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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廊坊反面典型案例剖析材料1. 引言1.1背景介绍背景介绍廊坊市位于中国河北省中北部，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节点城市之一。
由于其地理位置优越，廊坊市近年来经济发展迅速，成为中国华北地区重要的经济中心之一。
然而，随着廊坊市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不和谐的现象也开始浮现。
其中，涉及廊坊市政府及相关部门的一些反面典型案例引起了广泛关注。
这些典型案例中，部分政府职能部门在工作中出现了廉政问题，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廊坊市政府的形象。
案例中不透明的决策过程、虚假宣传、滥用职权、不作为等情况频频出现，引起了社会的强烈不满和批判。
另外，廊坊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一些投资项目出现了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问题，给当地和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破坏。
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而忽视环境保护，导致水源受到污染、大气污染严重等环境问题。
此外，廊坊市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也面临不小的问题。
在一些土地开发与利用的项目中，存在权力寻租、非法占用、违法建设等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引发了社会不稳定因素。
针对这些问题，廊坊市政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加强廉政建设、环境保护和土地资源管理。
然而，这些措施的实施效果需进一步跟进和监督，以保证廊坊市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1.2目的和重要性目的和重要性河北廊坊反面典型案例剖析的目的是以具体案例为参照，深入分析河北廊坊地区存在的问题，剖析其原因和影响，从而形成全面的认识和理解。
这样做的重要性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河北廊坊地区作为中国重要的经济发展区域之一，其反面典型案例的剖析可以深入揭示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矛盾。
通过具体案例的剖析，可以发现案例背后的问题所涉及的经济、政策、社会、环境等多个方面，从而使人们对经济发展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其次，河北廊坊地区反面典型案例的剖析可以为其他地区提供借鉴和警示。
不同地区的发展环境和问题各不相同，但通过对河北廊坊地区的案例剖析，可以总结出一些普遍适用的经验和教训，为其他地区的改革发展提供参考。
社会组织行为案例分析————以壹基金为例【摘要】深圳壹基金公益基金会，简称壹基金，是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于2010年12月3日在深圳注册成立。
壹基金专注于灾害救助、儿童关怀、公益人才培养，开展有“壹基金温暖包”、“壹基金联合救灾”、“海洋天堂计划”、“蓝色行动”、“为爱奔跑”等特色活动。
和其他社会组织相同，壹基金的发展也存在着优势和弊端。
在公众的称赞和质疑声中，壹基金逐步发展。
针对壹基金发展沿革和现状，本组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及讨论分析，将在下文提出相关意见和建议。
【案例】一、壹基金简介从2007年，李连杰先生创立启动了中国第一家民间公募基金会——壹基金，并与中国红十字会合作设立“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以独立运作的慈善计划和专案的形式在中国大陆开展公益事业；到2008年，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以私募基金会的形式注册成立；再到2010年，“中国红十字会李连杰壹基金计划”及“上海李连杰壹基金公益基金会”清算注销，在深圳市民政局的大力支持下正式注册成立拥有独立从事公募活动的法律资格的深圳壹基金。
壹基金倡导“壹基金壹家人”的全球公益理念，推广每人每月1块钱，一家人互相关爱彼此关怀的慈善互动模式。
以“尽我所能，人人公益”为愿景，致力于搭建专业透明的壹基金公益平台。
二、壹基金管理（一）资金管理与财务审计除了与其他公益基金组织相同的资金募捐渠道，壹基金创造了一项独具特色的公益网络募捐模式——开网店卖“爱心”。
即在天猫开设“壹基金官方公益店”，淘宝用户只要拍下爱心宝贝（虚拟单品），经客服点击发货（虚拟发货）后，点击确认收货便可完成捐赠。
壹基金还开创了善款管理的全新模式——在国内首试银行托管善款。
壹基金在招商银行开设专门账户将善款交由银行托管。
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将对善款的使用进行审计。
同时每一季度公布季报，每一年度公布年报，向公众详细介绍“壹基金”的善款募集和使用情况。
社会组织与社区合作案例1.项目背景街头儿童是指没有固定居所，依靠在街头乞讨或者从事其他类似活动维持生活的儿童。
他们通常缺乏基本的生活照料和教育机会，处于弱势地位。
社会组织A从2005年开始关注街头儿童问题，并与社区B合作推出了街头儿童关爱项目。
2.项目目标-提供街头儿童基本的生活照料，包括提供食物、住所、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提供街头儿童教育机会，包括入学，提供学习资源，组织课外活动等；-提供心理支持和社交技能培训，帮助街头儿童适应社会生活；-通过社区的参与和支持，创造一个温暖、健康的环境，让街头儿童能够融入社区。
3.项目实施(1)社会组织A与社区B签订合作协议，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2)社会组织A设立专门的街头儿童关爱中心，提供食物、住所、卫生设施等基础设施；(3)社会组织A与社区B一起开展募捐活动，筹集项目所需的资金和物资；(4)社会组织A与社区B合作成立教育团队，负责街头儿童的入学事宜，并提供学习资源，组织课外活动等；(6)社会组织A鼓励社区居民参与项目，提供志愿者支持，组织各种社区活动，让街头儿童渐渐融入社区。
4.项目成果(1)街头儿童得到了基本的生活照料，不再流落街头，拥有了一个温暖、健康的家；(2)街头儿童获得了入学机会，接受了基础教育；(3)街头儿童的心理状况有所改善，学会了处理情绪，具备了基本的社交能力；(4)社区居民更多地关注街头儿童问题，积极参与项目，为街头儿童提供更多的支持。
5.项目评估与改进社会组织A和社区B定期评估项目的实施效果，收集相关数据和反馈意见，并根据评估结果不断改进项目。
例如，根据街头儿童的需求调整服务内容，加强社区居民的参与度等。
通过社会组织与社区的合作，此项目有效解决了街头儿童面临的生活、教育和心理等多方面的问题。
这种合作模式充分发挥了社会组织的专业性和社区的资源优势，实现了街头儿童关爱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同时，社区居民的参与也增强了对街头儿童的关注，并且有助于推动形成一个更为包容与关爱的社区文化。
自党的十九大将社会组织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以来，社会组织在基层社会治理实践中的重要性逐渐彰显，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1]65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意见（试行）》，明确要求党组织在社会组织中发挥政治核心作用。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要增强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加强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党的建设[2]68。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我国已登记社会组织90万个，社会组织领域共建立基层党组织17.1万个[3]，基本落实党建“两个覆盖”工作中应建尽建的要求。
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挑战党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三重路径——基于武汉市W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案例分析○曹胜亮1陈沚欣2（1.武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武汉工程大学党建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湖北武汉430205）[摘要]在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面临着新形势、新问题和新挑战的背景下，加强社会组织党建已成为新型政社关系的重要着力点。
将党建嵌入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既是符合当前时代所需的现实诉求，也是社会治理的重大理论突破。
长期以来，政治惯性与政治合力使得中国共产党和社会组织形成了“领导—被领导”的关系模式，促进了政党、政府和社会组织三者的良性互动，“党社关系”互动成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重要方式。
武汉市W社会组织创造性地将党建工作赋能社会组织治理，通过党组织实现组织、资源和制度的三维结构性嵌入，以构建主体意识、强化内在联系、塑造共同行动的三重路径提升助力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生命力，增加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身份认同和集体意识。
武汉市社会组织党建工作通过多示范、多区共振达到协同共建效应，丰富了社会治理的行动策略，使社会组织可以更灵活、高效地应对社会治理变化，为新时代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提供了全新视角。
“元网络”策略：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效果的理论解释基于多案例的分析一、本文概述本文旨在探讨“元网络”策略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效果，并尝试基于多案例的分析提供理论解释。
随着社区治理的深入推进，社区社会组织作为连接居民、促进社区发展的重要力量，其培育与发展逐渐受到关注。
元网络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网络组织形式，其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应用潜力逐渐显现。
本文将通过深入分析多个实践案例，揭示元网络策略在培育社区社会组织中的实际效果，并探讨其背后的理论逻辑和影响因素。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采用多案例研究的方法，通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案例，进行深入剖析和比较。
这样不仅能够更全面地了解元网络策略在不同情境下的应用效果，还能够通过案例间的对比，发现其共性和差异，从而更准确地把握元网络策略的核心要素和关键机制。
在研究内容上，本文将首先梳理元网络策略的相关理论，明确其内涵、特点及其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的应用方式。
通过对多个案例的详细描述和分析，展现元网络策略在不同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实践中的具体运用和效果。
在此基础上，本文将进一步提炼和总结元网络策略对社区社会组织培育效果的理论解释，揭示其背后的作用机制和影响因素。
本文的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对元网络策略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中作用的理解，还为未来相关领域的实践提供了理论支持和参考。
通过多案例的分析方法，本文也为类似的社会科学研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研究方法和分析框架。
二、“元网络的概念”策略理论框架“元网络”这一概念，源自对复杂网络系统的深入研究，它指的是一种超越单一网络结构，包含多个网络交织、互动和影响的复合网络形态。
在元网络中，各个子网络并非孤立存在，而是通过节点和链接的共享与交互，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多维度的网络结构。
这种结构不仅增加了网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也赋予了网络更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
在社区社会组织培育的背景下，元网络策略理论框架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
该框架认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并非仅仅依赖于单一的网络资源或力量，而是需要多种网络资源的协同作用。
案例2 近看我国新的社会阶层案例呈现：当前我国出现哪些新的社会阶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新的社会阶层，归纳起来有以下六个：(1)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所谓民营科技企业，泛指以科技人员为主体，按照自筹资金、自愿组合、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原则创办和经营，主要从事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和成果转化的经济组织。
它们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拥有数量不一的企业股权，掌握企业的核心技术和经营管理的专门知识，在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过程中，是一支重要的力量。
(2)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
外资企业指依照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由境外投资的企业。
在外资企业就职的中方管理技术人员通常年纪轻、学历高，许多人还有过在国外留学、就业的经历。
他们比较熟悉国外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式，一般在外企的一些部门担任骨干。
(3)个体户。
个体户即个体工商户，是以家庭为单位，拥有一定资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内最早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
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个体工商户为2433万户，注册资金3435.79亿元。
(4)私营企业主。
私营企业指企业财产归私人所有、雇工人数较多的营利性经济组织。
私营企业主正日益成为经济实力、经营范围与社会影响不断扩大的一个社会阶层。
据统计，截至2001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202.85万户，注册资本总额为18212.24亿元。
其中，注册资本在1000万元以上的有2.31万户，亿元以上的有383户。
(5)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
中介组织泛指介于企业、个人之间，并为其服务、沟通、协调以及对其监督的社会组织。
它主要由三类组成：行业性中介组织，如行业协会、学会、商会、研究会；公证性中介组织，如律师、会计、资产评估等专业事务所以及证券、仲裁等中介组织；服务性中介组织，如提供就业、广告、公关、房地产等服务的组织。
这些组织的从业人员大多受过专门训练，专业化程度比较高。
一、公共关系之社会组织形象案例1：（肯德基座位问题）2000年8月，江西第一家肯德基餐厅落户南昌,开张数周，一直人如蜂拥，非常火爆。
不想一月未到,即有顾客因争座被殴打而向报社投诉肯德基,造成一场不小的风波.事件经过大致如下：一位女顾客用所携带物品占座位后去排队购买套餐时，座位被一位男顾客坐住而发生争执。
先是两位顾客因争座发生口角，尽管已引起其他顾客的注意,但都未在意，此时餐厅的员工未能及时平息两人的争端。
接着两人争吵上升到大声争吵，店内所有顾客则都开始关注事态，邻座的顾客则停止用餐，离座回避，带小孩的家长担心事态危险和小孩受到粗话影响，开始领着小孩离店。
最后二人争吵上升到斗殴,男顾客大打出手，殴伤女顾客后离店，别的顾客也纷纷离座外逃和远远地看热闹。
女顾客非常气愤，当即要求肯德基餐厅对此事负责，并加以赔偿。
到此时,其影响面还局限于人际范围，如果餐厅经理能满足顾客的要求,女顾客就不至于向报社投诉。
但餐厅经理表示“这是顾客之间的事情，肯德基不应该负责”,拒绝了女顾客的要求。
女顾客马上打电话向《南昌晚报》和《江西都市报》两报投诉.两报立即派出记者到场采访。
女顾客陈述了事件的经过并坚持自己的要求，而餐厅经理在接受采访时对女顾客被殴表示同情和遗憾，但认为餐厅没有责任,不能做出道歉和赔偿。
两报很快对此事作了报道，结果引起众多市民的议论和有关法律专家的关注.事后，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肯德基被认为对此事负有部分责任，向女顾客公开道歉，并赔偿了部分医药费,两报对此也都作了后续报道。
分析：从公共关系的角度来看,肯德基对顾客争座应该管，而且管得越早越好。
南昌肯德基因未及时处理好该事件而使舆论影响不断升级,形象损失越来越大。
在两位顾客因争座发生口角伊始,尽管已引起其他顾客的注意，但都未太在意，此时餐厅的员工如能及时平息两人的争端,则不会有任何不良后果.及至两人两人争吵上升到大声争吵，店内所有顾客则都开始关注事态，邻座的顾客则停止用餐，离座回避，带小孩的家长担心事态危险和小孩受到粗话影响，开始领着小孩离店。
社会组织案例分析2————————————————————————————————作者：————————————————————————————————日期：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MPA课程《非营利组织管理》姓名：黄九阳学号：1131309133班级：z1313092任课教授：徐家良基层社会组织在社会稳定中的协同作用分析—静安区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稳定工作案例分析班级 Z1313092 学号 1131309133 姓名黄九阳摘要：静安区是上海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社会稳定与社会管理密切相关，社会管理关注点主要在基层。
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核心主体之一，大力加强基层社会组织防控体系建设，建立健全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的发生，把各种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化解在基层，筑牢社会安全稳定第一道防线。
关键词：静安区，社会组织，社会稳定，协同作用在当前社会转型和社会改革的大背景下，以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成为我国现实生活中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作为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基层社会组织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担当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正在成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着力点和突破口。
本文通过对静安区社会组织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主要做法进行分析，针对性提出一些建议。
一、基本情况截至2013年底，静安区共有社会组织454家，其中民办非企业单位317家，社会团体137家。
从服务的主要领域来看，主要分布在社会服务（136家，含综治管理服务类）、教育（127家）、体育（22家）、职业及从业者组织（20家）、文化（19家）、工商服务业（13家）、科学研究（11家）、卫生（11家）等领域。
户籍每万人拥有社会组织数约为15个。
二、主要做法近年来，静安区紧紧抓住做好群众工作这条主线，结合区域特点和时代特征灵活运用“枫桥经验”，通过依靠群众、发动群众、服务群众推动综治类社会组织健康发展，引导其有序参与基层社会稳定，在夯实群众基础、提升专业规范、汇聚社情民意等方面取得有益的探索。
（一）夯实群众基础，提高基层社会稳定的社会协同度注重发挥综治类社会组织“非官方、非营利”的特点，努力整合、动员群众力量投身基层社会稳定，有效弥补基层政府部门在社会发动方面的手段不足和机制局限。
在整合“存量”方面。
2012年7月以来，在区、街道两个层面，先后成立石门二路社区综治工作协会、江宁社区安全防范互助协会、曹家渡街道综治工作协会和静安区平安志愿者协会四家综治类专业社会组织，“盘活”基层社会稳定的社会资源：在人力资源方面，将原来分散在各居民区、各单位、各条线的平安志愿者、群防群治队伍、热心企事业单位整编入库，实现“在线化”统一管理，目前4家综治协会共登记单位会员178家、个人会员732名；在财力资源方面，探索筹措社会资金，与热心企业达成基层平安创建的资金支持意向；在物力资源方面，公开、透明、合理地使用社会各界对基层平安创建工作的物资支持、场地支持。
在动员“增量”方面。
各家综治类社会组织延续“世博会”安保志愿服务动员机制，发动热心市民、企事业单位投身基层平安创建，特别是利用自身的特殊身份，主动走进商务楼宇、外资企业、民营企业、新式小区等传统综治工作涉及较少的地带，面向专业人士、白领群体、外籍人士进行会员招募活动，“挖掘”社会新阶层力量。
例如，石门二路社区综治工作协会举办楼宇消防运动会，提高楼宇单位、白领消防安全意识技能的同时，新吸收近10名白领成为会员，充实楼宇自治管理力量。
又如，国际丽都城小区“双语调解室”引入“洋娘舅”担任社区涉外矛盾调解员，发展日、韩、英等外籍调解志愿者近10人，取得良好的调解效果。
（二）提升专业规范，深化基层社会稳定的服务精细度以基层社会稳定的群众需求和顽症痼疾为导向，项目化推进综治类社会组织承接基层公共安全管理服务，形成“综治部门协调、职能部门负责、专业社会组织承接”的良性互动格局。
一是项目运作的规范化。
将社会组织承接基层公共安全服务项目，纳入区财政采购公共服务计划中，有效融合行政机制和市场机制，从需求评估、项目设计、立项审核、竞标谈判、监督实施、成效评定等各环节入手，规范社会组织承接服务项目的全流程，优化社会力量参与基层社会稳定的资源配置。
2013年以来，多家综治类社会组织获得“消防安全综合宣传演练”等基层社会稳定实事项目的承接权，开展效果良好。
2014年，该区还将继续投入65万元，用于“南京西路沿线治安巡访与驻点守护平安志愿服务项目”等三个政府购买综治类服务项目中。
二是项目推进的品牌化。
引导综治类社会组织针对性、系统性地开展服务，形成具有静安特色的基层社会稳定服务品牌。
比如，区安置帮教协会打造“社会化帮教”品牌，实施“一对一”结对帮教以来成效明显，回归社会人员的衔接率、帮教率、安置率分别达到100%、100%和98.7%，129名社区服刑人员连续45个月无一人重新违法犯罪。
又如，“社会维稳专业联盟”打造“社会化调解”品牌，累计成功调解劳动争议2577件，为2117位务工者讨薪843.9万元；累计化解各类动拆迁、工地开工矛盾165起。
再如，曹家渡街道综治工作协会打造“睦邻和乐”品牌，组织专业心理咨询师、律师开展心理疏导、矛盾调解服务，促进社区和谐。
三是政社联动的机制化。
各类综治类社会组织在参与基层公共安全管理服务过程中，与政府部门形成有效的分工合作机制。
以江宁安防互助协会开展“社区安防排查项目”为例，第一步，由协会组织专业人员负责对社区重点单位开展网格化排查；第二步，由街道、职能部门分析协会排查出的问题隐患，并落实责任部门限期整治；第三步，由协会不定期进行回访复查、保持长效监督。
项目开展以来，累计协助排查各类重点单位4976家，配合职能部门发现、整改隐患684处。
（三）汇聚社情民意，提升基层社会稳定的群众满意度各家综治类社会组织按照“政府主导推动、社团自主运作、社会多方参与”的总体思路运作，具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鲜明特点，通过各类贴近群众的公益活动和专业服务，在政府、社会、公众之间架起沟通桥梁，提升群众对基层社会稳定的满意度。
一是畅通政府、群众间的沟通渠道。
例如，社会组织“洪智中心”在参与“化解南京西路688基地项目开工矛盾”项目的过程中，长期驻守工地，巧搭沟通平台，通过面向工地周边群众开展免费便民服务，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建立群众、开发商、政府间的三方沟通机制，向群众宣传政策法规，向政府传递民意诉求，既维护群众的合法利益，又疏导少部分群众的非理性要求，确保项目顺利开工建设。
又如，石门二路社区综治工作协会在参与“征收地块维稳安防排查”项目时，以第三方身份介入矛盾的排查、疏导、调处，确保政府部门和群众之间沟通渠道便捷、畅通、高效。
该类机制在嘉园二期、大中里、世纪盛荟广场等重大工程的动迁、开工矛盾化解中取得积极成效，获得群众好评。
二是推动社区内部的民意表达。
各家综治类社会组织在活动开展中，注意收集社情民意，了解基层公共安全服务需求。
例如，石门二路社区综治工作协会定期举行“社区安保评议会”，鼓励会员单位为社区平安献计献策，收到建设性意见100余条，反馈有关部门进行改进。
又如，江宁社区安防互助协会累计向街道反馈群众建议60条，其中调整公共消防设施分布点等建议被采纳，获得群众认可。
再如，曹家渡街道综治工作协会组织外来人员成立“新上海人护弄队、护楼队”，听取外来人员对社区自治管理的建议，推动其融入社区生活，受到外来人员的欢迎。
三、建议与思考虽然静安区的社会组织发展较早，且运作的成熟度相对较高，但还是没有完全摆脱“官民二重性”、“第三政府性”等因素的影响。
不管是在“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形成的社会组织，不管是按“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的方式形成的社会组织，其社会功能都受到了一定制约与禁锢。
欲进一步解除其发展桎梏，促使其积极发挥相应的社会功能，特别是其在社会稳定中的功能，需要在以下四个领域进行突破：（一）积极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结构中，处于治理主导地位的政府要充分认识到社会组织在社会稳定中的重要作用，要从管理体制、税收政策、沟通渠道制度化建设等方面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同时积极主动地调整自身职能范围，合理配置政府和社会权力，充分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作为调控社会经济生活的“第三只手”功能，形成共同参与社会稳定事务治理的格局。
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也要积极与政府建立信任关系，理顺与政府的关系，明确自身的责任范围，实现与政府关系的规范化和法制化，帮助政府有效地维护社会稳定。
只有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形成合力，才能更好地防范和应对各种社会危机。
（二）推动社会组织与企业的积极合作一方面，处于社会领域的社会组织与处于经济领域的营利组织并不是完全没有“交集”。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社会组织的持续发展需要市场经济作社会基础，社会组织必须积极主动地融入市场经济，关注与自身领域相关的企业并寻求与其合作。
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和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企业正在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它们不仅是经济活动中的经营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同样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国际经验表明，企业经营和发展必然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与社会发展和社区建设相适应已成为现代企业成功的重要因素。
在全社会大力提倡企业“公民责任”的今天，企业的发展需要与社会组织积极沟通和合作，特别是在面临公共事件时，企业与社会组织的合作显得尤其重要。
事实上，企业通过与社会组织合作，扩大自身社会影响与知名度，在公共危机应对过程中，减少甚至消除负面影响，化危机为转机的经典案例不在少数。
（三）公民社会文化建设是培育社会和民众对社会组织社会作用的认可和社会行为支持的重要途径公民社会文化的形成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过程，因此公民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在全社会营造一个良好的公民社会文化氛围，促进广大民众对社会组织的了解、接受、支持和参与。
具体而言：执政党和政府要把公民社会文化建设作为先进文化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媒体，包括电视、网络、广播、报纸等要加大对公民社会文化特别是公益理念和行为的舆论宣传；各级学校，特别是中学和大学，要加强公民社会文化的教育力度；社会组织要增强品牌推广意识，提升自身声誉和公信力；学术界也要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中关于公民社会文化的研究和弘扬，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理念支撑。
（四）社会组织自身也要加强以公共责任机制为核心的一系列制度建设有学者认为，当前社会组织受到三大“硬伤”的困扰—戴着“帽子”、没有“户口”、“身体虚弱”。
此外，由于社会组织的利益关系人具有多样性，意味着其责任对象也具有多样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