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词的美学阐释

苏轼词的美学阐释

苏轼词的美学阐释

提要：通过与辛弃疾、陈维崧词作的对比，本文指出苏轼词作的超旷风格主要由道家庄子 哲学精神的影响所造成；此种精神即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美之分析”中所分析的“美”。并且结合苏词，

阐释了“美”的“无目的的合目的性”之特质以及美善二者之关系。此种阐释对苏轼词风的深入了解有所助益，同时也可以澄清常州词派词学理论中的若干问题。

关键词：苏轼 经验事实 超验理念 超旷 美 善

叶嘉莹先生讲到苏轼性格中有两种主要特质，一种是像范滂一样，“想要奋发有为，愿以天下为己任，虽遇艰危而不悔的用世之志意”；另一种则是像庄子一样，“不为外物之得失荣辱所累的超然旷观的精神”。叶先生认为，苏轼“把儒家用世之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了极圆满之融合”，因而形成了一种具有独特品质的词风。1 本文基本认可叶先生的论断， 但在这里涉及到一些更具哲学意味的问题，尤其是美善关系的问题，仍待更细致地加以分析。本文试图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哲学阐释，以求对苏词美学的认识更加明晰。

一

刘熙载《艺概·词概》云：“东坡《满庭芳》‘老去君恩未报，空回首、弹铗悲歌’，语诚慷慨，然不若《水调歌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尤觉空灵蕴藉。”刘氏所言，实际道出了读苏词者共有的心理感受。不少人指出，苏轼的一些词有浅近粗率的毛病。比如他的《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 的下阙：

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

这词也同样“语诚慷慨”，但元好问甚至于不愿承认为苏轼所作，他不仅说此篇“极害义理”，还说：“其鄙俚浅近，叫呼 炫鬻，殆市驵之雄，醉饱而后发之。虽鲁直家婢仆且羞道，而谓东坡作者，误矣。”２

何以在苏词中会有这样的情况﹖大家一般都接受周济在《介存斋论词杂著》中的说法：“东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书、画皆尔。”兼之苏轼才气过人，下笔之际的率易就更容易为人谅解了。但问题决非如此简单，“不十分用力”这样的理由其实并不足以服人。比如秦观“对客挥毫”素所称道，而其诗文很少使人觉得浅近，反倒更显深微， 难道苏轼的捷才反不如秦观﹖这里我们应当注意到，秦观的诗词大都出之以比兴手法，所以用意较为含蓄内敛，因而有深微之感。而苏轼则时常直抒胸臆，不假比兴，所以用意时觉显露直白。这也正是常州词派讲求“比兴”、“寄托”的一个因素。尤须注意的是，讲求“比兴”、“寄托”不能是勉强比附，而须根柢于“性情学养”，这种学养又被归于“诗教之正”，收摄到儒家哲学上了。３ 因而，常州派论词经常持学养为准则，也就不足为怪。不过，有些作品确实是作者自觉意识到学养在创作中的立意作用，而更多的作品，则是作者的学养在不自觉中流露出来的。关于后者，叶嘉莹先生已有极为出色的分析，读者可参阅她关于温庭筠、韦庄、冯延巳、晏殊、欧阳修等词人的论文；本文则主要集中于对前者的分析。

学养之传达于词中， 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以“比兴”手法传达，一种是不借助“比兴” 而直抒胸臆。以“比兴”手法传达， 比如常州词宗张惠言，在词中“果然写出了学道之儒士的一种心灵品质方面的文化修养”，４ 这当然是常州派推尊的最高境界；但在此之前很少有词人如此立意，大多是像遗民词人王沂孙那样在词中写出一种如亡国之痛等符合儒家正统道德的感情。不借助“比兴”而直抒胸臆，则或如辛弃疾能在词中蕴含一种道德意识，或如苏轼只是在词中表达一种如忠君、爱国等符合儒家正统道德的思想。我们注意到，像张惠言、辛弃疾这样的作者，是被常州词派所极力称道的典范；５ 而对王沂孙、苏轼这样的作者，则时有微词。譬如周济称道王沂孙思笔“可谓双绝”，但“圭角太分明，反复读之，有水清无鱼之恨”；又说：“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而苦不经意，完璧甚少。”６ 这其中的原因，我在《“沈郁”风格新释兼论陈维崧词》一文中已有详析。简要地说，儒学讲求的那种道德意识与文化修养，只能寄之于超验理念，对此经验语言无力传达，但此种理念又于经验事实中普遍呈现，此事实却是可以由经验语言传达的。我们可以通过经验语言传述经验事实，于是蕴含在其中的超验理念即可以为人意会。倘使作品之立意依托于超验理念，那么即使直截了当地传述经验事实，依然可以使读者觉得言有尽而意无穷。倘使将此理念执著为经验事实，那么对此事实之传达，如果是比兴式的语言，尽管思笔双绝，但言中之意还是显豁直截的，缺乏浑厚之内蕴，所以周济说王沂孙词圭角分明，水清无鱼；如果是直抒胸臆式的，那么就会使人觉得浅近粗率，好似不经意写出，如苏轼即是。儒学的终极范畴如仁、善即是超验理念，而忠君、爱国等仅仅是经验事实，不能把忠君、爱国等与仁、善相提并论。我在那篇论文里主要是从有无道德意识来判别辛弃疾与陈维崧的不同，本文则拟从超验理念与经验事实之区别来判别辛弃疾与苏轼的不同。

我认为先将苏轼和陈维崧作一区别是必要的。我在那篇论文里认为陈维崧“自视当得一种幸福，而事与愿违，又自无可奈何，遂于不甘之中发泄一腔逸气”，这逸气纵然气魄雄大，但因缺少超验理念为内蕴，所以一发无余不能沈郁浑厚。苏轼的情况诚然是不同的，他不仅具有陈维崧那样的文人对自身文化修养的优越感，同时具有士人对建功立业的渴求意识。功业意识使苏轼对一己幸福之关心转为对一己价值之关心，因而在功业之外在价值不能成就却又自问无疚之时，反转而寻求自身之内在价值。在陈维崧那里，是赏心乐事之不遂转成为恃才傲物之不羁；而在苏轼这里，则是建功立业之不就转付之旷视达观的超脱。这就是叶嘉莹先生所谓“把儒家用世志意与道家旷观之精神，做了极圆满之融合”。

我们应当注意儒家“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出处精神，是和苏轼所表现的精神并不相侔的。这种不侔的关键所在，是对人生价值的理解不同。儒家以人能自觉作道德践履为人生价值之所在；而苏轼则将人生价值内外二分，外在价值在于功业之建立，内在价值在于精神之自由。所以，儒家的兼济与独善是固有的统一，而苏轼的出处则表现为儒道之融合。辛弃疾表现出的精神与儒家极为吻合，我曾在《稼轩词之实践理性阐释》一文中作过分析。苏词与辛词之不同，与这二人精神之不同极有关系。

此种不同是有其必然性的。先就苏轼的“儒家用世之志意”一面来说，其表现固与儒家精神有所渊源，但差异之处也很明显。本来儒家之用世志意所谓“外王” 是基于个人之能自觉作道德践履所谓“内圣” ，这些都根于一个“仁”字，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那么，用世不过是一经验事实，决定此经验事实的“仁”方为一“超验理念”。苏轼对此超验理念未能有所心契，但凭风发之意气欲承担天下之任，此愿固然不混杂有个人之幸福因素，但将对个人能力的肯认置诸对道德的肯认之前，这种精神与战国纵横家极为相通，却和儒家的真正精神有些隔阂。７ 不过，苏轼处在那样一种以儒学思想治国平天下的环境里，这种内在的差异容易被外在的趋同掩饰。何况那个时代想做一番事业，君主的因素极为重要，而苏轼恰又深受神宗、哲宗的青睐，所以忠君的感情在苏轼来说是真挚的。８ 这些都使苏轼的用世志意表现得与儒家精神很相近。然而，正是由于对“仁”这种超验理念的一点不透彻，使得他对用世志意的抒写产生了和辛弃疾极为不同的效果。辛弃疾通过对经验事实的直陈，而内蕴此超验理念，所以有余不尽；而苏轼的直抒胸臆囿于实在的经验事实，所以浅近直白。

通过具体作品可以看得更明白，兹举辛弃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与前引半阕苏词作一比较：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 ，汉箭朝飞金仆姑。 追往事，叹今吾，春风不染白髭须。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两词同写少年致力功名之事，也写得同样意气风发。如果仅看苏词“此事何难”以前和辛词的上阙，其实不易显出何以苏词浅近，辛词沉郁。但再往下读，意境大异。辛弃疾是因为“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少年今日一对比，不免生出感叹。春风不染白髭须，这还在其次；但万字平戎策换得种树书，真的有些难堪了。感叹本是人之常情，何况此不过一时“戏作”；辛弃疾更为内在者并不在于感叹，而是在穷达之间固有本己之操守。所以平戎之志不得其用，退而即用以躬耕。躬耕者，吾食吾力，决不苟且，自处于此俯仰无愧之境地。如是遂有一超验理念内贯于昔日之致力功名与今日之退居躬耕之间，便觉浑厚不尽。苏轼就非如此了，致君尧舜不成，并非我之能力不行，只是“用舍由时”，才使外在价值不能实现，但这并不妨碍我自身内在价值的存在，“行藏在我”。既将两种价值做一隔断，自据于内反观于外，倒真有些袖手闲处看的态度了。内在价值在于主体精神之自由，“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尊前”，正是摹写此种超然事外的自由之态度。但不论是“致君尧舜”，还是“优游卒岁”，摹写仅止于经验事实，这些事实没有一个超验理念内贯，抒写出来就觉浅近直白。道德意识直通于超验理念，此理念之缺失，会使作品缺乏道德意识，所以元好问还批评苏轼此词“极害义理”。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常州词派以学养为论词的一个标准，确实有其合理之处。

二

我们已就“儒家用世之志意”一面对苏词作了分析，再来看“道家旷观之精神”一面。正是此一方面，苏轼自树起一帜独特的词风。周济正是在此处判苏辛之不同：“世以苏辛并称，苏之自在处，辛偶能到；辛之当行处，苏必不能到：二公之词，不可同日语也。”辛之当行处，周济所谓“沈著痛快”者，正在于他能真契于儒学精神，这是苏轼缺乏的。但苏之自在处，辛弃疾也只能偶然一至，在此难与苏轼一争短长。此是何境地呢﹖周济所谓：“东坡天趣独到处，殆成绝诣。”９ 王国维的概括更为精炼：“东坡之词旷。”１０ 叶嘉莹先生则称之“超旷”，并分析原因：“苏轼之开始致力于词之写作，既是在其仕途受到挫折以后，则其词之走向超旷之风格，便自是一种必然之结果。”１１ 然而，辛弃疾在仕途受到挫折以后，却并未使其词也走向超旷风格；这是因为他的行藏用舍一依于儒家的道德意识，表现出来总是沈郁顿挫的统一风格。而苏轼则用世志意之抒写已成浅近，却于出世精神之抒写中成就一超旷风格，确是道家尤其是庄子精神的影响所致。沈郁与超旷风格之比较，则落实在儒家和道家的比较之上。１２

儒家和道家相同之处是认为经验事实不可以执著为依据，不同的是，儒家从正面建立超验理念作为本体，依此本体贞定纷繁变化的事实；而道家则从侧面化去对经验事实的执著，在去执中呈现一种旷达的精神境界。１３ 我拟通过两首词的对比，来阐明这种区别。先看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

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 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邓广铭考证：“盖当南归之初，自身之前途功业如何，尚难测度；嗣后仍复沉滞下僚，满腹经纶，迄无所用，迨重至建康，登高眺远，胸中积郁乃不能不以一吐为快矣。”１４ 张季鹰因视功名等事为不可据，所以说：“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世说新语·识鉴》 故而一直被认为是旷达之士。俗子之汲汲不已者，不过名、利两端，亦确实是不可据者，固不为通达所取。所以求田问舍之事，必为有抱负者所笑。道家此种不执著于名利的态度，本无可厚非；儒家却进而认为名利虽不可据，而人生必有可以据者，此可以据者即据于通由道德律令而挺立起来的人格。律令系定然者，你必当如此，你服从它就不能讲什么适意了，所以辛弃疾以为在此处张季鹰亦非可以赞许者。他登高眺远，惟觉恢复中原、重尊此礼义邦国之职责为自己必当履行者；尽管无人会得此意，而且流年忧愁致人老大，自身前途功业尚难测度，却均不足以阻碍我之必当履行此职责。辛弃疾自信执定此志决无过失，无奈处处不得一伸，天地茫茫忽成愁海。但终不肯放弃之，且坚信人人心中俱存此道德律令，因而必有知我者，我亦待有红巾翠袖之佳人此近于屈原美人香草之喻 来慰此英雄之落拓。这种心理就是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所极力阐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