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党性原则的红四军内部争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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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毛之争与红军权力结构演变(上)导语:初创时期的中共党人是一批深受民主思想影响的五四青年,他们1927年创建的红军一度是世界罕见的高度民主的新型军队。
红军中的平等和民主激发了干部、战士的主动性,使得红军拥有了强大的战斗力和凝聚力,能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下生存和发展。
但民主分权制度也带来了明显的弊端,导致众说纷纭、纪律松弛,在残酷战争中甚至引发惨重的失败。
红军领导者毛泽东逐渐倾向于集中权力,而朱德等仍坚持民主分权,1929年春夏红四军爆发了朱毛之争,毛泽东失去多数支持,被迫退出红军。
中共中央从全国各级组织的纷争当中、在与托陈派的斗争当中,认识到极端民主化的危险,强力支持毛泽东。
重回红四军的毛泽东组织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建立政治委员制度,红军的权力结构迅速向集权方向演变,这对于中国革命前途以及现代中国政治制度发展都有深远影响。
关于红军的这段历史,较早的成果是韩荣璋、陈朝响、陈立旭合著的《毛泽东与古田会议》(1995),较新的成果有蒋伯英的《1929:朱毛红军和古田会议》(2009年)、赖宏的《毛泽东与红军•从井冈山到古田》(2007年)、傅柒生的《古田会议》(2006年),他们的成果详略各有不同、取材各有千秋,都比较全面地叙述了那一时期的红军历史和古田会议前的争论,但是对于核心的权力结构问题,没有集中力量进行深入分析。
毛泽东、朱德、陈毅、周恩来这几位红军主要创始人的年谱和传记作者,也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研究,披露了许多没有全面公开的史料,但是由于为尊者讳的传统,对于当年那场激烈的争论,年谱和传记一般都做了淡化处理,有时甚至把原因归于林彪、刘安恭等次要人物,同时限于年谱和传记的体裁,对这一问题也不可能展开深入的分析研究。
1984年龙岩地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辑的文集《重评古田会议》,收集了如肖克、赖传珠、吴仁声等亲历者的回忆,还有张国琦、黄少群、蒋伯英等的研究,这些成果对于后来的研究者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毅和他的“五万言报告书”作者:来源:《华夏关注》2014年第34期1954年4月2日,在华东局扩大会议上,主持华东局日常工作的谭震林赞誉陈毅对中国革命有“三次贡献”。
其中一次,就是1929年陈毅奔赴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协助中共中央解决红四军内部争议问题。
谭震林说:“七次大会到九次大会之间是中国革命很重要的关键……如果没有他到上海把中央的精神带了回去,中国今天究竟怎么样就很难说。
”这“很重要的关键”中,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的“五万言报告书”当书一笔。
1 临阵请缨1929年6月22日,在战火弥漫的闽西,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县城公园右侧小路下的公民小学(红四军政治部驻地)召开。
陈毅代表上届前委作了工作报告。
会场空气紧张热烈,与会代表们对几位领导人提出了很多意见。
按照毛泽东的想法,这次大会是要总结红四军下井冈山以来的斗争经验,统一思想认识,纠正已产生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倾向,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创造发展农村根据地的伟大革命斗争任务。
但是,结果事与愿违。
红四军“七大”不但未能解决红四军党内对红军创建根据地、党的领导原则和政治工作的作用、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反而使问题更加激化,以致连毛泽东的中共中央委任的前委书记职务也被“选”掉了。
这让当选新前委书记的27岁的陈毅感到恐慌。
大会只开了一天,虽然对红四军长期存在的争论作了一次展开,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但并不彻底。
陈毅自己也认为,大会通过的《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只是一个折中的决议案,“并没有把问题彻底解决了”,即便写到决议上的内容,也还有待于中央的指示和批准。
对此,时任红四军秘书长的江华这样评价:“是客观的历史局限性所决定,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意志所能转移。
”其时,远在上海的党中央一直密切关注着这支全国最强大的红军部队,不断通过福建、江西、广东省委向他们发指示。
但由于赤白区域间的严重封锁和交通险阻,加之红军一直在流动作战,通信联络十分困难,中央对红四军的情况很难得到及时而具体的了解。
古田会议[gǔtián huìyì]1929年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古田会议,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在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红军第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12] ,因会议在福建省龙岩市上杭县古田村召开,史称“古田会议”。
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为纠正党内和军队中出现的极端民主化、非组织化等错误倾向,毛泽东同志首次提出“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思想,为党的建设指明了正确方向。
这次会议解决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特殊国情中建党、建军的历史性难题,对中国革命产生深远影响,因而在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发展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古田会议旧址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与朱德、陈毅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在井冈山胜利会师,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
11月,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书记。
随后,红四军在朱德、毛泽东、陈毅等领导下,打破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围攻,并于1929年1月起向赣南、闽西进军,开创了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革命队伍的扩大,红四军及其党组织内加入了大量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出身的同志,加上环境险恶,战斗频繁,生活艰苦,部队得不到及时教育和整训。
因此,极端民主化、重军事轻政治、不重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流寇思想和军阀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在红四军内滋长严重。
作为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的毛泽东曾力图纠正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
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红四军党内特别是领导层内在创建根据地、在红军中实行民主集中等原则问题上存在着认识上的分歧和争论,特别是在是否设置军委问题,发生激烈争论。
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没有能够为红四军领导层的大多数同志所接受。
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党内思想矛盾及解决途径作者:张友良来源:《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2017年第05期[摘要]井冈山斗争时期,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这是红四军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来源和形成党内思想矛盾的客观原因,也是认识和解决问题的基本前提。
对红四军党内的分歧和矛盾,毛泽东认为本质上是思想路线问题。
这一矛盾主要体现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问题;党的思想领导和保持党先进性纯洁性问题;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
从秋收起义到引兵井冈再到古田会议,毛泽东在探索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一直致力于清除党和人民军队中存在的非无产阶级思想,首次提出“党内生活政治化”的论断,开启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新思路,成功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环境下党的发展和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问题。
[关键词]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党内思想矛盾;党内政治生活;思想建党[中图分类号]D23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7)05-0059-07如何在复杂的农村环境中、在以农民成分为主体的小生产者的汪洋大海里,建立起一支具有无产阶级先进思想意识的先进政党和军队,是中国共产党在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面临的崭新课题。
从三湾改编到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再到古田会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面对党内思想矛盾时,主动开展积极健康的思想斗争,找寻正确的解决方法和策略,成功解决了在农村游击战环境下党的发展及如何保持先进性纯洁性问题,为中国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从根本制度和根本机制上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90周年之际,回顾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井冈山斗争时期红四军为解决党内思想矛盾作出的艰辛探索,对于推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研究和人民军队建设研究,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一、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构成党的组织基础的最大部分,使“…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中国是一个农民成分占绝大多数的农业大国,这种国情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建立和发展过程中必然会产生许多矛盾和问题。
1929年12月,古田会议: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者:陈标华来源:《小康》2016年第14期位于龙岩市上杭县古田镇的廖家祠堂,在风雨中飘摇矗立百余年,然而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却见证了一个神奇而伟大的转折。
如果当年毛泽东、朱德、陈毅未曾在这里召集过一次会议,中国革命的道路会去向何方?1929年底,闽西山区天寒地冻,位于梅花山腹地的古田镇进入了一年当中最冷的季节,南方少有的漫天飞雪不期而至。
然而,一场被誉为“中国革命里程碑”的会议在这里召开。
而这个原本默默无名的山区小镇,从此在中国革命版图中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龙岩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主任林炳玉告诉《小康》记者,古田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而会议上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其精神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时至今日,古田会议会址作为人民解放军的“军魂”所在地,仍然有众多的国家领导人前往这里参观、瞻仰。
2014年10月30日,被称为“新古田会议”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古田镇召开。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
实行革命的政治工作,保证了我军始终是党的绝对领导下的革命军队,为我军战胜强大敌人和艰难险阻提供了不竭力量,使我军始终保持了人民军队的本色和作风。
从古田会议召开那天算起,至今近87年。
当硝烟褪去,放眼革命老区闽西,绵延的山地布局仍然是这里的基本地貌。
作为当年中国工农红军的的革命圣地,古田镇在时代大潮中又如何把握自己的历史使命和前进方向呢?闽西,山林林立,沟壑纵横,交通阻隔,为千百年来中原庶士南迁之客家祖地。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失守后,朱德、毛泽东、陈毅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简称“红四军”)不断克服艰难险阻,在这里建立起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后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基础。
红四军,是当时全国红军中队伍最大、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被称为朱毛红军。
1.陈毅的“补品”1928年冬,担任红四军政治部主任的陈毅,到二十八团传达红四军军委会议精神.他赶了一夜路,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到。
二十八团党代表何长工笑着说:“陈毅同志,今天我请客.”这话被侦察班的战士听到了.其中有几个从旧军队改编不定期来的战士议论开了: “听见没有,陈主任来了,就特别招待”。
“当官的总比当兵的吃的好一点嘛”!“不会吧”,另一个战士严肃地说: “前不久,我们不是听说人家讲过陈主任和战士同甘共苦的故事吗”?大家想起了那个故事:陈毅带着队伍来到一座高山上,正值下大雪.陈毅和战士们一样,一身单衣,一双草鞋,几天喝不上一口粥.这时炊事班不知从哪儿弄来了点米,大家高兴地围过去,七嘴八舌,都说应该给陈毅同与做一碗白米饭吃.陈毅却坚持要炊事员把这点米和野菜拌在一起煮,大家一样,都吃野菜拌饭。
“百闻不如一见,这回我们要亲眼看看”。
大家把脚步放得很轻,赶支团部窗外,透过薄薄的窗户纸往里看,只见何长工拿出一个小纸包,笑着说: “吃吧,这东西你一定爱吃.”陈毅问: “什么呀?”“这是冬天最好的“补品”.我是湖南人,你是四川人,我晓得,都是爱吃这种“补品”的.”陈毅看了看小包里的东西,笑道: “我们一起补吧.”他们究竟吃的是什么?有的战士急不可耐地用手指戳破窗户纸,一看全愣了,原来,陈毅.何长工和大家一样,吃的是南南瓜汤.红米饭,小纸包里的是一些辣椒面…….2.毛泽东从严治党的故事1937年10月,参加过井冈山斗争的抗大第六队队长黄克功,因向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求婚不成,开枪将其打死.为维护法律尊严,边区高等法院依法判处黄克功极刑.毛泽东亲自给边区高等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说“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6.朱德不做“特殊党员”抗日战争时期,朱德虽身为八路军总司令,但却处处自己当做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来看待.他经常说: “党内不能有特殊学员.”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如何何对待经济困难,成为当时突出的政治问题.1939年2月,毛泽东代表党中央,在生产动员大会上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朱德所在的党小组根据党总支的要求,也开会给小组成员安排生产任务,同志们看到朱德工作很忙便没有通知他开会,也不打算分配他生产任务.没想到,会后的第二天,朱德就找到党小组长问: “昨天的会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呀”“我们看您太忙,不打算给您分配什么生产任务,所以…….”哎,那怎么行?毛主席号召我们自己动手,克服困难,这么大的事,也有我一份呀.”接着他又亲切地说:“在我们党内每个人都是普通党员,党内不能有特殊党员.以后,这样的会议都要通知我参加.”根据朱德的要求,党小重新开会研究了生产任务分配问题,给朱德和一名炊事员.一名警卫员分配了种机关二亩菜地的任务.从此,每天傍晚,人们都能看到朱德总司令和炊事员.警卫员一起抬水.浇地.薅草.12.周恩来向农户道歉抗战胜利后的延安,生活仍很困难.有一次,警卫班几个战士凑在一起,想给周恩来副主席弄点吃的补补身子.警卫战士小魏出了个主意,拿四双破布鞋去农户家里换了一条.周恩来知道后,严肃批评小魏说: “四双旧鞋能换到一条狗吗?老百姓之所以跟你换,是因为他们相信共产党,我们决不能侵犯老百姓的利益.”第二天,周恩来带着小魏找到农户家里,向农户道歉,并亲自付了钱.13.毛泽东用稿费还“债”1961年秋的一天,在一次会面时,毛泽东对章士钊说: “共产党不会忘记为她做过好事的爱国者.当年你支援留法勤工俭学的那笔款两万元,是我经手借的,一部分给了去欧洲的同志,一部分带回湖南开展革命活动.”章士钊说“区区小事,何足挂齿.再说,这笔钱在当时是向社会名流募捐的,我不过是尽一份力罢了.”毛泽东诙谐地说: “有借有还嘛,现在我有稿费可以还“债”了.”从那以后,每年农历正月初二,毛泽东的秘书都会把2000元人民币送到章士钊家,直到1971年整整十年.后来停了一年,毛泽东发现了,便对秘书说: “这钱不能停,还要还“利息”呢?”于是1973年春节,他的秘书又从他的稿费中取了2000元送给章士钊.这时章士钊因病住在北京医院,接到这份“礼物”时,他激动得双手发抖,对家人说: “主席既讲信义又清廉,真不愧为人民的好领袖啊!”14. “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列宁的一生,无论是处理党和国家大事,还是处理同志间的关系都坚持党性原则,只讲真理,不讲面子.他的一句名言是: “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1913年,列宁在一封信中谈到是否对“前进派”联合的部题时告诉高尔基说,如果“前进派”联合的的问题时告诉高尔基说,如果“前进派”能从历史的惨痛中吸取教训,回心转意,那么一切个人的东西立刻就会烟消云散,否则, “那就请勿见怪:交情是交情,公事是公事.我们不惜任何牺牲向诽谤马克思主义或歪曲工人政党政策的各种企图进行斗争.列宁这里所说的斗争主要是指同“前进派”,同时也包括了同高尔基的错误观点的斗争.我们知道,列宁同高尔基之间交往密切,友谊深厚.但是,列宁并没有因此而对高尔基思想上的弱点放弃批评和斗争,同时,也没有因为这种批评和友谊.相反恰恰是这种同志式的批评和怕要的斗争使高尔基更加布尔什维克化了,凶们的友谊更加真挚和纯洁了.15.毛岸英的一封家书毛岸英赴朝参战前的1950年10月24日,曾给他表舅向三立(杨开慧的表弟)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新中国之所以不同于旧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不同于国民党,毛泽东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毛泽东的子女妻舅之所以不同于蒋介石的子女妻舅,除了其他更基本的原因以外,正在于此: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时代已经过去,靠自己的劳动和才能吃的时代已经来临了.”“反动派常驻骂共产党没有人情,不讲人情,如果他们所指的是这种帮是这种帮助亲戚朋友.同乡同事做官发财的人情的话,那我们共产党正是没有这种“人情”,不讲这种“人情”.共产党有的是另一种“人情”.那便是对人民的无限热爱.对劳动大众的无限热爱,其中也包括自己的父母子女亲戚在内.当然,对于自己的近亲,对自己的父,母,子女,妻,舅,兄,弟,姨,叔,是有一层特别感情的.如果这种特别感情超出了私人范围并与人民利利益相抵触时,共产党是坚决站在后者方面,”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岸英反对特殊化,反对利用职权为亲友牟取私利,提倡为政清廉的高尚;思想品德.16.毛泽东交伙食费毛泽东一生生活俭朴,对吃穿住用从不讲究,即使是外出视察,也是轻车简从,饮食简单,从不超过标准,且交足伙食费.1965年5月22日,毛泽东重上井冈山,吃的是红米饭.素炒苋菜.豌豆炒肉丁等家常饭菜.5月29日,毛泽东离开茨坪宾馆财务室会计雷良钊天天开惯了发票.他噙着热泪认认真真地在交款人一栏中写下“首长”二字,然后依次天出3张发票,票证为“江西省井冈山管理局交际处”.住宿时间7天,每天伙食费2.50元,共17.50元,交粮票23斤购米款每斤0.12元,计2.76元.发票开具时间为:1965年5月29日.17.彭德怀的“三原则”彭德怀是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勋,有一次,他南下检查战备和国防工程,回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家做客.许世友在桌上只摆上四样菜:炒豆芽.土豆丝.烧豆腐.炒肉.对许世友的不客套,不摆谱,不铺张,彭德怀十分高兴地说: “我们都有是“出家人,都应该爱国家之财,爱人民之财.管“公”的人要牢守三条:第一自己不贪,第二不给人家送,第三敢把厚脸皮的上司.熟人挡回去.有这三条,才能保得住“公”!才能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崇俭朴,大公无私,吃请从简,不花公家一分钱,令人敬佩.我们每个同志都要像他们那样从自身做起,坚持原则,自觉抵制公款吃喝风.20.决不能搞特殊化1963年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同志到苏州看望病中的陈云同志.当周总理离开苏州时,接待人员送了一些“苏式糖果”,邓颖超立即要随行人员付钱,总理还要来发票,问是不是市场价,当了解是成本价时,总理一定要按市场价补上,并严肃地对接侍人员说: “我们是人民的勤务员,决不能搞物殊化.你们做接待:工作的同志要切记这一点!”21.廉洁无私抗美援朝时,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因公出差顺道探望他,带来了黄克诚同志送的一些湖南的土特产和一匹夏布.彭德怀老总让人把湖南土特产分成若干份,分送给作战.机要等部门和同志.还剩一点布,他让妻子交给在北京的后勤部长.彭德怀总司令和住房又旧又小,后来左权同志的女儿也住到他家,住房就更困难了.彭总夫妇经反复商量,决定盖两间小平房,精打算下来,还需一千多元,彭总一听就说: “一千多元,能买多少小米?能买一万多斤!这要多少农民的劳动!又能养活多少人!不盖了!”23.廉洁的党员陈毅的父母想回四川老家安度晚年.陈毅给负责陪送的同志约法三章:一.把两位老人直接送到妹妹家,不要惊动省委.二.找普通的房子住,不向机关要房子;三.安家事宜,自行解决.。
福建省上杭县古田镇,冬日暖阳下,“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熠熠生辉。
这8个搪瓷烤制的大字其实是份特殊的“礼物”。
1969年11月,它们从福州运到了社下山前的廖氏宗祠。
用于纪念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40周年。
1929年,在这座四合院式的砖木结构平房里,召开了著名的古田会议。
字约3米见方,水泥钢筋为基,立在了廖氏宗祠背后的山坡前。
从那以后,“古田会议永放光芒”8个大字便与会址一起,定格为世人所熟知的红色丰碑。
驻足会址前,90多年来的波澜壮阔卷起万千思绪——永放光芒的古田会议,留下了怎样的精神财富?思想建党一面绣着代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青团的英文缩写的旗帜,陈列于古田会议纪念馆。
“这是红军组织入党入团宣誓用的旗帜。
”来自古田会议纪念馆的讲解员介绍,古田会议之后,红四军明确了入党新条件。
“政治观念没有错误的(包括阶级觉悟)。
忠实。
有牺牲精神,能积极工作。
没有发洋财的观念”——这些“以后新分子入党条件”,就写在古田会议决议里。
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过8年多,虽朝气蓬勃,却也面临困难的局面。
怎样使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真正成为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事实上,从党的一大到党的六大,并未真正解决党的建设问题。
党的六大确立的党章第一次讲了入党资格,但没有具体的党员标准,也没有涉及思想建设。
强军兴军,从古田再出发破题人是毛泽东。
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曾提出“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问题。
古田会议决议更是开宗明义: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这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
若不彻底纠正,则中国伟大革命斗争给予红军第四军的任务,是必然担负不起来的。
决议列出了红四军党内的8种错误观点,逐个论述其具体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
会议决议所规定的基本原则,集中体现了“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这一独特的党的建设道路。
这些原则,不但很快在红四军中得到贯彻,而且随后在其他各部分红军中也逐步得到实行,对以后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朱毛争论是红四军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重大事件,朱毛争论有着深刻的思想根源,为了解决朱毛争论问题,陈毅起草了红四军党的七大决议案,决议案以第三方观点评判朱、毛争论,为代表大会所通过。
本文通过对红四军党的七大的背景和决议的研究,探讨当时陈毅的思想观点,并从一个侧面揭示当时红四军党内的思想状况。
一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
会师后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为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毛泽东是党内农民运动专家,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秋收起义失败后,在三湾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和改编,三湾改编后,党支部建在连队上,军队由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的一切大事都必须经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但毛泽东当时还不太懂军事,自称“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也没学过军事,怎么知道打仗呢?”①可以说,他当时是以知识分子身份通过党组织来统领军队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过去做过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统一战线工作,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
恰恰由于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思想上也就不受旧军队条条框框的束缚和影响,能够根据现实的需要对旧军队做彻底的改革。
为了生存、发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秋收起义队伍进军井冈山,开展了工农武装割据,全方位加强党、政、军制度建设,加强对党内和军队的思想教育,做到“精密考察事情,严正督促工作”。
朱德早年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在加入中共之前已经是著名的军事将领。
曾到欧洲留学,又在苏联学习军事。
南昌起义时担任第九军副军长,南昌起义失败后,他率领起义军余部继续坚持斗争,先后在天心圩、大庾、崇义县上堡进行整顿,整编部队,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加强党的领导。
同时还加强部队的军事训练,研究新的战略、战术。
朱德作为职业军人,有着丰富的军事阅历,“他虽然在政治上有高超见解,但更是一个行动家和一个军事组织家”。
坚持党性原则的红四军内部争论(下)作者:刘建管严来源:《祖国》2018年第21期红四军争论的性质考察历史问题往往需要把历史事件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
在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朱毛红军在克服各种困难、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围绕着红军建设的一系列方向和原则性問题不断进行艰辛而有益的探索,并在丰富的革命实践中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领导的一系列原则制度。
其中,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第一次在军队中实行了“班或排建立党小组,连队建立党支部,营、团建立党委”的新制度。
朱德则通过“赣南三整”,整顿了南昌起义部队余部的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实行了“将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选派优秀党员到各个连队担任政治指导员”的制度,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朱毛两人不约而同地在同一时期不同战场上确立的一系列制度,是朱毛二人关于党对军队领导方式的有益探索,对起义部队失败后的生存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为井冈山会师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因而朱毛会师井冈山后创建的红四军,虽然还存在很多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和行为,但已经开始区别于旧军队,主要是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军队里有了一定基础。
尽管在以“要不要设立军委”为焦点的争论中引发了更多的讨论:如出击湘南、坚持井冈山斗争、赣南游击等;如军需制度、宣传兵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等;如经济政策、对地方武装的政策等;以及“过去党有没有家长制度倾向”、“过去党有没有代替群众组织的错误”、“过去是不是上级党部包办了下级党部的工作”等等。
但这些讨论和争论都是在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党性原则的前提下进行的。
朱德在确定实施党领导红四军的基本原则方面与毛泽东目标是一致的,但在党以什么方式领导红四军问题上有不同意见。
毛泽东和朱德由于个人风格、思维方式、斗争经验等不同,产生了这样那样的思想碰撞、认识差异甚至是激烈的争论,这些都在所难免。
他们之间的争论,是从“党的最高利益”出发,毫不计较个人得失进退的同志之间的争论。
在要不要设立军委等问题上,从秋收起义部队中成长起来的干部有很多不支持毛泽东,而从南昌起义过来的部队也有许多不支持朱德的看法。
曾参与这场争论的萧克曾这样描述:“这次党内争论的性质‘不仅是朱毛闹意见,不仅是组织原则的解释不同,实由于过去党的斗争历史上各种不同的主张,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僵持着,历久不得解决,加上组织上有缺陷,及党内批评精神缺乏,造成这次争论总爆发,但这并不是简单的两种路线思想的斗争结果”。
[萧克:《朱毛红军侧记——关于红四军党的“七大”》。
]一场因恢复临时军委引起的争论,加上刘安恭、林彪的推波助澜,发展到红四军最高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的意见对立,很显然,这场争论不可避免地加入了一些个人意气。
但双方的出发点却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不是为了个人向“党的领导”争权夺利。
他们都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红军,目的都是为了建立起和建设好一支党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
事实上,在红四军领导人之间的争论过程中,始终坚持了共同的革命理想、坚持了党性原则,坚持了奋斗目标,坚持了群众路线,坚持了民主集中。
毛泽东也认为:“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
只有赶快调和敷衍了事,抹去了两方的界限,以归到庸俗的所谓大事化为小事才是退步”[《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通过争论,人们“一定能选择并拥护一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前进的意见。
四军改造的工作由此可以完成,四军的党由此可以得到一极大的进步,这是绝对无疑的”。
[《毛泽东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朱德对争论也有同样的认识,他指出:“此次的辩论,不但对党没有损失,并且使党有大的进步”,“斗争之结果,必然是好的”,“各个同志积极的斗争,使党内一切不正确的一切错误,都要全部洗除,努力建设新生命的党”[《朱德年谱》新编本(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版。
]。
朱德和毛泽东始终是心心相印的亲密战友。
这也正是建军初期我们党对“建设什么样的红军、如何建设这支红军”的有益探索。
通过这场争论,红四军内部进一步端正了思想方法、克服了错误倾向,达成了广泛共识,加强了团结,为《古田会议决议》最终形成创造了必要而又充分的条件。
红四军争论的主要成果一是迎来了中央的“九月来信”。
红四军内部的这场争论和红四军召开的“七大”,党中央都在关注着。
不久,红四军前委接到中共中央“四月来信”,要红四军派一名得力干部去上海参加中央政治局召集的军事会议,汇报红四军情况。
7月29日,前委全体成员在蛟洋召开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提议由毛泽东和陈毅一同去上海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毛泽东不愿意去,前委就决定陈毅一人前往上海。
临走之前,陈毅专门来到蛟洋诚意地请毛泽东回前委主持工作,毛泽东说身体不好,不能回去。
这样,就由朱德代理红四军前委书记。
毛泽东久病不能随军,陈毅去中央汇报工作未归,前委实际上只有朱德独挑大梁。
朱德既要指挥作战,又要负责政治工作,一人当作两人用,“因此应付不开”。
为了尽快健全前委机关,加强红四军党的建设,朱德不仅亲自写信要毛泽东回来,还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和中共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作出了请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前委工作的决议。
看过朱德给毛泽东写的信并参加过这次前委会议的郭化若回忆说:当时,“朱德曾写信要毛泽东回来,毛泽东回信说:‘我不能随便回来’。
”1929年8月下旬,陈毅抵达上海向中央实事求是地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
中央政治局专门召开会议,最终形成了陈毅起草、周恩来审定的《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
信中肯定红四军建立以来的成绩和经验,对红四军工作任务作了一系列明确指示,对红四军党的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提出批评,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明确指出“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必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并接受。
”指出在目前的游击状况下,前委与军委无需采取两重组织制。
周恩来嘱咐陈毅,回去后要把毛泽东请回来,继续主持前委工作,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并说最好能有一个文件决议,使大家会后有章可循,按规定办事。
10月22日,陈毅携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回到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与朱德见面。
朱德表示坚决服从中央指示、完全同意毛泽东回到前委主持工作。
10月23日,陈毅派专人把中央的“九月来信”送给毛泽东,并附自己的一封信,信中促请毛泽东回前委工作,信中说“七大没有开好,我犯了错误。
中央认为你的领导是正确的。
四军同志盼你早日归队,就任前委书记。
这是中央的意思,也是我和玉阶(朱德)以及前委的希冀。
”陈毅坦诚地承认了自己的鲁莽和过失。
另一方面和朱德等前委同志商定,开始筹备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
随后陈毅又两次用快马给毛泽东送信,请他回来。
毛泽东连收陈毅的三封信,他理解陈毅的真诚用心,最后回信表示可以回到红四军前委工作。
11月26日,毛泽东回到长汀,见到朱德、陈毅后,陈毅、朱德当面向毛泽东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承认自己说了一些伤害朱德、陈毅感情的话,并请朱德、陈毅多多包涵,三位领导人的手再次紧紧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还在《致中共中央》的信中说道:“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和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蛟洋到达汀州,与四军会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
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经完全达到。
惟党员理论常识太低,须赶紧进行教育。
”二是胜利召开了“古田会议”。
中央“九月来信”的指示以及毛泽东回到红四军前敌委员会重新主持工作,标志着这场争论已经有了基本的定论。
为了进一步统一全軍党内的思想,红四军急需召开一次党的代表大会。
1929年11月28日,毛泽东在长汀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会上作出决定:召开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用各种方法力量建立红四军的政治领导,纠正党内各种错误倾向,扫除红军内部一些旧的封建残余制度。
这以后,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紧密配合,为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做充分的准备工作。
他们利用作战间隙,召开纵队的党代表联席会、地方干部座谈会,找干部战士谈话,仔细调查部队和党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和反映,共同研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和解决的办法。
12月3日,毛泽东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连城县新泉,他们俩住在一起,一面领导红四军的整训,一面筹划召开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
红四军新泉整训,既是我党建军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一次民主整军运动,也是中国工农红军乃至人民军队第一次正规的军政整训。
在为期十天的整训中,毛泽东、陈毅主要负责政治整训,朱德主要负责军事整训。
经过整训,大大提高了党对军队的领导,使红军广大官兵明确红军存在的意义、性质和作用,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加强组织纪律性,部队的军事技能、指挥能力、战术水平、条例条令的法规意识都有了很大的提高,部队面貌焕然一新,为随后古田会议的胜利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月28日至29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在上杭古田召开。
毛泽东作了政治报告,朱德作了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中央九月来信。
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
按照“政治观念正确,工作积极,有斗争历史”三个条件,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等11人为前委正式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后来在延安,朱德又特意谈到了这次会议在我党建军历史上的重大意义,他说:关于如何建军,当时红四军内部曾发生过争论,表现在四军第七次和第八次党代表大会上。
争论点为:红军已经发展到一个新规模,需要有一套新办法,就像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通过的那样一套新办法,才能进一步建设无产阶级的新军队。
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的决议是红军建设的纲领。
后来大家执行了这个纲领,因而使我军又有了更好的发展。
三是毛泽东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古田会议刚结束,毛泽东收到了林彪写给他的《新年贺信》。
信中,林彪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很悲观,对建立巩固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缺乏信心。
因此,他建议毛泽东采取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
这实际上是流寇主义。
而流冠主义在红四军争论中就讨论过,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毛泽东更是把它作为一个问题来批评过。
当时,林彪产生悲观情绪并不是偶然的。
1929年4月,毛泽东、朱德收到中央“二月来信”,要求毛泽东、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中央,以便“隐匿大的目标”。
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
但这封信还是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后,毛泽东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不是今天才有的,而是较长时间以来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思想。
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