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的法律依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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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适当定位“情况说明”这一证据材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并广泛运用,很少有人关心和过问它的证据属性。
“情况说明”是否属于证据?在刑事诉讼中其系7种法定证据形式中的何种证据?其是否具有证据能力?如何判断其证据能力和证明力?其有无存在的必要?如有存在的必要应当以何种形式出现?等等。
为解析上述问题,本文拟通过实证的方法,对其调查分析研究,随机对“情况说明”的实际运用情况以及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目的在于将必要的“情况说明”这一证据材料纳入证据形式的规范之中,并确立相关的规范要求和证据规则,使“情况说明”的运用不仅具有实践合理性而且具有法理合理性。
一、“情况说明”的基本情况分析本文的“情况说明”是指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单位名义就刑事案件中存在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的工作说明、工作情况、说明等等的总称。
本次调查随机抽取了98件①;刑事案件进行分析,其中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20件,②;一般案件78件,③;涉及某市两级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被抽取的案件均是在公诉阶段。
虽然在刑事案件庭审过程中,或多或少还会出现新的“情况说明”,但是相对来说其比例较小,基本不会影响实证分析的结果,故本次研究未以考虑。
基本数据分析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情况说明”数量在刑事案件中的分布情况。
全部98件案件,共计170份情况说明,其中每件案件平均就约有1.8份情况说明。
其中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20件,共计情况说明57份,每件案件平均约有3份情况说明;一般案件78件,共计情况说明113份,每件案件平均约有1.4份情况说明。
不难发现可能判处无期徒刑以上的案件的情况说明高于一般案件。
从情况说明的数量来看,情况说明存在广泛使用的情况,在抽查的98件案件之中每件案件均存在使用情况说明的现象,共有89件案件的情况说明是1~3份,占总数的90.81%,3~6份的案件共有5件,仅占总数的5.10%,6份以上的共有4件,仅占总数的4.08%。
律所写给原告的情况说明的模板范文律所写给原告的情况说明的模板范文一、引言在诉讼过程中,律师的第一任务是向法庭提交原告的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是起诉的理由和事实基础的正式陈述,是诉讼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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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个人观点和理解作为律师,我深知情况说明在诉讼过程中的重要性。
它是我们向法庭传递原告主张的第一步,决定着我们在诉讼中的立场和策略。
法律专业社会实践报告在生活中,报告的适用范围越来越广泛,我们在写报告的时候要注意语言要准确、简洁。
我敢肯定,大部分人都对写报告很是头疼的,下面是小编整理的法律专业社会实践报告,仅供参考,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法律专业社会实践报告篇1第二次来到XX中院了,但感觉跟以前的很不同。
首先,可能是刚刚学完刑事诉讼法的缘故吧,接触到刑庭的卷宗文件的时候有一种“亲切感”,不如上年在执行庭面对文件的一脸茫然。
因为已经是大二的学生了,很多诉讼的程序也都比较熟悉,到哪一步应该做什么也算是心里有数。
这样的感觉特别好,觉得自己学到的知识在实践中有用武之地了。
另一方面也在检测我这个学期的刑诉法和以前的刑法学的效果如何。
不过说来真有点惭愧。
那一次把中级法院的受案范围和指定辩护人的情况混淆了就暴露出我对刑诉法法条的熟悉程度还不够。
中院的受案范围其中一点是“可能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而指定辩护的情况只是“可能判死刑的”的犯罪嫌疑人才有权利,并不包括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
由于我的误解,差一点将一件案子中那可能判无期的犯罪嫌疑人的指定辩护函发到广州市法律援助处去,幸亏发现得早,并得到书记员的提醒。
第二,今年接触司法文书的机会明显比去年要多,而且由于不再是表面的感性认识,我逐渐了解到各种文书的用途性质和填写步骤。
法院工作的最大特点是按部就班,每一项操作都需要依据并留底归档。
这就产生了大量的司法文书,稍有差漏就必须重做或艰难地复查改正。
要知道,文件是清一色的白纸黑字,大小质量也都完全相同,除了逐份查看,并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尽快找出想要的资料。
一件稍复杂的案件就有堆得像小山似的卷宗,案件的原始材料还比较好办,因为可以对着正卷和副卷的目录表分拣整理。
整理好两大沓就可以装订成册了。
最麻烦的是后续的执行过程的变化,例如罪犯接受教育后悔改表现好,就可能得到减刑或假释。
本着改造为目的,惩罚为手段的宗旨,公安局每次都有大批的减刑假释申请书提请中院批准。
大批的这类情况关乎到服刑人员的人身自由这个基本的人权,中院在审批时候当然不能有一点的松懈。
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不规范制作“情况说明”的现象大量存在,通过实证研究,厘清“情况说明”的种类、认准性质和法律依据,关注其实施现状,确立使用规范,不仅有助于证据规则的完整统一,也有助于司法公正公平的实现。
一、“情况说明”的内涵及分类(一)按照“情况说明”证明内容分类可以分为:1、实体法事实的“情况说明”。
是指侦查机关或部门针对犯罪嫌疑人具有的实体法上的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所作的说明,主要包括自首、立功、认罪态度、抓捕经过等。
2、程序法事实的“情况说明”。
是指侦查机关或部门对证据可采性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否受到侵害等进行的说明,主要涉及案件来源、有无刑讯逼供、提取固定证据、勘验检查情况等。
3、证据弥补性的“情况说明”。
是指由于移送到检察院或法院的证据材料存在笼统、模糊等问题,侦查机关主动或者应要求对案卷中特定细节、问题所作的补充说明,如勘验检查笔录粗疏、讯问笔录遗漏、错字、鉴定结论模糊等。
(二)按照“情况说明”的制作阶段分类1、侦查阶段。
“情况说明”的制作主要集中在侦查阶段。
侦查机关对于一些难以按照法定证据形式分类、难以按照规定程序的基本要求收集固定的证据,通常以“情况说明”代替,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证据链衔接的“万能贴膏”。
2、审查起诉阶段。
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发现案件中某些问题或细节在现有案卷中未能明确,会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相关证据或者退回补充侦查。
在侦查机关或部门无法或者觉得没必要重新调查取证时,一般会出具“情况说明”。
3、法庭审理阶段。
合议庭认为需要或辩护人要求明确侦查阶段的某些问题,或者公诉人认为需要调取新的证据时,如侦查机关无法补充相关证据,通常会出具“情况说明”。
除此之外,在二审、复核阶段,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三)按照情况说明的作用分类1、补充作用。
是指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或者实现证据链的完整对事实及证据内容进行补充说明,实践中这类“情况说明”较多并适用于各阶段。
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指对法律条文的内容、含义进行阐述和说明,以便正确适用法律规定来解决具体案件中的疑问和争议。
在司法实践中,正确的法律解释能够帮助法官和律师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确保案件的公正处理,维护法治秩序。
首先,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有助于统一法律适用。
由于法律语言的严谨性和复杂性,许多法律条文可能存在多种解释和理解方式。
如果不对法律进行统一解释,将会导致法律适用的混乱和不确定性,从而影响司法实践的公正性和合法性。
因此,通过对法律进行权威的解释,可以为法官和律师提供明确的法律适用标准,保证案件的一致性和准确性。
其次,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有助于弥补法律的不足和漏洞。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变化,法律体系也需要不断更新和完善。
在具体案件中,可能会出现法律条文无法完全适用或存在漏洞的情况。
通过对法律进行合理的解释,可以填补法律的不足,解决具体案件中的困难和疑问,确保案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
此外,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还有助于规范司法活动。
司法是国家权力的行使,司法人员在处理案件时必须遵守法律规定和程序,确保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通过对法律进行深入的解释和分析,可以帮助司法人员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规定,避免主观臆断和武断行为,确保司法决策的合法性和稳健性。
综上所述,法律解释在司法实践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通过对法律进行准确和权威的解释,可以帮助法官和律师正确理解法律规定,确保案件的公正处理,维护司法活动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法律解释应当得到充分重视和正确运用,以保障法律的正确适用和司法决策的正当性。
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证据评价及运用作者:胡萌翟锐锋来源:《中国检察官·经典案例版》2014年第05期在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情况说明并非法定的证据种类,但在诉讼实践中却大量存在,甚至作为法官的裁判依据出现在判决书中。
情况说明在立法中的缺位与司法实践中的普遍存在需要我们对其性质、地位、作用及在现行法律框架下的使用规则进行思考和评价。
一、情况说明的概述(一)情况说明的概念与性质界定在司法实践中,特别是在庭审过程中,当侦查行为或侦查程序的合法性成为争议的问题时,虽然法律规定必要时侦查人员应作为证人出庭,但绝大多数侦查人员只是提交书面的说明材料。
[1]此处的“书面说明材料”仅仅是众多“说明材料”的冰山一角。
情况说明在形式上虽“其貌不扬”而不易引起关注,但在内容上可谓丰富而多样:关于排除非法取证的说明,抓获经过说明,对现场勘验笔录的变更说明,不必要鉴定的说明,证据缺失或存在瑕疵的说明,关于自首、坦白、立功的说明等。
甚至在《刑事诉讼法》第48条将辨认笔录、侦查实验笔录纳入到法定证据种类之前,对于辨认和侦查实验的过程与结果也是以说明材料的形式出现在卷宗之中的。
总而言之,情况说明用单一的形式承载了多样的证明内容。
这些说明材料并没有一个规范的专业术语,而是被概括地称为“情况说明”,有学者将其定义为:“在刑事诉讼中,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的侦查部门以单位名义就刑事案件侦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或者需要解决的问题提供的工作说明、工作情况、说明材料等的总称。
”[2]但该定义认为情况说明是以单位名义提供有失妥当,情况说明在形式上要有侦查机关的公章与侦查人员的签名,是侦查人员根据亲身知识提供的说明。
关于情况说明的性质,笔者认为,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证据的种类以列举的方式进行了规定,而情况说明显然不在其列,自然不属于法定证据种类而只是证据材料。
但是,情况说明也不属于“非法”证据,因为在我国非法证据是“执法人员及经其授权的人通过侵犯被取证人权利的非法手段所取得的证据”。
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情况说明在司法实践中,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是一种比较特殊的情况。
这种情况通常发生在一些特定案件中,涉及到一些复杂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
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从深度和广度的角度对这种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并撰写一篇有价值的文章,以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这一主题。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定义及背景。
有案不移通常指的是对于已经审理的案件,法院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不会随意改变裁定或判决。
而有案难移则意味着一些特定的案件,由于各种原因,不容易进行调查和审理,导致案件难以移送到法院进行判决。
而以罚代刑,则是指在某些情况下,法院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决定对被告人施以罚金等替代刑罚,而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刑罚。
这些情况通常会涉及到一些特殊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需要我们进行深入的探讨和分析。
接下来,让我们从深度和广度的角度来探讨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情况。
我们需要了解在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和具体案例。
在很多情况下,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情况往往涉及到一些社会问题的复杂性和法律问题的繁琐性。
一些经济犯罪案件由于涉及到国际贸易、跨境资金流动等问题,往往会导致案件的调查和审理难以进行。
而一些环境污染案件由于涉及到多方利益关系和证据获取难度大等问题,也会造成案件难以移送到法院进行判决。
而以罚代刑的情况则较为常见于一些非暴力犯罪案件中,由于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案件的特殊情况,法院会决定对其施以罚金等替代刑罚。
我们需要对这些情况进行总结和回顾性的分析,以便全面、深刻和灵活地理解这一主题。
有案不移有案难移以罚代刑的情况在司法实践中并不罕见,其背后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社会问题需要我们深入思考。
对于这种情况,我们既要坚持依法审理,保证司法公正,又要考虑到案件的特殊性,灵活运用法律,合理处理案件。
尤其是在以罚代刑的情况下,需要我们更加重视被告人的认罪态度和案件的具体情况,合理确定刑罚,实现刑法的目的和原则。
行政公文的效力认定和司法审判实践行政公文是行政机关对外发布的文件,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
然而,行政公文的效力认定和司法审判实践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判和判断。
本文将从行政公文效力认定的法律依据、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评判标准以及相关案例分析等方面进行论述,以便深入了解行政公文的效力认定和司法审判实践。
一、行政公文效力认定的法律依据在我国行政法律体系中,行政公文的效力认定主要依据《行政诉讼法》第三十三条和《行政复议法》第二十五条。
根据这两部法律规定,被告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或行政复议中提出的证据,包括行政公文,可以作为认定事实的证据。
这意味着行政公文具有一定的证明力,能够对事实进行证明和说明。
然而,仅凭行政公文并不能完全认定其效力,还需考虑以下因素:1. 公文的法定形式:行政公文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如必须有公章、签字等。
只有合法合规的行政公文才具备一定的效力。
2. 公文的内容与具体情况是否相符:行政公文的内容必须真实、准确,与具体事实相符。
如果行政公文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其效力将受到质疑。
二、司法审判实践中的评判标准在司法审判实践中,评判行政公文的效力通常需要综合考虑以下标准:1. 证明力:行政公文的证明力取决于其证明的事实的重要性和公文本身的可信性。
如公文涉及具体执法行为、行政处罚等重要法律事实,其证明力将更加重要。
2. 合法性:行政公文必须合法合规,符合法律规定的形式和程序。
如果公文存在形式、程序上的违法行为,将对其效力产生负面影响。
3. 相关性:行政公文与特定案件的相关性是评判其效力的重要因素。
如果公文与案件无直接关联,其效力可能会受到质疑。
4. 审查程序:行政公文的合法性和证明力需要通过相关程序进行审查。
如果相关程序存在瑕疵或审查不严谨,其效力可能会受到质疑。
三、相关案例分析为了更好地理解行政公文的效力认定和司法审判实践,下面以具体案例进行分析:某市政府发布一份行政公文,要求所有企业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项环境治理工作,否则将面临罚款。
法律与社会公正的关系与司法实践案例引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法律与社会公正的关系一直备受关注。
法律的目的是保护社会秩序、维护公平正义,而社会公正则是法律实施的根本价值追求。
本文将围绕法律与社会公正的关系展开分析,并结合一些司法实践案例对其进一步进行说明。
I. 法律与社会公正的内在联系法律作为一种规范行为的制度,旨在确保社会的秩序与稳定。
而社会公正则是指社会对待个人和群体时的公正与公平。
法律与社会公正有着内在的联系和互动,以下为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互补之处。
1. 法律的基础是社会公正法律的存在和制定是建立在社会公正的基础之上的。
法律的制定要求在一定程度上回应社会需求,并保障每个人的权益平等与公正,因此法律的核心价值是实现社会公正。
2. 法律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工具法律作为一套规范体系,为社会提供了实现公正的工具。
通过法律的实施,对不公正行为进行处罚与制约,从而维护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3. 社会公正是法律的理论支撑法律的制定应考虑社会的公正价值。
法律的正确性与公正性是法律的重要特征,符合社会公正原则的法律才能更好地被社会接受和执行。
II. 司法实践中的法律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案例司法实践中的案例往往是法律与社会公正关系的具体体现,下面选取一些典型案例来说明法律与社会公正的关系。
1. 死刑复核案例——追求社会公正的司法实践在处理涉及生命权的案件时,尤其是死刑案件,司法实践注重保证审判的公正和权益的平等。
以中国为例,在死刑复核过程中,法院会进行多次独立的审查,确保判决的合理性和公正性。
通过这样的司法实践,法律既维护了社会公正,又保障了个人的权益。
2. 劳动合同法案例——维护个人与社会公正的平衡劳动合同法是保障劳动者权益的法律法规,旨在实现劳资双方的平等和社会公正。
在劳动争议案例中,当劳动者受到不公正对待时,法院将依据劳动合同法进行判决,纠正违法行为,并维护个人与社会公正的平衡。
3. 婚姻家庭法案例——法律与社会公正的冲突协调在处理婚姻家庭案例时,法律与社会公正之间的关系常常受到挑战。
情况说明不宜直接作为事实认定依据情况说明不宜直接作为事实认定依据实践中,经常会遇到有关机关通过提供情况说明对案件事实进行证实的情形,对于这种情形该如何处理,司法人员认识并不一致。
比如,在李某减刑案件中,李某因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罚金40万元。
服刑期间,李某在缴纳3000元罚金后,以无履行能力为由,一直未主动履行财产性义务。
在收到执行机关向检察机关移送的提请减刑意见后,检察机关对提请减刑材料进行了审查,其中包括原审法院出具的“未发现其他可供执行的财产”的情况说明。
根据当前的减刑政策,金融类犯罪罪犯确有履行能力而不履行或者不全部履行生效裁判中财产性判项的,在减刑时应当从严把握。
原审法院出具的该情况说明可否直接作为认定李某的财产履行能力的依据,成为处理其减刑问题时的关键。
办案实践中,对于情况说明的性质和法律效果有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情况说明足以证明李某确无财产刑履行能力,应当获得正常减刑。
第二种观点认为,“执行终结裁定”才是证明是否具有履行能力的法定文书形式,而法院出具的情况说明并非执行终结裁定书,并不具有直接认定履行能力的效力,因此在减刑时应从严把握。
第三种观点认为,情况说明本质上属于证据范畴,须经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根据。
办案人员应依证据裁判原则,对情况说明进行审查,并在减刑假释庭中进行当庭质证,结合罪犯原收入情况、家庭财产状况、狱内消费情况等因素综合考虑,对其是否符合减刑条件作出客观、公正的认定。
笔者认为,第三种观点具有实质合法性和程序合理性,理由如下:第一,是否确有履行能力需经生效法律文书确认。
“执行终结裁定”属于法定文书形式,生效法律文书在认定罪犯是否确有履行能力方面的法律效力不言而喻。
情况说明,在认定罪犯财产性义务履行能力方面不具有天然的法律效力。
第二,出具情况说明在减刑假释中仅限于特定情形。
法律效力的严肃性非经法定程序及法律文书确认,不能轻易被改变。
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等文书在刑罚变更执行环节的情形、作用和效力是有限的,如江苏省高院《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减刑、假释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规定〉中涉财产性判项规定适用指南》中规定:刑罚执行机关可以向执行法院查询罪犯财产性判项的执行情况,执行法院应当出具法律文书、相关收据复印件或者情况说明。
一、法律检索:《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数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六条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当前形势下审理民商事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的通知》三、区分可得利益损失类型,妥善认定可得利益损失……10、人民法院在计算和认定可得利益损失时,应当综合运用可预见规则、减损规则、损益相抵规则以及过失相抵规则等,从非违约方主张的可得利益赔偿总额中扣除违约方不可预见的损失、非违约方不当扩大的损失、非违约方因违约获得的利益、非违约方亦有过失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必要的交易成本。
存在合同法第一百一十三条第二款规定的欺诈经营、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规定的当事人约定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以及因违约导致人身伤亡、精神损害等情形的,不宜适用可得利益损失赔偿规则。
……二、判例:案例一:【案情】案由:广告代理合同纠纷判决时间:2007-08-31审理法院: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案号:(2007)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573号上诉人(原审被告、反诉原告)上海源正广告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倪小伟,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陈卫东,上海海一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反诉被告)成都三勒浆药业集团四川华美制药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李星炜,该公司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陆希平,四川精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浅谈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作者:夏阳来源:《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04期摘要:“情况说明”这一证据材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作为定案证据被广泛运用。
然而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又未见于法定的八类证据之中。
不是所有的“情况说明”都具有证据的属性。
通过对“情况说明”证据属性的梳理,我们发现“情况说明”除了不能担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视听资料、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笔录这三类证据之外,可以成为其他四类证据。
关键词:情况说明;证据属性;规范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008-4355.2013.04.10“情况说明”这一证据材料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并作为定案证据被广泛运用。
然而其特殊的表现形式又未见于法定的八类证据之中。
“情况说明”是否是一类证据,如果是证据又应当属于何种证据,如何规范运用等等成为我们理论和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情况说明”的现状在现今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被作为一类证据材料广泛的运用于各种刑事案件当中。
笔者从2008年以来我院受理的批捕、公诉案件中抽取200份审查报告,发现共有400余份情况说明,这里还不包括与本案定罪量刑无关的情况说明材料。
从抽取的案件中看,有些案件的情况说明多达六份。
虽然“情况说明”在司法实践中使用非常频繁,但在我国现行的刑事诉讼证据体系中却难觅其踪。
从2013年1月1日实行的《刑事诉讼法》到相关的司法解释,均未对“情况说明”的概念和范围进行明确规定。
只是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53条、2010年7月1日实施的“两高三部”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两个证据规定》)、《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2013)中有所提及。
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证据学检视
温后钟
【期刊名称】《广州市公安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4(000)002
【摘要】“情况说明”目前还不是我国法定的证据种类,但“情况说明”在刑事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和适用,并对刑事案件的侦查、起诉和审判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非法定性和实践需要性导致“情况说明”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地位。
其实,与案件事实没有相关性的“情况说明”不具有证据能力,而符合证据“三性”判断的“情况说明”才具有证据能力。
具有证明作用的“情况说明”可以分为两类:有独立证明力的“情况说明”和有附属证明力的“情况说明”。
“情况说明”归入法定证据种类,就应当适用相应的证据采信规则。
除了适用证据规则予以规范“情况说明”的形式和实体内容,还要注重“情况说明”的适用符合诉讼程序相应规定,从而避免“情况说明”被滥用、错采的情形发生,促使“情况说明”的实际司法运用不仅具有实践合理性而且具有法理合理性。
【总页数】6页(P44-49)
【作者】温后钟
【作者单位】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人民法院
【正文语种】中文
【相关文献】
1.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之我见——与黄维智博士商榷 [J], 张少林
2.“情况说明”的证据学规范——兼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 [J], 韩宁
3.浅谈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 [J], 夏阳
4.规范立功问题相关情况说明的证据学进路 [J], 吴秀玲;缪新涛
5.刑事案件中"情况说明"的证据属性——兼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之构建 [J], 孔鹏因版权原因,仅展示原文概要,查看原文内容请购买。
情况说明是否属于刑事案件证据在现实⽣活发⽣刑事案件后公安机关往往会向社会公众对刑事案件进⾏通报说明的,介绍刑事案件的基本情况,让公众掌握有关信息,那么情况说明是不是属于刑事案件证据?下⾯由店铺⼩编为读者进⾏解答,希望以下的知识对读者有所帮助。
⼀、情况说明是否属于刑事案件证据依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情况说明并不属于刑事案件的证据,刑事案件的证据类型包括物证、书证、证⼈证⾔、被害⼈陈述等。
《中华⼈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五⼗条可以⽤于证明案件事实的材料,都是证据。
证据包括:(⼀)物证;(⼆)书证;(三)证⼈证⾔;(四)被害⼈陈述;(五)犯罪嫌疑⼈、被告⼈供述和辩解;(六)鉴定意见;(七)勘验、检查、辨认、侦查实验等笔录;(⼋)视听资料、电⼦数据。
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第五⼗⼀条公诉案件中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由⼈民检察院承担,⾃诉案件中被告⼈有罪的举证责任由⾃诉⼈承担。
⼆、司法机关收集证据应注意问题1.收集证据必须主动、及时。
世界上的⼀切事物都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稳定性只是相对的,证据材料也不例外。
犯罪分⼦为了掩盖罪⾏,可能破坏现场、毁灭罪证;各种⾃然因素也可能破坏甚⾄毁灭犯罪现场或犯罪⾏为造成的痕迹;保留在⼈们意识中的有关案件真实情况的各种印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记忆的减弱,也可能逐渐变得淡漠或失真,等等。
总之,犯罪发⽣之后,如果不能及时发现、提取证据,并⽤有效⽅法加以保全,则证据很可能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被歪曲,甚⾄被毁灭。
所以,为了获得丰富的、真实可靠的证据,就要求必须主动、及时地收集证据。
2.收集证据要有⽬的、有计划。
有⽬的、有计划可以避免盲⽬性,增强⾃觉性,从⽽使收集证据的活动更有成效地进⾏。
当然,不能仅凭主观想象来确定⽬标、制定计划,⽽应该在对案情有⼀定了解的基础上,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的,制定计划。
同时,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和变化,也要相应地对原来的计划做必要的修改或重新确定⽬的和计划,以使⽬的和计划符合变化了的实际情况。
1.情况说明是在什么情况下写下的才没有法律效应《民法通则》第五十八条下列民事行为无效:(一)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依法不能独立实施的;(三)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所为的;(四)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的;(五)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六)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无效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就没有法律约束力。
第五十九条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二)显失公平的。
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
2.书面说明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公众会员提问:双方本着友好互助的原则,经充分协商,约定以下说明:甲方自愿以乙方名义购买XX小区住宅X号楼X单元X室房产一处,该房屋面积XX平方米,甲方共向乙方支付购房款人民币XX元,乙方没有为购买此房屋支付任何款项。
因该房屋不能直接将产权办理至甲方王名下,且甲方具有该房屋实际所有权。
自此协议订立之时至产权过户到甲方名下期间,甲方为该房屋的用益物权人和担保物权人,乙方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一切权利,全部转移给甲方,乙方不享有该房屋的任何权利。
无论房屋增值或贬值,均与乙方无关。
甲方无需因房产升值向乙方支付其他费用,乙方也无需因房产贬值向甲方提供任何补偿。
在此房屋可以过户至甲方名下的第一时间,双方应相互配合及时办理产权证、土地证等过户至甲方王名下的手续。
过户至甲方名下所发生的过户登记等相关费用由甲方承担。
如甲方要求过户而乙方要求保留房屋所有权,并拒绝将房屋过户登记到甲方名下时,双方应当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对甲方所支付房款进行补偿。
如双方无法达成一致,乙方应返还甲方该房屋的实际评估价格(包括装修费用)的两倍,以收回对该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
该房屋登记在乙方名下期间,此房产所遭受的损毁灭失风险,均由甲方承担。
第1篇一、引言在司法实践中,案件自述材料是当事人、代理人或其他相关主体向法院提交的重要证据材料之一。
它不仅能够帮助法官全面了解案件事实,还能为法官作出公正的判决提供依据。
本篇材料旨在阐述案件自述材料在法律上的依据,包括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以及司法解释的具体应用。
二、案件自述材料的概念及法律依据(一)案件自述材料的概念案件自述材料,是指当事人、代理人或其他相关主体在诉讼过程中,根据案件事实和证据,向法院提交的关于案件情况的自述性材料。
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 案件基本情况:包括案件名称、当事人信息、诉讼请求、争议焦点等。
2. 事实经过:详细描述案件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
3. 证据材料:列举与案件相关的证据,包括书证、物证、证人证言、鉴定意见等。
4. 法律依据:引用相关法律法规、司法解释等,论证自己的主张。
5. 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包括对案件相关事实、证据的补充说明,以及对自己主张的进一步阐述。
(二)案件自述材料的法律依据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当事人应当向法院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材料。
”这为案件自述材料的提交提供了法律依据。
2.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当事人应当依法提交证据,依法查证属实后,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依据。
”该规定明确了证据在诉讼中的重要性,也为案件自述材料的提交提供了依据。
3.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一十六条规定:“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应当真实、合法、充分。
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材料不真实、不合法、不充分的,法院可以不予采信。
”该解释明确了证据材料应当具备的条件,为案件自述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充分性提供了保障。
三、案件自述材料的具体应用(一)案件自述材料的提交1. 当事人应当依法向法院提交案件自述材料,包括案件基本情况、事实经过、证据材料、法律依据等。
浅谈个案中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浅谈个案中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在司法实践中,法律原则具有弥补法律漏洞的功能,但是法律原则的具体适用,必须满足三个条件:可能性条件、前提条件和限制条件.法官在裁判案件时,既要保障社会的正义的实现也要注重个案公平正义的维护。
“四川泸州遗赠案”是我国司法实践中颇受争议的案件,曾经在司法界引起了广泛的讨论;美国的“里格斯诉帕尔玛案"是普通法系国家关于法律原则司法适用最为典型的案件.本文将在以上两个案例的基础上,具体阐述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
为了维护法的安定性和权威性,通过对法律原则适用的适当限制,法律原则也可以作为法官裁判案件的依据.在个案中根据法律规则的具体情形来适用法律原则。
具体分为三种情形,第一、当存在既定的法律规则时,依靠法律原则防止适用法律规则违背立法目的;第二、在不存在既定法律规则的情况下,适用法律原则填补法律漏洞;第三、当法律原则与法律规则或法律原则之间出现抵触时,法官对个案法益的权衡成为必要。
在“四川泸州遗赠案”中,第一审人民法认为:黄永彬将所有财产赠给“第三者"的这种行为违反了《民法通则》第7条“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审法院以遗赠人黄永彬的遗赠行为违反的公序良俗原则,应属无效,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但是我国《继承法》第16条明确规定“公民可以立遗嘱将个人财产赠给国家、集体或者法定继承人以外的人。
”而且,该遗嘱是黄永彬本人内心真实意思的表示,并且通过公证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
其次,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我国《继承法》属于特别法,《民法通则》属于普通法,就本案应当优先适用《继承法》。
在对个案进裁判时,如果存在具体法律规则,一般情况下,适用法律原则裁判案件的结果与直接适用法律规则不一致,法官不能放弃具体法律规则适用法律原则。
我国《民法通则》第七条、《合同法》第七条明确规定了社会公德和社会公共利益,在学界通常被认为是关于公序良俗的规定.公序良俗原则体现了“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和“权利不可滥用"的辨证统一。
司法实践中“情况说明”的法律依据分析
【摘要】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机关大量制作、不规范使用“情况说明”的现象广泛存在,认清“情况说明”的性质、现状和法律依据,在新刑事诉讼法及刑事诉讼规则(试行)正式施行后,正确对待和准确使用“情况说明”,明晰实践路径,确立相关的规范要求和证据规则,使证据规则更加完整和统一,司法实践更加规范和公正。
【关键词】情况说明;法律依据;实践路径
侦查机关在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不规范制作“情况说明”的现象大量存在,通过实证研究,厘清“情况说明”种类、认准性质和法律依据、关注现状和危害、确立规范和路径,不仅有助于证据规则完整统一,也有助于司法公正公平。
一、“情况说明”的属性及法律依据
(一)“情况说明”不具有法律属性
不论是旧刑事诉讼法还是新刑事诉讼法,都没有明确规定“情况说明”作为证据的一类。
“情况说明”一方面并非直接来源于案件,而是事后的补充证明,另一方面附带了侦查人员大量的主观信息。
而且“情况说明”是由侦查人员和单位自己出具的,也就是说,没有依照法定程序或方法收集,并且,未经质证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将这样的材料当成判定取证是否合法的“证据”,对于非法证据的排除,不仅毫无益处,反而为非法证据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1]
(二)有选择性地将“情况说明”划入法定证据种类
目前广泛使用的“情况说明”可以作以下处理:与案件没有相关性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应当排除;其它“情况说明”应当归入相关证据形式并完善其内容和形式。
大多数“情况说明”仅仅是证据材料而不是证明案件事实的证据,能成为刑事证据的情况证明大多数应归入证人证言,少数可归入视听资料;其他“情况说明”属于普通的说明,没有证明作用,仅仅是对案件中某些细节和问题加以说明,以帮助审查起诉阶段、审判阶段的承办人全面了解案情和侦查过程。
[2]
(三)新刑事诉讼法背景下的“情况说明”法律属性定位
根据新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侦查机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有疑问,可以要求侦查机关进行“作出说明”、“补正或解释”、“进行说明”,这就使得在实践中广泛使用的“情况说明”虽然不属于法定证据的种类,但是真正有了法律依据。
值得关注的是,当前司法实践中广泛使用的“情况说明”,与新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试行)要求的“情况说明”大相径庭。
实践中的“情况说明”多为对证据证明力和证据链衔接上的补充、说明,存在大量制作、不规范使用的现象,而新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规则规范下的“作出说明”、“补正或解释”、“进行说明”等虽然为书写“情况说明”提供了依据,但是这是一种对非法实物证据出现疑问,采取裁量排除的一种方式,明确规定了启动程序、对象、危害程度、补正方式和形式要件要求等。
二、“情况说明”存在的问题及危害
(一)“情况说明”存在的问题分析
1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
“情况说明”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存在,不仅在侦查阶段大量使用,在审查起诉和法庭审理阶段,也大量使用,“情况说明”已经成为刑事案件的“标配”。
如:w检察院在2012年3-9月份的234件刑事案件中共计518份“情况说明”,其中218个刑事案件由公安机关移送,16个职务犯罪案件由检察院自侦部门移送,公安机关出具“情况说明”367份,检察院出具“情况说明”18份,每个刑事案件平均拥有221份“情况说明”,而每份“情况说明”又具有多个说明事项。
2称谓和出具的主体不规范
称谓上不规范,有的称谓为:“工作说明”、“工作情况”,有的则为“说明”、“关于…的情况说明”等等,不仅不同案件使用的称谓不规范,甚至在同一案件的多份“情况说明”称谓上也不规范;出具主体上不规范,如:关于自首、立功、抓获经过等“情况说明”,以公安机关刑侦支队、派出所出具较多,而鉴定结论、勘验检察笔录等证据进一步完善、补充的“情况说明”,则通常由公安局物证鉴定所、物价鉴定中心等出具。
[3]
3内容具有随意性
既存在实体法事实的“情况说明”,说明在侦查过程所具有的实体法上的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又有
程序法事实的“情况说明”,说明在侦查过程中所获取的证据是否具有可采性和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是否被侵害。
还有大量由于存在笼统、模糊、遗漏等质量问题,侦查机关自动或者应要求而做的“情况说明”。
甚至有的侦查机关不说明犯罪嫌疑人的具体归案情况,只是表示犯罪嫌疑人有或者没有主动投案因而属于或不属于自首;有的“情况说明”不说明具体事实,只给出结论;有的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和审查起诉阶段或者一审、二审过程中针对同一个问题出具了两份截然不同的情况说明。
[4]
4采纳不严谨
由于实践中广泛存在“情况说明”,既包括实体法的“情况说明”,又包括程序法的“情况说明”,还有一些弥补性的“情况说明”。
法院对于“情况说明”所证实的内容是否属实、程序是否违法,如何举证、质证,是否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等,采纳的方式、方法不统一,不同法院、不同法官由于个人对于上述“证据”的认知不统一、有无统一要求,无规范可循,因而存在对“情况说明”的不规范、不严谨采纳,甚至任意采纳,凭个人意志和经验采纳,也不排除选择性采纳。
(二)“情况说明”的危害性分析
1破坏证据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作为刑事案件中的定罪量刑的证据,必须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符合证据的客观性、关联性、合法性才能作为证据使用,“情况说明”作为实践中常用的一类证明方式,在“身份不
明”的情况下,已经被广泛使用,甚至被滥用,这种带有侦查人员主观臆想特征的“证据”已经严重地破坏了证据的规范性和严肃性。
2为徇私枉法提供了空间
实践中,侦查机关出具“情况说明”,在侦查人员不出庭作证的情况下,出庭宣读“情况说明”的只能是公诉人,而这份“情况说明”只要符合签名加盖公章的形式要件,就能够作为公安机关取证合法性的“证据”,这样无法开展质证活动,实际上是变相地剥夺了辩方进行质证的权利。
3充当非法证据的合法化的“转化器”
对于一份侦查机关出具的“情况说明”,特别是侦查机关关于取证过程中程序合法的“情况说明”,仅用寥寥数语,通过这样一种表面合法的方法把一个严格规范侦查行为的法定程序给代替了。
事实上,即便侦查机关在取证过程中程序合法,程序合法的外衣下也并不能证明在具体案件中作为证据使用的实体本身的合法性,而公安机关一旦出具“情况说明”就可能把像把两个原本没有关联的证据粘合在一起,从而形成一种形式上完整的证据链。
[5]
三、“情况说明”实践路径
(一)认真梳理,捋顺证据
整个刑事诉讼过程就是一个依靠证据不断揭示案件事实的过程,人对于案件的记忆和表述都有客观或主观的不可靠性,通过证据证明的法律事实和客观事实之间会存在一定的差异甚至相左之处。
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和证据不能悉数以法定证据规范获取的情况下,侦
查人员为了还原案件事实,必然出现“情况说明”等“实践产物”。
因而,对于侦查机关书写有“工作说明”、“工作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等字样的证明材料,不应当一概地认为不符合证据种类的说明材料,一味地拒绝采纳,而应当严格、细致审查,做到明察秋毫、抽丝剥离,捋顺隐藏在“工作说明”、“工作情况”、”说明”、“情况说明”等字样下的书证、证人证言等证据,依法规范使用。
(二)严格限制、依法使用
实践中,大量存在“情况说明”并不利用侦办案件的规范化、法制化,也不利于公安机关查清案件事实、严格依法办事。
因而,有必要严格限制在司法实践中使用“情况说明”代替法定证据,尽可能最少地书写“情况说明”,除非有必要或者在实践中只能通过出具“情况说明”的方式才能固定证据、移送证据等。
“情况说明”的使用是一种严格条件下、针对特定证据种类,必须达到一定危害程度才使用,而不是“万金油”、“万能贴膏”,不加限制、无规范地使用。
(三)认真核查、强化监督
司法实践中,人民检察院应当多通过讯问犯罪嫌疑人、询问办案人员、询问在场人员及证人、听取辩护律师意见、调取讯问笔录、讯问录音、录像、调取、查询犯罪嫌疑人出入看守所的身体检查记录及相关材料、进行伤情、病情检查或者鉴定等方式进行调查核实。
要严格依法监督法庭对于可以依法划入证据种类的“情况说明”的采纳情况,防止由于举证、质证,采纳的方式、方法并不统一,不
同法院、不同法官由于个人对“情况说明”认知不统一、要求不统一下不规范、不严谨采纳,甚至任意采纳的情形。
参考文献:
[1]王丹“情况说明”的证据越位—对,第七条第三款的检讨>[j]人大研究,2011(06):38
[2]夏瑜,周东生刑事案件‘情况说明’的证据属性[n]3版检察日报,2011-07-05
[3]w检察院在2012年3-9月份的234件刑事案件中共计518份情况说明中,以“某某公安局预审支队”名义出具的75份,以“某某公安局某某派出所”名义出具的102份,以“某某检察院反贪局”名义出具的18份,其中以电脑打印字体签名的189份,以电脑打印仿真字体签名的123份,手写签名116份,无签名90份,还有少数只有1位干警签名的说明[ebol]
[4]吴杨泽规范刑事案件中的情况说明[j]人民检察,2010(14):78
[5]对于“另案处理”类“情况说明”,已经引起了中央高度重视,采取了专项治理行动,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法律效果和政治效果[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