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洋权益
海洋权益这个词在我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
上世纪90年代，我国颁布两部海洋法规，将海洋权益概念引进国家的法律中。
此后，海洋权益作为一个崭新的法律概念，开始为人们所关注。
首先，海洋权益属于国家的主权范畴，它是国家领土向海洋延伸形成的权利。
或者说，国家在海洋上获得的属于领土主权性质的权利，以及由此延伸或衍生的部分权利。
国家在领海区域享有完全排他性的主权权利，这和陆地领土主权性质是完全相同的。
在毗连区享有的权利，也属于排他性的，主要有安全、海关、财政、卫生等管辖权。
这个权利是由领海主权延伸或衍生过来的权利。
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享有勘探开发自然资源的主权权利，这是属于专属权利，也可以理解为仅次于主权的“准主权”。
另外，还拥有对海洋污染、海洋科学研究、海上人工设施建设的管理权。
这可以说是上述“准主权”的再延伸，因为沿海国家是首先在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拥有专属权利之后，才会拥有这些管辖权。
其次，海洋权益是国家在海洋上所获得的利益，或者可以通俗地说是“好处”。
当然，利益或“好处”是受国家法律保护的。
一般地说，海洋权益的内涵主要有：一是海洋政治权益，如海洋主权、海洋管辖权、海洋管制权等，这是海洋政治权益的核心_。
二是海洋经济权益，主要包括开发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的资源，发展国家的海洋经济产业等。
三是海上安全利益，主要是使海洋成为国家安全的国防屏障，通过外交、军事等手段，防止发生海上军事冲突。
四是海洋科学利益，主要是使海洋成为科学实验的基地，以获得对海洋自然规律的认识等。
此外，还有海洋文化利益，如海上观光旅游、举办跨海域的文化活动等。
显然，海洋权益这一概念，不仅有着深刻的法理意义，而且还有极强的实践性, 中国政府扞卫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是坚定的。
海洋不仅是经济大动脉，也是最方便快捷的军事交通线和最广阔的战略机动空间。
谁能控制海洋，谁就掌握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以海军为代表的海权工具是海权的核心要素，是整个海权体系的中枢。
“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地球财富和地球本身”。
全球化发轫于近代航海地理大发现，海权从一诞生就打上了全球化烙印。
一个多世纪以前，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在创立海权论时就强调世界正处于今天我们称之为“全球化”的时代，在全球化不断深入的今天，我们更有必要审视海权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深刻意义。
中国拥有126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面积，其中300多万平方公里是海洋国土，这片蓝色国土和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连起来看就像立在亚欧大陆东部的一把熊熊燃烧的火炬。
然而事实并非地里意义的辽阔这么简单。
就拿南沙这片美丽而富饶的蓝色国土来说，不仅资源丰富，被称为“第二个波斯湾”，而且战略地位极其重要，扼太平洋至印度洋海上交通要冲，为东亚通往南亚、中东、非洲、欧洲必经的国际重要航道，在中国通往国外的39条航线中，有21条通过南沙群岛海域，我国60%的外贸运输从南沙经过。
“欲国家富强，不可置海洋于不顾。
财富取之于海，危险亦来自于海……一旦他国之君夺得南洋，华夏危矣。
”郑和600年前说过的话，至今听来依然振聋发聩。
海域被分割，岛礁被侵占，资源被掠夺，渔民被扣留，中国版图上划得海上
传统疆界“九段线”早已名存实亡。
几乎全部海洋邻国均不同程度地对我国海洋国土和权益提出无理要求，涉及120多万平方公里的海域。
尤其在2009年的一开始，我国周边形势似乎进入一个“多事之春”，中国领海再次面临严峻的挑战。
在那些不存在争议的海洋收益中，如何保证安全甚至主权完整始终是中国挥之不去的难题，台湾地区显然是最大的一个变数。
按理，如果两岸融为一体，不但置于中国怀抱的台湾海峡完全由中国掌控，台湾成为中国在东海、南海交界处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而且，两岸还将因为商贸的自由往来而享受到市场扩容和人民福利增加的好处。
可在两岸依然存在隔阂的今天，且不说整个国家经济利益受到损害，国防利益应得的便利荡然无存，本来属于内政的台湾和台湾海峡问题，竟然成为美日等国阻挠中国崛起的利器，台独势力求诸国际力量支持的筹码，自然也是压在中央政府和全国人民心头的一块疙瘩。
和这一情形十分相似的是中国对外贸易的海上通道。
中国进出太平洋要通过众多的海峡和海路，北朝鲜海峡、大隅海峡、巴士海峡、马六甲海峡封闭着。
在三条主要的出海航线中，北线朝鲜海峡、千岛群岛是必经之路，东线由日本列岛、琉球群岛、钓鱼岛、台湾岛之间的海路组成，南线则或经台湾海峡或由广东、广西沿海径入太平洋，然后经太平洋至印度洋，然无论如何都绕不过马六甲海峡。
如果台湾海峡两岸实现统一，中国在东线、南线上都会有很大的回旋余地。
可现状是，台湾问题的悬而未决，使得中国没有完全掌控任何一条出海航线。
不仅如此，自身反而还被美、日等国主导的所谓第一岛链、第二岛链两条岛链重重包围。
在和平时期，这也许还是不太大问题，只是若出现意外，在海上就几乎被完全困住。
而近海领域海洋通道的不利局面只是一个侧面，随着中国远洋航线遍布世界海洋，中国当然有利用全球通道的需要，可是，这些权益现在尚无法得到保障。
这几年，围绕中国周边海域的争议岛屿和争议海域，中国与相关邻国的矛盾、纠纷、分歧，呈现扩大化趋势，频率、强度均是有增无减。
争议岛屿和争议海域，在中国的海权体系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现代国际法条件下和国际竞争格局中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中国如何才能够从容应对？
西汉陆权和今日中国海权的相似性，使得昔时适用屯田的逻辑，应该也适用现在的中国海疆，我们可称之为“屯海”。
中国要想在争议海域与各相关国家的较量中处于上风，最根本的做法是继续大力发展海洋经济，不断扩大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与海洋经济的相关性，更好地开发和利用海洋，在“生产竞争”中制胜。
但是，这也意味着，政府要提供更到位的海洋公共政策和海洋公共服务，开发和利用海洋的技术与效率也要得到提高。
依此对照，不管是在海防、法律法规的出台、国家监管还是在海洋产业、海洋科技发展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多需要上升的空间。
另外，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有些国家往往视国际法如无物。
虽说为争夺海权，发生战争的几率不大。
可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还应当有应对极端事态发生的准备。
从军事力量上，为完整的海权提供支撑。
因此，中国面临的海权问题，是怎样在现代海权条件下既能保证国家的海洋安全——不轻言战事但足以应付各种战事，又能最大程度地开发和利用好海洋——尽可能从海洋获取更多的收益，增进人们对海洋的认同与热情？换言之，怎样在被动状态下实现自己的完整海权？
西汉在被动状态下从边缘地带的竞争中胜出的创造性办法也有很强的借鉴
意义。
和今天中国海权面临的情形相仿，当时的西汉面对匈奴在边缘地带的步步紧逼，底气很是不足：首先，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不如骑射为生的匈奴，解决争端和威胁的军力相对弱于周边敌对势力，虽有能力保卫中原可是无法有效应对异族常常进行的骚扰、侵袭和破坏；其次，农业技术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对农业在边疆的推广没有把握和经验，在边疆地区开发能力是未知数的情况下，西汉政权无法进行有效的控制。
再次，战略要地为对手掌握，在战略进攻、防御和贸易诸事项上都很被动。
通过以军屯和“徙民实边”为主的屯田，早期的西汉一方面成功解决了兵员补充、粮草供给、纾解国家财政压力、正面作战配合的问题，并在这一过程中发展出一支强大的机动作战部队；另外一方面，亦探索出成熟的边疆开发模式，推动了边疆的农业生产，促进了边疆的贸易繁荣和民族交流，稳固了边界。
拉铁摩尔曾谈及中国内陆边疆的形成，王明珂亦曾谈及华夏族群的边缘化延伸方式，始自西汉的屯田可以说是此间的重要推动力。
西汉陆权和今日中国海权的相似性，使得昔时适用屯田的逻辑，应该也适用现在的中国海疆，我们可称之为“屯海”。
当然，时隔两千多年以后，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分的今天，“屯海”和“屯田”自然会有诸多不同，军事专业化背景下让军人从事生产可能已不再现实，现代战争条件下为军事行动直接提供的替代作用可能也会大打折扣。
纵使如此，经济和军事相互襄助的基本思路却可以继续沿用的，例如，中国发展海洋军事力量的兵员可从甚至主要从适格的屯海者及其家属中选拔；海军战士退役后可以加入到屯海者的行列；一些荒僻海岛或者远航途中的屯海者可以有一定的武装能力；发展和海洋邻国的双边贸易；推动边境的发展。
这些都是屯田中曾经有过的智慧。
而且，相对屯田，“屯海”更强调对经济发展的贡献，包括对岛屿的精心守护和经营，也包括对沿海地区发展激励与支持，其落脚点在于，经由屯海者们的勤劳工作，增强中国从海上获取财富的能力，让海洋经济成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主要力量之一，且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以致有一天中国有无可置疑的实力为自身发展提供“海洋安全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