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Constitution of Economic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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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政策的立宪性1986诺贝尔经济学学奖获奖文章作者：布坎南一．引言公共财政这门科学应当始终将政治条件清楚的记在脑子里。
它应当致力于解开进步和发展精神的秘密，而不是期望从基于过时的政治哲学的税收教条理论中获得指导。
（维克塞尔，第87页）。
无论在哪种场合中，如果我不承认克努特·维克塞尔这位伟大的瑞典人对我工作的影响（如果没有他，我可能不会站在这个舞台上），那将是我的失误。
我的许多贡献，尤其是关于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的，可能会被描述为对维克塞尔的理论的多次的重复强调、阐述和扩展，这篇演讲也不例外。
我的职业生涯中一个最令人激动人心的时刻就是在1984年我发现了克努特·维克塞尔藏在芝加哥老哈珀图书馆尘土飞扬的书堆中的论文《财政理论研究》。
而正是这个事件------一个学术新手被允许快速浏览一下过时的论文-----导演了我自己的通过偶然机会学习的活生生的例子。
维克塞尔的关于税收公平性的新的原则使我的自信心倍增。
维克塞尔，一个经济思想历史长河中的既定人物，挑战和我的正在发展的批判意识不谋而合的正统的公共财政理论。
从在芝加哥的那一刻起，我决心要让维克塞尔的贡献被更多人所熟知，并且我立即着手开始翻译工作，这花了一些时间，伊丽莎白亨德森也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最后才出版。
剥离其本质，维克塞尔的信息是明确的、基本的、和不言而喻的。
如果经济学家受雇于一个仁慈的暴君，那么他们应该停止那些说者无心、听者有意的政策建议，而应该着眼于结构内的政治决策。
有了维克塞尔的强力支持，我也敢于挑战仍旧处于主导地位的正统的公共财政和福利经济学。
在一篇早期的文章中，我呼吁也是经济学家的同事们在着手分析替代政策措施的效应之前先假设一种状态、政治的模型。
我敦促经济学家看看经济政体的“宪法”以检查规则和约束范围内的政治代理人的行为。
和维克塞尔一样，我的目的是最终的规范，而不是防腐科学。
我试图使经济意义在推动政策秘方之前脱离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关系。
维克塞尔理应被认为是当代公共选择理论的先驱。
因为我们发现，在他1986年的论文中，所有三个组成要件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基础：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经济人理性原则，和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
我将会在下面的部分中讨论这些分析结构的要件。
在第五部分，我将这些要件整合与经济政策理论中。
这个理论和传统上被接受的西方自由社会的原则是一致的，并以其为根基并且系统扩展了它。
然而，在维克塞尔进行了大量的努力之后，潜在进行的机构性—法律性体制改革仍对此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抵制。
当然，个人同国家的关系是政治哲学的中心主题。
经济学家所做的揭示这种关系的任何努力都必须置于这种更全面的论述的领域。
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如果社会的每个个体成员的效用是零，那么社会的总效用也只能是零（维克塞尔，第77页）经济学家很少检验自己使用的模型的前提。
他们仅仅是凭借个人的评估、选择和行动就开始了（自己的研究）。
这种分析的出发点必然使那些要从替代者中作出选择的个人注意到选择或决定的环境。
忽视掉这个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复杂性和结果出现的体制结构，经济学家把焦点放在个人选择上。
当应用于市场或私人部门的相互作用时，这个过程很少受到挑战。
当作为普通商品（合法的可交易的）的购买者和售卖者的个人被假定按照自己的偏好作出选择，不管这些偏好是什么，经济学家并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深入了解这些偏好的内容（个人效用函数的争论）。
个人本身会作出评估，经济学家的任务就是为那些未经检验的偏好最终转化为复杂的结果模型这个过程提供一种可以被理解的解释。
18世纪的发现表明，制度框架促进了个人之间的自愿交换，这个过程产生了可能会被积极评价的结果，并且诞生了作为独立的学科或科学的“经济学”。
市场过程的积极性评价结果和这些过程本身的制度性特征的关系是当市场被功能性定位时产生歧义的一种源头，就好像某种被称作“经济”的东西是为了使价值最大化而存在。
资源配置的效率被独立的定义为个人行使选择权的过程。
考虑到这种向经济过程的目的论解释的微妙转向，我们就对政治或政府进程被类似的解释不感到奇怪了。
而且，几个世纪以来，政治的目的论解释已经成为了政治理论和政治哲学的主要推动力。
因此，在缺乏对评估意义的最基本的差别的探寻之下，对“经济”和“政体”的解释似乎是兼容的。
但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即在特定的约束条件下，不引入外部的评价标准，在市场上进行选择和决策的个体会产生一种能够判断个体参与者价值最大化的结果。
这个过程本身的性质保证了个体价值是最大化的。
这种“价值最大化”的观点不能从市场领域延伸至政治领域，因为后者并不能直接体现前者的激励性兼容结构。
在政治领域并不存在和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相对应的东西。
因此，这么多年来维克塞尔和其他欧洲学者试图将经济理论扩展到公共部门的运作的努力并没有什么进展就没什么可奇怪的了。
一个把个人主义作为必要条件的经济理论本可以不必受困于这样一个方法论的陷阱中。
如果最大化的工作仅限于对个人选择行为的解释和理解中，并且没有延伸到和经济掺杂在一起，那么在不同的机构设置和预测这些不同的设置会如何影响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的条件下，分析个体选择行为一点都不困难。
在苹果和橘子之间进行选择的个体仍然和在投票站对“候选人A”和“候选人B”之间进行选择的是同一个人。
很显然，不同的机构结构本身会影响选择行为。
很多的现代公共选择理论解释了这些关系。
但是我在这里的观点是对个人的选择行为同样受制于所有选择环境下分析的应用的影响的更基础的一个。
比较性的分析应当允许对出现于市场和相互作用的政治结构的结果的特点可能出现的差别进行预测。
分析过程中发生的预测以及分析本身是完全没有规范内容的。
三、经济人理性原则…行政主体与立法主体，即使是比较重要的后者，都是不现实的。
但执政理论告诉我们他们应当是现实的。
除了在提高公共利益方面，他们是有意识的个体。
…代表机构的成员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或多或少的，对公共福利问题像对机构的成员组成一样感兴趣（维克塞尔，第86,87页）。
这样的分析可以在个人效用函数中得出没有实现规范的情况下得出伪证的可能这一结论。
然而，如果行为变化的影响需要事先预测，那么一些限定于规范就需要定下来。
只有通过这一步，更多的证伪命题才可能是比较先进的。
例如，如果苹果与橘子被认为是有正价值的物品，当苹果相对于橘子价格下降时苹果的消费就会增加；如果收入是正价值的，当来之于A的收入相对于来自于B的收入边际税率上升时，人们会更加努力的在B工作上付出；再比如慈善捐赠，免税会增加捐赠；如果经济租金被定义为有价值的，当某些政府部门对于租金高低决定权扩大的时候，想要获得租金的人就会投入更多的资源来左右政府决策。
可以看出，在效用函数的一下定义于规范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可操作的方式来研究那些没有事先搞清不同论点不同权重的论题。
这样就没不要为了在市场与政府的相互作用中得出一个可操作的经济选择理论而把纯收入或纯财富定义为对行为的主导影响力了。
在任何研究个体在政治上的合理行为的模型扩展中，论题的规范和定义与权衡这些论题的区别应当更加关注。
将财富最大化假定在很多方面被伪造了，这一点是许多对于政策经济理论批评的出发点。
该理论的许多狂热使用者可能有时会这方面的批评的曲解提出一些观点。
对政策经济理论解释的最小临界假设仅仅是一些可辨识的个人利益（如纯财富，净收入，社会地位），这些被认为是对个体选择有价值的东西。
这一推论没有将经济利益放在首要位置，并且它确实没有表明邪恶动机对政策行动者的影响；在这一方面，该理论仍停留在标准市场行为理论的激励机制。
这些预测结果的区别源于市场和政府的相互作用，而市场与政府的相互作用又源于这两个机构的不同并不是个人动机在部门作用变化时的转换。
四、政治的交换过程性质如果某人被胁迫支付一些活动的支出，这些活动对他们没长期的收益甚至直接有害，这就是明显的不公平（维克塞尔，第89页）。
个体选择，正如他们所做的，可辨识的经济利益是他们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不管该行为发生在市场还是政治活动。
但是市场是交易的组织，人们进入市场拿一件物品与另一件进行交换。
他们不进入市场来事先一些“超交换”与“超个体”的目标。
市场不具有动力机制，在部分人进行选择时没有偏好汇总结果的共识，这样一些分配问题会在选择过程中出现。
对于政策方面的交换的定义的扩展与古典偏见背道而驰。
人们出于对一些好的，美的，真实的事物的追寻而参与政治活动。
这些愿望被定义为参与者独立的价值取向，很可能会在行为中表现出来。
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政治活动是对于比较大的目标的实现有帮助的。
在这方面维克塞尔被现代公共选择学家所追随。
但他对此一无所知。
市场与政治活动的相关不同不是在于人们追求的利益的种类，而是他们追求各种利益的潜在条件。
政治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复杂的交易构造，这个构造下人们去寻求集体利益下的个人目标，这在简单的市场交易下无法有效实现。
个人利益的缺失就等同于没有利益追求。
在市场上，个体把苹果换成橘子；在政治上，个体奖负担的公共开支换成一系列服务，从消防到法官。
这种在政治认同的资源基础也是政治上的焦点背道而驰，这是由于权力已经很多以现代分析为特征。
政治活动中强制因素的存在可能与个体自愿交易模型很难调和。
然而，我们可能会问：胁迫的目的是什么？为什么个体一定要胁迫自己服从集体活动？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只要宪法规定的“交换”可以带来长远利益，个体就可以接受政府的强制。
存在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自由社会，除了一些交易模型中，没有政府对个人的强制是可以持久的。
五．经济政策的立宪性…要想考察政府所提议的活动对公民的好处是否大于其成本，没人能比公民自身更能对其作出评价（维克塞尔，第79页。
）交换的概念在规范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演进中很重要。
衡量政治活动改善的标志是居民的满意度（但是这个满意度可能是不好的），而不是政治活动要向外部一些所谓的超个人理想主义的概念迈进。
市场交换（大多数人想要的目标）和政治交换的不同在于二者的需求不同。
然而，政策的理想化目标不允许任何个人评估凌驾于其上。
从理论上讲，诸多个人的共同选择行为达成了共同的目标。
公众的普遍选择一定要跟任何表面上的定义和描述区分开。
经济政策对规范化理论的限制影响是非常大的。
没有可以直接评估政策效果的标准。
一个间接的标准是看政策进程对居民偏爱改进的程度。
当与评估的最终结果或结论对比时，评估的过程显得更加重要。
因此，在改革和制度变迁中，必须允许政策操作更准确的对居民参与者的偏好选择结果做出反映。
经济政策的立宪性方法可以用来说明维克塞尔的方法(维克塞尔发表过论文《财政理论研究》。
该论文内容重点是将边际效用理论应用于公共部门，进行公平税制的设计; 同时提供一种定价方法(特别是边际成本定价)，应用于纯粹的和不完全纯粹的公共物品、公用事业服务、寡头产品或卡特尔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