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育第五章

第五章中国和谐传统和现代德育目标第一节中国传统文化的“和合”思想（张顺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蕴含着丰富的“和合”思想，“和合”思想贯穿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各个时期，渗透在各家流派思想文化和人类社会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

“和合”思想为我国当代的和谐文化积奠了思想基础和文化内涵。

一、“和合”文化的生成背景任何一种民族文化的萌芽、产生、发展与创新都离不开它赖以存在的地理环境、经济背景和政治制度等，在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文化传统中，“和合”文化始终居于主导地位，她是中华民族得以延续发展、生生不息的重要精神支撑。

（一）地理环境在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地理环境对社会发展乃至人类思想解放具有重要作用，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先决条件，离开了地理环境也就不会有人类的存在和发展。

地理因素是造成中国和欧洲文化差异的重要因素。

从中华民族的国土表象来看，呈现的总体态势是北方整齐划一的形体，与之统一并存的是南方错综驳杂的山水；西部的高山峻岭，与之相对应的是东部的大江巨川；完整的大片平原与割裂的小块土地相互映照。

这里既有民族组织庞大的统一性和完整性，又有区域文化的相对独立性，因而呈现出了多样化的文化形态。

中国民族“和合”文化的形成与中华民族所生活的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

（二）经济背景中国是一个大陆型农业国家，中华民族历来依靠农业维持生存,《周易》称：“安土敦乎仁，故能爱。

”《礼记》称：“不能安土，不能乐天；不能乐天，不能成其身。

”恩格思也曾经说过，“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1]经济乃是人类的生存根本。

中国的农业经济是在众多河流的孕育下发育成熟的，小农经济规模小、水平低，经不起天灾人祸的侵袭，具有鲜明的不稳定性，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的丰收状况直接与自然界的变化密切相关联，因此，人们自然而然会产生对“天”的崇拜，并一切皆以体天遵命、循天理顺人意为终极终旨。

另一方面，“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产劳动方式，使人们对自己生生不息的土地又有着深深的依恋之情：“安土重迁”；对天尊之如严父，对地亲之如慈母：“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

[2]在中国历史上，一切社会的思想文化都在地质、地理、气候诸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烙上了农耕文化的印记。

农业社会先贤古圣和黎民苍生的理想，是所谓“若使天下兼相爱，国与国不相攻，家与家不相乱，盗贼无有，君臣父子皆能孝慈，若此则天下治”。

[3]作为农业民族的华夏民族所心向往之的仍然是社会安定，是所谓“饥则得食，寒则得有，乱则得治，此安生生”[4]的生活。

古人追求的是在自己的故土上从事周而复始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所必需的安宁与和睦。

因此，农业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给中华民族提供了“和合”文化的生成土壤。

（三）政治格局在中华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社会结构曾多次发生过变迁，但宗法制度及其遗存和变种却长期保留着，宗法社会的最鲜明的结构特征就是“家国同构”，所谓“家国同构”即是家庭、家族、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存在着的共同特征。

《周易》云：“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义有所错”。

[5]由此发展起中国的家族制度，它的复杂性和组织性是世界少有的。

中国的社会制度就是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昆弟、夫妇、朋友。

在这五种社会关系中，三种是家庭关系，另两种可以看作是家庭关系的延伸。

譬如君臣关系，被看成是父子关系；朋友则被看成是兄弟关系。

国家的“和”与“合”是由家庭的“和”与“合”衍生和发展而来，追求一种上下尊卑、和睦合作的“一统”局面便是其在政治生活中的显著特点，包括国家民族的一统、政治体制的一统、思想文化的一统等诸多方面。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中华民族的政治制度为中华文化走向“和合”提供了良好的外部政治环境。

“和合”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便是这种家族制度的理性化。

“和合”文化中的一大部分便是这种社会制度的理性论证和理论表现。

经济环境成为这种社会制度的基础，“和合”文化反映了它的伦理价值。

由于这种社会制度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这些经济条件又是地理环境的产物。

因此，对中华民族来说，“和合”文化成为中国正统的思想文化精髓，并使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生生不息。

二、传统“和合”思想的产生从已有的史籍看，“和”、“合”二字在中国的甲骨文、金文中就已出现。

“和”的初义是声音相应和谐；“合”的本义是上下唇合拢、结合。

殷周时期，“和合”是单一概念，和谐是《周易》的哲学思维,也是基本价值观。

春秋时期，“和合”两字联用，构成和合范畴。

《国语·郑语》较早提出“和合”范畴，称“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

”[6]“五教”，韦昭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意思就是指把“五教”加以“和合”，会使百姓得以安身立命。

从西周到春秋，和同之辩是当时思想界一个普遍关注的论题。

史伯和晏婴的和同论是中国和合思想的理论前导，史伯和晏婴从哲学普遍性的高度，阐述了“和”的本质内涵，他们都认为，“和”是包含了差异和对立的统一，是具体的同一；而“同”则是排斥差异和对立的抽象的同一。

从此，“和”成为中国哲学史中的一个重要范畴，乃至发展成为一种“和道”。

中国的先秦时代，是一个大动荡、大剧变的时代，社会呈现出一副“礼崩乐坏”的情景，如何使社会由失衡走向平衡，这是时代交给当时思想家回答的大问题。

由此，继史伯和晏婴之后，儒、道、墨乃至法家都论述了“和”的意义及用途，其中尤其以儒家和道家对“和合”文化的阐述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

儒家学派创始入孔子以和作为人文精神的核心。

其弟子有子日：“礼之用，和为贵。

"(《论语·学而》)这代表了孔子的思想。

认为治国处事、礼仪制度，以和为价值标准。

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孔子强调：“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论语·子路》)既承认差异，又和合不同的事物，通过互济互补，达到统一、和谐。

这与“同而不和"，取消不同事物的差异的专二观念形成对照。

这说明“和"不仅是做人的原则，也是治国处事的价值标准。

道家创始人老子提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的思想，认为道之所以能化生万物，是因为道蕴涵着阴阳两个相反方面，万物都包含着阴阳，阴阳相互作用而构成“和"。

这说明“和"是宇宙万物的本质以及天地万物生存的基础。

《管子》将和合并举，指出：“畜之以道，养之以德。

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

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也。

”(《幼官》，《管子集校》第八)认为蓄养道德，人民就和合，和合便能和谐，和谐所以团聚，和谐团聚，人们就不会受到伤害。

在这里，和合是蓄养道德的目标追求，民众只要能够和合，就能产生强大的力量，从而免除各种危害。

墨子从“兼相爱、交相利"思想出发，认为和合是处理人与家庭、国家、社会关系的根本原理、原则。

指出天下不安定的原因在于父子兄弟结怨仇，而有离散之心，他说“内之父子兄弟结怨仇，皆有离散之心，不能相和合”(《墨子间诂》卷三)。

而和合才能使家庭、社会群体凝聚在一起，形成不离散的社会整体结构。

孟子讲“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孙丑下》)，把人和视为超过天时、地利的最重要的因素。

庄子提出“与人和者，谓之人乐；与天和者，谓之天乐" (《天运》，《庄子集注》卷五)，“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天道》，《庄子集注》卷五)的观点，认为和合是万物化生的依据，也是天乐人乐的基础，只要明白这和的道理，就会获得无穷的快乐，从而可达天人和合的天人同乐境界。

《易传》提出十分重要的太和观念，讲“保合太和，乃利贞" (《周易集解》卷一)。

重视合与和的价值，认为保持完满的和谐，万物就能顺利发展。

荀子提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苟子．礼论》)的观点，认为万物化生、事物的运动变化、天下的治理，都是和合的结果。

事物不能离“合"而存在。

而且苟子还从社会秩序的角度认为“故人之欢欣和合之时，则夫忠臣孝子亦盍诡有所至矣”(《荀子·礼论》)，只有这样社会才能达到一种和谐状态。

从上可见，在先秦时期，和合文化得以产生并成为一种基本精神而受到重视。

概而言之，所谓和合的和，指和谐、和平、和善、和睦、祥和；合指结合、联合、融合、合作。

和合连起来讲，指在承认不同事物之矛盾、差异的前提下，把彼此不同的事物统一于一个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并在不同事物和合的过程中，吸取各个事物的优长而克其短，使之达到最佳组合，由此促进新事物的产生，推动事物的发展。

“这表明，和合文化有两个基本的要素，一是客观地承认不同，比如阴阳、天人、男女、父子、上下等等，相互不同；二是把不同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和合、天人合一、五教和合、五行和合等等。

【7】在此和合精神的指导下，中华文化不断创新，同时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

由此可见，和合文化并不否认矛盾、差异和必要的斗争，它本身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体，只是把矛盾、差异和斗争限定在相互依存的和合体中，防止因过度的矛盾斗争而破坏了不同事物共同存在的基础，使得事物的发展停滞不前，充分体现了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多样性的统一。

可见，对中华民族来说，尊崇“和合”思想不是一家一派的主张，而是诸子百家的共识，它是中华民族多元文化所整合的人文精神的精髓，是中国优秀传统传统文化之一。

二、“和合”思想的内涵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蕴涵着丰富的“和合”思想, “和合”是贯穿于上下五千年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和灵魂，是人与万物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源，它源远而流长，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合”文化具有以下基本内涵：（一）中和之道传统的“和合”思想内涵之一就在于推崇“中和”，重视“中庸”；“和合”为中和、中庸，是一种和谐、适度的状态。

“中和”、“中庸”既是“和合”的最高标准，也是“和合”价值实现的严格原则与规范。

《易经》崇尚中和,强调“中”是最好的位置, “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大道，矛盾双方的“大和”状态又叫做“中”，能寻找到并在实践上通过“中”的途径达到目标,就是最好的方法,亦即中庸之道。

中和之道意味着事物处于一种最佳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处于最佳的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平衡状态或统一状态，体现着阴阳对立统一的整体和谐无偏胜,完全合乎规律性。

孔子认为中庸至德是“山之静”与“水之动”的和谐统一，都要力求适中、恰当，以免“过”与“不及”。

孟子认为，对一切事，要以“和”为原则，力求适中。

“中和”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指时时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