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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箴》读后感为官之道执政之要《官箴》是一部写给唐代官员的管理书籍，它为官员们提供了一系列行为准则和管理原则。
这本书也为人们提供了关于如何成为一名优秀公务员和执政者的指南。
作为一名公务员，我非常赞赏这本书。
这里面的许多原则和准则，可以应用于我们现代社会中的公务员和政府工作者。
我认为，这些原则对我们的工作有很大的帮助，并指导我们更好的履行我们的职责，为人民做出更好的贡献。
书中的第一章提到的是做一个谨慎的决策者。
作为公务员，我们必须认真考虑和审视自己的决策，并且考虑到所有的后果。
我们必须确保我们的决策不仅符合法律法规，而且也符合社会公正和利益的原则和价值，从而保障公民的切身利益。
书中还提到了通过正直诚信来建立民众的信任。
这是我们作为公务员最重要的义务之一。
我们需要以个人品德和道德水准为自己的工作和行为打上信誉保证印章。
政府工作人员的行为必须为人民树立正面的榜样，这样才能增强民众对我们的信任和对政府的信任。
书中的最后一章强调了要以事实为基础去管理和领导。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通过收集数据、运用科学方法和经验，以管理我们的政府和领导我们的机构。
我们必须以客观、公正和负责任的态度来进行决策和管理，以确保我们的行为和决策具有高度可靠性和可预测性。
这些只是《官箴》中许多原则的一部分，但是它们都是公务员和政府工作者非常实用的准则和指南。
从广义角度来说，《官箴》教会我们如何成为更好的领导者和公民。
希望未来的公务员和领导者能够认真学习和按照这些原则行事，从而在他们的职位上为人民服务。
文章结束。
工作心得：清代处理疑案的逻辑和智慧涉疑案件的处理是中国法律史上的一个经典命题。
清代处理疑案的逻辑与智慧尤其值得一谈。
历史上处理疑案的方式唐宋时期，法典对涉疑案件有专章规定，确立了“疑罪从赎”的基本处理方式。
《唐律疏议》中有明确的“疑罪从赎”的规定。
按照唐律的规定，涉疑的案件，官府可以依照其所触犯的罪责进行收赎，也就是说涉疑案件的嫌疑人，只需要交纳律条规定的相应数额的罚金，便可以替代原有刑罚的执行。
宋代的《宋刑统》效仿唐律，保留了“疑狱”专章，规定的内容大体也与唐律相同。
然而至明代，律典不再有“疑罪从赎”的专章规定，对涉疑案件也不再规定一般性的处理办法，而是在具体的条文及例文中分散地加以规定。
清代对涉疑案件的处理大体沿袭明代的规定。
可以说，明清律典一改唐律对待疑罪的态度，不再遵行“疑罪从赎”的一般性的处理原则。
但无论何朝何代，司法实践中疑案是不可避免的，其数量从常理上推断必不在少数。
那么，清时期官府如何处理疑案呢？从清代留存下来的法律典籍、文书史料、刑案资料及民间司法档案等来看，清代对待“重情”案件和州县自理词讼的态度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体现在案件处理程序和案件的最终裁定权上。
“重情”案件，通常为关涉人命、强盗等重罪的刑案，此类案件在程序上通常需由地方审转至中央司法机构审理定夺；州县自理词讼则是可以由州县自行审结的词讼，通常是有关户婚、田土等细事的案件。
相应地，清朝政府对这两类案件涉疑时的处理方式和态度也是非常不同的。
对于“重情”案件，清代律典在秋审条款中规定秋审涉疑的案件，需要经过会审程序后，最终奏请皇帝裁夺。
而涉疑的州县自理词讼的处理方式，律典并没有具体的规定，因而实践中州县官员处理此类案件有着较大的自由裁量权。
清代对待这两类案件的不同态度，是非常值得我们深思的，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可以帮助我们从清代中央对“重情”案件的集权和自理词讼的放权这一司法权架构特点中，发现清代司法权的目的并非仅止于对案件事实的查明和是非的判定，而是通过司法权的行使，进而实现社会治理的终极目标。
读《广古书疑义举例》有感此书详尽地考证分析了古书的文法与修辞规律以及校勘的缪误条例。
作业以小标题的形式清楚的指出古书的规律，然后再从多本书中加以考证举例。
考证详实内容全面。
全书共分为八卷，我对这八卷大致做了归类。
卷一主要讲单个字词，用“异同”，“上下”，“正反”，“首尾”等次做题眼，例如“同名异實”，“上下同词”。
卷二主要讲人物，其中包括人物名上加助字，德业，以及以事名人，以形名人等。
卷三主要讲修辞手法，包括歇后语，双关语，反语，省略等。
卷四主要讲语言的虚实问题，卷五讲引用和叶韵。
卷六讲古文的读法，即一词一读呢，还是两句连读或者是一章分读。
卷七卷八讲古书中出现的错误，卷七主要针对字词，卷八则针对句子事件等。
书中所参考的书籍有《山海经》、《诗经》、《楚辞》、《左传》、《穀梁传》、《论语》、《尚书》、《战国策》、《史记》、《国语》、《论衡》、《庄子》、《春秋》、《礼记》、《汉书》等书籍。
下面是我在读书时的一些理解。
1.古人以基数作序《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去以六月息者也。
”郭象注云：“一去半岁，至天池而息。
”郭以“六”为基数。
按周之六月，相当于夏的四月。
四月气旺，所以鹏在这诗徙南冥。
则“六”就是序数。
郭氏误序数为基数，又误解“息”为休息。
他没有注意到下文“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正是承接“六月息”加以申述。
郭知下文“息”为气而不知上文“息”也是气，致使全文不连贯，大概就是不知古文把基数作序数用吧。
2.古人词序与今不同其中介词结构，古人可以置于动词之前也可以置于动词之后。
《孟子.梁慧王》上“以羊易之”，又曰“易之以羊”。
《老子·恩始章》“报怨以德”。
《论语·宪问篇》作“以德报怨”“以直报怨，以德报怨”，《汉书·卜式传》作“报怨以德，报怨以直”。
都可以证明介词结构的位置，并不拘于在动词之前或之后。
3.以首篇名全书周中孚曰：《史记·太史公字序》“屈原放逐，著《离骚》”，又云：“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
中国古代选举制度读后感读后感一、读中国古代选举制度，就像在看一场跨越千年的人才选拔大剧。
我常常想，要是我生活在那个时候，能凭借自己的本事在选举制度里崭露头角吗？比如说在察举制下，地方长官就像星探一样，到处寻找品德高尚、才华出众的人，像董仲舒就是被察举出来的大才。
这制度初看挺好，可时间一长，有些地方官就开始任人唯亲了。
这就好比一场选秀，评委要是都选自己亲戚朋友，那真正有才华的人不就被埋没了吗？这让我觉得察举制虽然出发点是好的，可实施起来容易变味。
二、九品中正制呢，听起来就像一个等级森严的人才金字塔。
我感觉这制度把人分成三六九等，那些门第高的家族就像站在金字塔顶端的人，轻而易举就能获得高官厚禄。
像王谢家族，那可是门第显赫。
这制度下，寒门子弟就像困在笼子里的小鸟，想飞却飞不高。
你说，一个人的出身就决定了他的仕途，这公平吗？就好像比赛还没开始，有些人就因为家庭背景被内定了冠军，那这比赛还有啥意义呢？三、科举制可就不一样了。
这就像是给所有读书人开了一扇希望之门。
不管你是富贵人家的公子哥，还是穷乡僻壤的穷书生，只要你有才华，就有机会出人头地。
范进中举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吧，他考了多少年才中举啊，虽然他中举后的疯狂有点让人觉得可怜又可笑，但这也说明科举制对读书人的巨大吸引力。
在科举的考场上，那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每个人都拼了命地想证明自己。
这制度就像一把公平的尺子，衡量着每一个人的学问和能力，多棒啊。
四、古代选举制度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
在早期，注重品德的察举制说明当时社会对道德的尊崇。
就像一个大家庭，大家都希望选出来的人是品德端正的，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更好的生活。
要是一个村子选村长，大家肯定也希望选个诚实善良、有正义感的人吧。
可是后来九品中正制看重门第，这就有点本末倒置了，好像一个人的家族光环比他本身的能力更重要，这简直是一种倒退嘛。
五、科举制的出现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风气。
我仿佛看到无数个书生挑灯夜读的场景。
中国古代公关智慧的启迪说到公共关系，我们会想到人。
会想到事。
也就是一门正确处理社会组织与公众关系的学问，也是一门塑造组织社会形象和克服组织形象危机的管理艺术。
自古从今，有着很多很多的典故。
下面就由我根据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来对公共关系就行分析：大家都知道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在处理过程中既不伤君臣和气，又解除了大臣的军权威胁，是历史上有名安内方略。
这是一个典型的成功实例。
宋太祖赵匡胤依靠自己所掌握的禁军大权，轻而易举地完成了改朝换代，为赵姓家族夺取了天下。
赵匡胤从自己黄袍披身的经历之中，深知掌握禁军兵权对巩固政权的重要性，因此，宋朝一建立，他就吸取后周亡国的教训，加强对禁军的控制，并迅速取消了殿前都点检的官职，从此不再设置此职。
赵匡胤登基为宋太祖后，为了嘉奖参与及支持陈桥驿兵变的禁军将领，特升任慕容延钊为殿前都点检，高怀德为殿前副都点检，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石守信为侍卫马步军副指挥使等等。
公元961年，即赵匡胤登基当了皇帝的第二年，他见政局已经控制，赵姓宋王朝正如旭日东升，于是决心解除这些禁军重要将领的兵权。
这年闰三月，赵匡胤解除慕容延钊与韩令坤等人的禁军主帅职务，宣布殿前都检点一职不再设置，让这些禁军主帅到外地当节度使。
因为石守信是自己的拜把兄弟，就让其接替韩令坤任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
此后，宰相赵普多次向赵匡胤提出不应该让石守信等长期掌握禁军的人继续留任，宋太祖起初并不介意。
后来赵普对他说，如果石守信的部下有人作孽，拥戴他们，仿效陈桥驿兵变，将黄袍披到他的身上，这时，石守信还会忠于赵氏家族吗？此话使宋太祖不寒而栗，遂下决心彻底解决禁军将领的兵权问题。
进一步收禁军兵权的由赵普出谋画策，待一切安排好后，于公元961年7月初九的晚朝时，赵匡胤把石守信等禁军宿将留下来喝酒。
当酒兴正浓的时候，赵匡胤突然屏退侍从，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对石守信等人说："我如果不是靠你们出力，得不到的宝座。
但是，你们是不知道当皇帝是多么的艰难呀？我自从做了皇帝后，每夜不是睡不着觉，就是睡觉了做恶梦，实在不如做节度使快乐。
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的历史考察及其启示开展巡视工作是加强党内监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的重大举措。
中国历史源远流长，积累了治国安邦的丰富经验，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巡视监察制度，就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
深入研究我国古代的巡视监察制度，学习借鉴先哲的吏治经验，对于做好新时期巡视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巡视制度是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由封建帝王或中央监察机构经常性地派遣特定的监察官员巡察地方的巡视制度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行政监察制度史上极具特色的内容之一。
从性质上讲，它是建立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基础之上，其直接目的是为以皇权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但是从这一制度实施的客观效果和实际运行过程来看，巡视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对惩恶除奸、匡扶正义、反腐肃纪和吏治清明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因此，从历史中汲取有益的经验为我党今天的巡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一、中国古代巡视监察制度的历史考察中国古代巡视制度的发展经历了较为漫长的历史过程，其孕育于原始社会，初步形成于秦汉，逐渐完备于唐宋，强化于明清，历代相沿，经久不衰，自古就是统治阶级巩固其统治地位，强化提升其统治能力的有效监察手段之一，而且在世界上也是独树一帜，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鲜明特色。
巡察制度最早可追溯到原始社会尧、舜、禹时期，这一时期的主要巡察方式是天子巡狩制，也就是天子亲自对所属地域范围内进行的巡察，以考察地方诸侯的政绩和公德。
尧命舜摄政后确立了“五载一巡狩”制度。
这一制度成为后世巡察制度的历史渊源。
奴隶社会时期，夏、商、周三代基本上都沿袭这一制度。
到了封建社会的战国时期，又有了“巡行”、巡县制度，国君、相国、郡守都可以巡视地方。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也十分重视对地方进行视察，先后五次“巡行”，以加强中央集权的封建专制统治。
汉朝时，汉武帝创设了对地方监察的刺史制度，采用巡视的方法监察郡县，开始了中央政府的监察官员巡察地方的先例。
工作心得：古代疑罪处理原则的异同分析疑难案件的出现在任何社会任何时期的司法活动中都是不可避免的。
就刑事案件而言，疑难案件就是定罪有一定根据、不定罪也有一定理由的案件。
疑罪包括认定事实存疑和适用法律存疑两种情况，但更多的疑难案件是在事实认定方面存在疑问。
对于疑罪，不同历史背景下的司法制度有不同的处理原则和方式。
正式的疑罪处理原则始见于夏商周三代中国古代曾采取神判的方式来解决疑罪，但中国的神判消失得比较早，正式的疑罪处理原则始见于夏商周三代。
《尚书·大禹谟》载：“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
”疏曰：“罪有疑者，虽重，从轻罪之。
功有疑者，虽轻，从重赏之。
与其杀不辜非罪主人，宁失不经不常之罪。
以等枉杀无罪，宁妄免有罪也。
”这里的“宁失不经”应理解为对疑罪被告人不予处罚。
“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是中国最早的关于疑罪处理的原则，为古代社会的疑罪处理问题奠定了基调，也是古代司法文明的宝贵遗产。
“疑罪从轻”“疑罪从赎”的原则在《尚书·吕刑》中得到了具体化：“五刑不简，正于五罚。
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
汉代学者孔安国解释为：“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其当清察，能得其理。
”“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一般理解为，用五刑去处罚犯罪有疑问的，可以减等按照五罚的规定处理；如果按照五罚去处理仍有疑问的，便减等按照五过的规定来处理。
具体的处理方式是“从赎”，每一种拟判处的刑罚都与一定数量的财货相对应，按照《尚书·吕刑》的规定：“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
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
剕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
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
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
”西周以铜作为赎罪财物，锾是一种重量单位。
后世也有人主张“疑罪从无”，例如汉朝的贾谊提出：“诛赏之慎焉，故与其杀不辜也，宁失于有罪也。
故夫罪也者，疑则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则附之与已……疑罪从去，仁也；疑功从予，信也。
摘要：《洪范》是一篇周初记述商朝国家管理经验的文献，其中“稽疑”部分通过六种不同的决策情景介绍了古代中国公共决策的规则，即“天谋”与“人谋”相结合，然而最终的吉或凶则由代表天意的“卜”和“筮”决定，其余三类人的逆或从对决策的结果不产生影响。
因此卜筮人在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卜筮决策实则为披着“神学外衣”的精英决策，实质仍是“人谋”。
接着分析这一决策模式的在古代社会中的适用性及局限性，最后阐述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以及未来的发展趋势。
关键词：稽疑；卜筮；公共决策；精英决策1、引言《尚书》作为儒家经典之一，是中华民族第一部古典文集和最早的历史文献，它记载我国上古时代虞、夏、商、周四代君臣的言论和行事，保存了我国自唐虞至春秋初叶约一千六百年间的丰富、珍贵的历史档案材料，是研究我国上古史和整个古代政治思想文化学术史的重要参考文献和依据。
《洪范》在《尚书》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它不像其他篇内容是以记事为主的，而是在阐发治理国家的原则与方法。
今文尚书29篇是流传至今的《尚书》篇目，其中《洪范》一篇被称为上古公共管理之典范。
它记述的是周武王与箕子之间的对话，箕子向君王陈述“天地之大法”，提出了帝王治理国家必须遵守的九种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畴”，原文曰：“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v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其中《稽疑》描述利用卜筮进行公共决策的过程，需要决策的事项主要包括七种，“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其中“卜五，占用二，衍忒”，即龟兆用前五种，占筮用后两种。
同时此篇也讲解了公共决策应当依循的规则，即君主决策之前要先征询龟占者、筮占者、卿士、庶民的意见，在坚持“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原则的前提下，通过计算决定肯否。
2、古代公共决策规则《稽疑》篇实则是通过箕子授法周武王描述先秦公共决策规则，首先将决策的事项进行了分类，接着描述了占法和筮法的不同地位，接下来就将决策情况分为六种，因为决策相关主体――三类人和两类物的逆从的不同，决策带来的结果或吉或凶。
2.1 六种决策情形本篇采用李学勤绘制表格，展示六种不同的决策情况及其带来的结果。
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
卜五，占用二，衍忒。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
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
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
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
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
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
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
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
[1] 上文引自《尚书?洪范》篇，《稽疑》的原文。
通过对原文的解读，可以列出如李学勤先生所列的表格（表1），表格更清晰地展现了六种不同的决策情况及其结果。
表中第一种情形，天人相互一致，故称为“大同”，自然显示“吉”，这种情况下有利于皇室；第二种情形，王得到卜筮的支持，尽管同卿士、庶民意向相反，仍然无须顾忌；第三、四种情形，卜筮站在卿士或庶民一边，虽然不合王心，事情仍然可行。
也就是基于这两种情形，本文不同意郭沫若所说的“卜筮决策”实质上是迎合王的心理因而完全是一种骗术这样的说法。
通过以上四种情形不难看出卜筮所代表的神意的重要。
神意倾向于王、卿士、庶民三者任何一方，都要遵照去做。
第五种情形，王没有卿士、庶民的拥护，又是卜从筮逆，足见神意并不完全支持。
这时如所卜是祭祀、冠、婚一类内部事务，上述可行；所卜是征伐一类对外行动，则不可为。
原因当是后者如无卿士、庶民同心协力，就更需要假借神的力量。
最后一种情形，卜筮共逆于人，这里的“人”包括王、卿士、庶民三者。
卜筮均为逆，与“人”趋向反对，这表示神意完全相背，此时自然显示“凶”相了。
2.2 实质：精英决策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卜与筮两种“天意”的从逆直接影响了决策结果，是“凶”或“吉”的根本之所在。
因此，一般可以得出，影响决策的主要在于“天意”，而不是“人意”，甚至王本人的意愿。
进一步分析，因为对于“卜”和“筮”最终呈现结果的解读在于“人”，即担任这一特殊职务的人，“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因此这就意味着“稽疑”的结果在于“人”而非“天”。
那么卜筮人的任职资格是什么？这一精英决策模式的在当时的适用性与困境是什么？2.2.1 卜筮人的任职资格根据《周礼》，与卜筮有关的职官属于《春官宗伯》。
如果从较大范围划分，以大卜、大祝、大使为主领的三部分可视为一大部分，再加上后面的都宗人、家宗人，与《左传》定公四年所云“祝、宗、卜、史”相应。
其职文云：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王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其经兆之体，皆百有二十，其颂皆千有二百。
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
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
掌三梦之法：一曰《致梦》，二曰《?s梦》，三曰《咸陟》。
其经运十，其别九十。
以邦事作龟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与，四曰谋，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以八命者赞三兆、三易、三梦之占，以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凡国大贞，卜立君，卜大封，则视高作龟。
大祭祀，则视高命龟。
凡小事，?悴贰９?大迁、大师，则贞龟。
凡旅，陈龟。
凡丧事，命龟。
由此知道，大卜掌管的包括兆、易、梦三种。
其担当在于：观国家之吉凶，以诏救政。
《尚书?金滕》记载了周武王生病，周公“卜三龟”为王求“吉”的事件，足见周公亦是皇族中的卜筮人，在国家的重大决策中占据重要地位。
周公何人？周公一生的功绩被《尚书?大传》概括为：“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圣贤孔子曾曰：“甚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他是周朝的开创者，因此周公旦可谓学识丰厚、博古览今，并且通晓古今历史之道理，能够准确把握历史之动向。
最重要的，卜筮人一定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能够从“龟”纹和“蓍草”中看出门道，加之专业知识的积累，能够分析出其中的深意，及时为君王的决策提供参考。
第二，从德行方面来看，司马迁云：“……是以择贤而用占焉……”，足可以见卜筮人应该是个广受认可的贤人。
贾谊评价周公曰：“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周公集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
”由此可得，卜筮人必也应具备很高的德行，尤其是“忠”，必是德高望重、忠君爱国之人才能担此重任。
第三，从谋略角度来看，卜筮人必也具备深谋远虑之才能，这方面能力不必然与学识成正比，因此单列。
正如周公旦这样有治国谋略之才方能担当大任。
第四，此条目属于推测，不一定具有普遍性。
那便是卜筮人应有皇族、贵族血统，就像周公旦，这样能保证他们的决策着实是为王、为国家考虑，并且帝王也更能采纳他们的建议。
当然，这一点仅限于推断，仅针对与国家决策有关的卜筮稽疑。
关于卜筮人的任职资格的考量，已有文献资料有限，因此本篇引入周公旦这一案例来分析问题，可能不具有广义上的普遍性，但是通过周公在《金滕》篇中的卜筮以及其为人，上述的部分推断也算有据可循。
当然，更为精细、准确的理解自然需要广泛的阅读来不断充实。
2.2.2 适用性司马迁云：“太史公曰：自古圣王将建国受命，兴动事业，何尝不宝卜筮以助善！唐虞以上，不可记已。
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
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
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
”[2]披上神权外衣的卜筮深受皇权推崇，寓神权于政权，原因在于神权的神秘性与不可知为皇权合法性增加了砝码，甚至往往被作为其象征与权力来源。
因此《稽疑》篇常被认为是古代帝王的一项重要的治术，在古代政权更迭中扮演不可替代的角色，推动历史的进程。
第二，卜筮决策亦有对王权的约束之效。
万事都具有两面性，在巩固皇权的同时，卜筮决策，或者蕴含其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亦对王权产生制约。
若卜筮结果为“凶”，则说明王在决策时应该谨小慎微，而不能够推行原来的主张，先不论卜筮的结果科学与否，从这一点便能看出神权对皇权的制约，使王权不能为所欲为。
其次，卜筮的结果也往往能引导帝王进行反思，进行自律，特别当结果显示为“凶”时，更能引起皇室的警觉与反省，以求得长治久安。
第三，就合理性、科学性角度的考量。
由于卜筮人本身特有的才能，这一“精英决策”模式从理论上讲具有很高的可信度与科学性。
卜筮人作为国家的精英层，应该能为国家政策等的制定建言献策，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并且最终促进国家的稳定发展。
2.2.3 局限性稽疑决策的漏洞在于容易被王权利用。
为了巩固自身权力的需要，“假托天意”可谓贯穿中国历史的始终，“皇权利用神权”的现象时有发生。
皇权在畏惧神权的同时，也常利用它。
“奉天承运”四字作为圣旨的开场白不可小觑，加之“皇帝诏曰”，此语一出，便代表这道命令不可违抗，否则死路一条。
这种假托天意的震慑是古之帝王惯用手段，因此随着专制主义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君王权力欲高度膨胀的朝代，稽疑决策的欺骗性可能越大。
第二，精英决策这一模式很多时候与民主决策模式相抵触，精英主义是对民主终极价值的一种解救，是实现民主的一大途径。
但是，以精英主义为基本理论指导的精英决策在现实中如果不加任何约束，很可能走向民主的反面，成为反民主的根源。
精英决策的前提就是精英以代理人的角色行使权力，代替人民决策。
在独立表达民意的过程中，精英的自主地位对民主的侵蚀可能来自以下几个环节：首先，在精英的筛选过程中，理想的政治精英应该是达尔所谓的“多重少数人的统治” [3]，应该是使各种利益集团、社会组织都能够参与决策过程，通过讨价还价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但是这一理想状态很难实现，精英在决策的过程中有形无形关注的是本领域的利益，从而使决策缺少公平地讨价还价与妥协的过程；另外，在精英决策的过程中，对权力的垄断和行使要求精英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公共意识。
否则这种人民选举出的决策层很可能成为一个为自身谋利益的、独立于人民之外的阶层。
3、结语“稽疑”的决策方法在古代属于治术，发端于上古时期，而在后世不断得到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得，古代中国社会的公共决策是包裹着神学外衣的精英决策模式，这一模式有其实用性的同时也存在局限。
随着历史的发展，卜筮稽疑的方法在国家的公共决策中逐渐被淘汰，时至今日，它甚至被视为民间的封建迷信活动而被杜绝。
我国学者李国强指出，“在20 世纪80年代和90 年代差异的背后，隐藏着共同的精英决策模式。
自1949 年以来，精英决策一直是中国政治的显著特征，尽管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沧桑巨变，但精英决策模式却被保存下来了。
”[4]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中国精英决策模式构成比较单一，主要是政治精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