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业革命的根源与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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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就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高一历史必修一知识点,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高一历史必修一知识点 1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一、春秋时期政治特点:宗法分封制碰到破坏,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衰落1、根根源因: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 铁制农具和牛耕的使用使井田制逐渐崩溃)2、表现:①小宗代替大宗的现象发生②诸侯不断擅自进行分封③兴隆诸侯国发动兼并战争二、战国时期1、各国纷纷进行变法2、商鞅变法使秦国兴隆,为一致创立了条件3、公元前 221 年,秦一致六国三、秦朝( 中央集权制度在秦朝确立,此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就是中央集权制度的加强过程 )基本政治制度:中央集权制度( 一) 中央集权制度的内容:1、皇帝制度特点:①皇权至上 ( 皇帝将立法、司法、行政、军事权益全部揽于自己手中)②帝位一世制和皇位世袭制2、三公九卿制 ( 中央官职 )三公:丞相、太尉、御史医生①职能:丞相是“百官之首”,协助皇帝办理全国政务; 御史医生负责监察百官 ; 太尉协助皇帝管理军务。
②互相关系:互相当合、互相管束。
九卿:三公以下的中央政府官职3、郡县制 ( 地方 )特点:①郡县官吏由中央任免,不能够世袭( 与西周分封制的根本差异)②县以下设乡、里、什伍( 二) 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特点:权益高度集中( 三) 中央集权制度的作用:完满打破了传统的贵族分封制,确立了中国古代大一统王朝制度的基础,对此后多年的中国政治和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
高一历史必修一知识点 2中国无产阶级的产生产生的时间及地点: 19 世纪四、五十年代,中国无产阶级产生于外商企业中。
注意:中国无产阶级先于中国财富阶级产生。
中国无产阶级的特点:中国无产阶级拥有国际无产阶级的共同有优点,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拥有远大的政治目光,富饶组织性和纪律性,是人类最进步的阶级。
中国农村改革的背景与基础- 论文关键字:经济问题发展农民运动合作农业农村合作社中华泱泱大国,历来以农为本。
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中国生存与发展的根本问题。
农业发展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继承性。
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根植于中国近、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根植于中国的基本国情,这段历史以及中国的基本国情形成了中国农村改革的背景和基础。
一、民国时期的农业将来民生主义真是达到目的,农民问题真是完全解决,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才算是我们对于农民问题的最终结果。
──《孙中选集》下卷,第810页民国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这个时期的农业史,有着相当丰富的内涵。
民国时期,南京国民政府及各地方政府为了稳定自己的政权,对发展农业制定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一大批爱国人士及农业专家学者为了寻求发展中国农业的道路,进行了艰苦的探索,提出了许多发展农业的思想、设想和理论,这些思想和理论是重要的农业遗产。
(一)孙中的农业思想孙中出生于广东香县(今中市)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孙中幼年时代,全家七口人,只靠租种两亩半族田过活。
由于生活困苦,他六岁就开始下田干活。
这样的生活经历,使他从小就切身体会到贫苦农民的悲惨境遇,这对他后来形成的改善农民生活,改良中国农业的思想,有着直接影响。
孙中早年在香港求学期间,就开始对改良中国农业问题产生兴趣,并撰文阐述他的见解。
目前所见的孙中最早的政治性《致郑藻如书》(1889 年)一文中,就提出了“兴农会以倡革农桑业”等主张。
1891年前后,由于受到当时一些改良主义知识分子的影响,孙中曾一度寄希望于“改良救国”。
孙中撰写《农功》一文,主张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以改良中国的农业生产,其中甚至还介绍了当时新发明的“电热温室栽培技术”:“迩有用电之法,无论菜木果蔬,入以电气,萌芽即速,长成亦易。
则早寒之地,严霜不虑其摧残;温和之乡,一岁何止三熟。
”1894年,孙中写了一封长达八千字的《上李鸿章书》,进一步阐发了他在《农功》一文中提出的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先进国家的主张,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具有浓厚改良主义色彩的经济发展理论。
为什么说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和祸患的总根源•在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社会特点。
•第一,封建时代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被严重破坏了,但是封建的生产关系仍然保持着,并在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有显著的优势。
•第二,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某些发展,但很微弱,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经济的主要形式。
•第三,帝国主义不但操纵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而且控制着中国的政治和军事,使中国在经济上失去了独立,在政治上丧失了国家主权。
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一切灾难与祸害的总根源,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
•第四,这个社会的政治制度,先是皇帝和贵族专制政权,代之而起的是地主阶级的军阀官僚统治,接着是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的专政。
它们作为封建势力的总代表,对外勾结帝国主义,对内残酷剥削人民,是近代中国最反动、最腐朽的势力。
•第五,由于中国处于许多帝国主义国家的统治或半统治下;又由于地方性的农业经济的存在;再加上中国地域广大,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表现出极端的不平衡。
•第六,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下,中国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民群众,过着饥寒交迫和毫无政治权利的生活。
中国人民的贫困和不自由程度,是世界上所罕见的。
•上述特点表明,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勾结,造成了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就成了近代中国革命的两大基本任务。
伟大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革命,就是在这些基本矛盾的基础上发生和发展起来的。
如何认识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 1 、消极影响: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具有阻碍作用,这是主要的。
外国资本主义经济对近代中的主权逐步丧失,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逐步确立,使中国近代化发展最终失去了独立发展的可能性,治等方面完全沦为资本主义世界的附庸。
中国农业的挑战与粮食安全目标的实现高 帆内容提要 未来我国农业将面临两个挑战:人口和食物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农业资源刚性约束更加突出。
这将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考验中国粮食安全。
现有的应对方案包括扩大粮食进口、依靠市场调节、增加技术投入和强调政府支持等,虽能取得一定效果,但都不足以在根本上构建起实现粮食安全目标的长效机制。
我国保障粮食安全的要害是进行粮食生产的组织方式创新,这可以从生产、贸易、市场等方面降低粮食领域中的风险。
围绕组织创新,必须采取相应措施完善现有粮食安全政策。
关键词 农业挑战 粮食安全 组织创新 农业具有为社会成员提供食物和为工业生产提供原料的基本功能。
尽管我国已从农产品长期短缺状态进入到总量基本平衡、丰年有余的新阶段,但对于一个人均农业资源相对较少的人口大国而言,粮食和食物安全始终是关系到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个大问题。
中国农业未来所面临的两大挑战从现在起的今后若干年,中国农业将面对两大挑战:一是人口和食物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2004年底中国人口为13亿,预计到2010年将达到13.45亿,2020年将达到14.20亿。
按照目前的粮食需求量测算,到2010年、2020年,我国粮食年需求量至少要分别达到5亿吨、5.25亿吨,粮食自给率要保持在95%左右。
①另外,在结构和品质方面,农业生产要适应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对间接粮食需求日益增加的趋势,2005~2010年肉类需求年递增率为3.16%,蛋类为4%,奶类为10%,水产品为3%,到2010年,农产品产地环境要明显改善,90%以上的初级农产品及加工品质量要达到国家规定标准。
依据我国当前的粮食生产能力,要在总量和结构上适应未来的需要,在物质、技术和制度条件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压力。
二是农业资源刚性约束更加突出。
目前我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5亩,为世界平均水平的43%。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加快,耕地资源将更加短缺,如果控制不好,到2030年耕地总面积将下降到13亿亩以下,人均耕地面积将降至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0.8亩临界值。
中国的问题根本上是农民问题《今日中国》:您认为中国共产党得天下,多大程度上是因为赢得了农民?温铁军:建国前夕,中国85%以上的人口是农民,城市人口不到15%,工业人口不到5%,所谓国民就是农民。
因此,从阶级的角度讲,中国的革命是一场农民革命。
国共两党都非常重视农民问题,也都讲农民革命。
但国民党的基层政权是以保甲长为代表的乡土社会的经济精英和政治精英为基础的,无法真正地发动农民,完成国家政治建设。
国民党甚至想把农村的租率由40%降低到37.5%都不能实现。
共产党以农民革命起家,在三次土地革命战争之间,一而贯之地继续农民革命,从而形成了有效的国民动员和国家政治建设的基础。
《今日中国》:建国初,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具有怎样的意义呢?温铁军:建国初,中国就是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形不成统一的国家财政,任何一个纸币的发行都是毛票子——因为黄金储备都被国民党带到台湾去了。
一个国家财政金融普遍出现严重赤字的情况下很难真正渡过危机。
共产党通过在土改,把当时85%的国民安定下来。
土改实质上是对国家最重要的资产——土地进行重新安排,实现“耕者有其田”。
而且,乡土社会稳定,物产丰富了,占总人口不到15%的城市人口也得到了稳定的供应,国家的经济就稳定了。
《今日中国》:在农村政策法面60年来有哪些变迁?温铁军:在中国,以农民为主体的、以按社区人口平均分地为实质内容的农村土地制度变革已经进行了三次。
第一次是1949-1952年的土改,第二次即是1978-1982年的“大包干”,第三次是1997-1999年落实“30年不变”的延包政策。
可以说,共和国的历任领导人做的第一件大事大多是和农业有关的。
从2003年开始国务院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已经连续六年是以三农问题为主体的。
2003年中央政府出台了农村土地承包法;2004年到2006年中国农民在耕者有其田的基础上实现了第二个梦想——免赋。
胡锦涛主席2005年前后提出新农村建设的构想时,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
对50年代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失误的理论根源的探讨对50年代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失误,已有多种权威论述。
现试从这种失误的理论根源方面提供一点粗浅认识,供有识者分析讨论。
一、不是时候的跳跃——共产主义的实验早在1853年4月12日,即在1953年中国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布建国之日即进入社会主义革命之时的100年之前,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给约·魏德迈的信中,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将来可能面临的历史形势与“左”的选择作过极为深刻的精彩预言:“我们的党有一天不得不出来执政,而归根结蒂是去实行那些并不直接符合我们的利益,而是直接符合一般革命的利益、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利益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在无产阶级大众的压力下,由于被我们自己所发表的或多或少地已被曲解的、而且在党派斗争中多少带着激昂情绪提出来的声明和计划所约束,我们将不得不进行共产主义的实验,并实行跳跃,但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非常清楚。
这样做,我们会丢掉脑袋,——但愿只在肉体方面,——就会出现反动,并且在全世界能够对这种事情作出历史的判断以前,我们不仅会被人视为怪物(这倒无所谓),而且会被人看成笨蛋,(那就糟糕多了)。
我看不出还能有别的什么结果。
”不幸而言中。
苏联20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和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国50年代的高级社、人民公社运动,正是这种被恩格斯称为“实行跳跃”的“共产主义的实验”。
由于“这样做还不是时候”,脱离了农业、农村、农民的实际需求与可能,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因而出现了失误,遭到了严重的失败。
值得重视和总结教训的是,恩格斯还指出:“这一点我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
”实际上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对于50年代中国农村、中国经济该不该跳跃甚至大跳跃或大跃进,是不是“我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呢?夺取政权以后,需不需要发展新民主义经济、允不允许保留个体经济、富农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是不是“我们自己知道得很清楚”呢?是的,毛泽东早有过很清楚的明确回答。
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民解放运动中国农民解放运动自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作为中国社会历史上的重要节点,影响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当时中国农民的地位和待遇,更是引起了大家的强烈关注和热议。
在这背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土地改革。
从1949年开始,中国共产党通过一系列的土地改革措施,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从而推动了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土地改革与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关系。
一、土地问题是中国农民解放的根源中国农村土地问题的根源,可以追溯到早期封建时代。
在封建社会,土地分配十分不公,百姓只能拥有极少的土地,并不得不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将其出租给地主阶级,这让许多农民生活在贫困和苦难之中。
在20世纪前期,随着农业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发展,土地问题也变得尤为严重。
各国列强的殖民扩张和资本主义的迅猛崛起,更是将中国农民阶级的贫困和艰难推向了顶峰。
因此,解决土地问题成为了中国农民争取自身权益和解放的根本出路。
土地改革措施的出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取得革命成功的重要策略。
二、土地改革推动了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发展1949年9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掌握了国家的大权和资源。
接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土地改革开始广泛开展,目的是解决百姓特别是农民的土地问题。
此举不仅让广大的群众感受到了共产党的诚信和关怀,更促进了广大农民的觉醒和行动。
因为,只有农民真正拥有了自己的土地,才能对自己的生活有着更大的控制和改善。
在此背景下,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进程逐步推进。
不仅土地问题得到了妥善解决,广大农民的合法权益也得到了维护和保护,农民的地位和待遇也得到了提高。
同时,各地区和行业的合作社建设、农村文化普及、农村经济发展等国家政策和措施,也在不断推动着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进程。
三、土地改革成为了中国农业发展的基础随着中国农民解放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土地落入了广大农民的手中。
农民不仅有了更好的耕种条件和保障,还开始倡导新型的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和农产品质量。
中国农业革命的根源与挑战
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卢锋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开始了快速城市化进程,农业劳动力占比从改革初期约70%下降到目前35%上下;同时中国主要农产品产量大幅增长,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在中国几千年农业史上堪称一场革命。
农业革命有效保障了中国十多亿人口的粮食安全,并构成中国大规模城市化与结构持续转变的前提条件之一。
本文简略地考察了中国农业革命的表现、根源与贡献,并对完成农业革命所面临的挑战做出了评论。
中国当代农业革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30多年来主要农产品产量不同程度地持续增长。
粮食、棉花涨幅较低,共增长1-2倍;水产品涨幅最高,增长10多倍;油料肉类涨幅居中,增长5-6倍。
2004-2012年粮食产量“九年增”,既是中国新时期农业增长成就之一,也是农业革命表现之一。
不过具体看“九年增”这一前所未有成就的背景条件之一,是此前五年中国粮食产量前所未有地持续下跌,这又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空前规模过量库存存在联系,因此,我们需要客观理性地解读“九连增”现象发生的根源及政策含义。
第二,农业和粮食平均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
以1978年不变价增加值衡量年均劳动生产率,2011年为1688元,是1978年362元的4.66倍,改革开放时期年均增长4.77%。
1978年每工日平均产出6.65公斤粮食,比1953年9.2公斤下降近三成。
2003年每工日粮食产量31公斤,年均增长6.35%。
2011年达到61.1公斤,2003年到2011年间年均增长率达8.84%。
第三,主要农产品平均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过去30多年13种主要农产品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均值7.1%,最高是鸡蛋约10%,最低苹果3.5%。
4种粮食劳动生产率平均增长率为7%,最高是小麦8.1%,最低是稻谷6.3%。
第四,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持续增长。
边际劳动生产率指的是在特定劳动投入水平上追加投入一个单位劳动力带来的产出增加量。
以1978年不变价农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110元上下增长到2011年527元,年均增长近5%。
粮食边际劳动生产率从1978年每个工日0.92公斤增加到2010年增长到8.13公斤,年均增长约7%。
第五,在粮价周期波动方面,谷物不变价经历了明显周期波动,但在整个时期没有趋势性大幅上涨。
具体表现为2011年每公斤均价为0.58元,略低于1980年0.60元。
这样的特点反应了农业生产供给系统在过去30年大体平顺支撑结构。
第六,过去30多年中国农业劳动力向非农部门累计转移约2.2-2.5亿人。
如果加上城镇人口新增劳动力就业,非农就业总增量就达3.7亿之多。
与OECD国家过去一个多世纪农业劳动力平均占比从53%下降到10%相比,中国该占比值从改革初约70%降到2010年35.6%。
上述变化构成农业革命整体演变的不同侧面表现,最有实质意义的是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升。
如马克思所言: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发展的基础。
只有劳动生产率提升,才能在改善不断增长人口总量膳食结构同时,还能支持越来越多农业部门劳动力转向非农部门。
中国当代农业革命的基本特征事实,与简单经济分析常识高度吻
合,与农业部门生产率不变前提下“农业无限劳动供给”的刘易斯传统二元结构基本理论假说其实并不一致。
当代中国农业革命主要是三个方面驱动因素的结果。
首先是“政策好”与“人努力”。
政策好是指改革计划经济时期错误体制政策,实行符合经济规律和农业经济特征要求的政策。
改革建立以确认农户自主产权为本质内容的家庭承包制土地制度,由此构建适应农业经济规律和特点的农村微观组织架构。
放开价格管制,鼓励要素流动,允许和培育农产品市场产生和发展。
降低直至取消农业税负,重视农村教育以开发和培育农业劳动力资源。
大幅增加了农业财政支出:1990年到2010年农业财政支出(支农、基建、救济等)从308亿元增长到8130亿元。
市场取向的农业改革政策,加上中国农民整体勤劳努力与聪明善学的优良素质,善于通过“干中学”提升人力资本,构成农业劳动生产率持续提高的关键条件。
其次是农业科技进步与现代投入大幅增长。
中国农业科研投入持续增长,科研机构内部经费支出从1989年大约20亿元增加到2010年大约200亿元;高校R&D课题投入经费从2001年的不到1亿元增加到2010年大约30亿元。
1978年以来中国耕地有效灌溉面积从不到6亿多亩增长到9亿多亩,农业用电量则增长了几十倍,化肥尤其是复合肥使用量大幅增长,农用薄膜覆盖面积达到3亿亩左右。
2004年以后大中型农业机械增速大幅提升。
再次是全球化开放环境的助推作用。
开放政策与开放环境引导中国农业生产和贸易结构转型,通过发挥比较优势提升农业产出效率。
农业进出口从1981年110亿美元增长到2011年约1600亿美元,年均增长率9.3%。
出口以水产品和园艺品增长较最,进口以土地密集型大宗农产品为主,与中国农业要素禀赋和相对成本结构特点具有一致性。
虽然近十年来中国农业贸易逆差较快扩大,但开放发挥比较优势对提高农业效率和结构调整具有重要意义。
农业革命在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与改善膳食结构同时,还直接与间接对中国长期增长做出显著贡献。
整个改革时期农业增长对GDP增长贡献的年度平均值约1个百分点。
另外农业革命支撑的劳动力转移具有间接宏观增长效应。
根据广义奥肯模型对中国经济增长率与农业劳动力转移之间定量关系估计结果,劳动力转移对宏观增长贡献在整个改革时期简单年均值超过2个百分点。
随着结构转型持续推进,中国农业劳动力占比2020年有望降到约25%,2030年将降至14%以下。
“退出”和“转出”将是决定未来农业劳力占比下降的两大最重要因素。
未来中国农业持续增长面临多重挑战。
一是现代投入增长推进农业革命的同时也带来各类环境污染压力,包括化肥残留,残膜白色污染,农业面源污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
二是食品安全新挑战包括三聚氰胺,瘦肉精,苏丹红,孔雀绿,地沟油,毒豇豆等。
如果说传统粮食安全主要解决“有没有吃的”问题,新一代食物安全则要更加重视应对“有东西敢不敢吃”的问题。
三是农业劳动力老化挑战。
农业劳动力年份分布从1990年“下宽上窄”的“金字塔形”,已快速变为2010年“腰身粗壮”的“圆葫芦形”。
面临劳动力“量减年老”和环保压力趋势上升等限制,中国需要持续进行制度创新发掘农业增长潜力,并在更高水平上借助技术进步与现代投入增长效应以持续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从而最终完成农业革命的历史使命。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