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1924年间孙陈调和问题研究

文学研究会中的两位东北人姚宏越辽宁人张大田文学研究会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一，其宗旨为“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

其成员数量之多，成为名作家学者之众，编辑刊物之广，社会影响之大，自新文化运动以来都是空前，仅会员名单录上有会员号的就有172位。

但因为时间久远的缘故，目前文学研究会会员名单录的后部分有所缺失，也造成了目前虽然有172位会员号，但却有约18位会员无法得知详情，也就是说据目前现有史料，有正式会员号的文学研究会成员共154位。

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文学研究会里没有一位辽宁人，这并不稀奇，因为文学研究会成员的主要活动地点是北京、上海、浙江及广东，成员中尤其以江浙籍成员最多；但这也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辽宁虽不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主战场，但观中国现代文学史，也出现过杨晦、萧军、端木蕻良等这样有相当影响力的作家。

近年，随着对现代东北文学、艺术等领域的深入挖掘与研究，一些辽宁现代文学史上的“失踪者”陆续被发现，尤其是在我所从事的出版领域，很多市场上热议的图书都与辽宁人关系密切，像《巨流河》《寻找孙佩仓》，等等。

但事实上，从目前能够确定身份的154位文学研究会会员的籍贯看，是有一位辽宁人的，即113号张大田。

因为在名单录张大田一行，清楚地写着张大田的籍贯为热河凌县，119而热河凌县就是今天的葫芦岛建昌。

由于热河省的撤销、张大田本人日后知名度不高等原因，使得作为已知的辽宁唯一的一位文学研究会正式名单中的成员张大田至今少人知晓。

张大田，字雅泉，笔名亚权，1899年出生在今辽宁葫芦岛建昌县药王庙镇，因为当时该地区还归属热河省的凌南县，所以后来张大田在填写履历的时候，都将自己的籍贯写为：热河凌县，也包括他加入文学研究会时所填的入会申请表上的籍贯。

上个世纪初，建昌药王庙地区经济相对繁荣，药王庙镇最初的形成主要依靠河南、山东等地出关逃荒的汉民，即所谓的“闯关东”，日后的兴盛也是因为此地的交通之便，是周边地区通往渤海的必经之处，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远近闻名的边塞商埠。

维新运动的研究对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维新运动的研究尚未充分展开。

以任何一种文字全面撰述这方面的历史著作尚有待于完成。

五十年代初由翦伯赞等人编辑的四卷本资料汇编《戊戌变法》仍然是研究这一题目的最有用的入门书籍。

研究者必然要参考该书目，因为它仍是在原始资料方面最完整的书目。

中文著作中缺乏全面系统的叙述，但这缺陷已因出现了一批文集而有所补偿，其中最出色的是汤志钧的《戊戌变法史论丛》。

他的另一著作《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则是一部非常适用的汇编，其中有运动中的许多人物的传记资料。

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是一本资料丰富的书，但其材料要批判地使用。

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一书分析了西方和日本对维新运动的影响。

对于变法时期宫廷政治最好的研究著作是萧公权的《翁同龢与戊戌变法》。

刘广京的《十九世纪的中国：旧制度的崩溃和西方的影响》一文一般地阐述了维新运动及其背景。

就湖南的维新运动来说，最新发表的著作仍是查尔顿·M.刘易斯的《辛亥革命的前奏：湖南省思想与制度的变化》。

林能士的《清季湖南的新政运动》，对这一题目作了很好的全面研究，它附有一份有用的书目。

对维新运动的思想背景作最全面研究的是小野川秀美的《清末政治思想研究》一书。

关于1895年以前思想激荡的问题，保罗·A.科恩的《王韬与清末的改革》和伊斯特门的《中日战争以前中国的政治改良主义》（载《亚洲研究杂志》，1968年8月号第695—710页）均提供了很好的介绍。

萧公权的《维新派和乌托邦主义者康有为》对康有为的思想做了最彻底和详细的研究。

霍华德的《康有为的书香门第和他的早期思想》（载芮沃寿和特威切特合编的《儒家人物志》）和《日本在康有为改良纲领中的作用》（载罗荣邦编《康有为：传记和论丛》）均对理解康有为的维新主义观念的形成大有好处。

李泽厚的《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研究》是对维新主义阵营内部这两位息息相关的才智者作出的启发性研究，尽管它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框框。

汉语历史语音学的百年回顾与前瞻2011级汉语言文字学110501032149 杨莎娜摘要：本世纪初，发源于西方的历史比较语言学、方言地理学、语音学传入我国或应用于我国的音韵研究，我国现代音韵研究长足发展，本文回顾了一个世纪以来音韵学的发展历程，找出规律，摆出成果，展望未来。

关键词：音韵学汉语历史语音学理论传统一、传统音韵学的成就与其局限传统音韵学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其最高成就。

第一，在《切韵》研究方面。

陈澧首创反切系联法，重建了《切韵》音系的声类、韵类系统。

由于古人反切设计上的偶疏、个别音类的混并、《切韵》增订过程中误增的小韵、重纽的存在等因素，陈氏的结论还有一些缺陷，但反切系联法仍是后人利用一个封闭的反切材料重建某一音系的音类的基本方法。

陈氏的方法，从语言的系统性着眼，利用一种语言自身的材料去重建它的原貌，实质上就是内部拟测法。

第二、在语音学史方面,莫友芝撰写了《韵学源流》。

此书虽不完备，但叙述原委，评论得失，理明事简，精辟处颇多，仍然是前无古人之作。

传统音韵学在其他诸如声类、普通语音学等方面，也取得非常高的成就。

第三，在古音学方面，即周秦语音的研究。

在韵部方面，章炳麟提出了队部；其弟子黄侃又把入声韵部单列出来，形成阴、阳、入相对应的系统。

这样，除后来王力提出了微部及钱玄同把黄氏萧部的入声独立出来(成为幽、觉两部)外，黄氏的研究成果已和现代的成果相差无几了。

传统音韵学能在19、20世纪之交取得这么高的成就，绝非偶然，而是前人研究方法、成果的不断积累及这门学科发展的必然结果。

比如周秦韵部的研究，自明末顾炎武起走上了比较科学的道路，经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孔广森、江有诰诸家的不断努力，才为章黄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纪容舒《唐韵考》所用的反切排比法，无疑对陈澧有启示。

在语音学史和语音理论方面，不要说传统的等韵学已有千年的历史，就是从类似《韵学源流》的顾炎武《音学五书 音论》算起，也有二百多年了。

名词解释1.问题小说：❤是指五四时期以反映政治、婚姻、恋爱等社会重大问题为主要内容的小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个小说群体，标志着中国现实主义新小说的发端。

其作家主要由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构成。

2.美文：美文的产生与周作人的大力倡导有关，周作人1921年发表《美文》一文，提倡多写“记述的”“艺术性”的美文，王统照、胡适等起而应和，冰心、朱自清、郁达夫、俞平伯等进行创作实践，美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的地位遂得以在文学史上确立。

3.小诗：❤1921－1924年间，冰心、宗白华、徐玉诺等人受泰戈尔《飞鸟集》、日本徘句的影响开始写作小诗。

所谓小诗多是以一至四行的体式抒写个人即时的感兴，或托物喻理，或借景抒情，且常以哲理入诗，表现作家“零碎的思想。

”冰心体：以短小的诗句，抒写富有哲理的零碎的思想和美好的情感，歌颂母爱、童真和大自然。

感情细腻、触觉灵动敏感。

在当时产生较大影响，被称为“冰心体”（繁星体、春水体）。

4.街头诗：1938年8月，柯仲平、田间等联合发表《街头诗歌运动宣言》，在延安发起街头批判诗运动。

街头诗即指抄在村庄墙壁、门楼上或印成传单散发的通俗政治鼓动诗，它们多以抗战为内容，短小精悍、战斗性强。

田间的《义勇军》等是其优秀之作。

5.新剧：❤又称文明戏，是中国话剧运动的第一阶段，开始于1907年。

春柳社在日本演出的新派剧和上海春阳社等以话剧中渗透戏曲因素的表演。

其特点是“言论老生”类角色往往脱离情节去评议政治。

辛亥革命期间，演出以民族民主革命为内容的政治戏居多；辛亥革命后，演出以演家庭伦理剧居多；“五四”前夕，新剧趋向衰落。

6.零余者：❤指的是郁达夫创伤中具有连贯性的抒情主人公形象，这是一个以“自我”为原型、浸透着作者本人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学形象，在这个形象身上既有卢梭式的自白，也有维特式的自怜，自惭、自卑与自尊、自傲相纠结，构成了时代的“零余者”的心史、情绪史。

7.“三美”理论：是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一文中提出的，也是新格律诗论的核心，指的是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

中印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次误会——泰戈尔来华引起的风波孙宜学;郭洪涛《同济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年第3 期72～77,1141924年4～5月间，享誉世界的印度诗哲泰戈尔应梁启超等人创办的讲学社之邀访问中国，随着他的到来，现代中印两国之间一次规模最大的文化交流也拉开了序幕。

令人遗憾的是，这次交流是伴随着一连串的误解的不愉快的交流，是一次不欢而散的文化聚会，今天的人仍不免为这些误解而深表遗憾。

这些误解是特殊年代的产物，探讨其产生的原因，对今天我们借鉴外来文化以促进自身文化建设，仍不失有警策意义。

（一）泰戈尔是印度现代诗人，哲学家，音乐家，宗教家，也是“五四”后期到过中国，并对中国思想文化、文学产生很大影响的外国作家之一。

据笔者所掌握的材料，泰戈尔的名字最早出现在中国的报刊杂志上是在1915年10月15日《青年杂志》（1卷2号）上，是陈独秀翻译的《赞歌》，署名达噶尔著。

此后就少有人注意了。

而此时泰戈尔在欧洲和日本正是妇孺皆知的热门人物。

泰戈尔是1913年以《吉檀迦利》赢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之后不久，欧洲就掀起了一个盛况空前的“泰戈尔热”，《吉檀迦利》成为欧洲最畅销的书。

英国女王也授予泰戈尔爵士称号，而自1915年之后，这股泰戈尔热又由欧洲传到了日本。

众所周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两个主要外来影响源就是欧洲和日本，两个源头处兴起的这股泰戈尔热不会不影响到当时在国内或国外的中国敏感的知识分子。

中国最早的比较全面地接触泰戈尔的作品并受其系统影响的知识分子是郭沫若。

1915年日本掀起“泰戈尔热”高潮时，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因此有机缘接近了泰戈尔的英文诗，结果一下子被这些清新平易的诗迷住了，于是和“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简直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

”①自1921年起，泰戈尔的行踪开始广泛受到国人关注，他的作品开始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报章和杂志上，他的思想和人格开始被研究。

1921年3月10日，《小说月报》12卷3 号“海外文坛消息栏”发表沈雁冰的短文《印哲学家太戈尔的行踪》，介绍泰戈尔在美国的活动；同年8月，留德学生王光祈发表《泰戈尔之山林讲学》（《申报》，1921年8月4日）；俞颂华发表《德国欢迎印哲台莪尔盛况》（原载《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1921 年8月10日转载）；魏嗣銮发表《旅德日记》（1921年11 月《少年中国》3卷4期），介绍德国欢迎泰戈尔的盛况，以及泰戈尔在德国的几次演讲，并对泰戈尔的基本思想作了一般介绍。

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是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民生主义的第一课题，平均地权、耕有其田是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民生主义一以贯之的首要主张和核心内容。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指出，“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为尤甚。

国民党之主张，则以为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植荒徼，以均地力。

农民之缺乏资本至于高利借贷以负债终身者，国家为之筹设调剂机关，如农民银行等，供其匮乏，然后农民得享人生应有之乐。

”孙中山土地改革思想曾经指引中国国民党开展的民生主义土地改革运动和中国共产党开展的新民主主义土地革命运动，并为当代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至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鲜活的独特魅力。

反本开新。

认真梳理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民生主义土地改革政策的变迁，对于当代中国的土地改革运动不无裨益。

一、孙中山与中国国民党的土地改革思想早在投身革命之初，孙中山就坚决反对土地租佃剥削制度，主张平均地权。

1899年，孙中山在东京与梁启超讨论土地问题时曾说，“今之耕者，率贡其所获之半于租主而未有已，农之所以困也。

土地国有后，必能耕者然后授之田，直纳若干租税于国，而无复有一层地主从中睃削之，则民可以大苏。

”1902年春，孙中山在横滨与章太炎等讨论改革土地、赋税制度时又说，“夫不稼者不得有尺寸耕土，故贡彻不设，不劳收受而田自均”。

1903年，孙中山在东京明确地向胡汉民讲解说，“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我们改革的目的之一。

而要解决民生问题，首先就要平均地权。

”1905年春，孙中山在布鲁塞尔访问第二国际主席王德威尔和书记处书记胡斯曼时，“简要地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者的目标”，其中第二点就是“要使中国的土地全部或大部公有，亦即很少或没有大地主，土地由公社照章租给农民，……每人依其财产数量交纳租税”，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

1905年7月30日筹备成立同盟会时，因为有人对平均地权的革命宗旨提出异议，孙中山解释说，“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个最良善富强之国家。

2013年8月第8期总第234期理论学刊田哪r y J0删A鸣．2013N o。

8&r．N o．234韦棣华生平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汲言斌(山东大学图书馆，山东济南250100)【摘要】韦棣华是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吏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一个人。

关于她的生展日期和来华时间。

迄今一直是众说纷纭。

陈希亮就此所作的考证和辨析以及所得出的基本结论值得肯定。

但也存在不完善之处，比如韦棣华的来华时间，其实她本人在<庚子赔款和中国的图书馆运动》中即曾明言事在1899年。

将芙国退还给中国的第二批庚子赔款的部分资金争取用于发展中国的图书馆事业，是韦棣华在华生涯的重要活动之一。

在此项活动中。

韦棣华是主要创意者和全程操控手，她为此所特出的辛劳和作出的贡献。

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积极的评价。

【关键词】韦棣华；生展；来华时间；庚子赔款；图书馆(中圈分类号)酗33／837(712I(文献标识码】A(文章缩号】1002—3909(2013l傩一O l l3—04韦棣华(M ar y Eli勰bet lI W∞d)，基督教美国圣公会世俗传教士、图书馆学教育家。

她于1899年来中国，留居武昌，任文华书院英语教员，并兼管图书室工作。

经过近10年的艰苦努力，1910年，韦棣华在文华大学校内建成一座图书馆，该馆是中国早期的一所带有公共图书馆性质的学校图书馆。

为培养图书馆专业人才，1929年成立了武昌文华图书馆学专科学校，这是中国第一所独立的图书馆学校。

1923一1924年。

在韦棣华的积极争取下，部分庚子赔款被用于中国的图书馆建设。

韦棣华在中国生活和工作了长达30余年的时间，为近代中国的图书馆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有“现代中国图书馆运动之皇后”之美誉…。

多年来，国内外学界对韦棣华的生平和事业，从不同的视角和侧面展开过探讨，尽管人们对她的评价有高有低甚至褒贬不一，但是韦氏在中国近代图书馆事业史上颇具传奇色彩且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却是不可否认的。

单元检测(六)一、选择题1.孙某某的革命活动最初没有得到士大夫阶层的拥护，他们普遍视孙某某为“犯上作乱者”。

但是1900年后，越来越多的士人加入了孙某某的事业，孙某某的形象也变为爱国志士。

促成这种转变的主要因素是( )A.列强的侵略扩XB.革命思想的不断传播C.清廷的腐败加剧D.孙某某个人声望提高解析注意时间“1900年后”。

《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完全沦为洋人的朝廷，民众失去了对清政府的信任，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主X推翻清朝统治，支持革命派的主X，C项正确。

A、B、D三项虽然是转变的因素，但不是主要因素，排除。

答案 C2.孙某某(1866～1925)在回忆录中说：“28岁那年，我就与20多个华侨，在海外成立起革命团体，决心用流血斗争推翻清王朝。

”孙某某在“28岁那年”的主要行动是( )A.上书清政府，组建“皇族内阁”B.成立兴中会，走上反清革命道路C.成立同盟会，提出“三某某义”D.开展革命运动，领导武昌起义答案 B3.如果说孙某某领导的辛亥革命历程有三个重要的时间点，那么它们应该是( )A.1894年1905年1911年B.1905年1911年1916年C.1911年1913年1923年D.1911年1917年1924年答案 A4.《中华文明史》说，孙某某是中国近代政治文明——某某制的重要催生人。

他的学说是“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

对“兼收众长”理解正确的是( )A.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B.推翻清朝君主专制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政权C.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限制袁世凯独裁D.创立三某某义以某某现“民有、民治、民享”解析从材料的“内审中国之情势，外察世界之潮流，兼收众长，益以创新”，可以看出孙某某先生将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故答案为A项。

B、C项只有“内审”，看不出“外察”；D项是“外察”的结果，但看不出“内审”，B、C、D项不能反映“兼收众长”的含义。

在研究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论作中，相对说来，孙杨（衢云）、孙黄（兴）、孙宋（教仁）、孙陈（其美）、孙陈（炯明）说成果较多；前人或侧重于专题，对孙氏人脉的研究，凸显一个共性，即“时段性”的比较，孙黄关系跨时最长，历10年有余。

毋庸讳言，过往关于孙中山与廖仲恺关系的研探显见薄弱。

拙文试图对孙廖关系作一探讨，揭示历时22年的孙廖关系，是为中国民主革命史册上最诚挚最坚贞最持久最高尚的天作之合，廖氏先后经历了学生、助手、战友、继承人等角色转换（不排除其间角色的交叉重叠），而两者惊人相似之处甚多：爱国若命的报国情怀、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与时俱进的精神风范、百折不挠的奋斗意志等等。

孙廖关系毕生思想相通，鞠躬尽瘁是从，举凡高尚的民主革命品格，与肝胆相照的革命实践相得益彰，成就了他们平民伟人的功业，为后世建树了令人仰止的精神丰碑。

毛泽东曾撰专文对孙中山的事功作过高度评价，赞扬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和“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建立了“丰功伟绩”。

1如果说，此前的史家可以将辛亥革命时期的“孙氏理想，黄氏实行”载入史册，那么，今天我们当可实事求是：让国共合作时期的“孙中山理想，廖氏实行”名垂青史——这便是拙文的趣旨。

开篇明义：因于篇幅，本文对孙中山的论述适当从简。

爱国若命的报国情怀“爱国”情感对于弱小民族来说，是一种神圣的原动力，又是一色优秀的精神风范。

近代以降，中国逐渐沦为西方列强蹂躏的殖民地，国力贫弱，每况愈下，濒临危亡的深渊。

“爱国”一词，急遽成为是中华民族的热门话题。

爱国主义，则成了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精神支柱。

近代中华民族争取独立民主富强的可歌可泣的历史画卷，都是由爱国主义精神导引而生成的。

时势造英雄。

孙中山和廖仲恺都是在风雨如磐的岁月里炼就这一风范的佼佼者。

1866年生于香山的孙中山，儿时听村夫讲述太平天囯反清故事，曾以“洪秀全第二”自称，立志推翻朝廷，恢复中华。

“义利之辨”的现实意义——陈绛教授在第三届敬老崇文论坛上的演讲发布者：正北时间：2012-10-20 07:09:29 来源：解放牛网解放日报【收藏】[0]【评论0 查看】【我要评论】【发起话题】思想者小传陈绛字墨孙，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

1929年生于福州。

1949年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1950年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提前毕业，分配在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工作，1957年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长期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曾任上海市经济史学会会长。

1977年回复旦任教，1995年受聘入上海市文史馆。

作为美国富布莱特资深学者，1983年曾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贝克莱分校访问讲学。

合著有《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上海近代经济史》第一卷，译有《赫德日记：赫德与中国早期现代化》、《李鸿章评传：中国早期近代化的起始》，编有《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轮船招商局》、《中国家谱资料选编·经济卷》及有关论文。

幼承庭训点滴母亲以传统的诗词给我美的启蒙教育，陶冶我幼年的情操；父亲要我诵读儒家经典，就是要用它培养我的道德观、价值观。

东西方文化尽管有许多差异，但对人的基本道德要求是相通的。

我在哈佛大学校内的哈佛燕京学社看到陈宝琛题写的对联——“新旧文明能相益，东西心理本自同”，说的也正是这个道理。

本届论坛的主题——传统文化与道德建设，是个很大的题目。

不论传统文化，还是道德建设，都可以单独作为一个专题，撰写一部专著。

今天我只能就幼年所受的家庭教育及其对我个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影响，谈谈我对儒家“义利之辨”的肤浅体会。

我在识字之前，晚上入睡前，母亲常常教我念李白《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西鄙人《哥舒歌》——“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之类文辞优美、音调悦耳的诗歌。

母亲以传统的诗词给我美的启蒙教育，陶冶我幼年的情操，却从来不教我像“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之类宣扬读书做官、毒害儿童心灵的诗。

“史学二陈”往来质疑略考陈垣与陈寅恪，素以“史学二陈”齐名学界，二陈的交际由来已久，故而“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在各类著作中强调陈垣与陈寅恪关系甚笃”。

与之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二陈研究可谓冷清不少，故而会有“说‘二陈热’，其实是不准确的，准确地说，应是一种‘陈寅恪热’”一说。

就“二陈”问题而言，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牛润珍先生《“史学二陈”及其学术精神》一文，梳理“二陈”的个人际遇、阐述二者治史的精神，就二陈之交际则着墨不多。

在今人看来，“自1949年之后陈垣与陈寅恪没有直接来往，陈智超在著作中也透露，1949年之后陈垣得知陈寅恪的情况，大部分都来自于冼玉清”。

部分学者将此变化归咎于1949年前后唯物史观对学界的冲击：1949年5月，陈垣先生在给胡适的公开信中表示，“我也初步研究了辩证法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使我对历史有了新的见解，确定了今后治学的方法”，并进一步指出“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的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他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此事于学界而言可谓影响甚大；而立足南国的陈寅恪却在1953年提出“不宗奉马列主?x，不学习政治”，于当时之学术环境又太异乎寻常，如此旗帜鲜明的对立，的确容易得出二人因此分道扬镳之结论。

陈寅恪与陈垣现存时代最晚的一封往来书信是1940年10月19日陈寅恪致陈垣函。

而观《也同欢乐也同愁》涉及二陈交集之回忆，最晚可追溯到1942年初，陈垣先生之子陈乐素先生于国难中救济陈寅恪先生一家之事，其后便再无关于与陈垣先生交往之记载。

这一点与陈智超先生的回忆一致。

早在1949年以前，二陈的交际已然出现了七年的真空期。

回顾陈寅恪这七年的轨迹，除却一路辗转于广州、桂林、成都等南方各地，1947年举家返回陈垣先生所在的北平，直到1949年末迁至岭南，都不见二陈有所往来的记载。

由此看，单从政治志趣来解释二陈“决裂”便不足全然信服。

观陈寅恪现存的书信，其有无、多寡实因人而异。

如《书信集》中收录致容庚之信函达九通，也无法改变其后“知寅恪兄与容庚甚不和”的现实，未尝念及“旧谊”；而即便是“相逢握手泪?骼健钡奈忮担?现存之信函亦只得两通。

内科杂病北京方和谦（1923—）对呼吸系统、心脑血管及肝胆系统疑难杂症的治疗有独到之处，潜心研究的“和肝汤”、“滋补汤”，用于临床屡获良效。

王为兰（1913—）对风湿类疾病、温热病、内科杂病进行专门研究，尤其对类风湿关节炎急性发作期和强直性脊柱炎早期的治疗效果显著。

刘春圃（1911—1999）高热性疾病、中风、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疑难重症。

巫君玉（1929—1999）辩治专长：外感热病（包括传染病）及消化系疾病（包括肝、胆）。

屠金城（1923—）临床尤以治疗肝胆、脾胃、湿热病见长，对各种晚期肿瘤、肌肉痿病等疑难病证，也颇有独到见解。

梁宗翰（1914—）擅长内儿妇科疾病。

对治疗小儿厌食症有独到经验。

并对长期脾胃不和，抵抗力下降导致的经常感冒、发热、咳喘、腹泻、湿疹等病，提出具体治疗方案，并已输入电脑。

翟济生（1909—1997）创立温通法治疗脾胃病的系统治疗方案，并对“阴气复咳自愈”的理论进行反复验证，确立了这一理论在指导咳喘病中的重要意义。

坚持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思想。

临床擅治脾胃病、咳喘病、老年心脏疾病。

天津王士相（1926—1992）注重阴阳五行学说指导临床实践，擅于在辨证论治中运用哲学的共性与个性关系总结治病规律。

王季儒（1910—1992）对中风和肾炎的研究有独特见解，且疗效颇佳。

刘松奄（1911—1996）对内、妇、儿、男科疾病及时令病均有很深的造诣。

孙少山（1920—）擅长“和肝法”和“调经法”。

李少川（1923—）以善调脾胃治疗小儿癫痫、肾病等疑难杂症著称。

李振华（1922—）尤擅治脾胃病，对慢性胃炎、慢性结肠炎有深入研究，采用整体用药和局部灌肠法治疗慢性结肠炎获天津科技进步成果奖。

杨浩观（1911—)擅治疑难危重病例，履起沉疴。

对人体生理功能失调，善于从肝论治进行调整。

对治疗心脑血管疾病、肝脏病、结石症、胃肠疾病、糖尿病、神经症及男女不孕（育）症颇有心得。

陈瑾（1911—1998）精通中医内科各个系统难治性病证得诊治。

Ξ有关“以俄为师”的一些问题邱捷(中山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广州510275)〔摘要〕孙中山在1924 年10 月9日写给蒋中正的信是研究孙中山晚年的重要文献。

孙中山在这封信中强调“以俄为师”, 要全面理解这封信, 必须对当时国民党内政治、思想、策略等方面的分歧作分析。

孙中山“以俄为师”是真诚的, 但对学什么又有自己的选择和翿虑。

他主要是主张学习苏俄的革命精神和革命方法。

他是以平等的心态去学习苏俄经验的,对苏俄的认识也幵非那么单纯天真。

〔关键词〕孙中山联俄以俄为师关于孙中山晚年“联俄”以及向苏俄学习的问题,几十年来中外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仍孙中山给蒋中正的一封信谈起,对孙中山写这封信的背景以及如何更全面地理解“以俄以师”这个口号等问题谈一些看法。

一1924 年10 月初,广东革命政府为处理商团亊件准备成立一个革命委员会,鲍罗廷在同蒋中正商议委员会的人选时反对胡汉民、汪精卫加入。

蒋中正为此致函在韶关的孙中山, 廸议革命委员会仌须把胡、汪列入为妥, 否则不如暂缓组织。

〔1〕孙中山于10 月9 日复函, 指示革命委员会要马上成立, 而胡、汪因为对“师俄”已失去信仰, 幵只“长于调和现状, 不长于彻底解决”, 敀不必加入。

信中谈到学习苏俄革命经验时有“盖今日革命, 非学俄国不可”、“我党今后乊革命, 非以俄为师, 断无成就”的警句。

〔2〕因为“以俄为师”这个精练而明确的表述后来实际成了一个政治口号, 同时, 孙中山在这封信中对胡、汪这两个跟随他多年、在党内有很高地位的主要助手作出相当尖锐的批评, 这确实是异乎寻常的,因此,这封信一直是研究者十分重视的文献。

引起孙中山写这封信的一个直接原因,大概是因为以胡、汪为代表的一批国民党上层人士,在处理商团亊变的方法上同鲍罗廷( 以及共产党人) 的严重分歧。

胡汉民在1927 年5月追述此亊时称,他当时要求孙中山“对于此亊只听我的话,绝对不听鲍罗Ξ本文1996 年12 月6日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