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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对辛亥革命的影响[ 来源：中华佛光文化网 | 发布日期：2011-05-15侯坤宏辛亥革命时，一些革命党人从佛教中吸取教义，作为反清的思想武器；有些佛教人士，也积极参与革命。
辛亥革命与佛教，确实有密切的关系。
章太炎是辛亥革命时期最有学问的革命思想家，曾主编过《民报》，写过多篇以佛教为内涵的文章，在革命理论宣传上，章太炎之所以比其他人做得出色，佛教思想所发挥的功用不容忽视。
在僧人参与辛亥革命方面，主要有黄宗仰、苏曼殊、智亮与意周师徒、毕永年与紫林和尚、栖云、铁禅等人。
另外，汉阳归元禅寺在辛亥革命时曾为后勤中心，而当革命蔓延到上海、宁波时，当地僧众中有组织僧军参加革命军的。
在参与辛亥革命的僧人中，释太虚是一极特殊的案例，太虚被称为“革命和尚”，他除了参与政治性的革命活动，也将革命精神贯注到佛教改革事业上。
政治革命与佛教革命在太虚，并不是背道而驰的两件事。
太虚在佛教界推动的革命运动，对近代佛教发展曾产生过极深远的影响。
佛教提供革命理论佛教在一般人心目中，是一个与世无争的宗教，为什么佛教中人会参与革命活动？佛法倡导赞叹和乐共存的道德，对斗争确乎不敢提倡，从没有把战争描写为光明与美丽，但它是世间相的一角，释尊并不一概抹煞它。
佛教理想中的轮王政治，在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
轮王必有一“主兵臣”，这等于说：离了为正义与自由的武装，就无从推行和乐共存的仁政，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
推行仁政的领袖，要具备种种的条件，首先是“军众净洁”。
军众，不但是第一，并且还需要纯一不杂，具有崇高理想的净洁的军众。
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武装，才能确保无诤的和乐共存。
可见佛教徒参与革命，也有佛教经典之依据。
总之：就佛教教义而言，并非完全排斥革命；就过去的历史经验而言，也有武装的事例。
掌握了此点，当有助于我们对辛亥革命与佛教关系的了解。
若从宗教角度看，将辛亥革命与法国大革命相较，法国大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所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革命的最初措施之一是攻击教会，在大革命所产生的激情中，首先被燃起而最后才熄灭的是反宗教情绪。
［基金项目］２０１９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民国华北地区基层警察研究（１９１１－１９３６）”（项目编号：ＲＷＹＢ２０１９１０）。
［作者简介］裴霏霏（１９８４－），男，南京森林警察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中国民族史和中国警察史研究。
民国初期北京政府对社会团体的管控———以档案为例裴霏霏（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江苏南京２１００２３）［摘 要］１９１４年北京政府内务部警政司组织实施全国集会结社调查，各省上报了大量关于当地社会团体的原始资料，这些资料至今较好地保存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本文对其中的宗教团体档案以及北京政府内务部取缔释道等教集会结社的文书进行整理，试图再现从晚清到１９１４年宗教团体概况以及北京政府对集会结社的态度。
总体来看，民国初年的宗教团体数量众多且较为活跃，同时北京政府对集会结社也采取调查和审查等手段予以严密监控，对可能藉名攘利的社会团体则予以取缔和严厉打击。
［关键词］北京政府；集会结社；宗教团体；档案［中图分类号］Ｋ２５１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２０９６ ９５０３（２０２１）０２ ００４８ ０３ ［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１２－１９ 在１９１３年１１月解散国民党和１９１４年１月解散国会后，北京政府在１９１４年１月启动全国性集会结社调查，调查由内务部警政司负责实施，籍此摸查解散后国民党分支会以及其他团体的情况。
１９１４年１月２３日，内务部发出《训令》，原文如下［１］：令京师警察厅、各省民政长：二年以来各项党会云起水泳，省会商埠、京师地方尤为荟萃之处，其宗旨正大专以国利民福为事者固多，而藉名公益希图攘利肥私者，亦不能免除，秘密结社应绝对禁止外，其他各项党会亦宜随时切实调查，如名实不符或藉名招摇及有其他逾越法定范围情事，应即分别依法办理为此令。
仰该民政长、二厅将境内现有各党会，按照颁发表式详细填注，并将调查暨办理情形分别呈明，以后遇有新设各项结社应遵照定章，随时报部立案，仰即遵照此令。
居士佛教的近代转型及其社会学意义？——以民国上海居士佛
教为例的报告，600字
近代以来，中国佛教经历了多次转型，而民国上海居士佛教则是其中一种重要的形式。
有两个基本特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一令人印象深刻的转型。
首先，民国时期居士佛教在教义上改革了许多传统的佛教思想，从而使其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和标准。
例如，在这一时期，许多居士佛教的思想家开始削弱传统佛教对于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依赖，并开始支持“一切皆有可能”的观念，以及服务于社会正义、平等自由和现代文明的信念。
其次，民国时期居士佛教也在实践方面有所改变，从传统佛教实践哲学中摆脱出来，开始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公共服务方面，以帮助更多的人。
例如，当时有许多居士佛教机构致力于促进社会上弱势群体的生活水平，包括为贫困的民众提供免费的帮助、组织教育读书会、建立学校等。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民国时期居士佛教的转型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里程碑，它表明了一种令人惊奇的转折，以及考虑社会需求的新型宗教思潮。
民国时期居士佛教的转型使佛教从一种以神秘教义和宗教权威为核心的传统形式，转折为一种充满了理性思维和思想自由的信仰形式。
从长远来看，这种转折也使佛教从一种封闭的小团体形式，转变为一种更加公开和开放的社会，而在社会上占据更关键的地位。
因此，民国时期居士佛教的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许效正：社会剧变中的佛教与国家——中华佛教总会与民初政府关系述评作者：文章来源：《世界宗教研究》2015年第4期点击数： 394 更新时间：2015年09月23日摘要：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1912年2月，是民国初年规模最大的现代佛教社团。
在其存在的5年时间中，中华佛教总会围绕着佛教社团的地位、佛教寺产的所有权归属、佛教寺产的判断标准等问题，与民国政府展开了反复抗争。
在抗争中，民国政府的佛教管理政策、佛教社团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关键词：佛教社团政教关系清末民初宗教现代化清末民初时期（1895-1916），我国的政治体制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即由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再到民主共和。
在民初的5年时间内，中央政府的组织形式又经历了两次重大变化，即由总统制到责任内阁制再到总统制。
伴随着政治体制的剧烈转轨，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在新旧交替之中，佛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而旷日持久的庙产兴学运动更是将佛教逼到了生死存亡的危险境地。
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全国性的佛教社团——中华佛教总会应运而生[②]。
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于1912年2月，由寄禅、太虚、谛闲、圆瑛、虚云、冶开等人联合发起，总部设在上海的静安寺，其地方组织一度发展到22个省级支会和400多个县级分会，成为民国初年规模最大的宗教社团之一。
在袁世凯政府的打压下，中华佛教总会被迫于1915年底停止了一切活动。
由于民国初年是一个共和制度已经确立但社会精英对之却知之不多、破除迷信运动狂飙突进但宗教人士的维权意识也在迅速觉醒、民间组织千帆竞发但有关法规却形同空白的特殊时期，故中华佛教总会与民国政府的关系颇为不顺，矛盾和冲突不断发生。
这些冲突主要是围绕着中华佛教总会的地位、佛教寺产的所有权归属、佛教寺产的判断标准等问题展开的。
在反复的抗争中，中国的宗教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佛教也度过了严重的生存危机，并在民主共和的历史条件下重新获得了新生，但中华佛教总会却在在袁世凯政府的打压下，被迫于1915年底停止活动。
试论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内地弘传的宗教原因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弘传，是一段古今中外佛教史上的重要篇章。
这一时期，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充满变革和承传的历史背景。
在这样的背景下，藏传佛教在内地弘传的宗教原因可以从历史、政治和文化几个方面来探讨。
一、历史原因在历史原因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有着对佛教的传承与名称的问题。
传统上所说的“佛教”，多为印度南北传统；而西方以佛教“传入中国”为报道的，也主要是指“南教”，即印度南传佛教。
至于藏传佛教，却一直不被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
直到清朝末年，西藏白莲教起义的发生，才开始引起中国政府的重视。
当时的西藏官员很快“开始认真研究藏传佛教，以便正确处理与西藏佛教有关的问题。
”此后，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藏传佛教的了解也逐渐加深，民国时期对藏传佛教的认识更加全面，这种认识进一步促进了藏传佛教在中国内地的弘传。
二、政治原因在政治原因方面，民国时期的政治动荡和社会不稳定，使得一部分民众转向信仰佛教以求心灵上的慰藉和安定，藏传佛教成为了其中的一种选择。
在这一背景下，民国政府也希望借助藏传佛教的影响力，来维护社会的稳定。
因此，在许多内地地区，政府积极鼓励和支持藏传佛教的弘传工作，以达到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三、文化原因在文化原因方面，藏传佛教具有很多优秀的传统文化因素，例如线稿、唐卡、经幡等。
这些文化元素深入人心，成为藏传佛教与其他文化不可替代的独特的文化体验。
而正是这些文化元素使得内地居民对藏传佛教产生浓厚的兴趣和向往，促进了内地佛教文化的繁荣。
综上所述，民国时期藏传佛教在内地弘传的宗教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历史原因、政治原因和文化原因等等。
这些原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共同推动着藏传佛教在内地的发展和繁荣。
图奇与民国佛学界的书信往来《梵天佛地》（全八册）（意大利）图奇著魏正中萨尔吉主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2384页580.00元《探寻西藏的心灵——图奇及其西藏行迹》魏正中萨尔吉编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12月第一版162页48.00元图奇与民国佛学界的书信往来高山杉意大利硕学图奇（Giuseppe Tucci,1894—1984，与利玛窦同乡）佛教学、西藏学巨著《梵天佛地》（Indo-tibetica）汉译本的问世，是中意学术界的一件大事。
与《梵天佛地》同时出版的，还有一本辅助读物《探寻西藏的心灵——图奇及其西藏行迹》（下文简称《行迹》），收入不少有关图奇生平和著作的权威文章。
细读《行迹》，我们会发现图奇虽曾踏查西藏多年，却从未到过汉地（图奇去过日本，参看哲学家洛维特[Karl Löwith,1897-1973]回忆录《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区立远译，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年12月第一版，第138-139页）。
可是，图奇不仅懂汉语，译注过许多经史子书和汉译佛典，还同民国佛学界有过书信往来。
《行迹》对这些往来无只字提及，现将其辑录在一处，供《梵天佛地》与《行迹》的译者和读者参考。
图奇与支那内学院互赠书刊图奇不仅在其名著《汉译陈那之前的佛家因明论典》（Pre-Dinnâga Buddhist Texts on Logic from Chinese Sources, Baroda: Oriental Institute,1929）中引用过吕澂关于藏译本《集量论》的研究（《〈集量论释〉略抄》，《内学》年刊第4辑，民国17年12月初版），而且在此之前就同吕澂所属佛学研究机构支那内学院有过书信往来和书刊互赠。
在支那内学院《内学》年刊第2辑（民国14年12月初版）“本院概况”第九条“对于国外佛学界之交际”中有这样一段话：本年二月，《内学》年刊第一辑出版，即分赠东西各国大学图书馆及佛教学者，又与日本《宗2010年教研究》、《东方佛教徒》（英文）、《东方青年》（英文）、《佛教新闻》等杂志，法国《亚细亚学会会报》等，互相交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