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达规则的蜕变及其启示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米兰达规则的蜕变及其启示

金󰀁华

(湘潭大学法学院,湖南湘潭411105)

󰀁󰀁摘󰀁要:󰀁一国供述排除规则的立法和实施与该国刑事诉讼的价值目标有紧密联系,正当程序模式比犯罪控

制模式更有利于规则的完善和实施。美国的供述排除规则󰀁󰀁󰀁米兰达规则,曾被认为是遏制非法讯问行为的利

剑,在实施的40多年中却不断受到侵蚀,以至于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其原因包括规则自身缺陷、警察有意规避、法

院大开绿灯及对弱势人群保护不力。这是中国供述排除规则实施中应当吸取的经验和教训。

关键词:󰀁米兰达规则;供述;排除规则

中图分类号:D915.1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9014(2010)05-0089-08

一󰀁供述排除规则与刑事诉讼的目的

供述的排除规则是目前中国刑事诉讼中非法证

据排除规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翻开2010年刚

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

的规定󰀁(以下简称󰀁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不难发

现其中着墨最多的就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供述(总

共15条规定中第4至第12条专门规定供述的排

除),此外,第1至第3条适用的非法言词证据也包

括供述在内。可以说,目前中国证据排除的对象主

要是通过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供述。同时,

它也是司法实践中涉及最多、社会关注度最高的证

据排除问题。庭审中时常出现被告人称自己在审判

前受到刑讯而翻供的情形,此外,迄今已发现的冤假

错案大多数都涉及采用刑讯逼取口供的问题,这些

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排除非法证据规定󰀁中所确立的供述排除规

则不尽如人意,以至于这一规定颁布后不久便有学

者表示出对规则适用的担忧。比如应当排除的供述

范围比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范围更窄,󰀁刑事诉讼法󰀁

明确禁止的非法收集证据行为包括刑讯逼供、威胁、

引诱和欺骗,而根据󰀁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要求,应当排除的是󰀁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

供述,至于以威胁、引诱和欺骗的方法取得的供述是

否应当排除,该司法解释没有做出任何说明[1]。再

如,公诉人对获取供述的合法性进行证明时,应当提

请法庭通知讯问人员出庭作证,经依法通知,讯问人

员应当出庭作证。可是法律并没有指出,讯问人员

不出庭作证的法律后果,架空了上述规定中为讯问

人员设定的出庭作证的义务[2]。学者们指出的疏

漏既包括应当排除的供述范围,即供述排除规则的

实体性因素,也包括排除供述的程序设置,即供述排

除规则的程序性因素,由此可见,目前中国刑事诉讼

中的供述排除规则从应当排除什么样的供述到应当

如何排除供述都存在不足之处。

实际上,如何设计供述排除规则是各国刑事诉

讼中普遍存在的难题,即使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

发源地这个问题仍然是困扰其多年的难解之结。这

种状况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供述自身的特性以及

产生供述的讯问制度中存在的争议,供述对于定罪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即使在侦查技术发达的国家,

讯问制度仍然是刑事侦查中必经的取证程序,并且

由此而取得的供述是在刑事审判中认定被告人有罪

的有力证据。与此同时,讯问过程中又很容易产生2010年9月武陵学刊󰀁󰀁󰀁󰀁Sep.2010

第35卷第5期JournalofWuling󰀁󰀁󰀁󰀁Vo.l35No.5

󰀁收稿日期:2010-06-15󰀁基金项目:中欧󰀁遏制酷刑󰀁项目第二期󰀁中国非法证据排除的完善󰀁(Re.fEuropeAid/126221/C/ACT/TPS-2)(中国人民大学陈卫东

教授主持)。󰀁作者简介:金󰀁华(1978-),女,湖南津市人,湘潭大学法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讯问人员滥用权力的情形,因为讯问发生时往往只

有讯问人员和被讯问人员在场,人们只能通过后来

证明为屈打成招的案件了解到审讯室里曾经发生过

的事情,即使是这样,人们也无法判断刑讯发生的频

率,有人认为讯问中普遍存在滥用权力的行为,而另

一些人则认为刑讯逼供并不是常见的侦查行为,那

只是个别情形。

如何看待讯问中的权力滥用行为,反映了其背

后隐藏着两个互相冲突的价值取向󰀁󰀁󰀁犯罪控制和

人权保障,按照帕克的理论,二者被称为刑事诉讼的

两个目的󰀁󰀁󰀁犯罪控制和正当程序[3]155。对于看重

犯罪控制的人们来说,重要的是要抓住凶手、给他定

罪,因为在他们眼里人民的安全压倒一切。持这种

观点的人往往认为被警察抓住的人很可能就是凶

手,所以他们倾向于包容警察对犯罪嫌疑人所做的

一切。这并不是说犯罪控制模式下的刑事诉讼能够

容忍冤案,它只是支持对案件进行全面的调查,以尽

量做到不枉不纵。可是,不可能每一个案件都能完

全调查清楚,当他们不得不进行选择的时候,他们会

选择宁愿冤枉一个好人,也不错放一个坏人。他们

认为警察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是为保证社会

安全而付出的微小代价。当前中国刑事司法非常注

重犯罪控制,相比之下,比较忽视对犯罪嫌疑人、被

告人权利的保护。因此,尽管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

释规定,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

方法取得的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案

件中如果碰到非法取得的供述是否应该排除的问题

时,法官还是会选择不排除。明知被告人很可能曾

经受到过严刑逼供,这样的供述依然能得到认可的

情形并不鲜见。有些案件中定案的依据几乎只有犯

罪嫌疑人的供述,而这份供述显然是在刑讯的情况

下取得的,即使是这样,法院还是做出󰀁留有余地󰀁

的判决,在证据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判决被告人有罪,

宁可将死刑降格为缓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也不

愿释放很可能是被冤枉的被告人。杜培武案、佘祥

林案、赵作海案无一不是如此。这些错案反映了地

方各级法院在两个价值间选择了犯罪控制,这也就

决定了供述排除规则被虚置的命运。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关注犯罪嫌疑人人权保障

的人们不愿意个人权利沦为被国家权力任意践踏的

对象,所以他们假定受到刑事追究的人在经审判机

关认定为有罪之前是无罪的,他们把事实上有罪和

法律上有罪进行了区分,事实上有罪的人法律上不一定有罪[3]164-166。在正当程序模式下的刑事诉讼以最为尊重个人人权的方式来执行法律,它并不是

对犯罪更为宽容,它只是认为刑事司法系统在侦查

和审判阶段都有可能失灵,如果对于某人是否有罪

存在疑问的话,他就不应当被定罪。相应地,正当程

序模式主张警察讯问要以尊重人权的方式进行,因

为无辜的人可能被屈打成招,蒙受不白之冤。比如

在美国的刑事司法中,起初的供述排除逻辑是,只要

获取供述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侵犯犯罪嫌疑人的

权利,那么供述的内容就不可靠,因此要排除该供

述。但是,为了禁止警察在讯问过程中侵犯人权,联

邦最高法院认为,供述的排除不能以其内容是否可

靠为依据,于是排除规则进一步发展为,只要供述不

是犯罪嫌疑人自愿提供的,无论其内容是否可靠,都

不能成为呈堂证供。这一举措进一步巩固了对犯罪

嫌疑人权利的保护机制。发展到后来,美国联邦最

高法院要求警察在每次讯问之前都必须告知被讯问

人享有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权,被讯问人可以选

择沉默,也可以要求讯问中律师在场,只有当被讯问

人主动放弃这两项权利时,警察才能够在没有律师

出席的情况下进行讯问。那么,违反这一规定所取

得的供述将被法官排除,不能呈上法庭作为指控被

告人的证据[4]。

根据以上分析,一国刑事司法的价值取向决定

了该国供述规则的实施状况,无论该国的法律中是

否规定供述排除规则。条文中的排除规则毕竟只是

纸上的法律,而司法实践中排除规则的实施才是实

际运行中的法律(lawinaction),考察一国的排除规

则不仅要看法律条文的内容,还要看其在实际中运

行的情况。

对于法律人来说,如何合理控制讯问人员的行

为是一个进退维谷的难题。中国刑事诉讼在稳定压

倒一切的指导思想下,更倾向于选择󰀁犯罪控制󰀁的

模式,这也许就是新近颁布的󰀁排除非法证据规定󰀁

存在󰀁诸多遗憾󰀁的原因。而选择了󰀁正当程序󰀁模

式的国家在供述的排除问题上是比较激进的,不仅

通过刑讯这种严重侵犯人权的方式取得的供述不能

被采纳为证据,而且在警察的压力之下取得的供述

也不得被采纳为证据。例如,2008年欧洲人权法院

就沙杜兹案做出判决,认为犯罪嫌疑人受到警察讯

问时没有律师在场,迫于压力他进行了供述,这一供

述不能被用作证据。通过这个判例,欧洲人权法院

推出了一条供述排除的规则󰀁󰀁󰀁讯问时若没有律师

在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得被采纳为证据[5]。然

而,在注重保障人权的国家中供述排除规则也并非90󰀁武陵学刊第35卷如人们想象的一经确立便顺利运行,规则的背后仍

然存在犯罪控制和人权保障两种价值观念的较量,

当犯罪控制的理念在司法体系中占上风时,预期的

保障人权的效果就会受到侵蚀。供述排除规则的先

行者美国目前就存在这样的问题,联邦最高法院在

1966年确立的米兰达规则就是美国最重要的供述

排除规则,40多年过去了,该规则并没有起到有效

阻遏警察滥用权力的作用,因此,人权保障人士对它

表示出极大的失望[6]。

二󰀁米兰达规则的实施现状

米兰达案件的判决是美国联邦法院历史上知名

度最高的刑事司法意见[7],其中形成的米兰达警示

语已经成为美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美国的罪

案电视剧中,观众常常看到警察在带走犯罪嫌疑人

时尽职尽责地向他宣读米兰达警示语󰀁󰀁󰀁󰀂你有权

保持沉默,你所说的任何话都可能成为指证你的证

据,你有权获得律师帮助,如果你无力聘请律师,将

由政府为你指派一名律师󰀁,人们知道如果警察不

向犯罪嫌疑人告知这些权利的话,所取得的供述就

有可能被法院排除。但是这样的情景往往只是发生

在电视剧中,或者出现在保障人权人士的期望中,现

实与理想之间存在一段差距。现实生活中警察在逮

捕犯罪嫌疑人时不一定会进行权利告知,而且警察

几乎总是能有办法让犯罪嫌疑人放弃自己的权利,

更严重的是,这些放弃权利做出有罪供述的人当中

也存在蒙冤之人。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在米兰达

规则确立之后,80%的犯罪嫌疑人放弃了沉默权和

获得律师帮助权,向警察给出供述,这个数字与该规

则实施之前相差不大,并且这些人之中也有事实上

无罪的人[8]4。米兰达判决中的多数意见󰀁󰀁󰀁也是

作为先例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意见󰀁󰀁󰀁是为了防止执

法者不受限制的行为导致无辜之人给出有罪供述,

以避免将他错误定罪,可以说,米兰达规则的目的是

减少或消除虚假供述(falseconfession,内容与事实

不符的供述,指没有实施犯罪行为的人承认自己有

罪的供述)和错误定罪。可是,上述实证研究的结

果表明,米兰达规则的实施并没有起到制定者们预

期的效果。

联邦最高法院法官更替带来的态度转变是形成

米兰达规则执行现状的原因之一,它后来的判例也

直接影响该规则的适用范围,所以在谈到规则的执

行现状时有必要了解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和相关的判例。联邦最高法院的某些现任大法官想彻底废除米兰达规则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史卡利亚大法官

(JusticeScalia)在迪克森案󰀁的判决中就差没有明

确说出这句话了。他在该案中提出了反对意见,认

为被告人的不自证其罪权利仅适用于审判阶段,将

这一权利适用的时空跨度从法庭庭审扩大到警察局

讯问的主张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先例中都站不住

脚[8]6。在米兰达规则适用的范围和时间上,联邦最

高法院的9位现任大法官基本上分为两派,3位保

守派大法官通常站在政府一边,而4位自由派大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