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三彩作为盛行于唐代的一种彩色铅釉陶器，以造型生动、装饰新颖、工艺精湛和釉色鲜艳而著称，占据中国古陶瓷史与美术雕塑史光辉的一页。
本刊特约河南省博物馆王蔚波先生撰写有关河南唐三彩系列文章，为读者奉上介绍唐三彩的细致美文。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国家政治统一稳定，社会经济繁荣兴盛，中外贸易交通发达，各种民族相互融合，文化艺术群芳争艳。
国力强盛促使工艺美术各方面的蓬勃发展，陶瓷业也取得了较大的成就。
另一方面，唐三彩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产物。
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导致统治阶级生活走向奢侈和豪华。
这种追求奢华、讲究排场的生活方式，也集中反映于等级森严的典章制度在随葬品的使用方面。
在唐代东西两京的西安、洛阳一带，大批贵族、官僚聚集于此，生前穷奢极侈，死后厚葬成风，上自王室成员，下至士大夫阶级乃至庶民百姓，都流行以唐三彩随葬。
唐三彩当时作为一种明器，曾经被朝廷按照官职等级不同，规定随葬数量多少和体积大小，实际上很难得以遵照执行。
达官显贵们并不满足于有关典章制度，往往比官府规定要增加数倍厚葬。
官风如此，民风当然也不例外，上行下效，整个社会厚葬之风日盛。
唐三彩就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且迅速在中原地区发展和兴起的。
工艺两次烧造成就的釉色传奇唐三彩在中国陶瓷史上开创一个新纪元。
在唐以前只有单色釉，最多也是两色釉并用。
唐三彩成熟于唐代，其渊源可以追溯到汉代。
汉代已烧制出绿、褐、黄等单色釉陶与瓷器，而且出现两种釉彩在同一器物上的使用。
北朝时期，尽管也出现黄绿彩釉陶瓷，其复色挂釉方法已接近三彩工艺，被视为唐三彩的萌芽或前身，然而它毕竟还不是三彩。
唐代，多色彩釉在一件器物上同时得到成功运用，为以后彩瓷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三彩的生产工艺，主要经过选料、成型、素烧、施釉、釉烧、开相等六个程序。
它虽是陶器，却又与一般低温釉陶不同，而多是以白色粘土（高岭土）作胎，手模兼制，雕塑成型。
器皿多采用轮制或模印成型，俑象则通过雕塑模制而成，小件或造型奇特者也有捏塑成型的，是两次烧成的烧造工艺。
先将胚胎成型晾干，入窑经1000—1100°C高温烧出素坯；然后在已素烧冷却过的胎体上施以铅釉，第二次入窑经900°C低温釉烧而成。
釉烧出来以后，人物俑还需要再开相。
所谓开相，就是唐三彩中人物的头部多不施釉，白粉打底，饰以彩绘，细致刻画。
其具体方法是先用毛笔在面颊和唇部涂点朱红，再以黑墨描绘出眼晴、眉睫、胡须和巾帽。
足部也多不施釉，有的用墨涂抹，以示靴子。
人俑颈部以上或手足部，即露出皮肤部位不施釉的原因，应该是考虑到在烧制过程中无法控制其色釉流淌，不能达到理想的预期效果而不施釉，待完全烧成后再开相，则可任意绘彩，控制效果，使其形象更加写实、逼真、美观和生动。
铅釉是用铅和石英配制而成的一种透明釉，在这种釉料中，再配以数种金属氧化物为着色剂。
其主要有三种，如掺进适量的氧化铜烧成后呈绿色，加氧化铁烧成是黄褐色，用氧化钴烧成则为蓝色。
在这些基本色调的基础上，唐代工匠们成功地配制出浅黄、赭黄、翠绿、深绿、天蓝、褐红、茄紫等色彩，用铅作釉的溶剂，同时利用铅釉在烧制过程中流动性强的特点，将施釉技巧和装饰手法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其更加色彩斑斓，美艳无比，便制成蜚声中外的唐三彩。
古代是以“三”为多，不一定都是三种颜色，有的器物或俑像只具有上述颜色中的一彩或两彩，有的则具三彩甚至多彩，但由于大多是以黄、绿、白三种颜色为主，加上三彩即多彩之意，人们习惯将其统称为“唐三彩”。
唐三彩的名称，在古代文献中不见记载，直至20世纪初才被大量发现和真正认识。
1905年－1909年清廷修筑陇海铁路时，在洛阳一带从东到西沿邙山南麓，挖开许多古墓，其中唐墓中出土了数量颇多的三彩器皿和俑类。
民国初年，古玩商们将其运到北平琉璃厂销售，引起了王国维、罗振玉等著名学者的赞赏和重视，同时也吸引了外国人的重金购买，唐三彩顿时名扬天下，并开始为世人所珍藏。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清末古玩收藏家赵汝珍所著《古玩指南》一书，才首次提出“唐三彩”之名。
类型包罗万象涉及面广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唐三彩在洛阳、西安、扬州、丹东地区和山西、甘肃两省唐墓中均有发现，其它省区很少，尤以洛阳和西安出土最多，又因较早发现于洛阳，故洛阳唐三彩最为驰名。
但鲜为人知的是，河南不仅洛阳有唐三彩，其他地区也发现和出土不少精美的唐三彩。
笔者所要连续论述介绍即为河南全省范围内的唐三彩，包括洛阳及其周边地区。
从河南出土收藏的大量唐三彩实物资料中不难发现，其制品多非实用器，当然也有部分实用器。
一般为明器，即放置於墓中的随葬品，其胎质疏松且渗水，实用性远不如当时已经出现的青瓷和白瓷。
但其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几乎包罗万象，反映了大唐盛世繁荣生活的诸多方面。
唐三彩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型：一是器皿，有盂、尊、钵、壶、碗、盘、豆、盆、杯、盅、罐、瓶等盛贮器，及砚台、烛台、香炉、枕头等文房生活日常用具；二是模型，诸如房屋、厕所、仓库、车马、柜厨、假山、水榭、亭台楼阁等；三是俑像，人物造型多为天王、武士、文官、贵妇、女侍、男僮、牵马或牵驼的胡人以及骑马、杂技、乐舞俑等，动物俑造型主要有马、骆驼、牛、驴、狮、虎、猪、狗、羊、兔、鸡、鸭、鹅及镇墓兽等。
唐三彩中绝大部分是人物和动物的俑像。
其整体雕塑手法采用洗练明快的线条来勾勒轮廓，摄取神态，局部则用浮雕手法来增加立体之感，再以写实手法细致刻画。
这种表现手法达到了精致完美、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峨冠博带的文臣俑，高髻广袖、体态丰满的女俑，头戴尖帽、深目高鼻的胡俑，肌肉发达、怒目圆睁的武士俑等形象的塑造，无不给人以静中有动的艺术享受。
千姿百态、出神入化的动物造型也令人叹为观止。
其中尤以矫健的骏马和稳重的骆驼最为出色，其比例准确，结构分明，雕塑精美，神态万千。
唐三彩作品也有表现唐代商人西出阳关，驮有丝织品和陶瓷器等货物的骆驼商队，沿着丝绸之路到西域或西亚各国经商，以及往来于长安和洛阳的外域商旅和驼群纷至沓来的情景。
此外，还有许多造型别致的唐三彩雕塑佳作，当然也有一些模仿现实生活所用的各类器物和模型，均妙不可言，不胜枚举。
装饰白釉蓝彩孕育唐青花唐三彩的生产已有1300多年历史。
它吸取众多艺术特点，融雕塑、绘画、釉陶等造型装饰技巧于一体，采用堆贴、印花、刻划、绞胎等装饰艺术，以人物、动物、植物、几何图案为主的装饰题材，创造了一种新颖的民族工艺，形成唐代陶塑艺术的独特风格。
唐三彩更重要的特点还是那斑驳淋漓、美不胜收的釉彩。
在陶坯素胎上施以铅釉，在焙烧过程中发生化学变化，自然流淌、相互渗透，色彩协调，花纹艳丽。
每件唐三彩艺术品的颜色，都呈现出浓淡相宜的层次，几种颜色皆融为一体，相映成辉，形成一种天然绚烂的彩墨画效果。
唐三彩实际是将多种彩釉交错同施一器，经交融、流串、晕散和窑变，呈现出千变万化、不尽相同的瑰丽颜色。
由于唐三彩在制作过程中，釉色会产生许多意想不到的奇妙变化，因此，世上没有任何两件烧制好的唐三彩作品是完全一样的。
唐三彩的装饰工艺还有三个独特之处：一是釉花的出现，即釉药和色剂混合使用绘制焙烧而成的花纹图案，是陶瓷史上的一次飞跃。
它虽然不同于瓷器的釉上彩或釉下彩，却堪称其前驱。
自商周出现青釉瓷以来，数千年都不曾用釉色组成纹样，唯唐代形成叠峦异峰。
二是其中的白釉蓝彩，是后来青花瓷的前身，有学者认为是唐青花的初创阶段。
三是绞胎釉工艺，多以酱、黄、绿三种釉色与胎泥绞合，呈现出来的纹样颇似树木的年轮，或如飞云流水，或像山峦虎皮……富有天然之美。
影响日本、朝鲜仿烧三彩迄今为止，中国境内已发现的唐三彩窑址有河南省巩义市黄冶窑址、陕西省铜川市黄堡窑址、河北省内丘县西关窑址和陕西省西安市郊机场窑址。
内丘西关窑址，1984年调查发现，由于未经大面积发掘，出土的三彩器仅有寥寥数种，不见三彩俑类，不如巩义黄冶窑的三彩种类丰富和色彩艳丽，是中唐时期的产品。
西安机场窑址，地处唐长安城西市北侧，1999年3月发现，采集到一批三彩器片等遗物。
器形主要有人物俑、动物俑和器皿类，多为陶土胎，胎体呈瓦红色，烧制火候较低，器表都使用化妆土，釉质玻璃感较强，与巩义黄冶窑产品不同，为盛唐时期烧制陶俑和三彩器的窑址。
铜川黄堡窑，1984年发现，经大面积考古发掘，出土大量的唐三彩，可分为日用器皿、雕塑俑类和建筑构件等。
三彩雕塑以动物俑像居多，人物形象只有侍立俑和素胎人俑头。
其时代分属盛唐和中唐时期。
巩义黄冶窑址，西距洛阳50公里，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
1957年发现，是中国发现最早的一处唐三彩窑址，由北京故宫博物院冯先铭先生首次考察并公布于世。
之后，河南文物考古工作者多次对其进行调查和试掘，收集和出土了大量的唐三彩标本、素烧器物和窑具、模具等。
釉色主要为黄、绿、白、褐、蓝等单彩、二彩和三彩及多彩，种类有生活用具、玩具、俑类和模型等。
其中生活用具最多，人物俑和动物俑也不少，主要为中小型雕塑，形体较大者很少。
巩义黄冶窑的唐三彩创烧于初唐，多为盛唐和中唐时期，晚唐仍有。
有关专家通过与洛阳近郊唐墓资料相比，认为洛阳唐墓出土的不少三彩器是由巩义黄冶窑生产的。
但巩义黄冶窑又很少见大型的三彩俑类标本，而洛阳及其近郊唐墓出土的大型三彩俑很多，却迄今尚未发现唐三彩窑址。
内丘西关窑不见三彩俑类，西安机场窑和铜川黄堡窑的产品与河南出土的唐三彩风格也不尽相同。
再者，专为随葬烧造的唐三彩，特别是其中形体较大的俑象，也不可能从很远的地方运来运去。
那么河南出土的唐三彩是不是都是巩义黄冶窑烧造的呢？至今仍是个谜。
可喜的是，相关文物考古工作发展迅猛，揭开谜团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国外考古发现还表明，唐三彩在唐代就沿着陆上的“丝绸之路”，及通往东海、南海海上航道的“陶瓷之路”输出海外。
在沿线的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埃及、朝鲜和日本，都曾发现有中国的唐三彩。
可见，唐三彩并不仅仅都是作为明器随葬之用，而且同时还被当作珍贵的工艺品大量销往海外。
此外，在我国唐三彩的影响下，古代日本奈良还仿烧成功了“奈良三彩”，朝鲜的新罗也烧成有“新罗三彩”。
据有关考古发掘资料可知，唐三彩始烧于唐高宗时期，并且发展很快。
其生活用器出现略早，俑像则在武则天时期以后才较多出现。
唐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最为兴盛，堪称高峰。
天宝以后三彩的数量逐渐减少，趋于衰落。
中晚唐以后，唐三彩在墓中几乎没有出土，多被瓷器所替代。
不过唐三彩并没有因唐朝的灭亡而绝迹，在其影响下，辽金时期继而又制作出风格淡雅的辽三彩。
宋代也烧造出清秀素朴的宋三彩，而且还将这种工艺运用到建筑材料上，进而演变为黄绿釉彩的琉璃砖瓦。
其转变一直影响元明清至今，这一发展为中国民族建筑艺术增添了耀眼的光彩。
虽然唐以后各代三彩器仍有制作，但大都色釉平淡，造型单调，均无法和唐三彩相媲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