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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作者：赵东宇来源：《中文信息》2016年第07期摘要：合同解除作为一项法律制度，并不是随着合同的产生而产生的，是由于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经常会发生一些不是当事人所愿意看的的事由，这将导致合同的履行成为不必要或是不可能。
所以合同的“契约必守”规则被慢慢的打破，我国现行的合同法是吸收合并了经济合同法的立法司法经验的基础上制定的，并且同时吸收了了许多外国的先进的立法经验。
但是仍然存在着许多不足。
本文将从违约方是否能够作为合同解除权的主体，合同解除权是否能用于单务合同、继续性合同、已成立但未生效的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否可以通过口头、书面核诉讼的方式行使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
从而准确的把握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制度。
关键词：合同解除解除权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9082（2016）07-0333-01合同解除权作为一项十分重要的形成权。
合同解除是指在当事人之间成立了一个有效的合同，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这个合同对双方当事人都没有意义，遵守合同反而成为一种不利的束缚，所以为了从合同的束缚当中解除出来，就可以解除掉这个合同，使得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因而得以终止，这样，双方当事人就可以从合同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因而，如何行使合同解除权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合同解除权行使主体方面的问题合同解除分为法定解除和约定解除。
我国《合同法》九十四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当事人可以解除合同”。
我们可以看出，合同法规定的解除权的行使的主体为当事人，这里所说的当事人，我们当然的理解为守约方，但是，违约方是否享有合同解除权，我们应该着重关注。
契约必守是合同法的基石，但是，按照契约履行合同除了遵守法律的约束之外，更多和还要遵循当事人自己的意愿。
当一方当事人不愿意继续履行合同时，虽然有法律的强制约定，但是法律的强制约定很显然的不能适用所有的情形。
如果我们依照法律的规定，严格不允许违约方解除合同，那么将会导致违约方的意思不自由，极大的浪费社会成本。
浅析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一)内容摘要]合同解除一直以来都是民法理论上的重要论题。
本文试图从解除权行使的角度，来解析当前的一些合同解除权理论，拟结合我国《合同法》中的相关规定，对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略陈己见，并提出应借鉴各国立法经验，进一步完善解除权行使的条件，期限等规定，以促进和鼓励经济社会的交易行为，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
关键词]合同解除解除权约定解除权法定解除权解除权的行使合同，是平等主体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和义务关系的协议。
订立合同的目的，在于维护正常的社会交易秩序，规范商品交换过程。
所以，各国的合同立法均从鼓励商品交易，稳定交易秩序的目的出发，规定对依法成立并生效的合同，不容许随意的变更和解除。
但是，客观情况的千变万化，当事人履行合同行为的多样性，都会给合同的履行带来种种影响，使有些合同的目的无法达到。
所以，各国的合同法在坚持维护合同效力的前提下，也都相应规定了在一定的情况下，准许当事人解除合同，并就解除合同的条件和程序做出相应的规定。
我国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在规定合同解除方面，立足我国现阶段的基本国情，以《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为基础，总结二十多年的立法经验和司法实践，作出了较为系统详细的规定。
但在实际中，其仍存在规定不明，使得当事人无从下手之处，亟待进一步完善。
一、合同解除概述合同解除是指在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解除的条件具备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使合同自始或仅向将来消灭的行为，也是一种法律制度。
当适用情事变更原则时，则指履行合同实在困难，若履行则显失公平，法院裁决合同消灭的现象【1】。
合同解除有如下法律特征：第一，合同解除以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合同为前提。
这是它同无效，撤消，履行，撤回等制度的不同之处。
第二，合同解除须具备一定的解除条件。
合同解除的条件，既可以是法律规定的，也可以是当事人约定的。
第三，合同的解除原则上必须要有解除行为。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期限及消灭原因作者：王卫洲来源：《今日湖北·下旬刊》2013年第01期一、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在世界各国的法律中，对合同解除程序的规定都有其各自的特点，一般分为以下几种程序。
第一种程序是由法院判决解除合同。
即合同是否解除是由法院决定而不是当事人，合同解除必须由法院作出裁决。
法国是该程序的代表。
当事人解除合同应当向法院提出请求，法院根据被告的严重程度尤其是不履行的严重性来决定。
并且法院应给予被告一定期限，允许被告在宽限期内履行义务，从而避免解除合同。
第二种程序是当事人享有解除权的解除。
此程序有两种类型在解除条件成就时合同自动解除。
合同的解除不以当事人的意思表示为必要条件，在条件成就时合同依法律规定自动解除。
日本采取此程序。
在解除条件成就时，有解除权的一方将解除合同的意思通知对方，合同才能解除。
此程序下，合同解除不需要法院的裁决，只有在双方发生争议时，才需法院裁决合同解除是否有效。
这是大多数国家的做法。
笔者认为这三种方式各有利弊。
法国做法充分考虑了解除权人的利益，可以避免事人解除合同的随意性。
但是给当事人带来了很大的不便，而且在未裁判前造成了当事人之间交易关系的不稳定。
日本的做法可以迅速简便的解除合同，但是忽视了对解除权人利益的保护，容易产生各种争端。
解除权行使的做法在解除程序中比较妥当。
当事人享有法定解除权或约定解除权时，解除权人单方通知对方即可，无需征得其同意。
一是解除权需要具备原因，法律可以制定出适当的解除原因，当事人也可约定适合的解除原因。
二是解除权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行使，有利于双方关系的稳定。
三是当事人如果因合同解除发生争论，当事人可以求助司法机关或仲裁部门。
我国合同法规定，解除权人行使解除权，必须依法或依约享有解除权。
在当事人享有解除权的情形下，应该向对方作出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
当解除合同的条件成就时，解除权人事人可以直接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无须征得对方的同意。
解除权问题的疑问与释答(上篇)崔建远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关键词: 解除权/除斥期间/起算点/解除异议内容提要: 在无法定及约定且无催告的情况下，解除权的除斥期间适用或者类推适用的司法解释的规定，在违约责任已经罹于时效的情况下使解除权消灭或不得行使的思路也值得考虑。
约定的除斥期间过长时，法官可以根据个案情形和公平正义予以限制，未来的立法应对此作出规定。
尽管解除权为形成权，解除的通知到达对方当事人处即发生解除的效果，不因对方当事人的异议而改变，但我国合同法第96条第1款关于解除异议的规定仍然具有价值，不宜全面否定，不过需要解释。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上的合同解除制度独具特色，关于合同解除权及其行使的效果也是如此;同时，也存在着若干问题，这在实务中已经有所反映，理论研究业已发现，亟待解决。
本文拟就解除权及其行使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就教于大家。
一、解除权的除斥期间的类型《合同法》规定，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可以由法律规定，也可以由当事人约定(第95条第 1 款);在无此类规定、约定的情况下，经过对方催告确定的合理期限为除斥期间(第 95条第2 款)。
此处的合理期限，其长短如何，自何时起算?《合同法》尚无明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为法释[2003]7号)规定，在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或者买受人迟延支付购房款，且经催告后的情况下，为3个月，除非当事人另有约定(第 15条第 1 款);在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情况下，则为1年(第 15条第2款)。
除此而外的场合，确定解除权存续的合理期限，可以类推适用法释[2003]7号第15条第2款关于“法律没有规定或者当事人没有约定，……对方当事人没有催告的，解除权应当在解除权发生之日起1年内行使;逾期不行使的，解除权消灭”的规定。
其理由在于，其一，将解除权的除斥期间定为1年，与撤销权等形成权的除斥期间相同，符合相似的事物相同处理的理念。
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引言合同是法律上对当事人之间权利和义务关系的约束。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一方未能履行合同义务或出现违约情况时，另一方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
然而，合同解除并非可以随意行使的权力，其行使需要遵循某些路径选择。
本文将对合同解除权的路径选择进行探讨，分析不同情况下的行使方式。
一、合同解除权的基本原则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1. 诚实信用原则当一方违约时，对方可以行使解除合同的权利。
但在行使权利时，应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不可滥用权利、恶意解除合同。
2. 合同约定原则当合同中明确约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和条件时，一方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解除权的行使。
3. 法定原则当合同未明确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和条件时，可以参照相关法律的规定进行解除权的行使。
二、路径选择的情况及建议在不同情况下，合同解除权的路径选择会有所不同。
以下是几种常见的情况及相应的路径选择建议。
1. 合同明确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和条件当合同明确约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和条件时，一方应按照合同约定进行解除权的行使。
在行使之前，应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确保解除权的行使符合合同约定的要求。
2. 合同未明确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和条件当合同未明确约定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和条件时，有以下几种路径选择：(1) 协商解决双方可以协商解决违约问题，通过谈判达成一致意见。
在协商解决过程中，应注意保持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尽量达成互利共赢的解决方案。
(2) 调解如果双方无法就解决方案达成一致意见，可以选择依法申请调解。
调解是一种常见的非诉讼解决纠纷的方式，可以通过第三方的介入，促使双方达成和解。
(3) 仲裁如果协商和调解无法解决纠纷，可以选择依法申请仲裁。
仲裁是一种独立、中立的解决纠纷方式，可以由专业仲裁机构或由双方共同选定的仲裁员进行裁决。
(4) 诉讼如果协商、调解和仲裁都无法解决纠纷，可以选择向法院提起诉讼。
法院将会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和事实情况进行判决，最终裁决合同解除的有效性。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1. 引言合同解除权是指当合同一方违反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给对方造成了重大损失或者严重违背了合同目的时，对方可以行使的一种权利。
本文将从法律角度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进行探讨。
2. 合同解除权的法律依据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是基于法律的，主要的法律依据如下：•合同法第六章：“违约责任”•民法总则第九章：“合同的解除与履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一条：“当事人可以约定合同解除的条件。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五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对方当事人有权请求履行；可以请求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请求赔偿损失。
”3.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条件要行使合同解除权，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主要包括以下几点：•合同当事人一方违反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违反行为造成了重大损失或者严重违背了合同目的•对方当事人提出解除合同的请求4. 合同解除权的行使程序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应该遵循一定的程序，以下是一般的程序流程：1.对方当事人发出书面通知，说明解除合同的原因和事实依据。
2.解除通知被收到后，双方当事人可以进行协商，尽量达成解决方案。
3.如果协商不成功，可以通过仲裁或者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
4.法院或者仲裁机构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判断解除合同的合理性，并做出决定。
5. 合同解除权的后果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会引起一系列的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解除合同后，双方当事人不再具有相互的权利和义务。
•解除合同后，应当返还相互履行的已经得到的利益。
•解除合同后，应当赔偿对方因解除合同而遭受的损失。
6. 合同解除权的局限性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并不是没有限制的，以下是一些局限性的例子：•合同约定了解除的条件和程序，必须按照约定执行。
•法律对某些情况下的合同解除权有特殊规定，如房屋租赁合同、劳动合同等。
7. 结论合同解除权是一种保护合同当事人权益的重要制度。
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当一方违反合同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时，对方有权行使合同解除权。
关于合同解除权的异议期间需要注意的两个问题杜三军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09年5月13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称《解释（二）》）开始施行，这是我国《合同法》自1999年10月1日施行以来，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就《合同法》的适用问题做出司法解释，距离前次的司法解释已有十年之久。
在《解释（二）》第二十四条中，最高人民法院确立了合同解除权的异议期间问题，在具体适用过程中也存在各种不同的理解，本文从实践中比较容易引起争执的两个问题入手予以探讨分析。
《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法第九十六条、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合同解除或者债务抵销虽有异议，但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届满后才提出异议并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当事人没有约定异议期间，在解除合同或者债务抵销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以后才向人民法院起诉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合同解除权是形成权，一旦解除通知到达相对人，合同即行解除，无需征得对方同意。
为了防止合同解除权的滥用，《合同法》还同时赋予了相对方异议权，但未规定异议权的行使期限即异议期间。
本条明确对于合同解除权及抵销权的行使，当事人可以约定异议期间，未约定的从法定异议期间，即解除合同通知到达之日起三个月。
异议期间届满，相对方未提出异议的，异议权消灭。
关于这一规定，实践中容易就两个比较核心的问题产生争议：一、在一方当事人按照合同法第九十六条向合同相对方主张解除合同，如果合同相对方在约定的异议期内或者三个月内未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是否可以对双方之间的合同及其履行状况不做实体性审查，而直接判定合同解除？一种观点认为，此种情形下系合同相对方怠于行使权利，其往往对该合同的效力处于放任两可的态度，因此应当承担怠于行使权利的成本和法律责任，人民法院无需对该合同进行实体性审查，从而保证市场交易效率。
另一种观点认为，人民法院在此种情形下仍然应当对所涉及的合同进行实体性审查，从而确定主张解除合同的一方当事人是否具有相应的合同解除权、是否系滥用合同解除权，进而确定解除效力，从而避免破坏合同的稳定性和交易公平。
试点论坛shi dian lun tan248 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程序研究◎殷明丽摘要：我国《民法典》合同编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程序仅以几个条款进行规定，如此简要的条款并不能满足日益变化的实务操作需要。
关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有三种模式可供选择，即诉讼解除方式、自动解除方式、意思通知解除方式。
诉讼解除方式会增加交易成本，降低交易效率，使当事人无法迅速摆脱合同的约束。
自动解除方式忽略了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还可能会引发当事人间因利益不平衡而产生一系列累诉。
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应选择以意思通知为主，诉讼解除为辅的方式。
应将意思通知作为合同解除的必经途径，并将其作为起诉的前置程序。
关键词：合同解除权行使程序；行使方式；诉讼解除方式；自动解除方式；意思通知解除方式一、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程序问题（一）从一则案例探讨合同解除权行使的程序问题王某于2004年6月30日向厦门一房地产有限公司购买其开发的楼盘，并签订《商品房买卖合同》，该《商品房买卖合同》的标的为其楼盘5号楼1102室，该买卖合同总价为 1，057，206元，约定的房屋交付期限为2007年5月1日前，合同约定的支付方式为：王某应先在合同签订日当天向房地产公司缴纳定金100，000元，2006年5月31日前再支付第二笔购房款357，206元，最后余款600，000元应当于2007年5月1日前付清。
该买卖合同中还有条款约定，如果王某，逾期超过90日未支付合同约定的款项，厦门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则有权解除该商品房买卖合同。
但是，该合同并未对行使解除权的期限做出约定。
之后，王某只按约交付了定金，但是另两期款项一直至2008年底也没有交付。
2008年12月26日该公司书面通知王某，其通知内容大致为告知王某尽快于2008年12月31日前尽快结清款项，或者协商解除该购房合同并办理退房手续。
2009年2月该房地产有限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解除其与王某之间的《商品房买卖合同》。
论合同解除权行使的路径选择杜晨妍，东北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孙伟良，珠海市中级人民法院法官。
【出处】《当代法学》2012年第3期【写作年份】2012年【摘要】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
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
并通过突出解除权人的权利主体地位，明确解除异议权的从属性质，实现当事人意思自治解除合同与法院或仲裁机构解除合同的逻辑衔接。
【关键词】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知解除；诉讼解除合同法定或约定解除条件的成就，只会导致相关当事人享有解除权，而非当然导致合同解除，解除权人只有严格按照法定的方式和程序行使权利才能够获得法律所赋予的效力。
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理解不同，使合同解除权的诉讼解除方式处于有争议状态，进而影响了交易秩序的稳定。
我国现行立法的不完善是造成实践中司法困境的主要原因。
基于我国现状，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应首先选择安全价值，由此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应当采用以明示方式为主。
同时，在认同通知解除的基础上，应正确理解合同解除的国家参与性质，赋予当事人以选择权，允许解除权人通过诉讼及时解决合同纠纷，避免损失扩大。
一、问题的提出。
《合同法》第96条对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做出了明确规定:“当事人一方依照本法第九十三条第二款、第94条的规定主张解除合同的，应当通知对方。
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
对方有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
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解除合同应当办理批准、登记等手续的，依照其规定。
”[1]正是这一条看似明确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却引起了极大的争议。
其争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很多当事人认为自己具备了合同约定或者法律规定的合同解除权，通知对方解除合同，但却由于对方的异议，使合同解除通知的效力处于有争议的不确定状态;二是解除权人未履行通知程序，直接起诉至法院，要求解除合同，却被法院驳回。
例如，A国有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B公司。
2008年2月，A公司与C公司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A公司转让其全资子公司B公司的90%给C公司，合同价款为1000万元。
双方约定，上述股权转让合同经A公司所在地国有资产管理局批准生效。
并约定，如上述协议获得批准后，C公司即支付200万元，余款在工商变更登记后5个月内一次付清，逾期按总价款支付10%的违约金。
同年2月底，协议获得批准，C公司于3月1日支付A公司200万元。
B公司所在地工商局于同年3月20日对B公司的股东变更进行了登记，并予以公告。
工商登记5个月后，A公司于同年9月底向C公司催要欠款800万元未果。
2009年11月，A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决解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在合同领域内，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属于私力救济，只能由当事人行使，公权力不能介入，解除权的主体是合同当事人而非人民法院。
享有解除权的当事人有选择解除合同与否的自由，人民法院不能依职权干预，解除通知由权利人将解除合同的意思表示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即可。
因而，对原告A公司的合同解除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再如，实践当中解除权行使大量出现在承包合同当中，尤其是发包方以承包方违反约定为由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相当常见，一方面发包方利用优势地位动辄随意解除合同，另一方面，承包方往往因对解除合同不满走上诉讼甚至上访之路。
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解除的把握也不尽一致，这更使得合同解除权纠纷成为合同纠纷案件中的焦点和难点问题，因此相关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
总之，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官对《合同法》第96条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判决结果。
有些法官认为只要当事人具备了合同解除权，可以直接判决解除合同，而忽略了解除权相对人的异议权;有些法官则认为，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应当以向对方发出通知的方式进行，不能直接由法院判决解除合同。
即使当事人履行了通知程序，合同已经解除，法院可以确认合同解除的后果，也无需判决解除合同。
换言之，法院并无判决解除合同的权力，只有对合同是否解除予以确认的权力。
因此，直接判决解除合同将面临超越职权的困境。
那么，如前所述，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到底应当包括哪些方式呢?笔者认为，任何一种法律制度的构建都应与其经济基础相适应。
我们当前面临的现实情况是市场主体守法意识不强、诚信意识淡薄，一旦发生解除行为时合同双方对解除权人的权利地位及解除效力往往存在较大争议，而使合同这一“法锁”演变成“泥潭”，本应发挥解锁功能的解除行为反而使双方越陷越深、无法自拔。
因而，当民事主体的私力救济手段出现局限性时，就需要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公力救济的介入，来避免因权利滥用而引起的交易秩序的不稳定。
从这一角度来说，我国立法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规定不宜过于单一。
而解决这一路径选择问题的关键在于:首先，要明确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本质属性;其次，确定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
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理论解析。
总体来说，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其实是一个精巧的机制，应当说，当合同当事人被赋予解除权的同时，也被附加了及时、严格按规定行使的义务。
这样做的目的可以保证解除权的正确行使，发挥解除权的作用，它应当具备以下功能:其一，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为解除权的运作提供明确的方式方法和步骤、途径，使依法定方式行使权利的民事主体获得法律上的保障力和结果上的确定性;其二，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能够通过对权利人的有效约束，防止权利被滥用，同时防止权利行使不及时;其三，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通过对被解除权人的有效保护，给对方一个平等对话的机会和平台，有利于相对方提出反对的合理意见并得到法律的支持，实现合同主体利益的均衡，避免显失公平结果的出现。
总之，合同解除权的行使方式是解除权实现的手段，是合同解除权人合法权益实现的机制保障，它直接关系到解除权人利益能否实现。
从各国的立法例来看，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作为权利主体的意思表达方式，总体上可分为明示和默示两种。
大陆法系国家中关于合同解除权的行使主要有裁判解除、行为解除、自动解除三种模式，其中前两种模式又被划分为明示解除，自动解除模式则被视为默示解除。
第一，裁判解除模式，即通过法院裁判而解除合同。
法国是为数不多采用诉讼方式行使合同解除权的国家，法律不允许契约一方当事人因为另一方当事人违反契约而自己取消契约，而必须诉诸法院。
这样做的原因是只有在契约被严重违反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将其废除，即一方当事人失去了因契约所带来的收益，其承诺已经毫无意义。
因而契约的取消不能没有法院的监督，因为取消契约可能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相当数量的赔偿费。
并且，法院还要审查当时的情况，给予过错的一方当事人以补救时间履行义务是否合适。
这些规定体现出《法国民法典》深受罗马法的影响，罗马法中关于契约的形式正义的价值观，体现在合同法中就是合同信守原则，因此要严格限制合同解除权的行使。
随着贸易的发展，合同的纠纷也随之增多，繁琐的司法程序以及诉讼成本对非违约方寻求救济、避免损失扩大带来很多不便。
同时，将合同解除权视为司法行为的做法存在明显弊端，这种方式给当事人带来交易上的不便，并使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极不稳定。
[2]因此，《法国民法典》也有例外规定:关于商品及动产的买卖，逾协议期限买受人未受领其买受物者，为出卖人的利益，不经催告，买卖即当然解除。
第二，行为解除模式，也可称为通知解除模式，即通过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来行使合同解除权，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将解除合同的意思送达给对方当事人就发生解除合同的效力，目前多数国家采用这种模式。
《德国民法典》第349条规定:解除合同，应以意思表示向另一方当事人为之。
第351条规定:合同一方或另一方为数人时，只能由其全体或者对其全体行使解除权。
解除权对解除权人之一消灭时，对其他解除权人亦随之消灭。
第352条规定了债务人的抵销可使另一方的解除无效。
第353条规定了支付解约金解除合同的两种情况。
第三，自动解除模式，是指只要符合解除条件，合同自动解除，而不以当事人意思表示行为为必要。
日本法采纳了此种模式。
《日本商法典》第525条规定:当解除条件具备时，合同当然、自动解除，无需当事人的意思表示。
这种方式虽然可以迅速导致合同的解除，但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的意志，特别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有解除权一方的利益。
例如，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可能并不希望解除合同，而是希望对方继续履行，若采用自动解除方式，则不管解除权人是否愿意都要导致合同解除。
[3]而《日本民法典》第540条却明确规定:(1)依契约或法律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有解除权时，其解除以相对人的意思表示进行;(2)前款的意思表示，不得撤销。
根据该法第541条、第542条的规定，因履行迟延，应经催告后不履行的，才可以解除契约;定期不履行不能达到契约目的的，可以不发催告，即行解除契约。
第544条规定了解除权的不可分性，基本上采纳了《德国民法典》的做法。
可以看出，日本法虽然认可自动解除模式，但也是以行使解除权的解除行为为一般规定，以自动解除为特殊规定。
通过对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功能分析和对各国立法例的比较考察，我们发现合同自由与国家干预反映着合同法所具有的不同功能和价值。
合同自由的价值取向是鼓励交易，侧重效率;国家干预的价值取向是保障交易安全，侧重社会公平。
不难发现大陆法系各国对于合同解除权行使方式的立法价值目标均首要选择了安全价值，由此也决定了解除权的行使方式以明示为主。
因为合同成立即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特定权利义务关系，即债的经济关系。
这种债的经济关系就在于确认债务人负有给付义务，债权人有要求给付，实现其特定利益的权利。
在合同没有履行或履行完毕之前，根据约定或法律规定，当事人享有解除合同的权利。
解除权一经产生，原来因为合同而建立的经济关系即受到影响，即不仅债务人“可能”不履行或不能履行债务而致债权人利益不能期待实现，而且债权人即解除权人也“可能”不再接受债务人的给付。
而双方都是“可能”而不是“必然”，从而使得原来的经济关系处于不稳定的状态，直接影响了交易安全。
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建立正是为了消除这种不稳定状态或不安全状态，因此，如果行使解除权采用默示方式的话，就是用一种不安全的方式去解除已经存在的不安全状态，如此是不可能实现合同解除权行使制度的目的。
在这三种模式中，合同解除权行使的最优方式是什么?自动解除具有经济、快捷的优势，体现了合同法的效率价值，但却有危及交易安全的风险，使合同法的安全价值目标难以实现。
明示解除行为虽相对于默示解除来说不便捷，但却有利于交易安全。
归根结底这是立法价值的选择问题，也可以说是合同法安全价值与效率价值的平衡问题。
自动解除模式使合同解除迅速便利，但却没有充分考虑解除权相人的利益，且易发生争议，有利于交易便捷，但不利于交易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