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鲁国公臣职官管理制度探究

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精选4篇）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精选4篇）1春秋时期，诸侯国君称公、称侯，只有楚、吴、越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

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

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

军事、工事、法事。

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

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

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百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精选4篇）2农业春秋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

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

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

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春秋战国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

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手工业春秋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

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

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

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

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

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

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

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税赋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

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

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

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

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

春秋时期是如何治理国家的西周的六卿首领，春秋时称为“正卿”或“冢宰”，也有称为“相”。

正卿尚有一、二副贰，称为“介卿”。

东周王朝的执政正卿，开始是郑伯，至隐公八年(前715年)后，是郑伯和虢公，郑伯为主卿士，虢公为右卿士。

至桓公五年(前707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

从《左传》行文看，大概右卿士的地位高于左卿士(中原各国尚右，南方楚国尚左)。

从此以后，虢、周二公并掌周政。

到了僖公五年(前655年)，虢国灭，虢公丑奔京师，自此，虢公也失政。

下一阶段周室的执政者就是周公。

以后周公又与王子虎、王叔桓公等同执周政。

至春秋后期，周政权才落在单、刘二氏手中。

这两人也是王期的右、左卿士。

《周官》首列“天官冢宰”，其僚之首称为“太宰卿”，下列太宰的职司是“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国”。

这很清楚地说明了太宰就是相职。

但太宰这个官，从春秋中叶以后，地位就逐渐下降了，这大概是春秋后期周王室公室地位下降的缘故，因为太宰本身是王室公室的家宰，王室衰落，其家宰自然地也随之失去了控制权。

春秋时期诸侯国的重要职官是司徒、司马、司空，其次为司寇，这些是掌管诸侯朝政的官。

司徒治民，“司”是掌管、“徒”是徒役，指服军役和各种劳役的民众，司徒治民事，掌户籍;司马治军，战国以前重车战，兵车用马拉，每辆战车用四匹马，中间两匹称“服马”，两旁称“骖马”。

马在车战时代起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以“马”命官，掌管军事的官就称司马。

司马的佐助称为少司马。

主管养马的校人(或称校正)是司马的属官;司空管土地，主要职责是测量土地的远近、辨别土地的好坏，以便授于民众耕种，并编定赋税的征收数额;司寇，掌管刑狱诉讼，治寇盗。

这些官称在中原列国多有设置，其职司也大同小异。

主管刑狱的官还有称作理、士、大士、尉氏等。

例如晋国的栾盈在国内斗争失败后逃往楚国，他路经东周国境时，遭到了抢劫，因此要求周王给予保护，不然就要归罪尉氏。

春秋战国时期职官管理制度历史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相继从世卿世禄制过渡到官僚制，官僚制度是建立在“主卖官爵，臣卖智力”的人身依附和雇佣关系的基础上的，君主运用礼法、刑德、赏罚、爵禄和诛杀来控制群臣，群臣在名分上虽然还是按等级划分，还是拥有不同特权的大小贵族，但他们已经不再是以贵族身份来行使权力，而是以君主臣仆的资格来进行治理，因此，必须对职官管理制度进行某些变革。

（一）官吏选拔制度世卿制逐渐衰微，官僚制兴起，使官吏选拔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当然，这两种制度的交替衔接是经过相当长的演变过程的。

世卿选官制度在很长时期内很大程度上还是被保存下来，只是处在逐步彼削弱被取代的过程中。

例如，在战国后期，鲁仲连劝燕将投降齐国时说：“裂地定封，富比陶（穰侯）、卫（商君），世世称孤寡，与齐永存”。

可见，在当时世袭制度依然存在，虽然已经有许多人被剥夺了世袭特权，但这种特权毕竟还是当时官僚追求的目标，世袭者在某种程度上还享有优先被选拔的待遇，但已经不是出任公职的唯一资格了。

在保留这些旧制的同时，已经出现了许多新的选拔官吏的方法，比较主要的有荐举、学校、游说自荐、招贤、军功、任子、吏胥等不同的选官途径。

荐举之法有其初步兴起以至被普遍采用的过程。

齐桓公时鲍叔牙推荐管仲，秦穆公时公孙枝推荐百里奚，还是作为一种个别的特殊情况，虽然当时已经有人提出“君之所审者三，一日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作为国家治理的“三本”，以德、功、能作为推荐的标准，但这也仅仅是在理论上的初步探索，战国中期以后，鉴于被荐举任官的人多能称职，这种荐举才渐成为制度，规定朝中大臣和郡县主要长官应定期向君主推荐人才，量能以授官，并实行荐举连坐。

学校在西周时就已经成为一种选拔人才的途径，许多没有继承权的“士”，通过官学取得任官资格。

春秋战国时期则在官学的基础上发展起许多私学，私学子弟凭才能也可以入仕，孔子弟子3000，许多人到各国为官，有的还受到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