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下)发展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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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面临的困难与对策,调研报告律师执业面临的困难与对策XX市司法局XXX律师业伴随着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步伐蓬勃发展,队伍日益壮大,执业组织形式进一步丰富,业务领域不断拓展。
广大律师围绕党委政府工作大局,在刑事辩护、诉讼代理和提供非诉讼法律服务、法律援助及参政议政、服务民营经济、维护社会稳定、开展公益事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和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同,律师队伍的主流是好的。
当然,在律师业大发展的同时,在律师队伍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少数律师执业思想不端正,职业道德缺乏,诚信缺失,敷衍塞责甚至欺骗坑害当事人;少数律师事务所在人员管理、收案审查、执业纪律监督查处和服务质量控制等方面疏于管理;管理部门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
这些问题的存在,有碍律师业的健康发展,有损律师队伍的整体形象。
因此,加强律师队伍建设,开展律师队伍的集中教育整顿活动势在必行。
然而,在加强律师队伍建设、集中解决律师执业活动中存在的职业道德执业纪律方面的种种问题的同时,关注并逐步解决律师在执业和发展中的各种困难和问题,也是非常必要的。
本文拟在这方面发表一拙见,以期引起有关方面的探讨。
一、律师执业面临的困难(一)在社会环境方面。
一是社会认知度不高。
由于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固化的封建统治,律师的前身“讼师”被视为是民风浇灌的罪魁祸首,被历朝统治者以维护“社会的稳定”为由而禁止此行业,自然,律师也就在公众中留下了“讼棍”、“哗徒”等恶名。
中国现代文明的今天,律师业不再是禁止之业。
新中国虽重视司法制度建设,可律师业真正的长足发展是从八十年代才开始进入正轨,九十年代,政府对法制建设的进一步加强,人们的法律意识得到很大提高,但由于律师职业是在前述的传统文化背景影响下孕生的,中国律师就不可能奢求权者和公众在短期内能形成律师是“正义化身”的认识,特别是《律师法》对律师的定位不准,加之部分律师由于自身素质不高,在执业诚信方面存在一些问题,一些媒体对律师的不当报道,使公众对律师群体的认识存有偏差,一般老百姓对律师的认识仍停留在律师就是替坏人说话,就是“钻政策、法律空子”的人,而忽略律师在现实生活中的重大作用。
律师发展方向和困惑有哪些律师发展方向和困惑有哪些律师的口头表达能力与技巧具体体现在律师辩论的过程中。
律师辩论是具有律师身份或者从事律师工作的人员,接受当事人的委托或经法院指定,在诉讼活动或民事活动或经济活动和行政活动中,针对某个具体案件的事实、情节、证据、适用法律和法律责任等方面所持的不同意见,而展开的相互争论和反驳的活动,即一种口头表达的活动。
口才是需要锤炼的。
下面小编为你整理律师行业的发展方向,希望能帮到你。
一、关于律师的几个问题(一)你是如何理解律师的?被人们美誉为"中共中央一支笔"的胡乔木,为1980年恢复律师制度,写了一首题为《律师之歌》的诗,这首诗的开篇讲到,“你戴着荆棘的皇冠而来,你握着正义的宝剑而来。
”这句诗被律师界广为传颂。
著名法学家江平老师说:“一名好的律师,应该兼具政治家、法律专家、社会活动家以及商人的特性。
”著名法学家朱苏力老师说:“一个成功的律师必须是一个杂家,尤其是青年律师应该具有政治家的思想、经济家的头脑、社会家的眼光。
”前《中国律师》主编刘桂明说:“律师是一个看起来很美,听起来很阔,说起来很烦,做起来很难的职业。
”这句话在律师界很有名。
我们接下来看看法律上对律师的界定,《律师法》第二条规定:“本法所称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执业人员。
律师应当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看了上面这些描述,那律师到底是政治家?是商人?还是维护正义的使者?这些问题经常让人困惑。
对于律师,我谈谈我的理解:我理解的律师是一种职业,律师是具备必须的法律专业知识,以提供法律服务为职能,受国家保护和管理的职业人士,既然是职业人士,律师只有具备相应的职业知识、职业思维方式、职业技能、职业形象、职业道德、职业经验才能从事好这个职业。
(二)关于职业、专业、专业化既然律师是一种职业,我们有必要对几个基本概念进行厘清:职业、专业、专业化。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完善的几点思考》篇一一、引言随着法治进程的不断推进,刑事诉讼程序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权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刑事诉讼的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然而,当前我国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行使上仍存在一些不足,本文旨在就这些问题进行思考与探讨,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现状分析在当前的刑事诉讼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主要包括会见权、阅卷权、申请调查取证权等。
虽然法律已经对律师的这些权利给予了明确规定,但在实际操作中仍存在一些问题。
1. 会见难问题: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有权委托律师进行辩护。
但在实际操作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过程往往受到种种限制,如会见时间不足、会见程序繁琐等。
2. 阅卷权受限:律师在侦查阶段往往难以全面、及时地获取案件的卷宗材料,这直接影响了律师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有效辩护。
3. 调查取证难:由于侦查机关对案件的调查取证具有主导权,律师在申请调查取证时往往面临诸多困难,如申请被拒绝、调查取证受到阻碍等。
三、完善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必要性1. 保障人权:完善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是保障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举措,体现了法治国家对公民基本人权的尊重和保护。
2. 促进司法公正:律师的参与有助于形成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诉讼格局,促进司法公正的实现。
3. 提高诉讼效率:完善的律师辩护权有助于提高诉讼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诉讼拖延和资源浪费。
四、完善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建议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完善建议:1. 简化会见程序:法律应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必须无条件保障律师的会见权,简化会见程序,确保律师能够及时、有效地与犯罪嫌疑人进行沟通。
2. 扩大阅卷权范围:应允许律师在侦查阶段全面、及时地查阅、复制案件卷宗材料,以保障律师对案件的全面了解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有效辩护。
3. 强化调查取证权:法律应明确规定侦查机关有义务协助律师进行调查取证,对律师的调查取证申请不得无故拒绝或设置障碍。
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思考【摘要】本文首先对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设置的必要性进行了分析,然后详细探讨了我国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现状与不足,最后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几点完善侦查阶段获得律师帮助权的对策。
【关键词】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思考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初始阶段,同时也是犯罪嫌疑人的人身权利与自由最容易受国家权力侵害的阶段,因此使律师提前介入到侦查阶段可以限制国家权力的滥用,有效的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这是我国刑事司法民主化、文明化的重要体现。
但同时我们也看到,由于受传统的职权主义侦查模式的影响以及固有的思维方式的制约,实践中忽视程序正当性,人权保障观念淡漠的现象仍大量存在,致使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甚至受到人为的干预与制约使辩护工作陷入困境。
这于立法的本意是相违背的,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律师介入侦查这一制度,这是我国刑事司法文明化的迫切需要。
一、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设置的必要性律师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法律帮助者参与侦查活动,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辩护权的有效行使,改善犯罪嫌疑人的地位,平衡国家追诉权具有重要作用,同时也有利于对侦查活动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
同时,从心理学的角度讲,犯罪嫌疑人被第一次讯问、被采取强制措施之后,出于恐惧,即使真的具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也难免不能够真正进行自我辩护。
此外,律师在侦查阶段介入刑事诉讼,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的功能,是我国刑事辩护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和巨大进步,它标志着我国刑事司法制度正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对于推进诉讼民主、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将发挥积极的作用。
二、我国侦查阶段律师法律帮助权的现状与不足(一)我国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立法之现状。
我国《刑诉法》第9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
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
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下)三、加强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保障的几点思考上述原因使我国律师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如履薄冰、举步维艰,难以发挥其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促使法律正义实现之职能。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律师在这一阶段的权利,并设置相应的保障措施。
(一)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不明,决定了律师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步步艰难,处处受阻,因而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法律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从考察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都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可聘请辩护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第一条对此也作了具体要求。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也是必要的。
其一,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的阶段,并且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是在此阶段形成,所以这个阶段辩护权的行使相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来说更为重要。
既然他们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享有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当然也应享有辩护权;既然在侦查阶段享有辩护权,当然也应该承认犯罪嫌疑人有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其二,由于律师缺乏有效的辩护权介入嫌疑人权益的保护,作为补偿,我国法律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既要搜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
可见,侦查人员既要行使追诉职能,又要行使辩护职能。
但侦查人员职业心理的倾向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调和好这两种职能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说过,把追诉职能和辩护职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
[]()只有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才可以说犯罪嫌疑人享有完整意义上的辩护权。
从诉讼理论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应该是处于被指控犯罪的地位,而侦查机关处于指控他人犯罪的一方,双方属于控辩关系。
但我国律师在这阶段没有“辩护人”身份,无权跟指控方“辩”,也无能力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护”。
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
申君贵;伍光红
【期刊名称】《百色学院学报》
【年(卷),期】2004(017)005
【摘要】综观国际法律文件及一些发达国家的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都享有丰富的权利.而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开展业务步步艰难,处处受阻.究其原因,乃立法赋予律师在该阶段的权利太少,并且仅有的一点权利还缺乏保障,控辩双方力度严重失衡.因而,我国有必要在立法上扩大律师在侦查阶段的权利,并进一步加强其权利保障.【总页数】9页(P51-59)
【作者】申君贵;伍光红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学院,政法学院,广西南宁,530006;广西民族学院,政法学院,广西南宁,530006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9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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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权利的现状与展望律师是法律职业者之一,他们在法律服务领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律师的权利是指他们在执业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权利,包括但不限于法律规定的权利、自由裁量的权利、以及与当事人之间的协商权利等。
本文将探讨律师权利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展望和建议。
现状:首先,我国律师权利得到了基本保障。
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律师在刑事辩护、民事代理等方面的基本权利,并规定了相关保障措施。
在实践中,各级司法机关通常能够依法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确保律师在执业过程中能够行使权利,发挥律师在法律服务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深入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律师权利还存在一些问题和挑战。
一方面,一些地方存在对律师权利的限制和侵犯现象,如对律师会见、调查取证等权利的限制,以及对律师在刑事辩护中的不当干预等。
这些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律师的执业效果和声誉。
另一方面,一些律师自身也存在维权意识不强、自我保护能力不足等问题,导致在执业过程中遭受侵权时无法及时维权。
展望:未来,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律师权利将会得到更好的保障和实现。
具体而言,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首先,随着法治意识的普及和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各级司法机关将会更加重视保障律师权利,并加强与律师界的沟通和合作,共同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
其次,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律师队伍的壮大,律师在法律服务领域的地位和作用将会更加突出。
律师将更加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和专业能力的提升,为当事人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法律服务。
最后,随着信息化、智能化技术的不断应用和发展,律师行业将会迎来更多的机遇和挑战。
律师将更加注重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提高工作效率和执业质量,同时也会面临信息安全、数据保护等方面的挑战。
建议:针对当前律师权利存在的问题和挑战,提出以下几点建议:首先,各级司法机关应当加强与律师界的沟通和合作,共同推动法治建设的发展,切实保障律师的合法权益。
其次,律师自身应当加强维权意识,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在执业过程中注重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研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实施问题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深入探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相关问题,并兼论修订后的《律师法》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挑战与机遇。
侦查阶段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环节,律师在这一阶段的辩护工作对于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维护司法公正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本文将从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理论基础、实践困境以及《律师法》修订后的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阐述,以期为我国律师制度的完善与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有益的思考和建议。
本文将回顾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理论基础,包括律师辩护权的性质、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角色定位以及律师辩护权的行使范围等。
通过对这些基础理论的分析,为后续的探讨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
本文将重点分析侦查阶段律师辩护在实践中所面临的困境,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
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了律师辩护权的有效行使,也制约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本文将结合具体案例,深入剖析这些问题的成因和解决之道。
本文将关注修订后的《律师法》在实施过程中对于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影响。
新修订的《律师法》在保障律师执业权利、提高律师地位等方面作出了诸多积极的规定,但同时也面临着如何落实、如何与其他法律法规相协调等挑战。
本文将结合实际情况,分析新《律师法》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方面的实施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本文旨在通过对侦查阶段律师辩护问题的深入研究,以及对修订后《律师法》实施问题的探讨,为我国律师制度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公正的实现提供有益的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二、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现状分析随着法治建设的推进和司法改革的深化,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得到了逐步扩大和保障。
然而,在实际操作中,侦查阶段律师辩护的现状仍然存在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律师辩护的效果,也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
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程度仍然有限。
虽然新修订的《律师法》规定了律师在侦查阶段有会见、通信、提供法律帮助等权利,但在实际操作中,律师往往难以充分行使这些权利。
《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完善的几点思考》篇一一、引言在刑事诉讼程序中,侦查阶段是极其重要的一环。
此阶段不仅关乎案件的初步调查与证据收集,更是保障被告人合法权益、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时期。
而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权,更是保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的重要手段。
然而,目前我国在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行使上还存在一定的问题与不足,这无疑给司法公正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本文将就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完善的几点思考进行深入探讨。
二、当前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存在的问题(一)律师介入时间过早,导致案件信息泄露风险在当前的司法实践中,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时间过早,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但也增加了案件信息泄露的风险。
过早的介入可能使律师在侦查初期就接触到关键证据和案情信息,这对后续的侦查工作可能产生不利影响。
(二)律师辩护权行使的制约机制不完善当前,对于律师在侦查阶段行使辩护权的制约机制尚不完善。
部分律师可能因个人利益或其他因素,在行使辩护权时存在过度或不当的行为,给案件的公正审理带来不良影响。
(三)律师与侦查机关的沟通机制不健全在侦查阶段,律师与侦查机关的沟通对于案件的顺利进行至关重要。
然而,当前两者之间的沟通机制尚不健全,导致双方在信息交流、证据交换等方面存在障碍,影响了案件的及时处理。
三、完善侦查阶段律师辩护权的几点思考(一)合理界定律师介入时间为了保障案件的顺利进行和防止信息泄露,应合理界定律师在侦查阶段的介入时间。
可以规定在案件初步调查完成后、关键证据收集之前,允许律师介入,这样既能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能确保案件信息的保密性。
(二)完善律师辩护权的制约机制为确保律师在行使辩护权时能够遵循法律和职业道德,应完善相应的制约机制。
可以通过建立律师行业自律组织、加强律师执业资格管理、设立投诉举报机制等方式,对律师的执业行为进行监督和约束。
(三)建立律师与侦查机关的沟通机制为促进案件的及时处理和确保双方信息的有效交流,应建立律师与侦查机关的沟通机制。
公司诉讼理由是什么?困境与出路:关于侦查阶段律师权利的考察与反思(下)三、加强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权利保障的几点思考上述原因使我国律师在刑事侦查活动中如履薄冰、举步维艰,难以发挥其维护犯罪嫌疑人合法权益、促使法律正义实现之职能。
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扩大律师在这一阶段的权利,并设置相应的保障措施。
(一)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权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身份不明,决定了律师在这个阶段的工作步步艰难,处处受阻,因而明确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法律地位是十分必要的。
从考察的角度来看,如前所述,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许多国家都规定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在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可聘请辩护人,联合国的《基本原则》第一条对此也作了具体要求。
从分析的角度来看,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也是必要的。
其一,侦查阶段是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最容易受到侵害的阶段,并且几乎所有的证据都是在此阶段形成,所以这个阶段辩护权的行使相对审查起诉、审判阶段来说更为重要。
既然他们在审查起诉、审判阶段享有辩护权,在侦查阶段当然也应享有辩护权;既然在侦查阶段享有辩护权,当然也应该承认犯罪嫌疑人有委托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
其二,由于律师缺乏有效的辩护权介入嫌疑人权益的保护,作为补偿,我国法律要求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既要打击犯罪,又要保障人权;既要搜集对嫌疑人不利的证据,也要收集对嫌疑人有利的证据。
可见,侦查人员既要行使追诉职能,又要行使辩护职能。
但侦查人员职业心理的倾向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调和好这两种职能之间的矛盾。
马克思说过,把追诉职能和辩护职能集中于一个人身上,是同心理学的全部规律相矛盾的。
[12](P30)只有法律上赋予了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可以聘请律师为自己辩护的权利,才可以说犯罪嫌疑人享有完整意义上的辩护权。
从诉讼理论的角度来看,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应该是处于被指控犯罪的地位,而侦查机关处于指控他人犯罪的一方,双方属于控辩关系。
但我国律师在这阶段没有“辩护人”身份,无权跟指控方“辩”,也无能力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进行“护”。
而犯罪嫌疑人的人身自由又受限制或剥夺,自己无法充分行使辩护权,所以这种控辩关系实际上成为一种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侦查机关是调查主体,犯罪嫌疑人是调查客体。
整个侦查活动由侦查机关单方面推进,嫌疑人方无法有效防御,这与正当程序原则与诉讼民主是格格不入的。
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则为扩大律师参与刑事诉讼的权利和范围、充分保障犯罪嫌疑人的诉讼权利并制约侦查权利创造了前提基础,有利于改善我国侦查阶段的诉讼结构,进而促使侦查程序法治化和民主化。
(二)完善律师与犯罪嫌疑人的会见交流权与嫌疑人会见交流权是律师在侦查阶段的重要诉讼权利,只有切实保证会见交流权的行使,才能充分发挥律师的其他诉讼职能。
许多国际文件都对此有所规定,除《基本原则》第8条规定遭逮捕、拘留或监禁的所有的人应有充分机会、时间和便利条件,毫无迟延地在不被窃听、不经检查和完全保密情况下接受律师来访和与律师联系协商外,联合国关于《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也规定,未经审讯的囚犯可以会见律师,警察或监所官员对于囚犯与律师间的会谈,可用目光监视,但不得在可以听见谈话的距离以内。
从上述规定以及各国通行作法可知,会见交流权应具有会见安排的及时性、交流时间的充足性以及会见交流的保密性等保障措施。
由于我国立法的缺陷和其他因素的影响,会见权得不到有效保障,致使会见率极低(前已述及)。
为了确保律师会见权,应建立以下相关保障措施:1.保证律师有权随时会见嫌疑人面不受非法干预,交流时间充足而不受限制。
我国法律规定犯罪嫌疑人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而不是在“所有诉讼阶段可以随时会见”,并且法律未规定侦查人员未安排追诉人与律师联系和会见的法律责任。
这种立法上的缺陷使会见无限滞后,因而有必要加以完善。
在司法实践中,多数侦查机关还严格限制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次数、时间,如一些地方侦查机关规定律师会见不超过两次,每次不超过30分钟,或以在律师会见后犯罪嫌疑人翻供为由追究律师的刑事责任。
这些不合法的限制严重影响了律师的会见交流权的行使,因而很有必要在立法上明确禁止这些限制。
此外,我国刑诉法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经侦查机关批准。
笔者认为,这样的规定不符合联合国《基本原则》,也不符合犯罪嫌疑人享有辩护权的基本法律精神,因为“国家秘密”界定的标准模糊,从而往往使这项规定成为侦查机关阻碍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的尚方宝剑。
事实上,侦查人员和律师同为法律工作者,侦查人员有权了解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事实,律师也应有权了解,只要在立法上规定对于泄密者要进行严惩就行了,而没必要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须经侦查机关的批准,所以应该在立法上取消该项规定。
2.应当赋予律师在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享有录音、录像权和拍照权。
我国刑诉法并没有关于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享有录音、录像和拍照权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禁止律师的录音、录像和拍照权,致使法律赋予辩护律师的一些权利无法实现。
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时仅作笔录不一定能记录下全部谈话内容;不录音、录像和拍照,则无法防止个别犯罪嫌疑人歪曲律师的会见记录,日后若发生争讼,律师有口难辩;没有录音、录像,就无法把犯罪嫌疑人的控告、申诉的谈话内容、刑讯逼供造成的致伤、致残部位及伤情通过录音、录像固定下来,作为代理控告、申诉的证据材料移送。
因此,为了解决以上的问题,应当允许律师享有当场的录音、录像权。
3.赋予律师秘密会见权。
律师会见嫌疑人只有在保密的情况下进行才具备它应有的意义,因为侦查人员在场监督使犯罪嫌疑人不敢讲出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致使律师不能从犯罪嫌疑人那里了解到案件的真实情况,使其会见失去意义。
当然执法人员可以在看得见但听不见的范围内予以监督,以防犯罪嫌疑人越狱逃跑和发生其他事故,这与会见的保密性并不冲突。
但我国《刑事诉讼法》第96条规定:律师会见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根据案件情况和需要可以派员在场。
这一规定在实际执行中变成了大量案件侦查机关都派员在场,甚至有的侦查人员在事前警告犯罪嫌疑人不可在律师面前乱讲,讲的必须与先前口供一致,在未派员在场的情况下,有的侦查人员在事后追赶问犯罪嫌疑人与律师谈话的内容。
这与世界上许多国家以及国际文件中所规定的律师秘密会见权是相悖的,律师辩护能力也受到极大削弱。
因此,完善立法、赋予辩护律师秘密会见权具有重要意义。
(三)赋予律师在侦查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在场权由于我国强职权主义的侦查模式和落后的侦查技术,获取口供成为侦破案件的重要手段,再加上侦查的封闭性,刑讯逼供现象便成为不可避免的事实。
另外,如果没有律师在场,犯罪嫌疑人面对强大的侦查机关讯问时,内心常常恐惧不安,心理压力较大,不利于客观真实的发现。
为了遏制刑讯逼供,增加侦查的透明度,减少两边力量的悬殊差距,促进客观事实的发现,赋予辩护律师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的在场权极为必要。
律师在场权应当包括以下内容:1.每次讯问犯罪嫌疑人之前,侦查人员必须告诉犯罪嫌疑人有权要求律师在场。
如果犯罪嫌疑人要求律师在场,侦查人员必须通知律师到场,在律师到场前不得进行讯问。
如果没履行告知义务,其所取得的犯罪嫌疑人口供不得作为证据使用。
为了方便侦查机关履行这项义务,我国可以参照英国、日本建立值班律师制度,由全国律师协会在每个司法区域成立24小时轮流值班的律师机构,当尚未聘请辩护人的嫌疑人提出要求聘请律师时,可打电话给值班律师,值班律师及时赶到现场,为嫌疑人提供首次服务,这样就可解决讯问可能被拖延的弊端。
2.在讯问过程中,在场律师有权针对侦查人员的不法行为提出异议。
侦查机关在讯问过程中,缺乏程序意识的侦查人员往往会对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进行侵犯,如采取刑讯逼供或者以威胁、引诱、欺骗以及其他非法方式进行讯问。
这时候,律师应有权提出异议予以制止,必要时还可提出控告。
这样就可迫使侦查机关将自己的行为置于法律约束之下,减少嫌疑人人身权利被侵犯的机会。
3.讯问笔录必须有律师签名,否则讯问笔录不能作为证据。
经律师核对签名认可的讯问笔录,可以有效防止遗漏或差错的出现。
当然,如果犯罪嫌疑人放弃要求律师在场,应该有犯罪嫌疑人作出书面放弃声明,有此声明且嫌疑人无异议的,则可以作为指控犯罪嫌疑人有罪证据。
(四)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的权利尽管许多国家法律规定律师在侦查阶段既享有调查取证权,又享有阅卷权,但鉴于我国的传统和实际情况,不赋予律师该阶段的阅卷权也情有可原,可调查取证权是必不可少的。
其理由如下:1.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其充分发挥辩护职能的需要。
既然要确立律师在侦查阶段辩护人的诉讼地位,那么必须要赋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调查取证的权利。
因为对律师来说,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除了律师具有的专业技能、技巧以外,最主要的是靠证据。
不调查取证,律师拿什么证据帮助犯罪嫌疑人对侦查机关或人员提出控告或申诉呢?律师在侦查阶段没有调查取证,而在审查起诉阶段调查取证又有众多限制,如何能在以后的阶段充分行使其辩护权呢?2.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是实现控、辩平衡的需要。
控辩是对立的统一体,控贯穿于诉讼过程的始终,辩也同样应当贯穿于诉讼全过程。
在现代诉讼中,控辩力量要讲究均衡,既然作为控方的侦查人员享有法定的调查取证权,作为辩方的律师也应当享有法定的调查取证权。
而我国侦查阶段体现了国家强大的控诉职能,控诉一方在调查取证方面不仅有强大的物质设施的保障,而且拥有一系列法律权力的保障;辩护职能则极端弱化,根本无任何调查取证的权利,这足可见我国该阶段控辩双方力量的失衡和不公,因而极有必要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以尽量实现控辩双方力度的平衡。
3.赋予律师调查取证权有利于发现案件的真相。
控辩双方调查的证据相互补充,有助于防止由侦查机关单方收集证据的片面性,保证结论的客观真实性。
4.赋予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不会妨碍侦查工作的顺利进行。
侦查机关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拥有各种强制调查取证的手段,先进技术和设备;而律师作为个人只能通过询问证人、被害人和徒手提取证物等较为落后调查取证方式,怎么可能会妨碍侦查人员调查取证呢?况且律师又不是完全受控于犯罪嫌疑人,不至于会不择手段地让犯罪嫌疑人逃避法律的制裁。
实际上律师作为社会法律工作者,他所维护的是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其最终目标也是为了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
如果通过律师调查取证既维护了法律尊严,又保障了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还为国家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财力,那将体现出一种极为理想的诉讼境界——效率和公正。
[14](P96)(五)赋予律师履行职责不受司法追究权根据《刑法》第三百零六条之规定,在刑事诉讼中,辩护人、诉讼代理人毁灭、伪造证据,帮助当事人毁灭、伪造证据,威胁、利诱证人违背事实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的,将以妨害作证罪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