确地理解和解读汉字中所体现的哲学思想,深入思考和探索人类的文明和智慧。
总之,汉字哲学的符号论与语义解析是一种深入研究汉字的方法,通过对汉字形态特征和语义内涵的分析,可以揭示汉字所传递的丰富的哲学思想。
从符号学解读文字以及书法(一)当艺术批评界开始把谈论符号学当作一种时髦的时候,可能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符号学与语言学的关系。
瑞士学者索绪尔(1857-1913年)既是符号学的奠基人,又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提出要创建一门研究符号(希腊词是emeion)的科学:符号学(emiology),并建议把语言学当作这门一般科学的一部分[1]。
在索绪尔看来,语言符号是符号中的一种,除了语言符号外,还存在大量的社会符号,如手势,象征仪式,礼节形式,军用信号等。
在索绪尔之后,符号学家们不仅研究语言符号,而且也对非语言类的社会符号进行了研究,如罗兰·巴特(1915-1980年)把符号学用于服装、广告等对象,为符号学进入艺术设计领域提供了范例和先导。
国内一些理论家提出,可以把符号学引入书法研究。
符号学是研究符号的,对于书法来说,最明显的符号莫过于书法赖以滋生的汉字系统。
无论如何演变,书法的基础终归都是汉字。
相对于其他的符号系统来说,文字符号恐怕是和语言的关系最为贴近的。
汉代和清代的文字研究已经发展到较高的水平,东汉许慎编写的《说文解字》收录了9353字,加上重文共10516字,十八世纪编撰的《康熙字典》则收录了47043字[2],可以说,古代的学者就像熟悉后院的花草一样熟悉每一个字。
然而,熟悉字体、字形、字义和字音的每一个演变,并不代表古代人对汉字的起源和发展有一个科学的认识。
汉代学者对汉字符号作了不少理论探讨,其中最著名的是六书说,也即把汉字的构字法分析为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这六种。
但是,不管是对汉字起源的猜测,还是对汉字构造的研究,如果离开了对语言的系统研究,那都还是有尾无首的。
例如,要研究汉字的起源,我们必须懂得只有当某种符号用于系统地记录语言时才可把它称为文字;又如,要想研究汉字的构造,我们首先得把“作为语言的符号的文字”和“文字本身所使用的符号”这两个层次明确地区分开来[3]。
经过索绪尔等先驱的倡导,这都是现代语言学里的常识了。
汉语言文学的符号学与解读在人类文明的长河中,语言和文学犹如璀璨的星辰,照亮了我们认知世界和表达自我的道路。
而汉语言文学,作为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更是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审美价值。
其中,符号学作为一门研究符号及其意义的学科,为我们解读汉语言文学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符号学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但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发展起来是在 20 世纪。
符号学认为,任何能够传达意义的事物都可以被视为符号。
语言,无疑是人类最主要、最复杂的符号系统之一。
在汉语言文学中,每一个汉字、每一个词汇、每一个句子,都可以看作是具有特定意义的符号。
以汉字为例,汉字是一种象形文字,其形态本身就蕴含着丰富的意义。
比如“日”字,它的形状就像一个太阳,让人一眼就能联想到光明、温暖和时间的流逝。
而“山”字,仿佛是一座山峰的轮廓,给人以雄伟、高大的感觉。
这种通过字形来传达意义的方式,是汉语言文学符号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词汇也是汉语言文学中的重要符号。
许多词汇不仅仅具有表面的意义,还承载着文化、历史和情感等多重内涵。
比如“团圆”这个词,在中国文化中,它代表着家庭的和睦、亲情的凝聚,是人们在节日里最渴望实现的愿望。
再比如“知音”,它不仅仅是指懂得音乐的人,更是象征着在精神层面相互理解、相互欣赏的深厚情谊。
句子作为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其符号学意义更是丰富多样。
不同的句式、语气和修辞,都能传达出不同的情感和意图。
比如“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不仅描绘出春天的生机勃勃,还让整个句子充满了灵动的美感。
而“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则通过比喻的修辞手法,将抽象的“愁”具象化为滔滔不绝的江水,让人更深刻地感受到诗人内心的愁苦。
在汉语言文学中,符号的意义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会随着语境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产生差异。
比如“红色”,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它代表着吉祥、喜庆;但在西方文化中,红色可能更多地与危险、警告相关联。
同样,“龙”在中国文化中是一种象征着权威、吉祥的神秘生物;而在西方文化中,“龙”往往被描绘成邪恶的怪物。
2007年5月第31卷第3期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urnal of Anhui University(Phil os ophy and S ocial Sciences)May2007Vol.31No.3汉字性质的符号学观照仝国斌,也应该同符号的性质结合起来。
前者似乎已成共识,后者在讨论汉字性质时却鲜有论及。
这就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结论的可靠性与可信度。
我们拟从符号的发生与符号的特征入手重新翻检前人有关汉字性质的论述,并试图将两个视角的考察有机地统一起来,寻找出一个合适的交汇点,为汉字性质的研究增加一些注脚。
一、由索绪尔(Saussure)关于两种符号的论述谈开去(一)语言符号和文字符号能指与所指的涵盖范围索绪尔把一个语言符号分能指和所指两部分,能指直接对应物质形式声音,所指直接对应意义内容概念,音义结合是不可论证的形式与意义之间的联系。
关于文字符号,索绪尔认为世界上只有两种文字的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
[1]一个文字符号在表意体系文字中直接对应的是一个词(即一个语言符号),不直接对应概念;在表音文字体系中直接对应音节或字母(即可以是一个语言符号,也可以不是),当然也不直接对应概念。
“概念”的位置在两种符号性质的认定上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索绪尔的定位在他的符号学理论中应该是准确的。
认为语言符号直接表示概念,文字符号间接表示概念,首先就明确区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符号类型。
文字符号无非把语言符号说和听的性质转换为看和读的性质,能指的作用由听改读罢了。
认为汉字“一看到词就认识而无诉诸语音”是不科学的。
索绪尔关于汉字性质的论断拥有广泛的支持者。
赵元任、吕叔湘、朱德熙、李荣等的语素文字说,梁东汉、叶楚强以及黄伯荣、廖序东主编的《现代汉语》和《辞海》等论著直接沿用表意文字说,都是在索绪尔打开的路子上走。
[2]张斌批判地继承了索绪尔关于两种符号系统的论断,从考察能指和所指的关系入手得出如下结论:“所谓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的区分,只能说明记录语言的方式上的差别,不能说明文字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因为文字记录的不是单纯的声音或意义。
符号学中国古代论述符号学在中国古代有着丰富的论述和实践。
符号作为一种传递信息、表达意义的工具,在中国古代文化、哲学、艺术等领域中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以下是对中国古代符号学论述的探讨。
一、符号与象征在中国古代,符号与象征是紧密相连的概念。
许多符号不仅代表着具体的事物,还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和哲学意义。
例如,龙和凤作为中国古代的吉祥符号,不仅代表着皇权和尊贵,还象征着阴阳调和、天地合一的哲学思想。
二、文字与符号中国古代的文字本身就是一种符号系统。
汉字作为记录语言的符号,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等不同的书写形式,其演变过程体现了符号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同时,汉字的字形、字音、字义之间也存在着复杂的关联和象征意义。
例如,“人”字象形为一个站立的人形,既表达了人的形象,又蕴含着人的本质属性和社会关系。
三、艺术与符号在中国古代艺术中,符号的运用更是丰富多彩。
无论是绘画、雕塑、陶瓷还是建筑等领域,艺术家们都善于运用符号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情感。
例如,在绘画中,画家们通过运用不同的线条、色彩、构图等符号语言,来塑造形象、表达意境;在建筑中,建筑师们则通过运用不同的建筑材料、结构形式、装饰元素等符号元素,来体现建筑的风格和功能。
四、哲学与符号中国古代哲学对于符号也有着深刻的思考。
道家、儒家、墨家等学派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符号与意义、符号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例如,道家认为“道可道非常道”,即真正的道是不可言说的,但可以通过符号来暗示和领悟;儒家则强调“名实相符”,即符号应该准确地反映事物的本质和属性;墨家则注重“兼爱非攻”,认为符号应该用于传递和平与爱的价值观。
五、总结中国古代的符号学论述涵盖了文字、艺术、哲学等多个领域,体现了符号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这些论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理解古代文化、历史和社会的重要视角,也为我们今天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通过对中国古代符号学的研究和应用,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符号的本质和功能,更好地运用符号来传递信息、表达意义、构建文化认同。
现代汉语符号学定义
现代汉语符号学定义如下:
符号是指代某种事物的标志或标记,有广狭二义。
广义的符号指能够代表某一事物的标志,如足迹、图形等;狭义的符号指形式与意义之间有某种约定关系的标志或标记。
根据符号的形式诉诸人的感官的不同,符号可分为视觉符号、听觉符号和触觉符号。
符号具有形式、意义和内容三个方面。
形式是人的感官可以感觉到的;形式是符号赖以存在的外壳;意义是与形式结合在一起的特定的概念,它不随符号出现场合的变化而改变;内容则是符号在具体运用过程中的所指,符号的使用场合不同,内容往往随之改变。
因此,符号是形式、意义和内容的有机统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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