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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奇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是上世纪的全球文化偶像之一，作为一名记者，她几乎对当代所有政坛风云人物都做过专访，甚至被誉为“世界上任何一位政治家都不会拒绝的记者”。
而法拉奇也是中国人最熟知的当代外国记者，她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后最早采访中国领导人邓小平的外国记者之一，她在1980年采访邓小平的部分内容被收录进《邓小平文选》第二卷。
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作为党的核心领导地位呼之欲出。
当国内外舆论对中国政治路线的调整有诸多猜测之时，法拉奇把关注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和邓小平身上。
法拉奇和邓小平进行了两次深入广泛的交流。
法拉奇尖锐辛辣，锋芒毕露；邓小平坦诚应对，睿智隽永。
双方的“过招”充满急锋应对的率真和畅快。
邓小平的立场毫无疑问代表党和国家，但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属于他自己，因而极富情感和人性化。
法拉奇生动的采访内容，把邓小平推向世界潮头，犹如中国共产党向世界发出的新时代宣言。
1、满川风雨看潮头1980年，中国改革开放蓄势待发。
虽然当时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还是华国锋，但法拉奇拔云识雾，已敏锐地辨识到中国政坛的核心所在。
她两次申请来中国采访邓小平，遗憾的是均遭到拒绝，成为她心中未竟的夙愿。
是时，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尼要来中国访问。
法拉奇偶然得知这个消息后，不禁为之一振:法拉奇的父亲跟佩尔蒂尼是老朋友，法拉奇与其私交也甚好，于是她登门求助佩尔蒂尼，请他向邓小平引荐自己，理由是为佩尔蒂尼访华“做舆论准备”。
佩尔蒂尼盛情难却，也因为法拉奇久负盛名，他径直把电话打到中国大使馆，并为法拉奇“担保”：她是个很严肃的时政记者，对中国非常友好，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很感兴趣。
他着重指出，中方如果能同意法拉奇“独家”采访邓小平，那必将是一件很有益的事。
外交部的报告送到邓小平手里，很快得到批复。
邓小平并不很清楚法拉奇的情况，也不知道她要提出的具体问题。
他只收到一个粗线条的采访提纲，主题是：谈谈中国的改革开放。
法拉奇萌发采访的想法后，开始大量收集有关中国的历史资料，研究中国国情。
奥莉娅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意大利女记者，作家。
1929年6月29日生于佛罗伦萨。
她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
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
两次获得圣·文森特新闻奖，一次获得班卡瑞拉畅销书作者奖。
她还获得美国芝加哥哥伦比亚学院名誉文学博士学位。
法拉奇以写著名政治人物的访问记蜚声于世。
出版过数本小说，代表作《男子汉》于1979年7 月出版，累计印数超过 150万册，有14种译本。
80年代初期为自由撰稿人。
1980年8月来中国采访过邓小平。
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
敢于冒险语言犀利，特立独行备受争议被人们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和“文化奇迹”的意大利记者兼作家法拉奇,在罹患癌症多年后,2006年9月14日夜间在佛罗伦萨的桑塔·基阿拉疗养院逝世,结束了她77年的传奇人生。
在战争的“对抗”中学会“不哭”奥丽亚娜·法拉奇于1929年6月29日生于意大利的佛罗伦萨。
法拉奇的父亲热爱政治，他同时也是意大利积极的反法西斯分子，曾激烈对抗墨索里尼的专政，也为此付出过沉重的代价，不过这些“代价”之后都在法拉奇的非虚构文学作品中被作为使用频率颇高的一手素材，一次次闪现出英雄般的光彩。
也很多次被作为饵钩将采访的政治人物引入战争或自由一类的话题。
更重要的是父亲这种政治上的喜好偏向影响了法拉奇在很多范畴中对政治领域的明显偏好，使得“战争”在法拉奇的生命中，成为了和“文学”一样重要的关键词。
在童年时代的佛罗伦萨，她参与了父亲领导的抵抗法西斯地下运动。
用瘦弱的手指学习使用手榴弹给她留下了终身的印记。
“作为一个女人，你得更激烈地战斗。
也就是更多地观察，更多地思考和创造。
同样，如果你生来贫穷。
生存是你最大的动力。
”二战的惨痛回忆使法拉奇一直无法摆脱法西斯的阴影，她厌恶德国，厌恶法西斯和一切形式的极权主义。
“世界政坛采访之母”—奥里亚娜·法拉奇奥里亚娜·法拉奇，被誉为“世界第一女记者”、“文化奇迹”和“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者”。
她是一位意大利女记者，由于她成功地采访了世界风云人物，因而被誉为“政治访问之母”。
法拉奇作为活跃在国际新闻界的知名记者，她在新闻采访上表现出了非凡的才干和敏锐的鉴赏能力。
法拉奇曾经成功采访过30位政坛风云人物，她在采访之前的大量准备工作和调查工作是她成功采访的神奇钥匙，她成功的采访与她精心的采访准备密不可分。
法拉奇采访的都是世界风云人物，她通常在采访前一两个月里，就会搜集大量的有关材料并作出相应的笔记，她曾说过，采访前准备工作的紧张程度，就像“学生准备大考一样”。
法拉奇把每一次的采访都当成第一次，极其认真地收集可以收集到的采访对象的所有资料，她的人物采访大多连续进行两次，第一次主要是相互熟悉，然后把录音记录下来并加以整理，看看哪些问题没有问清楚，或者遗漏了什么没问，第二次再问。
采访约旦国王侯赛因之前，法拉奇花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研究侯赛因。
她了解到侯赛因是一个人们一谈到他，就会想起暗杀、阴谋、冷枪、炸弹和毒药的人。
侯赛因第一次遭到暗杀，是在他十六岁那年。
暗杀者的子弹打中了他的祖父，也飞向了侯赛因的胸膛，是他祖父替他别在军装上的一枚厚实的徽章救了他的性命，子弹碰到徽章后又弹了回去。
他驾驶自己的飞机去欧洲，突然有两架飞机向他袭来，他按之字形飞行，以致险些撞在山上。
1960年，有人对他使用更阴险毒辣的手段。
那时他患鼻炎，有人用硫酸取代滴鼻剂，他打开一瓶新的药水，无意间，一滴药水掉入洗脸盆，盆里顿时吱吱作响，把盆燃了个洞，而被他发现。
厨师把毒药掺进食物，国王的随从让王宫里的猫先尝了食物，阴谋终于败露，国王安全脱险。
侯赛因去看望马贾利总理，暗杀者安放的炸弹提前爆炸，总理和另外八人都被炸死……法拉奇还详细地了解到侯赛因喜欢跳伞，喜欢熄灭直升飞机的引擎，让飞机自由降落，直到最后一刹那才重新使它升起。
意大利女作家法拉奇的名言名句意大利女作家法拉奇的名言名句1.我打开鱼子酱盒子自己吃起来。
然后，我憋不住哭了出来，发誓再也不拍电影。
我信守诺言，但我的青春已经被毁。
我一直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我经常问自己，我是不是能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女人。
我是多么歇斯底里啊。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对吧？”她已经完全卸完妆，糖果盒也空了。
没有口红，没有假睫毛，嘴唇上有些吃巧克力留下的痕迹，朱迪·加兰像有五十来岁。
我看到了她那与年龄不相符的皱纹，脖子下面的伤疤也痊愈了。
我被她的黑黑的失望的眼睛迷住了，眼睛后面隐藏着一种永不消退的失意。
《好莱坞的七宗罪》2.接着他们又问我，我是不是喜欢今天的聚会，是不是什么怪事都没有发现，是不是要写文章，文章说我没有发现什么怪事，说好莱坞的人们都是好人，就像我经过亲身体验后确认的那样，他们都是好人，他们没有什么丑闻，他们喝的饮料很少很少。
他们很像一群孩子，担心因实际并不存在的过错而受到责备，所以极力祈求怜悯。
这样一来，尽管我知道我毁了他们十分在意的一次聚会，但我并不感到有什么罪责，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仅仅一名记者的出现不会把他们吓成这样。
要避开局外人，他们的这一需要一点也不反常。
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对什么都不信任，对什么都要怀疑。
《好莱坞的七宗罪》3.“是的，电影界的大部分人都能不吃或少吃而活得很好。
可我不行。
我发现，减肥的唯一方法是吃药。
于是，我瘦了下来，可是，我无法入睡。
就这样，我又开始吃药。
这样一来我早上又醒不了，于是我不得不吃能让我醒来的药片。
我的神经系统被打乱。
于是，我还得吃镇静药。
您也知道，在美国，解决任何问题的药片都有，甚至有使人感到幸福的药片。
可是，这样的药片在我身上从来都不起作用。
于是，我的神经衰弱严重到了极点，使我同所有的人大吵大闹。
很快我也开始同大卫吵起来，最后我离了婚。
自然，制片厂的人们开始对我说，他本来就很讨厌，我早就该同他离婚，也说我确实就是瘟疫，说我必须更好地工作以便补赎。
作者简介奥里亚娜·法拉奇（Oriana Fallaci，1929年6月29日－2006年9月14日），意大利记者、作家，二战前游击队员。
她采访过许多国际闻名的政治家和名人，例如邓小平，基辛格，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霍梅尼，维利·勃兰特，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沃尔特·克朗凯特，穆阿迈尔·卡扎菲，费德里柯·费里尼，阮高祺，阿拉法特，英迪拉·甘地，亚历山德罗斯·帕纳古利斯，马卡里奥斯三世，果尔达·梅厄，阮文绍，海尔·塞拉西一世，肖恩·康纳利，列赫·瓦文萨等。
退休后，她写了一系列文章和书籍批评伊斯兰教和阿拉伯人，重新引起人们关注，也引来不少争议世界第一女记者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如果你生为一个男人，我希望你成为那种我经常梦想的男子汉：对弱者赋予同情，对傲慢者给予轻蔑，对那些爱你的人抱以宽宏大量的气度，与那些想支配你的人作殊死的斗争。
最后，你会明白，那位告诉你耶稣是天父、圣灵之子的人的敌人，不可能是曾经给予他们生命的女人。
懦弱是一头长期潜伏着的野兽。
它每一天都在伺机袭击我们，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免于这一厄运，使自己不致由于它的侵袭而毁灭世界上并没有什么皮鞭、链条和棍棒能把你困在一种盲目的奴役中，这些东西并不能使你陷入一种更加孤独无望的意识里然而对我，他们却沉默不语、冷冷清清，要不就尽说些有关流产、堕胎的话。
我把这称为阴谋，一桩意在让我们分离的阴谋首先，我希望你具有上帝的特征，其次具有母亲的秉性，最后具有民族的特点。
但你并不属于上帝，不属于民族，也不属于我。
你只属于你自己，而不属于别的任何事物。
最重要的，你是那种具有人类首创精神的人。
来自父母的信：“现在我们已是两棵僵老的树，我们没有更多的东西用来教育你。
相反，你却有某些可以教给我们的东西。
要是你已经作出决定要这孩子，那意味着这是正确的。
‘充电乐园‘．世界蟛１００７年９月１５日，一条．厶罗伦萨发出的消息传通位名叫奥莉娅娜－法拉奇自士离开了人间。
无论是她ｌ是她的反对者都无法对她ｌ于衷。
因为谁都不能不承。
敢伟大充满智慧的记者，．所喜欢的称谓：作家，一一家。
对中国当代新闻界来访蒙式的人物，因为她，我们．八十年代开始才发现，记：这样当，政治新闻原来可易原来可以这样做。
一．政治取向和世界ｉ拉奇出生于意大利佛罗伦１家庭里。
她的青少年时代：血雨腥风中度过的。
父亲：传身教显而易见地影响了二战中，当美军飞机轰炸。
时候，她还是个孩子，蜷缩里，因为恐惧而放声大哭。
生气，狠狠地掴了她一个马孩子是不哭的。
”长大以后。
生活就是严峻的历险，！好，我永远忘不了那记耳：说，它就像一个吻。
”父亲加了抵抗法西斯的地下运ｊ使用过手榴弹，沉甸甸、冰弹在她幼小的心中留下终战争的洗礼和父亲对政治】了法拉奇在日后采访写作件的敏锐、战争题材的偏蛔的遭遇也给她的世界观打．烙印。
那时我５岁，站在正给我穿一件粗羊毛内衣很紧，我的手搭在妈妈肩腰５４新闻三味２∞７．”法拉奇外名记者成功之路（十）Ｏ廖剑华。
看见她满脸泪水。
法拉奇说，母亲的话令她终生难忘：“你绝不能做我现在做的事！你绝不能成为人妻、人母！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奴隶！你一定要去工作！去工作！去旅行！去全世界！全世界！”母亲的话成为她日后个人生活的真实写照，她终生未婚、未育。
她走遍了全世界，不停地采访、写作，不停地工作！工作！二战结束后第一年，１６岁的法拉奇便得到第一份工作，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作警事和医院报道员，并很快小有名气。
几经周折，她被（（欧洲人》杂志社录用，１９５３年被派往美国好莱坞从事文艺报道。
从１９６１年到１９６３年她为《欧洲人》杂志撰写了近百篇知名人士访谈录，这些文章使她名声鹊起。
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她逐步奠定自己明星记者地位。
她的世界观和采访风格初步形成。
M C至情至爱“两列火车”相撞了盛夏的希腊雅典午后，柏油路都快晒化了，穿着衬衣和长裤的奥莉娅娜·法拉奇走出机场，被汗水渗透的衣服粘在身上。
上了出租车，她莫名地有点忐忑不安，预感将会发生“一件势在必行的事情”。
作为《欧洲人》报社最出色的记者，因为在采访世界各国政治巨头时所表现出的独有的“尖锐、咄咄逼人、轰炸般的盘问、甚至挑衅”，因为在前线报道过越南战争、中东战争等国际大事，法拉奇闻名于世。
1973年8月，得知希腊抵抗运动领袖、企图谋杀暴君的亚利山大·帕纳古里斯刚被释放，原计划采访德国总理的她临时改变行程，直奔希腊。
人们都叫他阿莱科斯。
尽管没见过他任何一张照片，但在挤满人的房间里，他们的目光一下子便相遇了。
他很平常，身材不高，一双闪闪发亮的黑色小眼睛，蓄着络腮胡，一张普通的面孔，苍白地有些病态。
“你终于来了！”阿莱科斯迎上来，说的是意大利语，法拉奇的母语。
这个声音让她顿时失去了平静。
拉着她的手，穿过人群，阿莱科斯带她走进卧室，把床上的一大束玫瑰塞进她手里，说：“给你！”这是他特意为她准备的，被囚禁的五年，她的书就是他的伴侣。
那时，为了得到她的一本书，他不得不多次绝食，在那个专为他打造的不法拉奇之爱，两列对驶的火车m潘彩霞30. All Rights Reserved.至情至爱M C足两平方米的混凝土牢房里，他自学了意大利语，为的就是有一天与她见面时能够直接交谈。
法拉奇有些目瞪口呆。
阿莱科斯身上的某种东西，“既吸引人，又让人却步；既令人销魂，又使人毛骨悚然。
”这让她感到不安、焦虑和莫名其妙的担忧。
为了掩饰，法拉奇躲避着他的目光，用冷冰冰的、职业性的口吻开始提问。
可最终，那双吊在天花板下面的被绳索扭曲了的手、那被老虎凳压碎了的脚、肋间的伤口以及左脸上那个像花一样绽开的伤疤让她投降了。
任凭他握住她的手，她听到他说：“我喜欢爱情，心心相印的爱情。
”“我终于碰到了这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就像在同一条铁轨上对面行驶的两列火车相撞一样。
坚持做自己——法拉奇的一生1929年，一个叫奥莉亚娜〃法拉奇的小女孩带着上帝的使命来到人间。
2006年，她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回归天堂。
这个使命包含了太多：体验各种情——亲情，友情，爱情；感悟各种观——事业观，人生观，价值观。
我们的使命都一样，但完成的方式各有不同，完成的质量也参差不齐，每一个人，每一个方面。
于我而言，法拉奇的77年让我惊呼，惊讶，震撼，高兴却也悲伤，为她的起落沉浮而品味酸甜苦辣。
上帝是偏爱她的，因为经历就是一种赋予。
而她的经历足够我去仰视。
勇敢的童年。
10岁起参与革命，14岁因为哭被父亲狠狠地扇了一记巴掌：“女孩子不要哭。
”从此与眼泪绝缘。
工作女强人。
学医的她16岁开始了记者生涯。
父亲的影响让她对政治，战争等范畴产生独特的偏爱。
她亲历二战，1950年任《晚邮报》驻外记者；1967年开始任《欧洲人》周刊战地记者，采访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
1966年起成为自由记者，主攻“高端政治人物专访”。
拥有多部文学作品：《风云人物采访记》《给一个未出生孩子的信》《男人》等等。
失败的女人。
爱上一个人，谈了一次恋爱，剁了一次胎，然后坚决地说拜拜。
值或不值，她终究完成了上帝的使命之一，体验到了爱情带给她的滋润。
“事业是可爱的，爱情是可笑的。
”顽强的病者。
在接受完手术之后，她坚持要看一眼手术中摘除的肿瘤，大夫说，从来没有人要求看自己布满了癌细胞的血肉，她说“它是我的肌体，我想看一眼”于是他们把它拿进来，它是一块又长又白的东西，她开始对它说话“你这个可恶的王八蛋”她恨它。
她接着羞辱它“你不敢再回来了。
你在我身体里留下孩子了吗？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你赢不了的！”而我认为她之所以能有如此丰富的经历，与她坚持地做自己，遵循自己的内心是分不开的。
她会因为自己的理念与报社不同而去争辩然后被辞退，她不会因为战争的硝烟和子弹的无情而放弃采访放弃真相，她不会因为对方是领导人而不犀利，她因为做自己才会有自成一派的采访风格，她不会因为别人的眼光而在43岁的时候不去爱一个34的男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