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文献综述】
- 格式:doc
- 大小:30.50 KB
- 文档页数:5
浅论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目录一、我国刑法中精神病人的范围及定义(一)精神病的概念(二)我国刑法中精神病的定义(三)影响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的范围二、刑事责任能力概述(一)刑事责任能力的界定(二)刑事责任能力的构成要素(三)刑事责任的分类三、国内外对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一)国外对精神障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相关规定(二)国内的相关规定(三)探讨国外可借鉴的规定四、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一)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等级划分(二)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标准(三)精神障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1.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2.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一、我国刑法中精神病人的范围及定义(一)精神病的概念从医学上讲,精神病是指由于生物的,心理的或社会的,文化的有害因素作用于个体,直接或间接影响了脑的功能,出现心理或行为偏离正常,从而使本人感到痛苦,或使其社会适应能力受到明显损害。
精神病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概念。
狭义的精神病是指精神病性障碍(psychoses),是一些最为严重的精神疾病的总称,包括精神分裂症、双相情感障碍(躁狂抑郁症)、精神病性抑郁等,以出现幻觉、妄想症状等精神病性症状为主要特征。
患此类疾病的病人会报告看到一些画面或听到一些声音,但实际上并不存在物理刺激源;描述一些自己坚信不移的事情如被迫害,但完全不存在事实依据。
精神病性障碍严重损害了病人的现实检验能力,病人眼中的世界违反现实、异于常人,引发病人各种怪异行为,旁人无法理解认为是“发疯”,而病人本人并不自知。
广义概念为精神病是泛指各种以精神异常为表现特征的精神障碍,包括重型精神障碍,也包括轻型精神障碍;既包括持久性精神障碍,也包括间歇性精神障碍;既包括内源性的精神疾病患者,也包括其它各种原因引起的精神活动改变者。
综上,精神病人泛指以各种精神活动异常为表现特征,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CCMD-2-R)者。
(二)我国刑法中精神病的定义在法学上,一般将凡是能使个体在实施危害行为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受到损害的各种精神异常,不论是慢性的或者是暂时性的,先天的或者后天的,器质性的或者功能性的,重的或轻的,统称为精神病。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笔名:省略号反社会性人格障碍曾被称为无情形人格障碍、违纪性人格障碍、社会精神病态和悖德狂等,“最新的调查显示,罪犯中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的比例高达45.8%,其中男性更多,占48.3%,女性占19.6%。
”1可见,罪犯中的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的比例非常之高,研究反社会性人格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和责任的大小也就显得尤为重要和慎重。
反社会性人格障碍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通常无视社会规范、缺乏责任感和公德心;经常做出一些违法违纪的事情,对人冷酷无情;缺乏自制力,遇事易推卸责任。
这种人格的形成主要源于体质因素和心理习得两个方面。
体质因素包括遗传、染色体异常以及脑部的器质性障碍。
“有不少学者研究发现不同类型的人格异常者,其家属同样具有人格异常的比率颇高。
另有学者发现,XYY及XXY性染色体异常,与人格违常的关系密切。
……精神医学家认为,有一部分人格违常者,是由于早年的脑障碍所造成的。
”2心理习得主要源于后天的教育,不同家庭的教育模式会对儿童的心理成长带来不同的影响,有些源于家庭教育的过于严厉导致成长中心理形成反抗的意识,有些则由于父母过分溺爱缺乏对社会规范的正确认识。
人格障碍不同于精神障碍,人格障碍者智能良好,对事物和环境以及行为性质有清晰的认识,能够正常地从事学习和工作。
“但他们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始终用理智驾驭自己的行为,合乎情理地处理日常事务,甚至有时在很少诱因或偶然动机驱使下就可实施后果严重的犯罪行为。
”3人格障碍者在实施犯罪行为之时,能够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行为性质。
关于人格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德国学者认为,认定无责任能力的前提是,第一,必须存在法律列举的心理障碍之一,第二,该障碍必须对行为人的认识能力或者控制能力有重大影响。
”4日本有部分学者认为,反社会人格障碍即使不属于精神疾病,至少也可以归入精神病质。
所谓精神病质,是指由于性格的异常欠缺社会生活能力的状态,它不是精神病的前阶段,也不是精神病。
精神障碍者怎样进行刑事责任能力判定?刑法规定无刑事责任能力者实施犯罪行为后不承担刑事责任。
无刑事责任可以分为,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无法辨认自己行为的精神病人,精神障碍者怎样进行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判定的程序问题:▲1.精神鉴定的启动。
大陆法系国家受职权主义诉讼理念的影响,主要采取司法官启动制;英美法系国家受当事人主义诉讼模式的影响,主要采取当事人启动制。
从鉴定的公正性及公信力来看,司法官启动制要优于当事人启动制。
从诉讼的成本及效率来看,司法官启动制相比于当事人启动制的成本要低但效率却高。
从诉讼理念与诉讼功能来看,两种启动制分别反映了不同诉讼模式的诉讼功能。
我国的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以及审判机关都拥有鉴定启动程序的决定权,当事人既无精神鉴定的决定权,也无初次精神鉴定的申请权,只有申请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的权利。
我国司法鉴定制度与西方各国相比较,最大特点在于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的诉讼活动中可以独立地决定司法鉴定的事项。
对此学者们的看法不一,而分歧产生的原因可归结为一点,即对精神鉴定在刑事诉讼中的目的存在不同认识。
赞成者实际上是将精神鉴定的主要目的归为帮助司法人员查明案件事实;而那些反对者则将精神鉴定的目的更多地看作控辩双方获取证据的一种方法。
需强调的是,精神鉴定的合理启动离不开相关配套制度与措施的完善。
我们尚需在提高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的科学性与权威性、建立有效的强制医疗制度以及正确引导社会舆论等方面继续努力,而其中至关重要的强制医疗制度,则有赖于国家的财政支出与资源投入来支持。
▲ 2.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
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不属于精神鉴定的评价范围。
理由之一,从法学理论来看,刑事责任能力的判定应由司法人员来行使,这是司法独立的应有之义。
理由之二,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并不是行为人知识上“认识”的问题,而是行为人应该依照一定规范而行动,但却未能这么做时应否给予非难的问题。
因此,刑事责任能力应由司法人员来判断,而非医学这种经验科学专家来鉴定。
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据报道,有一种非常奇怪的精神疾病,叫做睡眠性交症,又称作睡眠相关的性行为,指的是患者在非快速动眼睡眠(NREM)时进行了与性有关的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性交、自慰、性行为相关的抚摸行为等等。
由于这一切发生在NREM 阶段,患者醒后对这些事完全没有印象。
据报道,在近年的性侵案件里,“睡眠性交症”正在成为嫌疑人为自己辩护越来越高发的一个词语。
2018年的一天清晨,一场持续一整夜的派对过后,一名女生发现自己被一名仅有一面之缘的男子莱恩侵犯了。
莱恩的医生出庭,极力证明莱恩是一名睡眠性交症患者,并且当庭提供详尽的病历资料。
莱恩的行为应当如何处理,这就涉及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问题。
很多人都认为精神病人不负刑事责任,这是对法律的一种误解。
精神病人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只有当某种精神病导致行为人完全丧失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时,才不负刑事责任;第二类是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而且从法律规定看,属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人;第三类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如果在行为时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2017年,武汉曾经发生了一起面馆割头案。
一个姓胡的小伙子在面馆吃面,和老板发生争执,最后这个小伙子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把面馆老板的头给剁了下来,扔在泔水桶里。
在庭审过程中,鉴定机构为胡某出具了鉴定意见,胡某韦氏成人智能测试IQ为69(轻度智能低下),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量表评分为25(部分责任能力),精神病人辨认能力及控制能力量表评定为38分(部分丧失)。
被鉴定人属于“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标准,伴有精神病性症状。
根据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胡某就被鉴定为限制刑事责任能力。
后来被判处死刑缓期执行,但限制减刑。
那么,莱恩属于哪一类呢?莱恩认为自己罹患睡眠性交症,已经完全丧失了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因此不负刑事责任。
浅论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我国刑法中对精神病的定义是指符合《中国精神疾病分类与诊断标准(第二版)》(CCMD-2-R)的精神障碍患者。
该标准包括了各种精神障碍,不仅仅限于精神病性障碍。
在我国刑法中,精神病人是指已经被诊断为精神障碍患者,并且已经达到了精神病的诊断标准。
同时,精神病人也必须符合刑法中精神病的范围,才能被认定为精神病人。
三)影响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的范围在我国刑法中,影响刑事责任的精神病的范围包括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部分责任能力。
其中,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是指精神病人完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的行为,无法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限制刑事责任能力是指精神病人在犯罪时虽然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由于精神障碍的影响,其行为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
部分责任能力是指精神病人在犯罪时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但是由于精神障碍的影响,其行为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因此对其应当减轻刑事责任。
二、刑事责任能力概述一)刑事责任能力的界定刑事责任能力是指一个人在犯罪时能够辨认和控制自己的行为,拥有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能力。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规定的基本前提,只有具备刑事责任能力的人才能被追究刑事责任。
刑事责任能力是刑法中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保障刑法公正适用和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保障。
二)刑事责任能力的构成要素刑事责任能力的构成要素包括智力、意志和情感三个方面。
智力是指一个人的智力水平是否正常,是否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所带来的后果。
意志是指一个人是否有能力控制自己的行为,是否能够根据自己的意愿进行行动。
情感是指一个人的情感状态是否正常,是否能够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规范。
三)刑事责任的分类刑事责任可以分为完全刑事责任、限制刑事责任和部分责任能力三种。
完全刑事责任是指一个人在犯罪时具备完全的刑事责任能力,应当承担完全的刑事责任。
限制刑事责任是指一个人在犯罪时由于精神障碍等原因,其刑事责任能力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应当减轻其刑事责任。
如何审查轻度精神障碍及智障者的刑事责任能力(一)裁判规则在审查轻度精神障碍及智障者的刑事责任能力时,应坚持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相结合原则:首先通过医学标准来确定行为人是否存在精神障碍以及其程度,是属于精神病还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是否是在精神病发病期实施的危害行为,以及其精神病理机制与危害行为的实施有无直接因果关系;再适用法学标准(即心理学标准),通过考察上述精神障碍对其辨认、控制能力是否存在影响以及影响的大小。
(二)规则适用关于精神障碍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问题,应当采取医学标准和法学标准(心理学标准)相结合的方式来认定。
其中,医学标准又称生物学标准,是指从医学上来看,行为人是基于精神病理的作用而实施特定危害行为的精神病人,包括如下两层含义:①行为人必须是精神病人。
所谓“精神病”,是由于人体内外原因引起的严重的精神障碍性疾病。
精神病不同于精神障碍,精神障碍又称精神疾病,包括两大类:一是精神病,包括以下几种严重的精神障碍: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病以及严重的智能欠缺或者精神发育不全达到中度(痴愚)或者更为严重者(白痴),此外还包括病理性醉酒等,上述这些情形会导致辨认和控制能力完全丧失。
二是非精神病性精神障碍,如神经官能症(包括癔症、焦虑症、强迫症、神经症性抑郁、恐怖症等)、人格障碍、性变态、生理性醉酒等,上述情形通常不会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
②精神病人实施危害行为必须是基于精神障碍的作用。
这就要求行为人的精神病在危害行为实施当时必须处于发病期,而不能是缓解期或间歇期。
另外,行为人的精神病理与特定危害行为的实施具有直接因果关系。
如果精神病人在发病期实施的危害行为并非由于精神病理性机制(如幻觉、妄想等)所致,精神病与危害行为无直接关系时,应认定其不属于无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对于上述问题的判断,往往需要精神医学、心理学等专门知识,为此,刑事诉讼法往往专门设立司法鉴定制度。
法学标准又称心理学标准,是指从心理学、法学的角度看,患有精神病的行为人的危害行为不但是由于其精神病理机制直接引起的,而且由于精神病理的作用,使其行为时丧失了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触犯刑法之行为的能力。
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
",
"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指南
一、总则
1.本指南针对具有某种精神障碍的被害人、嫌犯或被告人等,就其刑事责任能力系
统性地进行评定,以便于侦办工作。
2.本指南适用于具有某种精神障碍的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包括精神分裂症、
癫痫、孤独症、抑郁症、焦虑症等。
二、评定原则
1.客观实证原则。
应当以合理、客观、实证的原则,结合精神病理学及心理学,综合
考虑被评定者病史、症状、行为、家庭背景、医疗服务及社会地位等,综合评定刑事责任
能力。
2.辩证法原则。
评定过程应当以辩证法原则为指导,综合考量被评定者的自觉形态、
症状表现、家庭环境及社会环境等因素,深刻剖析刑事责任能力的形成条件,为刑事过程
中应采取的相关措施提供有力的科学依据。
3.量化原则。
在评定过程中,应当给出明确的、量化的结论,对被评定者的刑事责任
能力客观地进行量化评定,以及清楚地表达出有关建议。
三、刑事责任能力评定程序
1.综合查看被评定者相关资料,包括病史、家庭-背景、生活环境、精神状态和表现、刑事责任概念等;
2.系统听证被评定者记忆力、思维能力、知觉能力和决策能力;
3.对被评定者家庭社会因素及生活状态进行诊断分析,以及客观鉴定其自觉形态和精
神状态;
4.根据诊断分析结论,量化评定被评定者的刑事责任能力;
5.总结结论,提出有关建议和鉴定意见。
浅论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作者:麦碧霞来源:《法制博览》2012年第05期【摘要】现今各国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主要采取医学标准与法学标准结合的方法。
在法学标准中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主要考虑行为人实施违法行为时是否具有辨认能力与控制能力。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人员不能仅仅根据司法精神鉴定结论认定精神病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更要运用其专业的法学知识评定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这样才能真正保障精神病人的权益,维护司法的公平公正,促进社会和谐。
【关键词】刑事责任能力;辨认能力;控制能力我国《刑法》第18条规定,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主要有三种,一是,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对该类精神病人的处理是不负刑责,由家属看管和治疗,必要时,由政府强制医疗;二是,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对该类精神病人的处理是要负刑责,但可从宽处理;三是,完全负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对该类精神病人的处理是要负刑责,无从宽免责的规定。
现今,评定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主要有两个判断标准:一是医学标准;二是心理学标准,又称法学标准。
而大多数国家在评定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上都采取医学与法学结合的判断标准,即鉴定人员判定行为人的精神状况后,再由法官判断行为人在实施行为时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
本文主要是从法学标准的角度探讨精神病人犯罪的刑事责任能力。
一、外国对精神病人犯罪的刑事责任的评定标准在英美法系的刑法理论中,英美国家认为倘若行为人实施危害行为由于主观上缺乏犯意就不构成犯罪。
在英国早期的案例中,他们主要是运用“野兽规则”标准来评定精神病人是否具有辨认能力。
但由于“野兽规则”没有提供一个明确的法学判断标准,而是将判断的权力全给精神科医生,使得在司法实践中存在适用混乱的问题,随后法学家在不断地对精神病的认识而陆续创立了“善恶标准”、“野兽标准”、“是非标准”,通过对辨认能力的研究来分析精神病人实施犯罪时的主观心理态度,这些标准为“麦克纳顿规则”奠定了理论基础。
一、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认定对刑事案件被鉴定人责任能力的评定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为无刑事责任能力。
被鉴定人实施危害行为时,经鉴定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为具有责任能力:1、具有精神疾病的既往史,但实施危害行为时并无精神异常;2、精神疾病的间歇期,精神症状已经完全消失。
对刑事案件被鉴定人行为能力的评定:1、刑事案件的被告人在诉讼过程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不能行使诉讼权利的,为无诉讼能力。
2、控告人、检举人、证人等提供不符合事实的证言,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致使缺乏对客观事实的理解力或判断力的,为无作证能力。
3、被鉴定人是女性,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在她的性不可侵犯权遭到侵害时,对自身所受的侵害或严重后果缺乏实质理解能力的,为无自我防卫能力。
4、被鉴定人在服刑、劳动教养或者被裁决受治安处罚中,经鉴定患有精神疾病,由于严重的精神活动障碍,致使其无辨认能力或控制能力,为无服刑、受劳动教养能力或者无受处罚能力。
在当时医学不发达的时代,人们对精神病的判断往往局限于这样的观念:精神病人就是指完全丧失了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的人,否则,就不是精神病人。
因此,不认为精神病人与正常人之间存在一种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
然而,科学的发展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简单地把精神病人划分为完全刑事责任能力者和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者是不科学的。
刑事责任能力和刑事诉讼行为能力是性质不同的两个概念,其功能也不相同,不应简单的以责任能力鉴定代替诉讼行为能力鉴定。
刑事被告人的诉讼行为能力,是指被告人能够正确认识自己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法律地位,并在意识力和意志力的支配下自觉地行使法律赋予的诉讼权利和其他诉讼行为的能力。
他主要受由感知、记忆和表述等三种具体能力所构成。
受精神疾病的影响,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会不同程度的遭受损害。
限制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的诉讼行为能力不影响其承担刑事责任的实体问题,而仅影响如何追究其刑事责任的程序问题。
工作心得:完善醉酒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最新)我国刑法第18条第4款规定,醉酒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
由此,司法实践中普遍认为所有醉酒的人犯罪都与正常人犯罪负同等责任。
笔者认为这种思维是片面的。
因为,醉酒的种类较多,对行为人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因此其精神状态及刑事责任能力也会有所不同。
所以,并不是所有醉酒的人都符合犯罪主体资格,醉酒后产生精神障碍者应当通过严格的司法精神鉴定,综合评价其犯罪时的精神状况,从而确定其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及是否具有犯罪主体资格。
目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对醉酒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认定依旧存在诸多问题。
一方面,司法机关无法确定哪些醉酒犯罪嫌疑人需要鉴定,哪些不需要鉴定。
对于多数醉酒犯罪嫌疑人而言,其刑事责任能力可以通过自身明显的辨识能力判断出来,但对于少数醉酒犯罪嫌疑人,其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出现一些反常举动,例如抢到钱包又还给受害人等,实践中对于此类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司法精神鉴定难以确定。
另一方面,对于醉酒精神障碍者的司法精神鉴定,还缺少完备的司法程序以及专业的鉴定机构。
笔者建议,可从以下三方面完善醉酒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认定。
一是统一司法鉴定标准。
醉酒在医学上分为急性酒精中毒和慢性酒精中毒两种。
急性酒精中毒又分为生理性醉酒、病理性醉酒和复杂性醉酒;慢性酒精中毒从发展过程看可分为无节制饮酒、中毒期和中毒并发症等阶段。
生理性醉酒,是指一次过量饮酒而出现的急性中毒,清醒后精神完全恢复正常,这种人对自己的行为有充分的辨认能力,对醉酒行为后果也有充分的预见性。
病理性醉酒,是指原无醉酒史的人饮用了一般人不至于醉的少量酒后,而出现的深度中毒现象,该类醉酒者对于饮酒后的后果不能预见,醉酒时已经丧失了对自己行为的辨认和控制能力,从医学角度讲,其性质属于与严重的精神病相当的精神疾病。
复杂性醉酒处于前两者之间,醉酒人有较弱的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此类人的刑事责任能力较难认定。
毕业论文文献综述法学浅谈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一)国内外研究现状国内研究现状:进入21世纪后,我国各类精神卫生问题日益突显,重大恶性精神障碍者刑事犯罪案件数量的不断上升,严重破坏了社会的秩序。
社会正进入一个无情的“精神疾病时代”,曾经作为被忽视人群远离人们视线的精神障碍者,以及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的研究开始得到社会各阶层的高度关注。
法律上如何应对这些挑战,实践中如何处理这些问题,需要从理论上做出回答。
从刑事法学的角度上观察,目前我国对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的理论研究严重不足,国内学者几乎还没有专著进行专门的研究。
一些著作只有将责任能力作为犯罪成立条件或承担刑事责任的主体要件进行研究时才对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略有分析,还有一些则主要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对精神鉴定和精神病人的处于进行研究。
此外,在一些教材和刑法学著作中也谈及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问题,并且今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论文也逐渐增多。
但是,对于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的概念、精神障碍的范围和界定标准、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如何在立法中合理表现,在判定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时是否存在比较科学合理的判定标准,除了刑罚之外,还有那些处罚措施可用等问题,在我国刑法理论研究上还没有找到合理的解释。
国外研究现状:精神障碍者犯罪不仅是我国的一道难题,对世界各国来说也是一个难以解决的困惑。
从国外情况来看,美、德、英、日等一些先进法治国家,在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问题上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完全开放到加以限制的过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也制定出了一些可行的法律规定或适用规则。
各国除了在刑法上的相关内容比较细致,在学术专著上,和我国类似的是有关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针对性著作也不多,只有在研究犯罪与责任、精神卫生等时才涉及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探讨。
如何更正确地对精神障碍者定罪量刑,如何完善对精神障碍者犯罪处遇措施的体系,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和努力。
(二)研究主要成果国内主要文献介绍如下:黄丽勤在《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研究》一书中从刑事一体化的视野对精神障碍者的责任能力问题进行研究。
从刑法理论的角度分析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的历史沿革、概念、本质、特征、存在的时期及在刑罚体系中的地位;以刑法的责任理论和自由意志理论为理论基础,分析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能够阻却罪责的原因;从精神医学理论的角度分析精神医学的研究对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影响,探讨精神医学的研究现状对精神障碍的定义、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的程度划分及判断的影响;从立法角度探讨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立法缺陷与完善办法,从司法实践角度探讨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判断及使用规则;总法律效果角度来探讨精神障碍者在不同责任能力程度下实施犯罪行为的法律效果问题。
黄丁全的《刑事责任能力研究》一书是将责任能力作为犯罪成立条件进行研究时,对精神障碍者责任能力也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先从心理学、精神医学和刑法学上理解精神障碍的意义,再举出精神障碍影响刑事责任的关系,逐一分析比较。
同时介绍德、日、美等国家的立法中的有关规定,并对比英、美、法和我国有关醉酒者的刑事责任。
而后依研究所见,提出“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应付刑事责任的规定宜于删除”等完善刑法有关刑事责任能力规定的建议。
孙东东在《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一书中在论述精神病人的刑事法律能力一章中涉及其刑事责任能力,认为精神病人的精神状态会影响自身的刑事责任能力,应以满足医学要件和法学要件为判定标准。
并指出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还不完善,结合我国国情,适当借鉴外国法律,修改刑法,补充这部分内容是十分必要的。
另外,列举了十几案例进行了分析研讨。
何恬的《重构司法精神医学——法律能力与精神损伤的鉴定》一书借鉴多个国家的立法和实践经验,对我国如何处理违法精神病人的完善提出建议。
此外,作者通过对相关刑法基本理论的分析,引出对精神病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标准的集中类型的介绍,将我国的评定标准区分为实然和应然两种。
然后一一剖析不同种类的精神障碍者所涉及的法律问题。
林准等在《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一书中主要从精神医学的角度对精神鉴定和精神病人的处遇进行研究,对刑法中“精神病人”一词做出了新的理解,深入讨论了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监护问题。
针对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时候犯罪问题、急性醉酒者责任能力问题等提出立法和工作建议。
刘茜在《论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一文中首先认为应当坚持责任能力为犯罪能力,然后解读了刑法中精神病的范围,支持刑法第18条确定的三分法是较符合司法精神医学理论和实践的,但作者指出“精神病人”这一概念具有狭窄性与不确定性,并且,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认定标准应坚持医学——法学标准,由法官最终决定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问题。
何恬的《解读刑法第18 条:兼谈对精神病人违法行为处理的不足和完善》一文指出在司法实务中, 人们对《刑法》第18 条的理解有些偏差。
如对条文中提到的“精神病”只停留在精神医学的层面来加以解释,错误地认为辨认能力和控制能力是法学条件,错误地认为发病期的精神病人作案皆无罪或减罪,错误地认为鉴定医生是评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主体。
此外,作者认为可考虑去掉第2款,对有病无罪的那部分病人处理措施规定得太单一,宜增加对吸毒者刑事责任能力的规定。
胡泽卿在《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一文中列举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类著作对刑事责任能力的概念的解释,比较详细地分析刑事责任能力的理论基础。
作者对精神疾病患者的刑事责任能力几种分类进行了梳理。
胡泽卿在《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续)》一文中首先对国外所说的“精神错乱”和国内刑法中的“精神病人”作了学理上的解释,讨论了评定行为人有无刑事责任能力的原则,同时对英、美等国的评定规则进行归纳总结。
进而引出中西方国家的不同评点方式,并简单介绍了70年代后出现的两种量表,最后对刑事责任能力的发展动向进行了预想。
张爱艳、殷雪梅的《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困境》一文认为97年《刑法》第18条关于精神病人刑事责任的规定与79年《刑法》第15条相比,前者为正确处理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提供了更为科学的依据,但在司法实践中出现一些争议问题。
主要有“精神病”、“精神病人”用语不规范;强制医疗制度缺乏可操作性;“间歇性精神病人”条款内容的设置不科学等5个问题,作者分别对其提出了完善意见。
国外主要文献介绍如下:彼得·巴特利特、拉尔夫·沙地在《精神卫生法》一书中指出英国在对违法精神病人的处理的司法实践中,基于国情的考虑,国家总的态度是经历让患病的犯人得到精神医学的治疗。
精神卫生和刑事司法两系统协调配合的模式更能适应精神病犯人的需要。
H.L.A哈特的《惩罚与责任》一书的核心论点是:不仅在报应刑论的构架内,强调这些限制是合理的,而且,坚持这些与刑罚之目的一般功利概念完全一致的限制,有着既合乎道德又慎重的重要理由。
关于意志行为与责任问题,作者向传统理论提出了挑战。
还从分析哲学的角度探讨了刑事责任的质和量,特别是故意、过失、意志和意外事件在刑事责任中的地位,同时还阐明了解英美法系的刑事责任理论。
Alan R. Felthous的《美国的精神疾病和刑事责任》一文,主要介绍美国的精神错乱辩护的演化过程,认为法律专家和心理健康专家对理想精神错乱辩护的任何讨论,在考虑是否应限定或取消精神疾病这个条件外,还必须考虑到国家政治对精神错乱抗辩权的支持。
而后,可以明显意识到精神错乱抗辩在社会正遭受严重精神心理障碍攻击的状况下突出的重要性,我们必须捍卫精神错乱辩护,并保持其先进性。
(三)发展趋势目前,我国在处理精神障碍者刑事犯罪时,面对的就是对精神障碍者没有准确的界定,对其刑事责任能力判定混乱,犯罪处遇措施不合理等诸多问题,没有更多的权威著作解释,也没有完善的法律规定。
随着这类特殊人群犯罪的不断剧增和司法精神医学的不断进步,各界对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研究讨论越加激烈。
如何屏除立法、理论和实务操作中一些状况严重阻碍了对精神障碍者正确处理的不科学不合理状况,如何正确吸收国外先进法治国家的模式和标准,有待法学界、医学界、心理学界等多个交织学术领域学者的共同努力。
(四)存在问题对于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问题,我们必须清楚的意识到,我国在这方面的法律规定显得笼统模糊,理论研究相对薄弱和不成熟的,这也导致了在实践中可操作性的缺乏。
在司法实践中,对精神障碍者的认定范围不甚清楚。
对于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的评定,目前还比较混乱,迫切须要设立一个更为科学合理的判断标准。
另外,在相关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的处遇问题上,存在治疗手段不足,刑罚监管过多;治疗手段不成体系,尤其缺乏配套的治疗手段等问题,非常缺少成形的有意义的做法因此,在现在这个“精神疾病时代”,成熟的理论研究、完善的法律法规及操作性强的实践措施是预防和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
参考文献[1]黄丽勤.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研究[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2]黄丁全.刑事责任能力研究[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2000[3]孙东东.精神病人的法律能力[M].北京:现代出版社,1992,24-32.[4]何恬.重构司法精神医学:法律能力与精神损伤的鉴定[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5]林准,廖博雅,周珏.精神疾病患者刑事责任能力和医疗监护措施[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6]吴宗宪.国外犯罪心理矫治[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2004[7]刘茜.论精神障碍者的刑事责任能力[J].法制与社会:旬刊,2009,26:388-389.[8]何恬.解读刑法第18 条:兼谈对精神病人违法行为处理的不足和完善[J].法律与医学杂志,2007,14(3):7-13.[9]胡泽卿.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J].法律与医学杂志,1998,5(3):125-127.[10]胡泽卿.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续)[J].法律与医学杂志,1998,5(4):181-185.[11]张爱艳,殷雪梅.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困境[J].山东审判,2001(6):53-56.[12]陈霆宇.对精神障碍人刑事责任能力评定问题的再认识[J].贵州职业警官学院学报,2002,14(3):71-77.[13]郝缎.精神障碍者犯罪与刑事责任[J].社科纵横,2009,24(4):102-104.[14]吴国刚.精神障碍者刑事责任能力问题研究[D].内蒙古:内蒙古大学,2008.[15]Peter Bartlett, Ralph Sandland. Mental Health Law[M].Secon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292-321.[16]Alan R. Felthous. Psychopathic disorders and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in the USA[J]. Eur Arch Psychiatry Clin Neurosci,2010,260(12):137-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