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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农经济是指一种以家庭为单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式。
它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以下是对小农经济的理解：1. 生产方式：小农经济的主要生产方式是以家庭为单位，即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种植作物，同时进行家庭手工业生产，以满足自己和周围社会的需要。
这种生产方式的特点是规模较小，生产工具和技术相对落后，生产效率较低。
2. 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自给自足，即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生产出自己所需的物品，包括食物、衣物、日用品等。
他们很少去市场交易，除非是为了扩大生产规模或者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
这种自给自足的方式使得农民对土地和资源有着较强的依赖性。
3. 稳定性强：小农经济由于以家庭为单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可以控制生产过程，避免外部环境的不利影响。
同时，他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和市场需求调整生产方向，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4. 保守性：小农经济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形成了一种保守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强调家族和血缘关系，注重传统和习惯。
这种保守性使得小农们在面对变革和新技术时往往持保守态度，不愿意轻易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
5. 局限性：小农经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它的生产方式和技术水平相对落后，难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
同时，小农经济的保守性和自给自足的特点也限制了农民的视野和创新能力，难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发展。
总之，小农经济是一种具有悠久历史和丰富内涵的自然经济形式，它在古代中国的农业生产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至今仍有一定的影响。
虽然它存在着一些局限性，但在一些偏远地区和贫困地区，小农经济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经济形式。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当前中国小农问题———兼评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之争张慧鹏【摘要】小农户的大量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农情。
在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围绕小农户的前途命运，学界存在激烈争论。
以经济学家为代表的自由市场派，主张用市场机制消灭小农户，发展规模化农业。
以社会学家为代表的小农经济派，则强调维持小农家庭经营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的争论进行回应，论证在生产走向社会化的过程中，小农家庭经营必然走向消亡，但小农的消亡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对此要有足够的历史耐心。
着眼长远，我们要通过农民的组织化来改造传统小农经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业农村现代化道路。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小农经济；历史必然性中图分类号：Ｂ２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７６６０（２０２０）０６－００５１－０９作者简介：张慧鹏，河北石家庄人，哲学博士，（广州，５１０２７５）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教授，华南农村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研究”（２０ＹＪＣ７１００８５）；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乡村振兴的内生动力研究”（１８ｗｋｐｙ４７）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小农户的前途命运，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理论话题，也是我国当前面对的重大现实问题。
基于对小农户的政策主张，学界形成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两大派别①。
在理论脉络上，自由市场派继承亚当·斯密以来的（新）自由主义的传统，小农经济派则延续了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民粹主义传统。
笔者从马克思主义出发，对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的争论进行回应。
一、当前中国关于小农问题的两种对立观点自由市场派和小农经济派学者围绕小农问题提出针锋相对的观点。
争论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层面。
（一）在价值层面，是否应该继续维持小农家庭经营？自由市场派学者以经济学家为主，他们把农业当成单纯的产业，从经济效率方面来评价小农经济的优劣。
温铁军最新文章思考中国的农民问题，必须要有一个基本的立足点，也就是说应该在什么样的层面来把握问题，是一个战略问题还是一个战术问题。
惟其如是，才能对问题本身的性质和解决问题的方案具有一种清醒的自省和反思。
我认为，农民问题，或者用时下流行的说法"三农"问题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中国的一个基本战略问题，可以这样说，中国的问题根本上就是农民问题。
这个判断是毛泽东下的，这个认识也是毛泽东能够在20世纪中国变幻动荡的时局中独树一帜，形成独特的解决中国问题的方式的基本点。
但是，并不是只有毛泽东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的独创性在于不照搬共产国际的既有经验，敢于提出中国的农民问题是中国特有的本土性问题这样一个命题。
从20世纪中国近代史来看，无论是孙中山还是毛泽东，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真正的革命者都是高度重视这一问题，共同认同这一道理的。
国共两党都进行过土地革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就是国共两党合作进行的，20世纪前50年国内的三次革命战争都叫土地革命战争。
可以说，从20世纪历史看，谁能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谁就是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者。
所以，自中国有民主革命开始，中国的根本问题就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就是土地问题，而其他的政治、经济、社会各种制度安排，都与这个问题有环环相扣的内在逻辑。
建国后的战略选择：得与失建国以后，毛泽东对"工业化带动城市化"的规律有所认识，中国消除城乡差别，解决农民问题，必须要走工业化的道路，走农村城市化道路。
毛泽东说："如果中国需要建立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许多的现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
"但是毛泽东及共产党领导集体对中国当时的形势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小农经济天然无法与工业化经济产生交换，而且小农经济剩余有限，工业化大生产所需要的巨大积累只能逐步产生，农民逐步向城市转移，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毛泽东曾很明确地表示，在小农经济的实际情况下不能搞社会主义，只有社会化大生产形成后，才有可能，而且还要同全国人民协商同意后才搞。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今日中国》：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赢得了农民？温铁军：建国前夕，中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城市人口不到15%，工业人口不到5%，所谓国民就是农民。
因此，从阶级的角度讲，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
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也都讲农民革命。
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是以保甲长为代表的乡土社会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为基础的，无法真正地发动农民，完成国家政治建设。
国民党甚至想把农村的租率由40%降低到37.5%都不能实现。
共产党以农民革命起家，在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之间，一而贯之地继续农民革命，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国民动员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
《今日中国》：建国初，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温铁军：建国初，中国就是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形不成统一的国家财政，任何一个纸币的发行都是毛票子——因为黄金储备都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
一个国家财政金融普遍出现严重赤字的情况下很难真正渡过危机。
共产党通过在土改，把当时85%的国民安定下来。
土改实质上是对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土地进行重新安排，实现“耕者有其田”。
而且，乡土社会稳定，物产丰富了，占总人口不到15%的城市人口也得到了稳定的供应，国家的经济就稳定了。
《今日中国》：在农村政策法面60年来有哪些变迁？温铁军：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是1949－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即是1978－1982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1999年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
可以说，共和国的历任领导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大多是和农业有关的。
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六年是以三农问题为主体的。
2003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2004年到2006年中国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个梦想——免赋。
胡锦涛主席2005年前后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构想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温铁军：城市化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对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改革的三个思考导读：通过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考察，只要是人口超过一亿的,就没有发现哪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是成功的.如果中国也用大型贫民窟来实现城市化，那只不过是一种“空间平移、集中贫困”-—农村分散的贫困人口变成相对集中的贫民窟人口—-结果往往是社会矛盾集中爆发.思考一：股份合作制——农村产权改革和城市改革的差别何在2002年，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被写入了党的“十六大"报告，我们得以据此就城乡改革异同进行分析。
早期的农村改革是多数人受益的改革.而在叙述早期的改革经验时，人们总要以“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至今没有说清楚的故事开头。
实际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只有部分地区在1978~1982年执行过4年；是在当时财政危机压力下“甩包袱”的结果。
此后则是在1982～1984年把“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搞成“大包干（包干到户)”,结果是对几千年传统农业社会以“土地均分制＋定额租”的生产关系来达成社会长期稳态特征的复归。
本文之所以坚持把中国农村经济基础的复杂现象归纳为“三农”问题，是由于多年以来就认为“大包干”所造成的农村经济基础，不外乎是传统的“小农经济＋村社制”，这种改革所形成的、后来在如此强烈的剥夺下仍然创造了稳定中国达30年之久奇迹的财产和分配关系的实质，则主要是这种历史上就利于稳定的“均分制加定额租”。
①“大包干”在产权制度变迁上的积极意义,在于把过去以人民公社的名义、但实际是国家资本控制农村土地占有收益的这种中国特色的工业化原始积累时期最为基础的财产制度，短期内变成了近两亿农户依据社区内部的“成员权”平均占有本村的土地和资产.②其实，这恰恰是做到了每个单位内部都“起点公平”。
③如同早年的土改一样，是使当时占中国人口80%的农民都得到好处的一种财产关系重构。
农村改革的问题在于,政府让农民家庭在承包土地的同时也得到了“制度变迁收益”，实际上把农村的公共开支,连同教育医疗和福利保障一并压在土地上了.但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体制矛盾的约束下，基层急于“离土离乡”的财政供养人口就必然要求城里人的待遇，于是造成政府让渡给“三农"的高成本的农村上层建筑开支不断增加，成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农民负担不断加重的一个根源。
改革从农村肇始。
三十年来，农村领域的一举一动一直牵涉全社会的神经。
在改革三十周年的关口，农村改革发展仍然是决策者关心的重点。
从“粮食问题”、“土地问题”到“农业问题”，再到“三农问题”，三十年来人们对农村问题本质的认识也在发生变化。
“大凡了解农村基层的政策研究人员从来都坚持认为，农村问题主要是宏观方面的问题。
”近日，“三农”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接受了《第一财经日报》专访，从宏观政策与农村关系的角度阐述了农村三十年来的变迁。
1、两个10年完成地方工业化《第一财经日报》：回顾改革开放30年以来，你认为农村发展受什么因素影响？什么原因引发了“三农问题”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显性化？温铁军：我历来强调，“三农”问题主要产生于宏观政策的影响。
具体可从三次大规模的土地征占和宏观政策的相关性来分析。
第一次，1984年前后，在1979~1980年的经济压力下采取的财政分级承包在全国施行，客观上导致当时追求地方财政收益的地方政府启动了地方工业化，以乡镇企业直接地大规模占有土地作为原始积累的主要来源，因为地方没有资本，几乎所有乡镇企业都是高负债的。
事实上，土地从农业用地的资源形态转变为工业用地的资产形态，没有办任何手续，其中资产的转移形成的增值收益抵补了高负债的乡镇企业对资金成本的支付。
所以，乡镇企业资本和收益的主要来源是土地变现。
第二次，1994年，分税制改革导致在税收的比例上中央拿大头，地方却由于上世纪80年代这波工业化正在形成产业资本结构的时期，相当多的地方尚未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后续投资需要大量增加，这种情况下地方财政普遍赤字，同期出现的另一情况是“贷差”，即各地银行的存款普遍小于贷款。
赤字普遍化、贷差普遍化，怎么解决？大规模征占土地抵补财政亏损；因此我1996年就发表文章分析了这种“以地生财”。
《第一财经日报》：这两次征占土地差别在哪里？温铁军：第一次我称为“以地兴企”，即用土地级差收益作为原始积累来兴办乡镇企业。
粮食是问题但不是粮食的问题温铁军，1995年编者按：本文提出的学术观点仅为作者个人意见，可供讨论、商榷。
观点摘要：1．小农经济条件下的粮食生产本来并不是问题，事实上粮食总量近10年来随人口增加而稳定增长；8亿人给2亿人搞饭吃就好比“四抬大轿，四平八稳”。
2．粮食供给1983~1984年和1986~1992年已经两度受到需求抑制；1993~1994年区域性的需求陡增，源于1989年以来农民收入连年下降导致的民工潮在近年来投资连年膨胀作用下，涌出来的8000万新增“粮食高消费”人口。
3．粮价1993~1994年的异常变动，除表面性的需求拉动之外，主要应归因于财政、金融与流通的长期矛盾和外汇、外贸调整的短期影响。
4．粮食产销政策能否落实的根本问题在于决策倾向本身能否允许讨论；因当前如何在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的不利条件下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以避免农业衰落才真是问题。
一、题解对于中国这样人均仅有约0.1公顷农地，且人口占世界1/5的发展中国家而言，粮食不言而喻是个永恒的问题。
但也正因为人地关系高度紧张这种基本国情矛盾、小农村社经济这种基本生产关系，是制约粮食生产与供给的主要问题，所以，粮食问题切不可单纯看作粮食生产上的问题，而应纳入整个农村改革与发展的系统之中综合考虑；我认为至少应该从以下两个层次来研究粮食产销政策问题。
1．从国家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研究如何以发展劳力密集就业为基本国策，加速城市化进程，尽快降低农业人口比例；从而为促进粮食规模经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前提条件；以此改造小农经济，尽力使农业在市场经济和国际竞争的挑战面前不致破产。
2．从市场经济条件下提供城市工业原料和食品供给的角度，研究如何在改革中理顺与粮食商品有关的财政（包括中央地方、产区销区）、金融（包括外汇）、流通（包括外贸）的关系，进而解决传统体制遗留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
很多研究农村经济问题的同志都认为，有必要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听一点不同意见，允许认真讨论一下以往的决策倾向。
温铁军：可怕的是没有人知道中产阶级真正需要什么文|根据温铁军在“第十一届大赢家论坛”上的讲话整理导读温铁军老师作为最早提出中国三农问题的专家，在分析中国农业根本问题的同时也提出了未来中国农业改革的重点，同时为我国农业企业的发展指明了道路，小编根据温老师的讲话整理出以下内容，以飨读者。
6 月17 日，在京西宾馆举行的“第十届大赢家中国魅力全农业产业发展论坛”上，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着名三农问题专家、博士生导师温铁军教授就世界农业产业发展趋势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农业企业的未来发展。
1城市化不能解决三农问题有人说城市化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对不起，这个观点我在90年代是激进的主张者，现在我退出来了。
绝对不敢再讲靠城市化解决中国的问题。
为什么？因为我们大量的去调查了世界上城市化高以70%的情况，发现几乎没有哪个国家靠着城市化能够缓解贫困。
城市化只是空间平移的集中贫困，使得贫困集中爆发。
以最近巴西为例、委内瑞拉为例，都很清楚看到，这两个国家都是80%以上城市化率。
农村贫困导致农民卖地，卖地上哪去？城市。
进哪？贫民窟。
贫民窟谁控制？黑社会。
所以巴西想搞个世界杯足球赛，对不起，得出动国防军，坦克装甲车站在十字路口上，完全违反宪法。
因此，在城市化解决贫困问题的手段上，我们不能激进，不能一蹴而就。
城市化绝对不是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最有效的手段。
2从世界农业格局谈中国农业模式我希望我的介绍能让大家对农业有个基本认识，结合这个世界实际情况至少用自己眼光好好看看这个世界到底怎么回事儿，不至于被某些说法左右。
（为温老师传道授业的精神点赞！一直以来我们谈的是学习欧洲家庭农场模式，学习美国大规模农业模式，却很少有人从根本分析这些与我们的不同处，农业模式不能照搬，只有潜心分析，才能找到自己的道路。
）资本主义分三大模式，这跟农业三大板块一样的。
那些殖民化大陆的资本主义就是典型的英格鲁撒克逊模式，那叫做野蛮资本主义，因为他们在殖民化过程中间充满了反人类的国家犯罪（小编想起了美洲大陆上可怜的印第安人民和农奴）。
【温铁军：市场化改革与小农经济的矛盾】
什么是小农经济
解决农村经济问题要有创新，要坚持贯彻江总书记“三个代表”、“三个创新”的思路，尤其要有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
因为即使能够按照原来的成功经验安排政策，也很可能仍然解决不了现在的农村经济问题。
一、银行商业化改革与农户资金需求高度分散之间的矛盾在坚持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进程中，银行的商业化体制改革要求银行完全按照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来判断其经营行为，从金融部门看这当然无可厚非。
但从中国农村发展的需求看则应该另外评价。
因为，商业化的正规金融机构是不可能适应农户由于高度分散并且兼业经营而提出的资金信用需求的，商业银行和小农经济这两方面的对接有问题。
我认为，农户经营高度化分散是其根本特点，银行的商业化改革也确实要求其追逐利润，规避风险。
所以，银行和农户任何一方都没有对错之分。
目前的问题是，农村资金的短缺使之成为极度稀缺要素，严重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发展。
主要问题不是农户资金需求不足，也不是政府不想加大农业资金投入，而是市场化取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要求其退出农业。
农户的资金需求一般具有分散、小额化、周期长、风险高、
不易监督的特点，银行如对其贷款，利润比较低。
而任何银行所追求的利润只能来源于相对有规模效益的贷款。
因此，这就导致了资金的需求和供给两方面不对称。
不对称的根本原因在于信息不对称---银行没有办法了解农户的贷款需求，农户也不可能拿出详尽的贷款报告给银行，不可能走目前的金融程序向银行申请贷款。
此外，农户没有资产抵押条件，即使可以用土地抵押，银行也难以收回这种隐含农民社会保障的抵押品。
实际上如果不使用特殊的或暴力的手段，就连高利贷者也难以收回农户借款时的抵押品。
从近几年对农户的整体调查情况来看，农户的存款增长幅度大于其贷款增长幅度，因此有大量资金从农村流出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表面形式就是农业银行以及农村信用社吸纳农村的资金有所增加，银行给农户的贷款却是减少的。
农民的信用需求能够从银行和信用社得到满足的只占到24%，连1/4都不到，这就证明了我们刚才的假设：市场化导向的银行商业化改革的必然结果是其退出农村信用领域，银行的资金供给与农户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额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监督不易的资金需求之间信息不对称、体制不对称，其严重结果是导致农村资金要素匮乏。
作为龙头要素和最具组织作用的要素---资金，它如果退出农业，就会导致任何力图加大农业投入的政策措施都不能落实，增加农民收入的良好愿望只能落空。
这就会引出一个问题：在整个国家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的同时，农业经济无法实现市场经济。
这怎么来解
释：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它调控的是什么？它是在边际收益递减的规律作用之下调控那些递减的要素，使那些边际收益可能递增的要素替代那些边际收益递减的要素。
那么什么要素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呢？很明显，是劳动力要素，而资金要素是过度稀缺的。
因此就必然会产生这样一种现象：在农村搞高利贷是最赚钱的。
资金要素的边际效益是上涨的，但由于银行资金供给与农户资金需求之间的矛盾，资金没法通过国家金融部门进入农村，因此农村成为资金要素过度稀缺的一个领域。
土地要素也不能增加，因为它是人均占有的，而且由于土地承担农民的社会保障，所以土地要素的流转比例低。
因此，尽管劳动力要素的边际效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它也当然不能被替代。
因此，我们说，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自发调控资源，在农业生产领域很难发挥作用，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调控农业结构更有可能会出问题。
当我们的政策取向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本思路上的时候，农业、农村经济所遇到的困难与这种政策取向的善良愿望之间似乎就出现了不相一致。
二、中国的农村经济问题不能靠外资来解决九十年代后期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是靠外资不断增加来维持的。
那么，农业经济的发展能不能靠外资呢？我的回答是不可能。
因为，外资是不会投向高度分散的、自给自足和半自给自足的、生活性需求与生产性需求混合在一起的、小规模的、周期长的、风险高的农业经济的。
因此可以说，既不能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的思路来解
决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也不能靠外部市场来解决农业和农村经济问题。
简单地强调用市场化的路子来调整农业结构可能走不通，因为单纯开展“农业”的结构调整已经走到头了，九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两次大幅度提高粮食收购价格，导致农业主产品的成本在“天花板”价格（国际价格）之上，此后小农经济条件下唯一能够维持农业简单再生产的内在机制，是农民在家庭经营内部自己把劳动力的收益降为零，甚至是负值。
在这种情况下，对农业的一切政策设计，包括政府对农民直接进行补贴，其效果都不可能明显。
三、农村政策研究应该体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以往的经验看，一方面我们认识到，市场化的制度最早是在中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中被借鉴的，那时候的城市仍然在维持计划经济；并且由于政府对农村采取休养生息的让步政策，放开了对农民的人身控制，因此，农村的市场经济制度并不是被设计好、被推行下去的，实际上是农民作为利益主体的条件下，自发地与农村传统制度结合，才发挥了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后来农村发展面临困境的重要原因之一，则与城市改革从原来的国家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部门垄断体制、以及在国家大规模对外开放进程中部门垄断与国际资本结合有关。
这显然已经导致农村经济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变。
以往的教训表明，再单纯地强调农业的市场化改革解决不了农村经济的复杂矛盾。
如果政府真的想扶持农业，必须从国家安定团结的大局出发，放开某些垄断领域，让农
民合作经济参与进来。
四、农村经济发展对策的深入讨论第一，中国农村是典型的小农经济，必须用适宜小农经济的思路来解决农业问题。
首先要看到，我国的小农经济中，以种植业为主的农业，其投入产出比下降为负值其实是个必然的过程。
要想有针对性地进行理论创新和体制创新，就不能照搬西方，而东亚小农经济社会模式的基本政策安排---日韩台模式---是更值得我们借鉴的。
日韩台模式的主要特点就是对农民合作社采取特殊政策放开农业外部规模经营。
因为纯粹的农业生产没有规模效益，政府对农民进行补贴又由于交易费用太高而不可能补到每个单一的农民头上，因此，只能靠农业外部规模来补充农业内部收益下降的损失，政府只能是放开与农业相关的领域，让农民合作经济进入。
与农业相关的这些领域包括：农村信用、保险、生产资料购销、农产品的加工，以及农副产品的批发等。
所有这些农业生产外部经营领域都能形成规模、产生利润，而唯独种植业产生不了利润。
外部合作经营所产生的收益必须通过合作社内部收益分配补贴到种植业上去，否则东亚小农经济从事的农业就很难持续下去。
其次是政府对农业的投入要针对那些有组织的合作社，而不是直接投给农户。
这还是由于政府与单个农户的交易成本过高。
近年来提出的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税费改革等政策都是以为政府可以与9亿农民进行直接交易，其实50年的经验教训证明这是做不到的。
政府能做的是，对农村的投入和补贴不是用于部门或者部门下设的企
业，而是直接用于农村基层合作经济组织。
比如，政府对合作社的农产品加工项目投入，政府投入可以计股（政府股权甚至可以占到50%以上，保证政府投入的资金不被私人占有），但不能拿回收益。
政府股权收益只能通过合作社内部分配用于农业生产补贴和农村公益事业开支。
不过，即使我们采纳了日韩台的合作经济模式，也仅仅意味着我们其实将小农经济条件下必然不断推高的农业生产成本消化在其他涉农行业领域返还的利润之中，而这并没有解决农业规模不足的根本问题（美国劳均土地面积为800多亩，中国仅为4亩多，相差200倍），中国的农业依然无法与国际上的规模农业去抗争。
第二，现在必须尽快启动城市化，否则就很难解决农村经济结构调整问题，也难以带动国民经济整个一盘棋的发展。
这已经是被政策理论界自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谈了15年的老话题。
按说已经没有再讨论的必要，当务之急似乎只是如何操作的问题。
但是，如果站在新世纪的门槛上“放眼全球”，如果考虑到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我所做过的关于加快农村城市化一切分析，就变得几乎没有意义。
因为进一步的分析是，如果按照1998年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所定义的将来在21世纪的国际垂直分工体系中，中国所能够扮演的，只能是以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生产最低价格的一般制成品的角色的话，其结果可能要求我们只能象当年搞工业化的资本积累那样维持城乡二元结构，才能保证劳动力的低成本，否则追求高增长的中国经济就走不下去了。
如果人们能够把复杂经济过程的最后结果进行认真归纳研究，就会发现历次的中国经济危机都能软着陆，其苦果最终是由“第三世界”---中国内部第三世界---的广大农民来承担的。
纵观中国50多年来的经济发展，最后的结论是很清楚的，我们现在的决策思路具有天然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合理性。
看来，如果不认真考虑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仅仅个别地讨论农村经济领域中的问题和对策，很可能事半功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