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死亡标准的伦理问题
- 格式:doc
- 大小:31.00 KB
- 文档页数:3
第1篇法律规定死亡标准一、引言死亡,是生命旅程的终结,也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
自古以来,人们对于死亡的定义和标准就有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在法律层面,死亡标准的确立对于维护社会秩序、保障人权、处理遗产继承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出发,探讨死亡标准的相关问题。
二、死亡的定义与分类1. 死亡的定义死亡,是指生命活动完全停止,个体不再具有生理、心理、社会功能的一种状态。
在法律上,死亡通常分为生理死亡和法理死亡两种。
(1)生理死亡:指个体心脏、呼吸、血液循环等生命活动完全停止,无法通过医学手段恢复。
(2)法理死亡:指个体因法律原因被认定为死亡,如战争、事故等。
2. 死亡的分类根据死亡原因,死亡可分为自然死亡和非自然死亡。
(1)自然死亡:指因年龄、疾病等原因导致的死亡。
(2)非自然死亡:指因意外、暴力、自杀等原因导致的死亡。
三、死亡标准的法律规定1. 生理死亡标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生理死亡以医学上认为的死亡为标准。
具体来说,以下情形可视为生理死亡:(1)心脏停止跳动:心脏停止跳动超过一定时间,如24小时,可视为生理死亡。
(2)呼吸停止:呼吸停止超过一定时间,如24小时,可视为生理死亡。
(3)脑死亡:脑死亡是指脑干功能完全丧失,无法恢复,如植物人状态。
2. 法理死亡标准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规定,法理死亡以法律程序为标准。
具体来说,以下情形可视为法理死亡:(1)战争:战争中被俘、失踪的人员,经法律程序确认死亡。
(2)事故:因事故导致失踪的人员,经法律程序确认死亡。
(3)失踪:失踪超过一定期限(如4年),经法律程序确认死亡。
四、死亡标准的相关问题1. 脑死亡与生理死亡的关系脑死亡是指脑干功能完全丧失,无法恢复。
在我国,脑死亡被视为生理死亡的一种形式。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部分家庭因传统观念等原因,对脑死亡持保留态度。
2. 死亡标准与伦理道德的关系死亡标准的确定涉及到伦理道德问题。
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探讨伦理学作为研究人类行为准则的学科,对于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有着重要的探讨和思考。
这些问题涉及到医生、患者和家属之间的权益和责任,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和决策的合理性等方面。
本文将从不同的角度和伦理学理论视角,对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进行深入探讨。
一、生命的起源与存在意义生命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根本,对于生命的起源和本质的思考一直是哲学和伦理学中的重要议题。
不同的宗教和哲学传统对于生命的起源和存在意义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在医学伦理中,对于生命的尊重和价值的思考是基于对生命起源和存在本质的理解。
对于医生和患者来说,关注生命的起源和意义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和权衡在医疗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
二、生命的延续与医学技术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人们对于生命延续的讨论也变得更加复杂和深入。
生命延续包括人工生命延续和器官移植等医学技术手段。
人工生命延续涉及到对与生命相关的道德义务和可行性的权衡。
器官移植涉及到脏器捐献的伦理问题和对生命价值的思考。
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与死亡问题需要在技术可行性与人文关怀之间寻求平衡,尊重患者意愿和家属权益。
三、医疗抉择与生命伦理医学伦理中的生命伦理与死亡问题,还涉及到医疗抉择和患者权益的平衡。
医疗抉择是指面对生死抉择时医生和患者所做出的决策。
例如,是否选择进行手术、是否进行心肺复苏等等。
在这些决策中,医生需要考虑到患者的意愿、疾病的特点和可能的治疗效果等因素。
同时,医生也需要遵守伦理规范,并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和家属的意见。
医疗抉择的合理性取决于医疗技术的可行性和患者的自主性。
四、病人自主权与知情同意病人的自主权是医学伦理中的核心原则之一。
病人有权选择接受或拒绝医学治疗,医生必须尊重和保护病人的自主权。
而知情同意是指在进行医疗决策时,医生或医疗机构必须向病人或其法定代理人提供充分、准确、及时的信息,确保病人可以做出知情同意的决策。
医生需要向患者提供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方案等信息,让患者和家属在充分了解后做出决策。
第十单元死亡伦理
1.传统的心肺死亡标准
心脏和循环功能的丧失,即呼吸、心跳、血液循环的完全停止。
2.脑死亡
指脑干在内的全脑功能不可逆转的丧失,是整个中枢神经系统的全部死亡。
著名的哈佛标准:
同时规定,凡符合以上4条标准,持续24小时测定,每次不少于10分钟,反复检查多次结果一致者,就可宣告死亡。
但体温过低(<32~2℃)或刚服用过巴比妥类等中枢神经系统抑制药物的病例除外。
《脑死亡判定标准(成人)(修订稿)》
《脑死亡判定技术规范(成人)(修订稿)》
安乐死伦理
1.安乐死在道德上是否接受的伦理问题
2.安乐死中知情同意的问题
3.安乐死与人道主义原则相违背的问题
4.安乐死与人的生存权相冲突的问题。
简述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脑死亡标准是指一种现代医学诊断方法,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完全失去了大脑活动的功能。
在该标准下,医生通常需要进行一系列检查,包括观察呼吸和反射等,以确认病人已经达到了脑死亡的状态。
当确认脑死亡之后,医生通常可以宣告病人已经死亡,但尸体仍然维持了心跳和其他器官的功能直到器官捐献手术完成。
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是非常重大的。
首先,它为医学界和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可以接受的死亡的定义。
因为在脑死亡标准下,人已经完全失去了大脑活动的功能,体内的所有系统都已经停止工作,这也被认为是永久性的。
其次,脑死亡标准也有利于器官捐献。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命延长的需求增加,更多的人需要组织和器官移植。
尽管大多数人对器官移植表示支持,但由于对超越死亡的定义纷争不断,医学界也常常被批评为利用身体和器官来进行实验或捐献,无法区分“生命”的真正界限。
而脑死亡标准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定义来排除争议,为医学义务建立了起点和终点。
但是,尽管脑死亡标准已经被大多数国家和医学组织接受,并且被认为是确定一个人的生命已经离开的标准,但是,它仍然存在着一些伦理问题和进一步研究的必要性。
特别是在有组织捐赠团体的情况下,这些组织需要遵循各种的道德原则,并确保医生和患者之间不存在利益冲突。
此外,由于在一些国家的法律中仍存在关于死亡的不同定义,因此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讨论来解决这些问题。
这样才能确保真正实现了清晰界定死亡的标准,使捐赠器官的行为真正成为一种伦理和发展的积极成果。
总之,脑死亡标准在医学和伦理方面是具有重要意义的,深入思考并理解这个标准所传递出的含义和对于器官捐献的重大贡献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需要采取行动来确保其最大程度的发挥作用,并不断开展更多的伦理、科学探讨,以更加准确、安全和积极的方式使用脑死亡标准,推进医学和社会的发展。
医学伦理学在生命结束中的伦理问题伴随着人类医学科技的进步,生命结束时的伦理问题日益凸显。
医学伦理学作为研究医学伦理问题的学科,也在不断的探索与引导人们在生命结束过程中做出合乎伦理的决策。
本文将探讨医学伦理学在生命结束中所涉及的伦理问题。
伦理问题一:安乐死与尊严死亡安乐死是指在无法治愈的病情下,通过医疗手段来提前结束患者的生命。
对于安乐死问题,医学伦理学存在一定争议。
一方面,支持者认为通过安乐死可以减轻患者的痛苦,避免长时间的痛苦折磨。
另一方面,反对者则主张尊重生命,认为医生不应该成为终结生命的工具。
而尊严死亡,强调的是在维持患者尊严的前提下,以合理的医疗手段来缓解病痛,尽可能提高患者生活质量。
医学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在尊重患者意愿的基础上,促进尊严死亡的实现。
伦理问题二:器官捐献与道德约束器官捐献是一种在生命结束时,将自己的器官用于他人生命延续的行为。
尽管这是一种伟大的慈善行为,但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伦理问题。
首先,如何确保器官捐献是自愿的,而非被迫的?其次,如何保证捐献者以及捐献者家属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此外,如何在保证器官捐献合法性的前提下,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医学伦理学应当以保护捐献者的自由意愿和尊严为中心,倡导建立健全的器官捐献制度,并致力于推广器官捐献的伦理观念,以便更多人参与到器官捐献中。
伦理问题三:临终关怀与病人权益临终关怀是指面向生命即将结束的患者,提供身心灵的关怀与支持。
在临终关怀中,医学伦理的核心是尊重患者的权益和人格尊严。
过度治疗、无效治疗及患者痛苦治疗等问题是临终关怀中常见的伦理困境。
医学伦理学旨在帮助医生明确在生命即将结束时,何时停止治疗,并为患者提供合理的痛苦缓解措施,以确保患者能够安心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伦理问题四:断绝维持生命支持的伦理考量断绝维持生命支持是指在无法挽救患者生命的情况下,主动中止生命维持措施。
这个问题涉及家属、医生和伦理学家之间的合作和探讨。
医学伦理学应当在保护患者权益的基础上,制定明确的伦理指南,帮助医生和家属做出正确的决策。
脑死亡标准是一种确认人类死亡的方法,即在确定患者大脑已经完全丧失功能的情况下,宣布患者已死亡。
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确认人的死亡:脑死亡标准被广泛接受为确定人的死亡的方法之一,因为大脑是控制人体生命活动的中枢。
当大脑完全停止运作时,所有身体系统都将失去正常的调节和控制,因此可以判定患者已死亡。
合法化器官移植:脑死亡标准的出现,使得器官移植成为可能。
在器官移植手术中,患者必须符合死亡标准,而脑死亡标准则为医学专业人员提供了一种明确的死亡判定依据,有助于合法化器官捐献和移植。
伦理问题的解决:在一些紧急救援等情况下,出现是否维护生命、延长生命的伦理问题。
而脑死亡标准的出现,为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解决方法。
保护患者权益:在确定患者已经脑死亡之前,医生必须进行严格的检查和测试,以排除可能的误判。
同时,在宣布患者已死亡后,也需要尊重患者家属和社会公众的意愿,避免对患者的尊严和权益造成侵犯。
需要注意的是,脑死亡标准虽然被广泛接受,但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对于死亡的定义和认定仍存在差异。
因此,在具体实践中需要根据当地法律法规和道德伦理标准进行综合考虑,并采取合理的措施来保障人类尊严和权益。
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脑死亡标准是指在临床上判断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的一种标准。
在医学伦理学中,脑死亡标准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和争议。
脑死亡标准的确立和应用,涉及到生命的定义、生命价值的认知、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判断等诸多伦理问题。
本文将探讨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以期为医学伦理学的研究和实践提供一些启示。
首先,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在于对生命的定义和价值观的思考。
传统上,人们认为生命是心脏跳动的象征,因此心脏停止跳动就意味着死亡。
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脑死亡标准逐渐被提出并应用于临床实践中。
这引发了对生命本质的思考,生命究竟是什么?脑死亡是否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已经结束?这些问题挑战着传统的生命观念,也引发了对生命价值的重新思考。
其次,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在于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判断。
在现代医学实践中,脑死亡标准对于器官捐献和移植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脑死亡标准,捐献者的器官可以被移植到需要的患者身上,从而挽救更多的生命。
然而,这也引发了伦理问题,在确定脑死亡时,医生是否应该兼顾捐献者的利益和家属的意愿?如何平衡捐献者和接受者的权益?这些问题涉及到医学实践中的伦理道德判断,需要在尊重生命的前提下进行权衡和决策。
此外,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还在于对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影响。
随着脑死亡标准的应用,医学技术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使得更多的生命得以延续。
然而,这也引发了对医学技术应用的反思,医学技术的发展是否意味着对生命的尊重和价值的认可?社会文化对生命的认知和尊重是否跟得上医学技术的发展?这些问题需要我们思考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对生命的尊重和价值的认知。
综上所述,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涉及到对生命的定义和价值观的思考,医学实践中的道德判断,以及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影响等多个方面。
在今后的医学伦理学研究和实践中,我们需要充分认识到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加强对生命的尊重和价值的认知,平衡医学实践中的权衡和决策,促进医学技术和社会文化的和谐发展,为人类的生命健康和社会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
脑死亡标准伦理意义脑死亡是一个伦理和法律上备受争议的话题。
脑死亡被定义为大脑的不可逆性损伤,这意味着大脑无法再维持生命的基本功能,包括意识、呼吸和循环。
因此,脑死亡标准成为了确定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的重要标准。
然而,脑死亡标准背后涉及着许多伦理问题,这些问题对于医学实践和社会政策都具有重大意义。
首先,脑死亡标准对于器官捐赠具有重要意义。
在一些国家,只有被宣布为脑死亡的患者才能成为器官捐赠的候选者。
这是因为脑死亡标准确保了捐赠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同时保证了器官的质量。
然而,这也引发了一些伦理问题,比如家属是否应该同意器官捐赠,以及医生如何向家属解释脑死亡的概念。
其次,脑死亡标准对于医学伦理学具有深远意义。
在一些情况下,患者被宣布为脑死亡之后,家属可能会请求继续维持生命支持系统,这引发了医生和家属之间的伦理冲突。
医生需要权衡患者的利益和家属的意愿,同时也需要考虑医疗资源的分配和利用效率。
因此,脑死亡标准成为了医学伦理学研究的重要议题。
另外,脑死亡标准也对于生命价值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些人认为,脑死亡标准将生命简化为了生物学的概念,忽视了生命的精神和情感维度。
然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脑死亡标准为医学实践提供了清晰的界定,有助于保护患者的尊严和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
这种生命观念的冲突也使得脑死亡标准成为了伦理哲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总的来说,脑死亡标准在伦理意义上具有重要影响。
它涉及了器官捐赠、医学伦理学和生命观念等诸多领域,对于医学实践和社会政策都具有重大意义。
因此,我们需要认真思考脑死亡标准所涉及的伦理问题,寻求合理的解决方案,以促进医学实践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死亡的医学伦理在医学领域中,死亡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议题。
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和人类寿命的延长,如何处理患者的死亡问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伦理难题。
本文将探讨与死亡相关的医学伦理问题,并就其中一些具有挑战性的方面提出讨论。
一、死亡的界定医学伦理关注的首要问题是如何确立死亡的界定标准。
传统上,人们普遍将心脏停止或呼吸停止作为判断死亡的依据。
然而,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出现了脑死亡的概念。
脑死亡是指脑干停止功能,包括意识、呼吸和心跳等。
由于脑死亡状态下维持患者生命的唯一手段是依靠机械通气和药物支持,一些人对此产生了争议。
因此,医学界和社会对死亡的确切定义仍存在分歧。
二、主动安乐死主动安乐死是指在医生的帮助下,患者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
这种做法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合法,但在大多数地方仍然被视为违法或道德上不可接受的。
主动安乐死涉及到对个体自主决策权和生命尊严的权衡。
支持者认为,对无法治愈的疾病或病痛折磨中的患者实施主动安乐死是减轻其痛苦的一种合理方式。
然而,反对者则主张尊重生命的完整性,并担心主动安乐死可能被滥用。
三、医疗资源分配医学伦理还涉及到在死亡面前如何分配有限的医疗资源。
当医疗资源有限时,医生和医院必须面对艰难的决策,例如决定是否向患者提供昂贵的治疗手段或药物。
在这种情况下,医生必须权衡患者的利益、公平分配和效益最大化之间的关系,以达到整体社会福祉的最大化。
四、器官捐赠器官捐赠是一种可以挽救生命的方式,但也涉及到医学伦理的问题。
当一个人死亡时,他的器官可以被移植到其他患者身上,从而拯救其生命。
然而,器官捐赠需要在患者生命结束后迅速进行,这引发了一些伦理和法律问题。
患者的家属是否同意器官捐赠,如何确保捐赠的公平性和道德性等都是需要考虑的因素。
五、医生护理与尊重在面对死亡时,医生的角色非常重要。
医生需要提供专业的临终护理,但同时也需要尊重患者的意愿和价值观。
医生应该与患者及其家属进行充分的沟通,共同制定治疗方案,以保证患者的尊严和舒适度。
伦理与死亡尊严:死亡和临终关怀的道德问题引言伦理与死亡尊严是一个涉及伦理学和医学伦理学的重要议题。
死亡作为人类生命的终结,涉及到对生命的尊重、医疗技术的合理应用以及患者权益的保护等方面的伦理道德问题。
本文将探讨死亡和临终关怀中的伦理问题,旨在引发人们对于这一话题的深思和讨论。
一、死亡的定义与死亡尊严1.1 死亡的定义死亡是指生命的永久结束,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生理过程。
然而,对于死亡的定义却一直存在争议。
常见的定义包括心脏停止、呼吸停止和脑死亡等。
随着医学技术的发展和对生命边界的探索,对于死亡的定义也在不断演变和调整。
1.2 死亡尊严的重要性死亡尊严是指对于患者死亡过程的尊重和合理关怀。
无论是在临终关怀中还是在生命延续的抉择中,都应该注重患者的人格尊严和自主权利,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辱没。
二、死亡和临终关怀的伦理问题2.1 尊重患者的自主权在临终关怀中,尊重患者的自主权是非常重要的伦理原则。
患者应该有权利选择治疗方案和医疗手段,并且可以在有限的合理选择范围内决定自己的临终处置方式。
医生应该尊重患者的选择,并提供相关信息和支持。
2.2 医疗技术的合理应用在临终关怀中,使用医疗技术的合理应用是一个复杂而敏感的伦理问题。
医生应该询问患者的病情和意愿,评估治疗效果和风险,并根据患者的真实意愿进行决策。
同时,也要考虑到医疗资源的有限性和公平分配的原则。
2.3 疼痛缓解和舒适化护理疼痛缓解和舒适化护理是临终关怀中的重要内容。
患者在临终过程中常常会面临身心痛苦,医生和护士应该采取措施尽量减轻患者的疼痛,并提供必要的心理支持和安慰。
2.4 生命延续的抉择在一些特殊情况下,患者可能需要面临生命延续的抉择。
比如,是否接受心脏复苏、是否继续维持生命支持系统等。
在这些情况下,医生应该尊重患者的真实意愿,并充分考虑患者的病情和预后。
三、伦理与死亡尊严的挑战与应对3.1 文化和宗教差异不同的文化和宗教对于生命和死亡有着不同的观念和价值取向。
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吴雪松一、死亡标准伦理(一)死亡的本质死亡的一般定义是生命的结束、终止或消失。
生物学定义:整体的有机体功能之永久的丧失。
哲学定义:意识的永久消失。
医学伦理学定义:死亡是个体生命的终结和自我意识的丧失,是不可逆的过程。
(二)心肺死亡标准血液循环的完全停止,呼吸和脉搏等生命活动终止。
(三)脑死亡标准人脑受到不可逆的损伤,先于心脏呼吸停止而引起的死亡。
1967年,南非医生Christian Barnard完成了人类首例心脏移植手术,这把原有的死亡标准推到了不得不改的境地。
哈佛标准:没有感受性和反应性;没有自主呼吸运动和呼吸;诱导反射消失;脑电图呈等电位。
排除体温低于32 ℃及刚服用过大量中枢神经系统抑制性药物,经24小时反复测量。
WHO(世界卫生组织)标准:对环境失去一切反应;完全没有反射和肌张力;停止自主呼吸;动脉压陡降;脑电图平直。
(四)脑死亡的伦理问题脑死亡的伦理问题有利于关于“人”的标准的确立;有利于对人的生存权利的维护;有利于人体器官移植,满足现代医学对某些活体的需要;有利于医药资源和人力资源的合理利用,减轻社会和家庭负担。
目前,对于脑死亡的标准有哪些定义?二、安乐死伦理(一)安乐死的定义《布莱克法律辞典》:从怜悯出发,把身患不治之症和极端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或做法。
《牛津法律指南》:在不可救药的病危患者自己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加速死亡的措施。
《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对于现代医学无可挽救的逼近死亡的患者,医生在患者本人真诚委托的前提下,为减少患者难以忍受的剧烈痛苦,可以采取措施提前结束患者的生命。
医学伦理学定义:患不治之症的患者在危重濒死状态时,由于躯体和精神的极端痛苦,难以忍受,在患者或其家属的合理及迫切要求下,经过医生、权威的医学专家机构鉴定确定,符合法律规定,按照法律程序,用人为的仁慈的医学方法使患者在无痛苦的状态下度过死亡阶段而终结生命的全过程。
(二)安乐死的分类按照执行方式分类:主动安乐死与被动安乐死;按照患者同意方式分类:自愿安乐死与非自愿安乐死。
脑死亡标准的伦理学意义
脑死亡标准的伦理学意义是为了确定一个人是否已经不可逆地失去了所有的脑功能,并且无法维持生命。
从伦理学的角度来看,脑死亡标准起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作用:
1. 确定生死界限:脑死亡标准帮助确定一个人何时被宣告为死亡。
在确定生死界限方面,脑死亡标准比传统的心脏死亡标准更为准确和科学。
这对于医生和家属来说都有重要意义,因为他们需要知道何时停止治疗,并为器官移植提供合法的死亡证明。
2. 保障人的尊严和权益:脑死亡标准帮助确保被宣告为脑死亡的人不会被错误地继续治疗或持续维持生命。
这样可以保障人的尊严和权益,避免不必要的痛苦和医疗资源的浪费。
同时,脑死亡标准还有助于合理分配医疗资源,确保那些有可能恢复生命的人能够得到及时救治。
3. 促进器官捐献:脑死亡标准的广泛接受和应用为器官捐献提供了法律和伦理的基础。
当一个人被宣告脑死亡时,其器官仍然可以保持正常功能,适合移植给需要的患者。
这对于改善器官短缺问题、拯救生命以及提高生活质量都有重要作用。
然而,脑死亡标准也存在一些伦理上的争议,例如关于死亡判定的精确性、是否需要家属的同意等问题。
因此,对于脑死亡标准的伦理学意义需要不断的思考和讨论,以确保尊重个体的意愿和权益,并在医疗决策中寻求公正和公平。
简述确定脑死亡标准的伦理意义
确定脑死亡标准具有重要的伦理意义。
首先,脑死亡标准是确定一个人是否已经死亡的重要依据。
如果不确定脑死亡的标准,将会出现一些患者在心跳和呼吸停止后,被宣布已死亡,但实际仍有机会恢复生命的情况。
这可能会对患者、家庭和医生造成伤害和误解。
其次,确定脑死亡标准有助于保证器官移植的成功率和公正性。
在有些国家,采用脑死亡标准确定是否可以捐献器官,这是因为脑死亡是确保捐献者已经死亡的一个比较可靠的标准,相对于心脏死亡,脑死亡确保了捐献的器官不会受到太多损害,同时也可以避免一些伦理和法律等争议。
最后,确定脑死亡标准关乎尊重人的尊严和自主权,同时也是应对生命伦理问题中的一个难题。
在脑死亡标准下,死亡意味着没有任何可能恢复生命,而对于那些意志已经被无法挽回损害的患者,合理确定死亡标准,恪守临床道德规范和人性化原则,可以帮助取得和家属的沟通和协商,让他们能够尊重其亲人的真实意愿。
第⼆节 死亡标准与医学伦理死亡是⼀个过程,但⼈们并不会等到⽣物学死亡期到来时,才宣布死亡。
宣布死亡是基于⼀个⽣与死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死亡标准。
⼀、传统的死亡标准(⼀)传统死亡标准概述所谓传统的死亡标准就是指⼼肺死亡标准。
医学上实际采⽤的传统死亡标准是脉搏、呼吸、⾎压的停⽌或消失。
(⼆)传统死亡标准的局限性及伦理问题1、传统死亡标准的局限性死亡判断不够准确。
传统的⼼肺死亡标准在现实中经常会遇到挑战。
现代的⼼脏移植技术,彻底打破了⼼肺功能丧失意味着死亡到来的成规。
因为可以将⼀颗健康的⼼脏移植给另⼀个⼼脏功能衰竭或丧失的病⼈⾝上。
⽽另⼀⽅⾯,借助于先进医疗设备维持⼼跳、呼吸也并不意味着此⼈还活着,因为⼀旦撤掉设备,⼼跳、呼吸会⽴即停⽌。
2、传统死亡标准带来的伦理问题(1)对死亡的判定不准确,使得医务⼈员⾯对濒死病⼈时,对何时停⽌对病⼈的抢救这⼀问题陷⼊伦理困境。
过早停⽌抢救显然意味着使患者失去⽣存机会,⽽对于失去抢救价值的患者⼀味地施⾏抢救⼜是对医疗卫⽣资源的浪费并会增加患者家属的经济、⼼理负担。
可见,传统的⼼肺死亡标准⾯临着伦理和法律上的严重挑战。
(2)对医学新技术采⽤的影响科学的发展使许多⾼新医学技术在临床上得以应⽤,给许多濒临死亡的患者带来⽣存机会。
但是,传统死亡标准对某些技术的应⽤却构成了障碍。
例如在器官移植中主要依靠⽒体器官,⼫体器官来源,在传统的死亡标准下,实际上意味着器官的死亡,因⽽以⼫体器官做供者,成活率太低。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个遭受严重脑损伤并不可恢复、深度昏迷、没有⾃主呼吸、完全靠机械来维持⼼肺功能的脑死亡者,作为器官移植的供者是最为理想的。
⽽按照传统死亡标准,这种移植是不道德的。
⼆、现代脑死亡标准(⼀)脑死亡标准的涵义1968年,美国哈佛⼤学医学院以⽐彻尔(H•K•Bee-cher)教授为主席,由医师、神学家、律师和哲学家共同组成的的死亡定义特别委员会发表报告,提出了脑死亡定义和脑死亡标准。
关于死亡标准的伦理问题
临床4班1组邓振沣 201250469 生与死作为所有生命的终极存在方式,一直是哲学和医学上的命题。
但是,随着现代生物医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人工生殖和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生的方式和死的标准,也日益引起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当代医学与法律所关心的已不仅仅是死亡的概念,而是何时是生命的终止时刻。
死亡作为一个概念,从哲学的角度讲,是指生命力量不可逆的停止,即生命质量不可恢复地退化到极点,以致于丧失为“人”的资格,个体与社会关系不可逆地中断。
但是这一概念并未为医学和法律上的死亡,提供一个可以普遍遵循的标准。
在现实生活中常常有一些人这样的病人,他们的脑部受到不可逆地损伤,处于持久的昏迷状态。
他们对外界和自身毫无感觉和意识,也没有自主运动,处于植物性状态之中。
那么,这种病人是否已经死亡了呢?按照传统的死亡概念不是,因为他们尚有呼吸和心跳。
但是这些病人的生命已完全失去了活力,似乎只能作为一种象征存在,象征着医学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和人类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和关怀。
于是,就自然提出了什么是人的死亡,它的标准和定义到底是什么的问题。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死亡是分层次进行的复杂过程,心肺功能丧失并不代表大脑、肾脏和人体其它主要器官功能的停止,心跳和呼吸的停止作为过程的一个层次,并不预示人作为一个整体死亡的必然发生。
而且,心肺功能丧失具有医学可逆性,在心脏起搏器、人工呼吸机等先进医疗设备的帮助下,可以进行长时间的人工维持。
特别是心脏移植技术的监床应用,表明心脏是可以替换的,它与生命亦非同一,因而不是生命的象征。
如果人体的某个部分注定具有主宰生命的特异素质的话,那么这个器官就是大脑,迄今为止的最高医学成就仍然不能就脑功能丧失的可逆性作出有说服力的预期。
现在,在医学、伦理学和法学界有越来越多的人接受脑死亡的定义,但在普通人心中,传统死亡定义一时尚很难消除。
因为心脏被认为是爱和生命的象征已有数千年的历史。
但是,传统观念和习惯是很难在短时间内消除的。
千百年来公认的心肺死亡标准定势一旦被搅动,其反应之强烈是完全可以想像的。
反对的人认为,脑死亡定义是建立在功利主义基础之上的,有悖于人道主义的原则。
当一个人处在弥留状态时,尽管心理上充满生的期待,但面对的却是医生等候死亡的冷淡目光。
在这里,生的意志在期望他成为别人医疗资源的等待中被彻底摧毁。
为了一个人不死而使另一个死去,是极不人道的,也违反了医学道德和人伦观念。
生的愿望是千百年来人类争取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
生命的进步源自苦难,以追求完美与善终为目的,将心脏尚在跳动的病人送进坟冢是人类共同价值观所不能容忍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几乎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调查结论支持脑死观点。
不仅如此,而且还有相反的证据表明,公众既不能理解脑死标准的内容,也不准备支持这一标准。
现有的脑死标准的应用和立法,都是在医学界和法律界功利主义动机的驱使下进行的。
而且,脑死标准在实践中也并不能解决所有情况下的死亡问题。
婴儿是无意识的,只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脑,对婴儿是否要另立规则呢?对没有任何意识迹象的病人宣布死亡是没有问题的,但对于有微弱意识活动的病人能否确定为死亡呢?怎样才能在“无意识”和“有微弱意识”之间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呢?如果将脑死亡之立法运用于民事和刑事审判之中,怎样才能体现司法公正呢?是否会
使法律界面临着信任危机?所有这些问题的模糊性和歧义性,使人们完全有理由对脑死亡标准产生怀疑和抵触。
尽管反对者义正辞严,阵容庞大,支持者也大有人在。
现代医学表明,人脑是生命中枢。
脑死后,其它器官功能不可逆转地相继丧失;而其它器官的死亡,不但可以人工复苏,并可进行彻底的替代治疗——手术移植。
因此器官死并不能导致人死,只要脑功能存在,生命可以恢复。
而脑死不但不可逆转,而且不能使用替代疗法。
迄今为止的脑组织移植,只是治疗帕金森氏综合症、小脑萎缩等非中枢神经系统疾病,大脑和全脑的移植尚缺少足够的技术支持。
大脑移植的伦理认同也非常困难,世界移植协会道德伦理委员会已明确表示反对人脑移植的临床研究。
脑死亡虽然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但却为器官移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
如果继续使用传统标准,一方面使大量无意识的病人长期浪费有限的医疗资源,也使许多终末期病人丧失了器官移植的机会。
尤其是,医学上永远得不到可供移植的心脏,这才是对人道主义的实质背叛。
因此,宣布脑死亡不是片面运用冷酷的纯科学结论,而是着眼于更广泛,更高、更温和的人道主义。
即使我们承认功利动机难于接受,但若拘泥于心肺标准,也不是没有问题。
如果心肺功能丧失在脑死之前,就有可能把当代医学上仍可救治之人宣布为死亡,这是医生们所不能接受的,但如若进行复苏或替代治疗,则实际上又是对这一标准的否定。
医生们将无所适从。
他只有两条路:要么让可以拯救的病人死去,要么使他从所谓的死亡中恢复生命,医生的选择将显示他对死亡标准的根本态度。
对抗不可避免,它能使所有关于死亡和死亡标准的错误观念得到修正,从而使新的科学准则更加深入人心。
但在大多数人能真正理解且接受新观念之前,采用双重标准是适宜的,即当一个人的循环和呼吸功能不可逆停止,或者整个脑,包括脑干一切功能不可逆停止时,都可以宣告死亡。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观念的转变,脑死亡标准必将逐步深入人心。
脑死立法的世界趋势导致了这一领域国际规则的制定,也为一个国家的立法提供了可以遵循的原则和考虑要点。
世界医学会的《悉尼宣言》、世界移植协会《道德和伦理委员会声明》、欧洲委员会1978和1987年的两个部长会议的决议案,都为确立脑死标准的立法体系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从总体上讲,制定脑死亡法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对死亡进行立法的目的,在于对医学临床提供法律指南。
这就要求死亡的定义既要十分精确,又不能太具体或与技术细节结合太密切。
因为当代医学技术正以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速度向前发展,而现代生物医学的每一个重大发现,都可能导致对生命本质更新更深的认识,同时许多既存的医学概念必须相应修正。
“在奇迹般的复苏技术和器官移植年代,过份刻板的定义将同较陈旧的观念一样令人困惑。
”任何临床的死亡判断都必须由医生根据临床的复杂情形作出综合判断,任何详尽的标准都代替不了医生的理智分析。
法律只能说“以脑死而不是心肺死为标准,有哪些事你必须做,哪些事你不能做”。
但医生则必须运用自己的知识和理性,对每一个事实的细节加以认定和权衡。
因此,立法上的死亡定义还应当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以保持必要的宽容度。
如果死亡的定义仅限于确定死亡的一般标准,如自主呼吸和循环功能不可逆地丧失,脑功能不可逆地停止;没有心脏收缩和血液循环;无自发的肌肉运动;无对光反应等等,就能达到灵活性和精确性的完整统一。
(二)死亡的确定。
在现阶段,死亡的确定,应采用选择性的标准,即传统标
准和现代标准并存,由医生视情况而定。
(三)宣布死亡的程序。
一旦负责的医生有理由怀疑所有脑功能已不可逆地丧失,应进行适当的检验以确定病人脑的状况。
这是为了避免仅仅去诊断可能作为器官供体的那些病人,避免把根据脑死标准宣布死亡与器官供给联系起来,也是为了避免把根据脑死标准已死亡的病人不宣布死亡并继续进行治疗。
在树立双重标准的前提下,确定死亡的心肺标准已得到广泛认可,当医务人员确定病人的心肺功能已不可逆地停止,应宣布病人死亡。
脑死亡的标准也应得到认可,当医务人员确定病人的脑功能已不可逆地停止,也应宣布病人死亡。
医务人员可以根据心肺标准或脑死标准宣布病人死亡,无需征求代理人、家属或亲友的同意。
就世界范围而言,死亡立法的高潮已经过去,但存在的问题仍然很多。
随着器官移植技术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心脏、肺脏、肝脏移植技术的日臻完善,围绕着死亡标准的讨论也会日趋激烈。
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社会上知道脑死亡概念的人少而又少,乐意捐献器官的人也寥寥无几。
即使有人愿意捐献,但因为临床采用心肺死亡标准,又使许多器官实际无法可用。
这些都对器官移植技术和脑死亡标准的正式确立,产生了巨大的阻碍作用。
尽管有法律和伦理的限制,在实践中脑死亡标准不止一次被运用于医学临床,心脏和其它器官在脑死状态下的移植为数不少。
这些做法显然没有法律依据,但供受双方自愿,也不便诉诸法律。
而对这样的困境,如果不尽快制定脑死亡法和器官移植法,必然在社会上造成很大混乱,使法律的权威丧失殆尽。
当然,在立法之前,应当尽可能地取得公众对脑死内容和意义的充分理解,消除愚昧,闭塞和传统的偏见,只有这样,才能使死亡立法获得人民群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