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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转轨探析引言经济转轨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过程。
我国经济转轨是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重要阶段。
本文将探索我国经济转轨的过程、理论基础和取得的成就。
经济转轨的背景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我国逐渐认识到计划经济的局限性和效率低下。
特别是随着苏联解体和国际社会经济格局变化，我国迫切需要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发展模式。
经济转轨的理论基础经济转轨的理论基础主要源自西方经济学理论，如供给需求理论、边际效用理论和市场竞争理论等。
这些理论为我国经济转轨提供了参考和指导。
经济转轨的主要步骤1.农村改革和乡镇企业改革农村改革是我国经济转轨的起点之一。
通过承包土地给农民个体经营自由和引入市场机制，农村经济得到迅速发展。
乡镇企业改革则是推动农村工业化的重要一环，乡镇企业逐步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
2.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1980年代中期开始，我国着手进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国有企业改革。
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主要包括价格改革、财政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等。
国有企业改革则着重解决国有企业的经营机制和所有制问题。
3.开放改革和外资引进开放改革是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环节。
我国通过开放政策引进外资，推动了工业化进程和技术进步。
与此同时，我国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经济合作，提高了对外开放水平。
4.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经济转轨过程中，我国不断完善宏观经济调控和市场监管体系。
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产业政策等手段，我国努力实现经济稳定和可持续增长。
我国经济转轨取得的成就我国经济转轨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经济增长和国际竞争力提升经济转轨后，我国经济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增长态势，国内生产总值连续多年高速增长。
我国经济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2.就业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经济转轨促进了就业机会的增加，降低了失业率。
同时，人民收入水平也得到明显提高，尤其是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我国经济转轨中的“双轨制”特征及对策研究胡海龙;宋剑奇【摘要】At present, dual-track system i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is to be defined by three levels:contents, mech-anism and institutio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began with pricing dual-track system, and finally transformed Chinese economy into double- track state of mechanism and system. It started and pushed the economic reform in China and boosted the economy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ing, as well as it resulted in problems of corruption, rent-seeking, loss of economic efficiency and welfare. Based on evolutionary rationalism and open market environ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s double-edged sword about dual-track system dilemma, construction of law is the system guarantee to crack the double- track system;the way to getting rid of dual- track system is to comprehensively deepen reform and improve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ic system, economic growth is a necessary prerequisite to crack and double- track system.%目前，我国经济中的双轨制在理论分析上体现为体系、机制和体制三层涵义。
对俄罗斯经济转轨及中国经济转轨⽐较的理论思考对俄罗斯经济转轨及中国经济转轨⽐较的理论思考中国社会科学院冒天启提要：俄罗斯和中国还都处在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轨的实践中，这是⼀个新制度代替旧制度的历史过程。
⽂章对相关的⽐较理论作了评价，如：经济转轨和宪政改⾰的理论；政府竞争的理论；“⼤政府”“⼩政府”的理论等，提出应该继续对有关国家的转轨进程进⾏追踪研究、仔细分析不同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
从中找出转轨是从哪⼉起点的？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转轨的⽬标是什么？弄清怎样寻找适合本国国情的市场经济模式！转轨的路⼦该怎么⾛？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转轨策略！⽽不要急于去对“渐进”还是“激进”进⾏⽐较并由此得出“奇迹”与“失败”的褒贬。
⼀个国家的社会转轨，涉及到政治的、经济的、⽂化的等全⽅位的理论，但就经济来说，最重要的有三条：⼀是国有产权的重新配置和新的企业制度建设；⼆是政府管理职能转变和宏观调控机制完善；三是社会保障体系和社会安全⽹建设。
普京政府改变了叶利钦的改⾰思路，实⾏可控制的市场经济；中国加⼊ＷＴＯ后也需要调整转轨思路。
在新的经济环境下，⼀些难度较⼤的问题，在整体推动下，有可能取得突破。
ＷＴＯ的的原则是⾃由经济，不要幻想发达富裕的国家不从转轨国家中谋取经济利益。
我们应该给转轨继续提供⼀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
中国、俄罗斯，还都没有建⽴起成熟的市场经济机制。
半个世纪前，两国在制度安排和发展政策上有相近的⽅⾯；在下个世纪，在⾛向市场经济的进程中，虽然两国选择的⽅式和⼿段上有所不同，但其最终将会怎样？中国和俄罗斯两国转轨的长期⽐较研究，会有新的判断和理论！这是理论经济学学科基础建设的需要。
从传统集权计划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过渡，是２０世纪后半期发⽣在原社会主义“阵营”内的⼀个涉及政治、经济、⽂化和社会的重要实践问题，同时，也是⼀个全新的如何进⾏制度创新的理论研究课题。
中国、前苏联以及俄罗斯政治、经济、⽂化和社会转轨的实践及其⽐较，为这个新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
社会转型时期我国经济体制转轨问题新制度经济相关理论在当代中国有着相当的价值，因为在自1978年以来波澜壮阔的三十余年改革便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线展开，而经济体制便是制度经济学的研究内容。
虽然在改革的各个阶段多数都不是以新制度经济学为指导，但在我们回望改革历程，总结改革利弊得失和经验教训时，以新制度经济学为研究工具可以打开一片与政治经济学或其他学说更清晰的图景。
改革还在前行，制度转轨仍未完成，我们本着解决问题的精神，试图破解改革困局，相信随着新制度经济学在中国学界政界被逐渐认同和接受，它将深刻影响改革走向。
首先我们先对制度经济学中的制度变迁理论做一个初步的了解。
制度变迁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
诺斯强调，技术的革新固然为经济增长注入了活力，但人们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和制度变迁的冲动，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包括产权制度、法律制度等）构建把技术创新的成果巩固下来，那么人类社会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是不可设想的。
总之，诺斯认为，在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方面，制度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制度变迁的原因之一就是相对节约交易费用，即降低制度成本，提高制度效益。
所以，制度变迁可以理解为一种收益更高的制度对另一种收益较低的制度的替代过程。
产权理论、国家理论和意识形态理论构成制度变迁理论的三块基石。
制度变迁理论涉及制度变迁的原因或制度的起源问题、制度变迁的动力、制度变迁的过程、制度变迁的形式、制度移植、路径依赖等。
如果从产权改革来理解中国的制度变迁，也许顿时会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可循，在中国经济体制转轨的三十余年的历程中，一直有关于存量改革和增量改革的两种区别，也就是所谓体制内和体制外企业路径的区别。
对存量的改革多发生在老国企身上，在改革初期由于认识到指令性计划对企业积极性的挫伤，国家以下放企业经营自主权为突破口试图搞活经济，其后又尝试承包经营等方式，但是这些共和国长子始终市场竞争表现不适，究其原因，有经营管理方面的原因，但更重要的可能是在产权方面的安排不清晰，因为影响和激励行为，是产权的一个基本功能。
我国经济转轨探析前言经济转轨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
对于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经济转轨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本文将围绕中国的经济转轨展开分析，探讨其特点、挑战和思考。
经济转轨背景20世纪70年代以前，中国实行的是计划经济制度。
计划经济的特征是由政府主导，计划生产、计划销售、计划分配、计划投资。
这种制度下，虽然国家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资源的分配和使用，但也存在严重的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物资匮乏、价格歧视、资源浪费等。
1980年代初，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
经过多年的实践和探索，中国的经济逐渐走出了一条适合自身情况的转轨之路。
中国的市场化过程中国的市场化进程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78-1992）第一阶段，以实行价格和企业体制改革为主要目标，为市场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是市场化进程中的突破。
通过该法律的实施，既充分发挥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有限度地限制了国家的价格管制和干预；同时，企业体制改革也是该阶段的关键因素，通过开放国民经济的组织架构，放开了谋求利润的活力，为市场化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第二阶段（1992-2001）第二阶段是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阶段，其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深入实施企业改革。
该阶段的特点是，市场体系逐步形成，改革重心逐渐向企业内部管理体制、经营机制转移，重点解决企业间的收益分配和归属问题，使企业逐渐成为市场竞争的主力；此外，逐渐健全的宏观经济调控体系使整个市场经济体系能够更加倾向于合理有序发展。
第三阶段（2001至今）该阶段主要任务是在加快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加强宏观经济调控力度，促进经济循环可持续性发展。
该阶段的特点是，市场化改革进入全面深化的新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宏观调控从重视数量到强调质量和效益，鼓励和支持科技创新和自主创新，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和谐发展的良性循环。
中国体制转轨的经济秩序分析一、中国体制转轨下的经济秩序分析1. 转型期间的政策变化与影响2. 市场化改革与国有企业的关系3. 外资的引入与中国经济的成长4. 城乡差距与经济不平等的解决5.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及应对措施1. 转型期间的政策变化与影响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政策上不断进行改革与调整，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对外开放政策、市场化经济、国有企业改革以及财税体系的重构，都是我们今天的中国经济所基于的核心。
这些政策变化和制度创新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了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并存的环境，为企业走向市场竞争提供了机会，也为人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
2. 市场化改革与国有企业的关系在“以市场化改革为中心”的发展战略下，国有企业改革沿着有限制的市场化路径广泛推广。
作为这个业务领域内最大的参与者，国有企业通过提高效益和移交财政，为中国体制改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同时，以市场化改革为的国有企业经济也受到了市场环境的压力，没有完全适应市场经济的本质导致了它们在今天中国经济中的局限性。
3. 外资的引入与中国经济的成长外资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标志着中国逐渐与世界连接起来。
外资进入中国之前，中国经济体系一直都是由国有企业主导，这导致了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一直都较弱。
然而随着外资不断地引入，中国经济体系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国家经济体系得到了更好地运营，并开始在国际市场上扩张。
4. 城乡差距与经济不平等的解决中国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财富只被少数人所拥有，城乡之间的差距也在不断的扩大。
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要得到有效的解决，必须实现经济市场化，为中小企业提供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并去除实行冗长的政府监管。
5.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及应对措施中国是一个庞大的经济体，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挑战，比如资本市场的不稳定、就业市场的矛盾、国际贸易的压力等。
为了对抗这些挑战，中国需要加强企业的广泛参与，让整个国家的经济更加健康并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
浅论转轨经济中的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本文在总结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效果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通过分析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矛盾关系，指出中国的宏观调控不应沿用和照搬西方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做法，而应该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相适应，适当降低保持经济稳定性的目标，加强对经济运行的可掌控性，允许经济在合理的范围内有序振幅，以维持我国经济的动态平衡发展。
标签：经济转轨经济体制改革宏观调控一、引言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尤其是在以1989年经济治理整顿为起点，经济从短缺经济向需求经济转轨开始，经济运行中一直存在着一个基本矛盾，即经济体制改革与宏观调控的矛盾。
这个矛盾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建立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及未来可预期的中国经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都将不可避免。
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与探讨，对于了解经济运行、宏观调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三者关系有深入的意义，从而增加掌控经济运行的能力与水平。
二、近年来宏观调控政策的效果经济转轨以来，中国已完成了六次大规模的宏观调控。
前四次调控在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的过程中，紧缩性政策总体呈现出较为显著的调控效果；后两次调控在应对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与局部经济过热、投资膨胀的过程中，扩张性和“有保有压”的政策调控总体体现出密度大、组合性强、力度大等特点，但调控的效果却大大低于预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政策失灵的现象（庞明川，2008）。
在2003年以来以抑制固定资产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等为目标的宏观调控过程中，又出现了三个现象：一是无论是针对经济过热、投资增长过快还是对房地产行业的治理，所出台的政策收效甚微，迫使政府不得不连续出台了被称为“政如急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而二是宏观调控中已经较少使用的行政手段在市场化进程已经取得明显进展的背景下又重新得到使用，甚至是“重用”；三是在这轮调控中出现了罕见的“多次调控”现象（高辉清等，2006）。
在2007年底以来以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和防止价格由结构性上涨演变为明显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过程中，还出现了短期内的多次连续调控现象。
我国经济转轨探析(1.四川师范大学经管学院,四川成都610068;2.湖北金环股份有限公司,湖北襄樊441000)对中国转轨经济进程作一总体考察,通过对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我国渐进式的经济转轨与前苏联和东欧多数国家激进式的经济转轨在二战后不同的经济环境中的比较,以期立足与实际情况分析和探讨为什么我国要选择经济转轨、选择什么样的转轨方式以及如何减小经济制度改革带来的摩擦成本等问题。
标签：转轨经济;渐进式;激进式;摩擦成本1选择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原因在1978年以前,由于以下因素:(1)当时实现赶超型经济发展战略的需要;(2)前苏联计划经济体制的示范;(3)当时公有制建立时,劳动者的利益关系还没有明晰化,劳动者之间的私人利益暂时还被共同利益所掩盖,企业也不具有自身独立的经济利益。
我国形成了在生产上实行强制的指令性计划;在分配上实行严格的工资控制;在消费上实行全方位的票证制度;在流通中实行全面的价格管制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
具体模式如图1。
这样一种计划经济带来了这样的结果:(1)预先计划的资源配置决策由于不具备资本论中所论述的计划经济所需要具备的“完全信息假定” 和“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二个前提条件,在国家整体经济中就不可避免产生供求不平衡和劳动者缺乏积极性的状况;(2)国家与企业关系扭曲:一方面,国家捆住企业,企业无动力,另一方面,国家保护企业,企业无压力;(3)经济管理体制自上而下,条块分割,职能重叠,政出多门;(4)企业经济效益低,缺少自主创新。
从具体的国内生产总值来看,国内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从1953-1957年的9.2%下降到了1958-1978年的5.4%。
同时家庭部门的收入在1977年也下降到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16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133.6元的极低水平。
究其根源,如科尔奈在《短缺经济学》所论述,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下最普遍的经济特征是短缺,形成短缺的直接原因是各类摩擦,导致摩擦的根本原因是软预算约束。
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为了深入开展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有一系列方法论问题需要重新探讨。
经济转轨特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经济转轨的目标是市场经济，不能将其目标定位于资本主义经济或“大规模的宪政转轨”。
经济转轨的起点是社会真正有意识地摈弃计划经济而转向市场经济的拐点，不是为完善计划经济而进行改革的那个时点。
经济转轨是有终点的，而经济市场化或自由化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
经济转轨的结束与进程的测度应当是有客观标准的，不能任由主观判断。
标签：转轨经济；比较研究；方法论自从过渡经济学传入中国以来，我国学者在近20年的时间里所发表的有关转轨经济或过渡经济的文献汗牛充栋，难以计数。
但是，这些文献大多为一般过渡经济理论(如盛洪、樊纲、张宇等)或我国转轨经济进程和经验(杨瑞龙、黄少安，陈宗胜等)的探索，也有一些关于俄罗斯和中东欧国家转轨经验的研究(陆南泉、许新、张仁德、刘文革等)，这些研究成果均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并且曾经或正在为推进我国经济转轨作出重要贡献。
研究我国的转轨实践，或者研究外国的转轨经验固然很重要，但是，将两者对照并结合起来进行比较研究，就有可能使这一研究更加深入并有新的发现。
近年，国内外转轨经济比较研究的文献也不能说很少，然而，多半集中于激进与渐进两种转轨方式的比较与争论。
在这一讨论中，多数学者根据制度变迁的实际步骤和进程，认定中国是渐进转轨的典型，俄罗斯是激进转轨的典型，并且从实际的经济效果得出结论：前者优于后者。
罗兰应用理论模型分析后谨慎地指出，“在总和不确定性的情况下”，渐进主义策略可能是一种好方法，相反地，“在不确定性纯粹是个别的和特异的”情况下，“大爆炸方式总是优于渐进主义”，。
实际转轨的进程表明，不确定性不可能是个别的，因此，理论分析与依据实际得出的结论应当是一致的。
萨克斯等人所推行的“大爆炸”转轨或“休克疗法”，依据的是医治拉丁美洲通货膨胀的所谓“华盛顿共识”，这一“共识”在实践中碰壁后，许多经济学家，如斯蒂格利茨等强烈呼吁“超越华盛顿共识”。
迄今为止的中国经济渐进式转轨的成功，在世界上赢得赞誉，并且形成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的“北京共识”。
然而．激进与渐进之争并未到此结束。
萨克斯等人争辩说：“转轨的核心是宪政规则的大规模改变。
经济转轨(即价格自由化和私有化)只是转轨的一部分。
”中国根本没有进行宪政转轨，而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在实现市场取向改革的同时，还同步进行了宪政转轨。
转轨的经济绩效要看长期，不能只看短期。
现在得出渐进优于激进的结论为时尚早。
如果说学者们对该问题尚无定论的话，那么，西方国家当政者出于政治目的却当机立断对此做出结论。
比如尽管中国已经于2001年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但至今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却并没有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
相反，尽管俄罗斯截至2002年9月仍未加入WTO，但是美国和欧盟却在2002年6月初分别承认俄罗斯是市场经济国家。
近来，有的中国学者也指出：“从总体上说，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后转型期’，即俄罗斯的市场经济框架已经建立。
如果按照一些学者对于‘转型’的定义，‘转轨的核心是大规模的宪政制度的转变’这一说法，俄罗斯已经在立法程序上完成了大规模的制度变迁，也即‘宪政制度的转变’。
在国际社会，俄罗斯已被认定为市场经济国家。
”这样，由激进与渐进之争又进一步提出一个新的、更大的问题，即转轨进程的根本标志到底是什么?怎样判断不同转轨国家在转轨进程中的位置、转轨的程度和水平?这实际上已经成为转轨经济研究中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在以往研究中，这个问题还没有显得那么重要和迫切，那么现在它已经不能回避，特别是在转轨经济的比较研究中，已经成为这一研究中首要的和关键的问题。
只有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们才能把握经济转轨的共同趋势，明确不同国家的差异和特点，我们才能真正知道自己的长处和短处、别人的经验和教训，才能真正懂得应当向别人学什么、不应当学什么，以及怎样去学习，以便迅速推进我国经济转轨进程，实现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
一、关于经济转轨的概念1989年，苏联、东欧国家社会主义体系纷纷瓦解，并且先后宣布放弃计划经济并向市场经济过渡，开始了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实践。
但是，这些国家在转型中所表现出的认识、路径、政策各不相同。
世界上许多经济学家开始跟踪而后又从理论上研究这一新的经济现象和形态，并且逐步形成一个新的研究领域——“过渡经济学”或“转轨经济学”(Transition Economics)。
“转轨”这个词是个外来语，它来自英文中的Transition．其原意为过渡、转变、变迁。
为了研究的需要，这个词后来在我国被译为“转轨”，如“Economic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m Europe”被译为“中东欧转轨经济”；也有人译为“转型”，如热若尔·罗兰的名著“Transition and Economics”被译为《转型与经济学》。
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就其原意来说，无论“过渡经济”、“转轨经济”，还是“转型经济”，其含义并无太大区别，均指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制度转换。
俄罗斯学者大都使用这样的俄文词“ПepexoпH bIйпepиoп”(过渡时期)或“ПepexoдaязKHOMиKa”(过渡经济)来指称转轨经济。
这符合俄罗斯人研究制度转变的传统。
在列宁的著作中，有大量关于“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文献和论述。
例如布兹加林和拉达耶夫就把俄罗斯20世纪的过渡经济划分为两个时期：(1)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过渡时期；(2)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时期。
转轨是一种改革，但又不同于一般的改革，不能把任何一种经济体制的改革或调整等同于经济转轨。
改革有两种类型：(1)原有体制总体框架不变，只作局部改革。
例如，原有的计划体制不变，只在原有体制基础上做些改良或修补；或者原有的市场体制不变，只是加强一些政府干预或更加自由化等。
(2)通过改革使经济体制发生根本转变。
例如摧毁旧的计划经济，建立新的市场经济体制。
显然，只有第二种类型的改革，即发生体制性根本转变的改革才能称得上经济转轨或转型。
国内许多研究者往往把转轨与改革视为相同概念。
如张军在1997年将“Transintional Economies”译为“过渡经济学”，并且指出“过渡经济学”也称“转型经济学”或“改革经济学”。
在以后的文献中，他进一步指出：“在现有的文献中，经济学家经常使用的概念，如过渡、转型、转轨、经济改革、市场化等等，基本上指同一个含义。
”周业安在《中国的经济转轨与中国的新制度经济学》一文中也指出：“改革从内涵上基本等价于市场化、体制转轨或过渡，因此，本文常混用这些术语。
”如上所述，转轨与改革有共性，在其共性的基础上进行某些研究，两个概念混用并无大碍。
但由于研究对象的选择而必须严格区分两个概念时仍然将其混用就会酿成大错。
1. 从空间上说，转轨是指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不能包括已经进行或正在进行经济改革的日本和其他亚洲国家，或瑞典及其他欧洲国家。
2．从时间上说，转轨是指计划经济国家向着一个明确目标，即市场经济过渡的时期。
如早在1965年苏联就已经实行了大规模经济改革，但那时的改革只是为了完善原有的计划经济体制，还不能归于“转轨”范畴。
苏联1991年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俄罗斯于同年独立，因此，俄罗斯的真正转轨只是从1991年才开始起步的，从改革到转轨，前后相差1/4世纪。
有人担心严格区分“转轨”与“改革”会背离人们的习惯，不便于交流与研究。
实际上，转轨经济比较研究中的许多混乱，如将中俄经济转轨与日本体制调整和亚洲“四小龙”市场化改革相提并论等，都与上述两个概念的混淆相联系。
从国际上看，“Trsnsintional Economics”概念的出现，也是针对1989年苏联、东欧国家剧变以后整个计划经济国家制度变迁的背景而言的。
因此，按照国际的习惯，转轨一词的内涵应当是很清晰的。
国内外许多学者力图扩展“转轨”这一概念的内涵。
他们将转轨等同于一般的制度变迁，从而将其应用于一般的发展中国家甚至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制度变迁史的分析，即凡是由前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历史变迁都叫做“经济转轨”。
有些学者主张将“转轨”这一概念扩展至发展中国家，提出转轨经济研究：扣的“二元转型”假设。
认为转型不仅指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也包括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诚然，对“转轨”概念的这一界定，便于将原计划经济国家和一般发展中国家连成一体进行研究，也有一定的依据(因为两者的目标是相同的，都是走向市场经济)，但是，尽管如此，“二元转型”假设仍然值得商榷。
因为“转轨”这一概念不仅取决于目标，也受制度转变起点的制约。
两者的起点是不同的，不能把它们的起点都归结为相同的自然经济。
一般发展中国家是直接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而转轨国家从自然经济走出来，中间还经过了一个计划经济时期，然后才开始转向市场经济的。
有的转轨国家(如苏联和捷克)甚至经过的曲折更多，即自然经济一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一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市场经济。
所以，不论从自然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曲折有多少，转轨国家在转向市场经济之前的起始点，不是一般自然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严格来说是计划经济的末端)。
它们起点的不同，还不仅表现在体制转换的时间和背景的差异上，重要的是作为起点的体制的所有制基础不同。
发展中国家的起始体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自然经济，转轨国家的起始体制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
正因为这一区别，转轨国家往往面临产权根本改革的首要任务。
再者，如果把转轨的起点规定为一般的自然经济，那就不仅会把转轨国家扩展至所有发展中国家，还会扩展至所有发达国家，因为最初发达国家也是以自然经济为起点走向市场经济的。
因此，一旦放松转轨起点的界定，就会将所有以市场经济为目标进行制度变迁的国家都囊括在“转轨”概念之中，其时间跨度从14世纪直至今天还在持续，绵延600多年。
显然，这就把转轨经济的现实研究变成了制度变迁史的研究。
国外也有学者将这——概念扩展至一般的制度调整过程，如青木吕彦以日本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制度调整为例，把转型看做“曾经运转良好的旧制度已经变得过时，并根据新状况作出调整”，认为这是“制度转型的另一视角”。
但是，他这里所谓“转型”，使用的英文词是“Transform”，而不是“Transition”。
看来，他这里所说的日本体制的“Transform”，还不是我们所说的“转型”，相当于上述的“改革”。
还有人将转轨概念进行了历史的延伸，即把二战后所有从“统制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国家均称为“经济转型”国家。
今口之转轨与那时德国和日本等法西斯国家进行的“再市场化”虽有共性，但一个重大区别是那些国家本来就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它们只是在一个特定时期(备战和战争时期)实行“统制经济”，而且历史短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