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的起源浅析

冷战的起源浅析

论文导读：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和领域。在东欧建立“安全带”和确保东欧势力范围。

关键词：战后的世界，意识形态，安全

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道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冷战”持续了接近半个世纪，对二十世纪人类历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论文发表。“冷战”一词最早出现于美国专栏作家李普曼1946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后来逐渐为大家所接受和引用。“冷战”是相对于“热战”而言的。一言以蔽之，冷战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既非战争又非和平的对峙和竞争状态，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意识形态、文化乃至科学技术等一切方面和领域，是一种暗藏战争危机的和平状态，同时又是以和平形式表现出来的一种特殊战争状态。

各国学术界对冷战起源问题的研究从未终止，但始终对冷战的起源莫衷一是。美国学者就此问题的看法可以分为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三个学派。概括讲，“正统派”在四五十年代占据主流，他们认为，冷战爆发的主要原因是苏联寻求世界霸权。冷战不可避免，是因为苏联队外扩张政策和集权的政治制度。“修正派”在60年代末成为主流，他们认为，冷战的爆发应该由美国负责，冷战式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发生的。苏联主要是自卫的，如果美国不疏远苏联，冷战或许可以避免。美国向苏联施加政治经济和军事压力，是冷战爆发的重要原因。美国的政策和行为方式，迫使斯大林与西方敌对。“后修正学派”于70年代兴起，他们认为，美国和苏联领导人的实用主义政策，以及双方一系列的决策错误和误解，是冷战发生的重要原因，双方对冷战的爆发都负有责任。而且，他们将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了欧洲和亚洲，探讨了英国、中国和朝鲜等国在冷战中的作用。苏联学者对于冷战的看法，基本上是苏联政府的观点，即美国所奉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实力政策”等是冷战的起源。 那么，又是什么愿因使得美苏两大战时盟友走向冷战的呢？从历史的长镜头中考察冷战的起源，不仅要考察冷战爆发的国际背景，还要考察美苏两国的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建构等方面。

一、战后的世界

(一 )战后美苏两个力量中心的形成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空前浩劫，战争波及到的世界诸国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美国在这次战争中一跃而成为全方位的世界性大国。从 1939年到1944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增长了 1.2倍，出口增长了 1. 8倍 。战后初期，美国的黄金储备占世界化黄金储备的2/3，工业生产占世界的一半以上。由于军火订单的刺激和政府采购,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发展。美国还垄断着原子武器的技术，拥有庞大的、先进的空中力量，是世界上最大海军强国，美国军事经济实力的膨胀，是战后美国推行全球扩张的物质基础。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受了严重的损失，丧失了15%的人口和50%的基础设施。40%以上的集体农庄、国营农场被洗劫，农业总产量比战前减少40%以上。战后的苏联在经济实力上虽然远不及美国，但是在军事上却与美国不相上下。苏联军队不仅收复了全部国土，而且跨出国界，深入欧洲腹地。在东欧建立“安全带”和确保东欧势力范围。成为横跨欧亚的政治军事大国，对战后的国际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法国政治活动家阿里克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差不多 170年前，就以惊人的语言在《美国的民主政治》一书里预见到 :“现在世界上有两个大国，他们从不同的观点出发，却似乎朝着同一目的前进，我指的是俄国和美国。……所有别的国家似乎都已发展到自然的极限，他们只能维持现状 ;而这两个国家却正在成长。所有别的国家已经停止前进，或者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缓步移动 ;惟有这两个国家正在以轻快而迅速的步伐沿着一条望不到尽头的道路迈进。[1]这正好与战后的国际社会情况相吻合。

（二）美苏分别对自身地位的确认

1．美国领导地位的自我确认

二战末期的美国已经逐步确定了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领袖地位，这与美利坚民族认为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民族特性十分吻合。论文发表。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到后来联合国的设想，都是以美国作为世界的领导者为核心的。而 1946年 4月 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芝加哥讲演时说，“美国今天是一个最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他更强大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美国在战后世界的领袖地位已经得到“自我”的认同。

2．苏联承认现实，扩大安全地带

苏联在战后以保卫国家安全特别是西部边界的安全，作为第一要务。苏联历史上遭受的几次入侵都是来自西部，苏联坚决反对德国军国主义的复活，又将其西部边界的安全视为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在战时三巨头会晤中，苏联对波兰问题坚决不让步，原因也在于此。而且，苏联还坚决要在其军事力量所能控制的东欧国家，建立对苏联友好的政府，从而把东欧变为保卫苏联的安全地带。

(三 )战后英国的衰落及其在冷战中作用

在二战中，英国的首要任务是保卫本土免受德国法西斯的蹂躏。在这一过程中，英国为了应付巨额战争支出不断地削减自己的责任，在一战中它只出售了 15%的海外资产，而这次却出售了 28%。尽管如此，英国在战后初期仍然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其外债总额从 1939年 8月的 4. 76亿英镑骤增至 1945年6月的 33. 55亿英镑，对此经济学家凯恩斯惊呼，英国面临“财政上的敦刻尔克”。在财政状况恶化的同时，英国的经济前景也令人担忧。1946年英国的工业产量仅相当于 1937年的90%。在英国这样一个国际经济依赖出口贸易的岛国，

1944年的出口贸易总额仅为 2. 58亿英镑，与战前相比下降了近 40%，而同一时期的进口却比战前增加了 4. 41亿英镑。为了节省开支， 1946到 1947的一年间英国就裁减了军队员额总数的 1/3，从 200万裁至 130万。与此同时，英国的外交政策也陷入了迷茫之中。战后英国外交定位之所以具有不确定性，究其原因是实力下降与帝国雄心之间的矛盾。战后英国在国内财政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仍然抱着“日不落帝国”的幻想，坚持对希腊土耳其的援助。并想借此保持在东地中海地区的优势，以维持其世界大国的地位。但到了 1947年初，英国已经无力再支撑下去，并不情愿地将这一“责任”让给了美国。 1947年 2月 21日，英国外交大臣贝文给美国国务院发去了一份电报，表示英国不能再承受援助希腊和土耳其的重担。如果他们不下决心去填补空白，苏联人就会去填补。[2]而美国政府内部很快便有了回应。 2月 26日，马歇尔交给杜鲁门一份备忘录，记述了在国务院、海军等各部门对此事态所达成的类似意见———情势十分关键，“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向希腊提供所有可能给予的援助。”国务卿艾奇逊此时告诉他的记者朋友费舍尔 (Louis Fischer)，他相信“在土耳其事态并不十分紧迫，而在希腊这确是个只有几天时间的问题。”[3]英国承认了美国的领导地位，这也就促成了“杜鲁门主义”的顺利出笼。

二、意识形态的影响

二战后期，两个强国都努力在权力“真空”地区推行自己的社会制度，使得填补“真空”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意识形态的对峙。苏联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战争中国家力量大大削弱，因此在对外政策中有着很明显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大约从 1944年初开始，苏联红军举行大规模反攻，收复了战争初期丧失的国土并向境外推进。在向境外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帮助当地共产党建立政权，正如 1945年 4月斯大林对南斯拉夫共产党代表团所说 :“这次战争和过去不同了，不论谁占领了土地，也就在那里强加自己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是别的情况。”[4]因此战争后期及战后初期，苏联红军帮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斯大林一直强调 :“战争表明，苏维埃社会制度是从人民中间生长起来并受到人民极力拥护的真正的人民的制度，苏维埃制度是有充分生命力的和稳固的社会组织形式”，苏维埃制度比任何别的制度“更有生命力、更稳固、更优越”。随着二战的结束，美国与苏联意识形态的冲突也日益显露出来。罗斯福对外政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突出反映在对东欧的政策上，表面上他主张在东欧实行民族自决，让当地人民选择自己的政府，实际上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使该地区“非共产主义化”，削弱社会主义的影响。在罗斯福去逝后杜鲁门接任了总统，美对外政策中意识形态表现的更加明显，反苏、反共和推进美国社会制度的思想不仅溢于言表，并在具体政策中表现出来。他认为“全世界应该采取美国的制度”。也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推动下，美国从战争后期起，一方面努力抢占地盘，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如在日本进行“民主改革”，建立类似美国的政治制度 ;一方面联合英、法、荷等资本主义国家，压制和消灭一些国家的共产党及其它左翼力量，以各种方式支持当地保守势力，比如在中国支持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消灭共产党，在西欧推行马歇尔计划，稳定当地政局，避免西欧共产党夺取政权。

意识形态造成了美苏之间的根深蒂固的互不信任感，十月革命后，美国不承认苏俄，并参加武装干涉。此后，美国奉行“鸵鸟主义”，直到1933年面对德意威胁时，美国才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但双方在许多问题上，仍然缺乏合作。美国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其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放之四海皆准，苏联的共产主义制度是一种罪恶，对苏联有着天生的优越感和不信任感。双方的这种互不信任在战时也没有因为结成反法西斯同盟而消失，英美未能在苏联最需要的时候兑现援助，也没有按时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这更引起了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怀疑和失望。

斯大林在1946年2月9日莫斯科选区的选民大会上发表的重要演说。对资本主义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明确指出现代资本主义是新的世界大战的根源，表示要搞三个甚至是更多的五年计划促进国家的工业化，使苏联足以应付各种意外事件。这次演讲在西方产生了强烈反响。美国最高法院法官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 Douglas）称其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书；《时代》杂志则认为，斯大林的演讲是“对日作战胜利以来一个高级政治家所发出过的最好战的声明”。在当时的情况下，二战刚刚结束，这个演讲既不合时宜也不明智，对日后凯南八千字电报和丘吉尔铁幕演说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战后的凯南八千字电文也是双方互不信任的反映。从新近解密的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的长电文看，它与凯南的“八千字电报”有点类似。电报指出，杜鲁门继任总统，贝尔纳斯出任国务卿以及商务部长华莱士辞职等一系列事件，标志着民主党内“最反动的集团”逐步控制了美国对外政策。诺维科夫声称，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基本特征就是争夺世界霸权，苏联是美国通往世界霸权道路上的“最主要障碍”，美国正积极扩充军备，准备针对苏联的战争。

由于两国的意识形态不同，使得美苏对对方的认识都有偏离事实的地方，夸大了对方对自己的威胁，这就加剧了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加速了冷战的形成。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认为，“国际结构不是物质现象，而是观念现象。……国际生活的特征取决于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存有的信念和期望，这些信念和期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社会结构而不是物质结构造就的。……”[5]正是那种认为双方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的观念而可能导致冲突自我实现的后果，导致了冷战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