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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思想的社会管理思想及其现代价值法家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对社会管理思想的贡献深远而广泛。
法家思想主张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严明执行和规范约束，倡导以法治代替人治，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治理的有效性。
在当代社会，法家思想的某些理念和原则仍然具有重要的现代价值，对于完善现代社会管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本文将从法家思想的核心观点出发，探讨其在当代社会管理中的现代价值。
一、法治思想的重要性法家思想强调法律的重要性，认为法律是治理社会的根本工具，是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平正义的基石。
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提出“法者，治之端也”，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约束力，主张依法治国，使各种行为都受到法律的规范和约束。
在古代中国，法家思想对于统一国家、加强中央集权、确立法制秩序发挥了积极作用，为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二、法治与人治的对比法家思想与儒家思想相对立，儒家主张仁政之治，重视君臣之道和人伦关系，强调以德治国；而法家则主张法治，认为法律应当是公正客观的，不应受个人意志的干扰。
在当代社会，法治与人治的对比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法治能够保障社会的公平正义，避免人治中的腐败和任性，提高政府的决策效率和执行力，增强社会管理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三、法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的启示1. 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法家思想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约束力，提倡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使法律能够真正成为社会管理的工具和准则。
在当代社会，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法治意识和法治精神的培养，对于提升社会管理的效能和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2. 推动依法治国法家思想主张依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和公正执行。
在当代社会，推动依法治国，加强法治建设，提高法律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是完善社会管理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的关键举措。
3. 坚持公正廉洁法家思想注重公正廉洁，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分贵贱。
在当代社会，坚持公正廉洁，加强反腐倡廉，建立廉洁高效的政府机构和公共服务体系，是提升社会管理效能和提高治理水平的必然要求。
中华法系的特征及当代意义中华法系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法律实践的结晶，自秦汉至唐宋，经600多年不断完善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整套庞大的法律体系。
以下中华法系的特征及其在当代的意义：特征：1. 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
中华法系是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形成的，这一时期的法律以儒家思想为理论基础，强调“礼法合一”，即法律与道德的结合。
2. 注重维护君主的权威和统治秩序。
中华法系旨在维护封建社会的统治秩序，特别是君主的权威和统治地位。
因此，法律对于违反君权和统治秩序的行为给予严厉的惩罚。
3. 注重家族伦理和亲情关系。
中华法系重视家族、宗族及家庭的关系，认为这种关系对于维护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因此，法律对于家庭、宗族及亲情的地位和作用有明确的规范。
4. 具有重刑轻民的特点。
中华法系注重刑法的惩罚作用，而对于民事法律关系则相对轻视。
这种重刑轻民的特点在当代中国法律体系中仍然有所体现。
当代意义：1. 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提供历史借鉴。
中华法系的历史为中国现代法律制度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
通过研究中华法系的历史，我们可以了解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以及中国古代法律对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影响。
这些经验和教训可以为当代中国法律体系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2. 有助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中华法系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强调的礼法合一、家族伦理等价值观念在当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研究和宣传中华法系的历史和文化，可以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3. 有助于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
中华法系是世界文明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历史和文化的价值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研究和传播中华法系的历史和文化，可以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增进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友谊。
总的来说，中华法系的特征及当代意义涉及到了对历史的尊重和传承、对当前法治建设的启示、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深远影响等多方面。
从过去到现在中国的民法传统与现代法治精神中国的法律体系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演变，从古代的民法传统到现代法治精神的崭新发展，这一过程承载着中华文明的沉淀和现代社会的需求。
本文将探讨中国的法律发展，从古代的法治传统到当代的法治理念，以及这些传统如何影响和塑造了现代中国的法律体系。
一、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古代中国的法律传统根植于儒家思想和传统价值观念。
这一传统在中国历史上有着悠久的历史，包括了诸多法律文化元素，如礼仪、家族观念、道德伦理等。
这些传统构成了中国古代法律的基础，同时也影响了社会的组织和治理。
1. 儒家法治观念儒家思想对中国古代法律传统的塑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孔子的思想强调了仁爱和道德的重要性，这在古代法律中体现为尊重家长、孝道和社会秩序的维护。
儒家强调君子行道，弘扬道德法治观念。
2. 家族观念与礼仪法律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更多地与家庭和家族有关。
家族观念和家族责任在古代法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维护家庭的和谐和社会的秩序。
礼仪法律规范了社交行为和仪式，以确保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守。
3. 德治思想中国古代的法律体系强调道德的重要性，鼓励人们依循道德规范，而不仅仅是法律规定。
这种德治思想体现了法律与道德的紧密关系，强调了社会和谐与规范的维护。
二、现代中国的法治精神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化，古代的法律传统逐渐融入了现代法治精神，形成了中国独特的法律体系。
1. 民主法治原则现代中国法治体系以民主法治原则为基础，强调法律的普遍适用和公平公正的原则。
法治的核心是依法治国，法律对所有公民平等适用，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
2. 法律体系的建设现代中国建立了完善的法律体系，包括了宪法、刑法、民法、行政法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
这些法律为社会提供了明确的规则和制度，维护了社会秩序和公平竞争。
3. 国家治理的现代化现代中国法治精神体现在国家治理的现代化进程中。
法律逐渐成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工具，政府决策和行为受到法律的制约，依法行政成为基本原则。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启示中国古代法治思想，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的积淀与发展，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智慧和实践经验。
在当代法治建设的进程中，这些古老的法治思想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而且对我们今天的法治实践仍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强调“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即法律的权威首先来自于统治者的遵守和执行。
如汉代张释之犯颜执法，力劝汉文帝坚持按法律审判惊驾者;唐太宗怒杀大理丞张蕴古,没有将他依法治罪，最终确立了复奏制度。
在现代法治建设中，这一思想提醒我们，法律的生命在于实施，任何法律的制定都必须伴随着严格的执法和公正的司法。
只有当所有人，包括最高权力者，都受到法律的约束，依法行事，法律才能真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法不阿贵”是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另一重要原则，它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论贵贱贫富，都应受到相同的法律待遇。
东汉董宣不畏权贵，秉公执法，公主与杀人的奴仆共乘一车，他逼停车辆，将杀人者就地正法，被封为“强项令”；包拯任开封府尹，铁面无私、刚正不阿，最终传为后世美谈，直至今天仍有许多有关包青天的影视作品。
这一点对于当代中国构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至关重要。
在现代社会，消除特权、确保公平正义是法治建设的核心任务之一。
通过建立健全的法律体系和监督机制，确保每个人都能在法律面前得到公正对待，是实现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石。
中国古代的“明德慎刑”思想认为，法律的实施应与道德教化相结合。
同时，刑罚的执行应当遵循比例原则，既要有力地维护社会秩序，又要兼顾人道主义和人权保障。
在当代法治建设中，这启示我们，法律不仅是规范行为的工具，更是传播道德的载体。
通过法律教育和普法活动，提高公民的法律素养和道德水平，使法律与道德相互促进，共同构建和谐社会。
中国古代法治思想强调“法以载道”，即法律应当体现和传达社会的基本道德准则和价值观念。
在现代法治建设中，这意味着我们在制定法律时，应当充分考虑社会的伦理道德基础，确保法律规定既符合社会公正和效率的要求，又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和支持。
浅谈法家思想的现实意义【摘要】法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一种重要流派，对当代社会管理、组织管理和个人生活都有着深远的启示。
在现代社会管理方面，法家思想强调依法治国、官员宜简，为政务清晰高效提供了借鉴；在组织管理上，强调明确责任、奖罚分明，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率和员工绩效；对个人生活的启示主要体现在约束自己、明确目标、追求稳定。
法家思想的普遍适用性使其在不同时代、不同领域都能够得到有效运用，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也展现出其实践价值。
法家思想对当代社会和个人修养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在现实生活中的实践意义也日益凸显。
【关键词】法家思想, 现实意义, 社会管理, 组织管理, 个人生活, 适用性, 运用, 当代社会, 个人修养, 实践意义1. 引言1.1 介绍法家思想法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重要思想流派，涵盖了丰富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对于现代社会仍然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法家思想主要集中在战国时期，代表人物有李斯、商鞅、韩非等，其核心思想是重视法律制度和强调政治权力的有效运用。
法家思想倡导以法治国，强调严明法度、重视纪律和规范，注重实用性和效率性，强调以权谋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在古代中国，法家思想对统一中国、中央集权和法治的推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家思想认为，政治权力应当被规范和约束，法律制度应当被完善和执行，才能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国家治理的有效。
法家思想强调重视实际情况和实践效果，倡导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
法家思想在古代中国政治实践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成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管理方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法家思想对于现代社会管理和组织管理具有启示意义，为人们探索制定有效的管理体系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借鉴。
结束。
1.2 探讨现实意义法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思想的一个重要流派，对当代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从社会管理、组织管理到个人生活，法家思想都能提供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法家思想对现代社会管理具有重大意义。
《管子》的法制思想及其当代价值一、《管子》中的法制思想二、《管子》中的刑法思想三、《管子》中的政治思想四、《管子》中的商业法思想五、《管子》中的战争法思想《管子》是中国春秋时期的政治思想家、军事家和教育家管仲所编纂的一部著作。
作为一位早期的法家代表，管仲在《管子》中提出了一系列的法律、刑法、政治、商业法和战争法思想。
这些思想对今天的法制建设和社会治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管子》中的法制思想在《管子》中，管仲提出了“三纲八目”的思想，将中国古代的政权体系制度化。
其中，他强调了法律的权威性，提倡以法治国，并将法律纳入了国家的统治机构之中。
在管仲的眼中，法律是保护人民权益的工具，可以限制君王的权力，平衡权力的分配。
此外，管仲还提出了法律逐级审查制度，即法律不应依赖于个人主观意识，而应在多级审核的基础上得以实施，以防止冤假错案和司法滥用。
值得一提的是，《管子》中的法制思想也涉及到了国际法的内容。
管仲提出，“舟车之利，必归四方”，强调了国际贸易中对合同履行的要求，同时提出了“盟约之法”，强调了合法的国家间互助关系。
二、《管子》中的刑法思想在《管子》中，管仲强调了惩罚的目的在于教育，而非单纯的惩罚。
他主张以德治国，同时也承认刑罚的必要性，提出了“轻重罪”的区分，明确了刑法的分类和刑量的差别。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在《管子》中，还提出了“固定犯”的概念和罪责传承的规定，即“三世不赎”的制度。
这种固定罪责的惩罚制度，并将罪责传给未来的子孙后代，有利于有效的遏制于治理犯罪，引起社会的恐吓和警醒。
三、《管子》中的政治思想《管子》中的政治思想主要聚焦于君臣关系和国家权力的合理分配。
管仲认为，国家权力应该掌握在智慧、德行高尚的人手中，他驳斥了那些随意把权力交给亲信、贵族、政治权贵的人的做法。
此外，《管子》中还提出了“四统七兼”的思想，强调国家在治理中应该考虑到所有人的利益和意见，完善国家的决策和执行机制。
四、《管子》中的商业法思想在古代中国，商业活动是不被社会接受的。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和价值中国古代法律文化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特点和价值不仅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性，也对当今社会的法律建设和文化传承产生了重大的启示和影响。
本文将从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特点和价值：传统文化与法律的融合、以德治国与法制治国的平衡、法律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一、传统文化与法律的融合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一大特点是传统文化与法律的融合。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法律始终被视为道德和文化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系统存在。
这种融合表明了中国法律文化的独特性和复杂性，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古代的社会基调和文化精神。
汉代的律法，以德行为核心，注重通过教化改善治理。
唐宋以后，依靠开罪河济般转轮船舶的夏口、大行、石首、荆湖四个以上港口，由夏口负责直达海口的海外交通游戏方式的改变、中外商品的交换及商业活动的增强促进了经济的振兴，也对法律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对民行、监押等概念和实践的重视，也有助于法律的发展和融入社会，进而反过来影响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
二、以德治国与法制治国的平衡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另一重要特点是“以德治国”与“法制治国”的平衡。
中国历史上，从传统社会到现代国家，经历了许多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治理方式。
尽管与法制治国相比，以德治国在实践中更具有灵活性和优越性，但对于保护人权、促进社会公正和法治、监督政治权力等重要问题，法制化的治理方式则显然更加有效。
儒家思想强调的“以德治国”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以《尚书》《礼记》等古代文献为代表的中华经典著作中，较多地落实了“律己、然后徐，徐，然后广”“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提出了儒家格物致知、诚实守信、忠君爱民、关心人民生活、社会公正和法治等，为中国法律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在清代的吏治改革中，法制化的治理模式得到了进一步的推广和完善。
康熙年间，道光年间的“洋務運動”，更是对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推进和推广带来了新的动力。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当代法治建设的影响中国的法律文化源远流长，历经千年沉淀，对当代法治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将探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在当代法治建设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一、尊重法律的传统中国古代文化中一直都强调法律的尊重与遵守，这种观念深入人心，对当代法治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法律被视为社会秩序和公众利益的重要维护工具，人们对法律的尊崇和遵守已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风气。
在现代社会，这种传统观念仍然对人们的行为产生着强烈的约束力，使得法治从根本上得以维系。
二、以德治国的思想指导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强调了以德治国的思想，这对于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注重德治，强调领导者应具备高尚的品德和道德操守。
这种思想使得法治的展开不仅仅是通过裁判和立法进行，而是与道德价值观的传承和弘扬相结合。
在当代法治建设中，我们也应该注重培养公民的道德素养，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平，以建设一个更加文明、公正和和谐的社会。
三、人治与法治的统一观念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人治与法治始终是一个统一的概念，这种观念对当代法治建设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人治是指依靠人的聪明智慧和个人的决策来治理社会，而法治是指以法律为依据来规范社会行为。
传统上，中国注重领导者的智慧和能力，相信领导者的正确决策可以解决社会问题。
然而，在当代社会，我们必须意识到人的局限性，只有依法治理才能保证公平公正。
因此，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人治思想需要与现代法治观念相结合，维护社会稳定和公正。
四、儒家思想对法治建设的影响儒家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法治建设也发挥了巨大的影响。
儒家思想强调了仁爱和和谐的价值观，认为人与人之间应该相亲相爱，通过道德自觉来约束社会行为。
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等价值观念为法治建设提供了基础，使得社会成员更容易遵守法律、尊重他人的权益，并且通过道德自觉来规范自己的行为。
现代社会中，我们依然可以借鉴儒家思想，通过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推动道德伦理建设和法治建设的有机结合。
道家的法律思想道家是中国古代哲学学派之一，其法律思想深受其哲学理念的影响。
道家的法律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对治理、社会秩序、人际关系等方面的独特观点和原则上。
本文将从政治哲学、社会伦理和个体自由等角度分析道家的法律思想，并探讨其对当代法律体系的启示与价值。
首先，道家的法律思想与其政治哲学密不可分。
道家强调“无为而治”，认为政治与社会管理应以自然的方式进行，强调无为而道。
他们主张政府应当以柔性的方式治理社会，遵循大道自然的原则，允许事物自然发展，而非以强制手段干预。
道家认为政府过度干预容易破坏社会的自由与平衡，倡导“无为而治”的理念对于构建和谐稳定的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其次，道家的法律思想与社会伦理有着密切关系。
道家注重个体的修身养性，追求自我完善与内心的和谐。
在道家看来，人应当遵循道德法则，以修身为本，从而达到社会法律所追求的秩序与和谐。
道家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倡导情感的理性运用和礼仪的重视。
在社会伦理方面，道家强调“礼乐无为”，即强调适度行为、内外有别、顺应自然等原则。
这些原则为社会行为、道德准则和法律规范的制定提供了一种思考方式。
再次，道家的法律思想对个体自由的关注也是其独特之处。
道家主张“随天而明，堪与乎上帝”，倡导人们遵循内在的道德准则而非被外力束缚。
他们主张个体的自由和自主选择，反对过度约束和强制，主张尊重个体独立性与自由意志，强调道德自律与自生成长。
这种关注个体自由的观点，在现代法律中也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现代法律体系也强调个体权利和自由，强调个体的自主选择和尊重，让个体在法律框架下充分发展、实现自己的价值。
从政治哲学、社会伦理和个体自由等角度来看，道家的法律思想展现出独特的魅力和深远的影响。
道家的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与其他法律思想不同的思考方式，为我们理解和构建法律体系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在当代社会，尊重个体自由、注重和谐与平衡的法律体系越来越受到重视，与道家的法律思想不谋而合。
因此，我们有必要充分理解并吸收道家的法律思想，使之成为现代法律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试比较先秦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优劣及其当代价值一、先秦儒家法家法律思想概述（一）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先秦儒家是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当中最为庞大的一家，也是体现儒家思想最为原始与纯正的一派。
先秦时代儒家的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理论之中。
其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先秦儒家认为治国应当采用“礼治”。
“礼治”思想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认为“为国以礼”1，强调“礼其政之本”2，以维护其构建起的宗法等级制度。
同时，孔子在礼法关系上强调“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
这表明了先秦儒家认为“礼治”优于“法治”。
即使荀子在其法律思想中融入了“法”的部分，但“礼”仍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4，“礼治”仍然处在治国方略中的首要地位。
其次，先秦儒家十分重视“德政”，“仁政”的作用。
先秦儒家大多反对严重的刑罚杀戮或者未经德教便施以刑罚。
其强调治国要“为政以德”5，强调道德教化在实行统治中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孟子，他极力主张统治者应当行“王道”，而非“霸道”，要实行不忍人之政，通过教化的方式施政于民。
最后，先秦儒家倡导“为政在人”6的人治思想。
其强调在治国理政当中，人的作用高于法的作用。
先秦儒家的人治思想体现了两个方面，即一方面统治者应当遵守礼的约束，推行仁政，另一方面应当任用贤能之人来辅助君主治理国家，以达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7的目标。
（二）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先秦法家作为仅次于先秦儒家的学派，其法律思想与儒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甚至多为相背而行。
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大多集中于商鞅和韩非的思想理论之中。
首先，先秦法家崇尚“法治”，而非“礼治”和“人治”。
先秦法家强调“法者，国之权衡”8，只有运用“法治”，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维护政权和国家社会的稳定。
“法”是治理国家的基本纲要。
同时，其认为统治者应当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掌握法、术、势，以驾驭群臣和百姓。
其次，先秦法家尤其注重刑罚的作用，讲求“重刑”。
摘要：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传统法律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个分支因历史及时代因素有其工具主义观念、专制主义思想等糟粕成分，但亦有其哲学基础、制度倾向、治理模式等方面的精华成分和天然优势，因此应该充分利用其为现代法治建设提供文化渊源、本土资源、民众认同等价值为现代法治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关键词：文明河南：传统法律：当代价值所谓传统，是世代承袭的蕴含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
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是中华民族悠久文化在法律领域的投射与结晶，展示了中华民族对人类的伟大贡献，更为新时期法治建设提供了天然的历史依据与现实基础。
然而世易时移，用当下的观念重新衡量与审视传统法律思想，对于实现法治现代化来说其到底是阻力还是动力，它的哪些精华值得我们传扬，哪些糟粕又需要我们摒弃这都是需要思考的问题。
一、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糟粕加强法治建设，增强法治观念，是推进法治中国的重点工作。
在这个过程中，把目光重新投向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深入分析其封建糟粕，合理扬弃，方可少走弯路，避免重蹈覆辙。
（一）人治而非法治的法律工具主义观念中国古代君王及贵族都把法律视为天下之公器，法律仅仅作为工具用来协助统治者贯彻落实其所倡导的伦理思想。
统治者期望依靠法的刑罚功能和道德的防范功能来构筑秩序井然、人际和谐的理想社会。
“为政在人”无非是人治主义思想的典型体现。
比如，在社会层面倡导“尊尊”，要尊重并无条件服从于位高权重之人。
国家统治者的权力完全不受或是不完全接受法律的限制，就不能确立起法律的权威性，其结果势必无法保证权力运行的公正合理，无法避免权高于法的情况，也必然导致法律失范、腐败滋生。
（二）重刑轻民的专制主义思想法家曾过分夸大法律的作用，认为要“重狱轻讼、以刑去刑”。
重狱就是重视刑法或刑罚的作用，轻讼就是轻视民事诉讼，轻视民众意愿的表达。
法家期望通过严刑苛法来解决社会争端，一个比较轻缓的犯罪情况也要用极端的刑罚来处理，以期达到民不敢犯的效果。
法家这样做大抵出于两个考虑：其一要维护专制特权，唯有严刑酷法；其二，自然经济支配下的小农社会里，用重义轻利、重农抑商等道德说教压制着民众的心理，用法律手段控制工商活动，就能达到维护中央集权、宗法家族制度和自然经济的目的了。
（三）情、理、法交融的人情观古人认为理想的法律是集天理、国法、人情三位于一体的。
所以存在几种情况，一是情理等于法。
古人认为“法不外乎人情”，如“亲亲相隐”制度。
人们只爱其亲人、亲族，用血缘关系的远近来判断是非曲直，完全割裂个人与社会及国家的关系。
后世如北齐律将“不孝”列为不赦重罪等均可见人情的内容已然渗入法律之中。
二是情理大于法。
古人云“人情所恶，国法难容”，在判断问题时，人情成了超越国法的重要标尺。
这些情、理、法交融的状况，导致了泛人情化，造成了重人情轻国法、重实体轻程序的恶果，影响了司法的公正性。
（四）忍让而非诉讼的非讼、贱讼观念家国同构的家族本位观念促使无讼成为古代法律文化的一个价值取向。
民众若因一己私欲而破坏整个秩序的和谐被视为无耻，统治者认为无讼即是政治清明。
诉讼的成本沉重、过程繁琐、结果不尽如人意导致民众厌讼且对法律的公正性产生怀疑。
这些都抑止了个人权利观念的发展；影响了法律权威性的确立；影响了法律信仰的培育。
二、中国传统法律思想中的精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带有浓重封建文化的气息，难免存在许多糟粕与不适应于当代法治建设的内容。
当下我们处在一个空前的变革时期，虽然我们要走的社会主义的法治之路与古代法治有着本质的不同，但要走好、走稳这条路，则更必要对古代法治思想中积极的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深入地研究与分析。
（一）哲学基础：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以及以人为本历代统治者都能认识到，法律是基于社会需要而制定的行为规范，并非是基于神灵的意志，所以能够自觉地根据现实需要来立法。
司法领域也秉持谨慎求实的科学态度。
“罪疑唯轻”、“循名责实”、“本其事而原其志”等的提出无不表明古人求实辩证的态度。
公元前1000余年前萌芽了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先秦重民、儒家“以人为本”等等都彰显了中国传统的人本主义思想。
朴素唯物主义、辩证法和无神论精神以及以人为本等思想成为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哲学基础。
（二）制度倾向：“人、法”相结合、“慎刑恤狱”的混合样式明代丘溶说：“法者存其大纲，而其出人变化固将付之于人。
”法表现了统治阶级的集体法律意识，人表现了统治阶级的个体法律意识。
二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强调了法的作用领域与评判范围。
法的整体控制作用和人的微观调控作用相结合，在实践活动中就演变出“成文法”和“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
虽然真正实施起来很有难度，但“慎刑恤罚”在古代法典之中有明文规定，彰显了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
这一思想的提出及随后与之相配合的一系列制度设计，对我们今天推进法治建设，关爱民生，关注弱势群体，尊重和保护人的生命和人权等仍然有着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早在2008年6月，在中央政法委举办的“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和胡锦涛总书记重要讲话专题研讨班”上，中央领导就明确指出：要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既要“重法重刑，以刑去刑”，也要“宽减刑罚，慎刑恤罚”。
（三）价值取向与制度保障：“天人合一”、“调处息讼”传统文化中包含较强秩序意识、稳定观念和和合价值。
把“和”作为解决纠纷的最高价值选择。
古圣人制礼作乐的出发点和归宿就在于社会和谐。
要达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则必须“仁”、“克己复礼”、“无讼”，通过互相礼让、通过调解来解决争端。
“调处”是古人实现无讼、息讼的具体措施和重要手段之一，为我们当下的人民调解制度提供历史渊源。
如今的调解制度正是基于传统“和合”思想的积淀，其符合司法效益又维护了社会和谐。
（四）社会综合治理模式：“德主刑辅、礼法兼治”重新检视我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我们会发现在礼、法、德、刑四者的关系上强调“德主刑辅”，主张“礼法兼治”。
把道德教化作为维护统治、保持和谐的主渠道，把法律制裁作为辅助措施，呈现出一种综合治理社会的模式。
法律与道德刚柔相济、相辅相成，潜移默化为民众人生观、价值观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这为当下社会引导自律机制和他律机制的有机融合，以道德来引导立法，以立法规范道德带来启发。
三、传统法律思想在现代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价值任何一个国家彻底地抛开传统文化来推进法治现代化都是妄谈。
文化的传承性和强大生命力决定传统法律文化势必要影响当代的法治建设。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有其缺陷和不足，但也有天然的优秀文化的积淀，应该科学辩证地看到其在现代法治社会建设中的价值。
（一）传统法律思想为现代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文化渊源泱泱五千年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包容万物。
传统和现代并非决然对立、互不兼容的。
我国传统法律文化已天然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肥沃的土壤和坚实的基石。
无论是清末修律的“全盘西化”，还是改革开放以前的“全盘苏联化”，历史无数次向我们证明肆意抛却或隔离与传统的关系，无视我们的文化环境和具体国情，急功近利式地移植国外的东西，就不可能推行我们的治国举措。
反过来说，借鉴外部的先进理念是必要而且是必须的，但同时应彰显自己民族的特色，从我们传统的法律文化中开辟和探索出属于华夏民族的道路。
深厚文化包蕴民族凝聚力，是民族团结的力量源泉，是民族的精神支柱和生活根基。
文化特有的的沿袭性、传承性，也决定了法律文化自古至今的一脉相承，人们头脑中的许多法律意识、观念依然源于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理解就是明证。
我们可以说，我国的传统法律文化正是现代法治建设的内生动力。
我们所谓的法治现代化，应该是在对传统法律文化进行弃弊兴利基础之上的法律文化重塑过程。
因此，在扬弃弊端的同时，更应该去不断挖掘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研究它、改造它，让其在中现代化过程中充分发挥功效。
（二）传统法律思想为现代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本土资源随着时代的变迁，传统中的不少东西是会落伍和过时，如若一味死板地沿袭，肯定会出问题。
但这并不意味着其本身一无是处，而是提醒人们增强辨识力，孜孜以求其魅力和价值，这样既可以减少法治建设的障碍和阻力，又可以有效节约移植西方法律的成本。
农耕时代里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孕育和形成的传统法律文化，其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尊卑等级制度，工具主义特色鲜明，和现代法治意义上的法律权威有着根本区别。
即便如此，深入研究传统法律文化，我们仍不时能发现其光芒与智慧。
许多符合人类普遍追求的法律精神和理念，在历史的演变中熠熠生辉。
诸如唐代的“封驳”制度，很明显是对皇权的监督，体现出了决策监督的理念，最大限度地减少因为皇帝、皇权的决策失误而给国家造成损失的可能性；再比如宋代的“台谏”制度对君权进行恪守家法、更改诏令等等多方面的制衡。
这些监督经验和对权力进行制约的理念对于我们今天的法治建设都有积极意义。
（三）传统法律思想为现代法治社会建设提供经验借鉴作为当前法治建设的逻辑起点，传统法律文化的历史起源、演进过程等已然累积了相当丰富详实的历史资料经验，经验具有历史性和传承性，是短时期内无法获得的。
而当下我们重新翻阅历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从中获取警示和启迪，为当下的发展提供指引和方向。
对于一些能被直接利用优秀的资源，我们可以直接拿来融入到当前的法治建设中；对于一些不能直接利用而又包含可借鉴价值的资源，我们予以改良和重构，让其适应现代法治建设的需要；对于一些应该坚决抛弃的糟粕性的东西，虽不能直接从中获得价值，却可做反面教材，在抛却的过程中更加明白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四）传统法律思想为现代法治社会建设提供民众认同法律是否能得到有效实施，很大程度取决于民众的认同感。
认同感强则实施顺畅，认同感弱则举步维艰。
传统法律文化是民族文化在法律上的反映与折射，是根植入内心深处的稳固的文化心理。
其作为人类历史的沉淀和积累，几千年来牵引着中国人的法律心理和行为，若要被外来文化所湮灭和覆盖存在相当的难度。
所以即便是在当下文化思想精彩纷呈的状态下，依然对民众的法律态度及法律认同感产生着根深蒂固的影响。
如果研究利用得好，达成传统文化与现代理念的对接，就如同打通了传统意识和现代理念的桥梁，必然起到心理沟通的作用，让现代法治精神更高效率地走进民众的内心世界。
古代博大精深的法律思想、历代沿革演变的法律制度等等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作为深厚民族文化在法律视角上的投射与反映，其带有鲜明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的烙印。
历经历史长河的洗礼与涤荡，经过世代的传承与发展，已然融入国人的血液，深植于民众的内心，为人民的日常交往与社会实践提供指导。
当下，我们正处于法治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更应该注重传统法律在法律研究中、在民众内心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及时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剖析，保持特性、取得共性，吸其精华、去其糟粕，充分发挥其在法治建设中的应有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