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法学三大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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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三大法学流派指的是自然法学派，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和社会学法学派这三个在现代西方影响较大、占统治地位的法学流派。他们的法学理论，是西方人在探索真理过程中留下的足迹，这对我们认识人类法的发展历程、规律及本质，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而本文就是从法的产生、法的功能、法的运行、法的结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法的本质这七个方面，对三者进行分析比较，从而对其展开进一步认知。

关键词：自然法学派、分析法学派、社会法学派

一、自然法学派

自然法学派是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法学流派。自然法学充分体现了自然法观和人本主义，自然法崇尚人文主义，主张天赋人权。自然法是理性法，自然法普遍永恒，且高于人定法，人定法符合自然法时才是真正的法律。

1、法的产生

自然法学派认为，昭示着宇宙和谐秩序的自然法以正义为标准，坚持正义的绝对性，相信真正体现正义的是人类制定的协议，国家的法律之外的，存在于人的内心中的自然法，而非由人们的协议产生的规则本身。所以法应当与永恒不变的本性、自然性、社会性以及理性相符合，或以理性为基础，永恒不变，并具有普遍适用性。

古典自然法学派把自然法归之于理性。认为理性是自然法的核心。例如，洛克认为，自然法就是理性，它天然合理，教导着遵从理性的人类。霍布斯也说，自然法来自人的理性，是每一个基于理性就可以理解和同意的。他们所指的“理性”是指人类的一种自然能力，是行为或信仰的正当理由，是评判善恶是非的根本标准。把自然法视为理性，意味着自然法是绝对有效的、不证自明的、一贯的和必然的，即使上帝也不能改变。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这样一来，宗教、自然、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评判。

新自然法学派的代表人物富勒，则建立了一种世俗形式的自然法。他把法律定义为一种目的性的人类活动。在富勒看来，法律是一种建立社会关系的伦理方法，是社会关系的保障形式。他认为，每一条法律规则都有实现法律秩序某种价值的目的。由于目的和价值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必须同时把目的既看成是“一种事实，又视做是一种判断事实的标准。当然，他还强调，法律与道德不可分，法本身不是中性的词汇，其本身包含着某种道德意义。重新提出了“恶法非法”。

中国法学流派浅论

郑州大学 付承为

提到中国法学流派一词，目前学界尚无系统明确的论述，或者说，在大多数学者看来，中国不存在法学流派。笔者以为，多数学者对“流派”一词的定义还是局限于目前的西方法学流派的定义，即有系统的自圆其说的理论，有许多学者的支持和完善，有大量的独立性标志，有自己明显的甚至于偏激的观点，有较长的时间跨度和较宽的空间跨度„„

笔者以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界定。所谓流派，应是从不同角度来阐释法、理解法、宣扬法，促进法与社会的同步接轨（尽管法律总是滞后于社会的发展），解决实际的法律问题，解放人们的思想，从而实现法律的最主要功能——提供稳定的、可预测的秩序，以便人们可以在法律的框架下，合理预测未来，安排自己的人生。这是笔者认为的实质意义上的可以被称之为流派的标准。

在确定了实质意义的标准之后，笔者将阐述中国法学四大流派——权利本位论流派、法条主义流派、法律文化主义流派、本土资源论流派，下面一一阐述各个流派的核心观点，以及笔者的个人意见。

权利本位论流派

本流派着眼于中国法学的发展方向，即强调中国法学的应然。此流派以张文显先生为代表，他认为，法理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权利义务关系，而在这个关系中，权利是本位性的，即是说权利是中国法学的核心、追求和着重点。张文显先生提出此观点是在改革开放初期，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特别强调义务、强调阶级斗争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提法无疑是需要的，但这种提法给他本人带来了很多麻烦，毫无疑问，他遭到了许多的批判，甚至他的导师都公开反对他。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行，中国学界接收了许多的西方思想，权利本位论的价值越来越得到学界的肯定，张文显先生也就成为了中国法理学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是，这种观点的正确性笔者持怀疑态度，笔者更倾向于英国学者哈特的观点，即法律规则理论。哈特认为，法律规则可以分为第一性规则和第二性规则，第一性规则即是义务性规则，它是根本性的规则，第二性规则是权力性规则，是附属性规则，因为权利的享有依赖于相对应的义务的履行，未有义务，权利便无从谈起。笔者进一步认为，义务本位论是基于逻辑和哲学意义而言的，而权利本位论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口号，是一种类似于启蒙运动的号召，它的学术性价值其实并不是太高（相对于解放思想而言），更多的是一种对学界的冲击，是一种对中国法律人和普通民众的启蒙，而且，它的作用已经出现，因为目前学界几乎所有的理论都强调公民的权利，批判国家机关的绝对权力，而且，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增强，我国诉讼案件急剧增多，法律工作者也大大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价值是非常大的。

西方主要法学派别介绍

自然法学说的由来

自然法学说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几乎贯穿西方法律思想史的全过程。从古希腊、古罗马到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无不涉及自然法问题。或者说，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自然法学说是西方法学中一脉相承经久不衰的理论。因此，认真研究这一理论，对分析、批判和借鉴资产阶级法学具有重大意义。

自然法学异源于古希腊哲学。著名的自然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便提到自然法与人为法，并认为法是战争的产物，将法归结为永恒的产物。（公元前六世纪

）他甚至初步指出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区别，但没有作进一步的论证。但后来，诡辩学派代表人物普罗塔哥拉又对此作了阐述，认为法律起源于自然状态，是正义的表现。苏格拉底在此基础上，正式把法律分成两种：一是制定法，一是不成文法。并指出法是市民的行为准则。不成文法是人类行为的准则，是神的立法，而人的立法必须服从神的立法。他的学生柏拉图，尤其是他是徒孙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正式从法学的角度提出和论证了自然法的基本思想，但不系统。

率先把自然法系统化的是古罗马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法学家西塞罗。他的名作《法律篇》是系统阐述自然法理论的代表作。他不仅给自然法下了定义，而且把它同理性、正义联系起来，并指出理性与正义均源于自然。他认为，自然法永世长存，万古不变，是绝对正确的；而人定法（制定法）则有两种情况：凡符合自然法原则的人定法是正当的法律，否则就不是法律。西塞罗把自然法理论推向其发展史上第一个高峰，而是古希腊思想家、法学家集体智慧的结晶。但这一时期的自然法理论有明显的局限性：一是最后把自然法与神联系在一起；二是没有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尽管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在他们对自然法极为重视，而仍然是“空中楼阁”，从而使他们的自然法理论只能成为一种文化遗产。

中世纪是整个法学的衰落时期，与其它社会科学一样，法学成为神学的“附庸”与“婢女”。但神学家们没有忘记自然法这一概念，经过他们的精心设计，毫不掩饰地把自然法披上了神学的外衣，公开提出自然法从属于他们所讲的上帝创造的永恒法，大大降低了自然法的地位。在他们看来，只有永恒法彩色至高无上的法律，它渊源于神的智慧，就是说，只有神才能使法律、正义、理性统一起来。

法学-中国十大法学家流派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是有史以来中国法学最繁荣发达的时期。近年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二十一世纪，法学界对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法学做了许多回顾和总结。这些回顾和总结总体说来是比较全面的，但对“法学家的派别问题”还缺少必要的讨论。为了更全面地把握过去，面向未来，本文从气质和风格上对法学家进行了流派划分，有所褒扬，也有所批评，更有所企盼。由于资料和水平等等的限制，本文的缺点和错误在所难免，真诚希望被评论者和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一）红派

所谓红派法学家，就是学术上走红，学术理论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政治上得到宽容，三十来岁就能当上博导的一批法学家。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人民大学的王利明、赵秉志、陈兴良，北京大学的武树臣，武汉大学的黄进，等等。

北京的主要法学杂志，《中国法学》、《法学研究》、《法学家》、《中外法学》、《政法论坛》等等，几乎成了红派法学家们的私人刊物，来稿必发。他们都是特别能写作的人，加之有足够的阵地，因此，他们便成了“制造论文的机器”。文章多而不滥，篇篇皆有创见。一般以专业性的学术问题为主，不涉及重大原则问题，至少不率先涉及重大原则问题的探讨。故既能在学术上走红，又能获得政治上的宽容。

王利明的代表作有《国家所有权研究》，《侵权行为归责原则研究》，等等。赵秉志的代表作有《犯罪未遂的理论与实践》，《妨害司法活动罪研究》，等等。陈兴良的代表作有《共同犯罪论》，《正当防卫论》，《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刑法哲学》，等等。武树臣的代表作有《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国法律思想史概论》，等等。黄进的代表作有《国家及其财产豁免问题研究》，《区际冲突法研究》，等等。

（二）黄派

所谓黄派法学家，就是能将法学研究的成果转化为极有价值的改革建议，从而有力推动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司法体制改革的的法学家。他们善于联系实际，善于运用法学原理进行现实批判，关注民生，力主改革。他们不仅著述丰富，而且分量沉重。在他们的代表作中，往往以黄金般的语言来表达他们的主要观点和主要主张。主要代表人物有：中国政法大学的江平，《中国法学》杂志社的郭道晖，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梁慧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