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胆胰恶性肿瘤腹腔化疗专家共识(2020版)》要点

《肝癌靶向治疗专家共识（草案）》（2020）要点1 背景与意义肝癌在全球常见恶性肿瘤中排名第五，同时也是我国发病率与病死率最高的恶性肿瘤之一。

据统计，2015年中国肝癌患病人数为37.0万，死亡人数为32.6万，是第二位主要的肿瘤死因。

肝癌具有起病隐匿、进展快、复发早和预后差等临床特点，临床上发现时大部分已至晚期。

随着对肝癌分子信号通路和肿瘤微环境研究的不断深入，靶向治疗在晚期肝癌的治疗方面已表现出明显优势并占据重要地位。

自2007 年11月索拉非尼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用于晚期肝癌的治疗以来，国际上已经有5个靶向药物获批肝癌的适应证，包括一线治疗的索拉非尼、仑伐替尼；二线治疗的瑞戈非尼、雷莫芦单抗和卡博替尼（表1）。

除了雷莫芦单抗外，这些靶向药物均为小分子多靶点的口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皆含有抗血管生成和抑制肿瘤细胞增殖的作用。

2 晚期肝细胞癌靶向药物治疗选择2.1 靶向药物单药治疗【专家意见1】：对于不适合局部处理的局部晚期和晚期肝细胞癌（HCC），可选择索拉非尼（1级推荐，1类证据）、仑伐替尼（1级推荐，1类证据）；也可考虑多纳非尼（2级推荐，1类证据，药品未上市）；慎重选择阿帕替尼（3级推荐，2类证据）、安罗替尼（3级推荐，3类证据）。

【专家意见2】：对于不适合局部处理的局部晚期和晚期HCC的二线治疗，可选择瑞戈非尼（1级推荐，1类证据）；也可考虑阿帕替尼（2级推荐，1类证据，未获得适应证）、卡博替尼（2级推荐，1类证据，国内未上市）、雷莫芦单抗（2级推荐，1类证据，国内未上市）；慎重选择安罗替尼（3级推荐，3类证据）。

截至现在，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仍然是晚期HCC药物治疗的基石。

2.2 靶向药物与其他药物的联合2.2.1 靶向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联合应用【专家意见3】：对于不适合局部处理的局部晚期和转移性HCC且肝功能Child-Pugh A级患者，一线治疗可选择贝伐珠单抗联合阿替利珠单抗（1级推荐，1 类证据）；也可以谨慎选择抗血管生成靶向药物（贝伐珠单抗、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联合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的其他组合方案（2级推荐，3类证据）。

最新肝内胆管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全文版）摘要肝内胆管癌是一种原发性肝癌。

近年来,该病发病率在国内外呈明显上升趋势。

因发病隐匿,侵袭性强,且缺乏有效治疗方法,肝内胆管癌预后极差。

国家科技部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课题专家组基于国内外本领域研究获得的循证医学证据,并结合符合我国国情的临床实践,特制订《肝内胆管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

该共识针对肝内胆管癌的危险因素、发病机制、病理特征、临床表现、诊断方法、疾病分期、外科治疗、辅助治疗，以及其他局部、区域性和系统性治疗进行系统阐述,旨在规范、普及和提高对肝内胆管癌的诊断和多学科治疗水平,改善该病总体预后。

肝内胆管癌起源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其发病率仅次于肝细胞癌，占原发性肝癌的10%～15%。

近30年肝内胆管癌的发病率在全世界范围内呈明显上升趋势。

肝内胆管癌发病隐匿，极易侵犯肝脏周围器官、组织和神经，发生淋巴结和肝外远处转移，大部分病人确诊时通常已处于晚期，缺乏有效治疗方法。

对于部分早期肝内胆管癌病人，肝切除治疗已获得广泛肯定。

然而，即使行根治性切除术，肝内胆管癌术后仍然极易复发和转移，病人术后5年总体生存率为25%～40%，预后远差于肝细胞癌。

近年来肝内胆管癌的基础和临床研究有较大进展。

为进一步规范和普及肝内胆管癌的临床诊断与治疗，提高该病治疗水平，由国家科技部传染病防治重大专项课题“病毒性肝炎相关肝癌外科综合治疗的个体化和新策略研究”专家组发起，基于国内外本领域研究获得的循证医学证据，以及本课题资助下取得的研究进展，并结合符合我国国情的临床实践，制订《肝内胆管癌外科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

参考评估、制订与评价（grading of recom-mendations assessment，development and evaluation，GRADE）系统。

本共识将循证医学证据的等级分为高、中、低和极低4级；将治疗建议分为强烈建议和一般建议2级。

《肝细胞癌癌前病变的诊断和治疗多学科专家共识（2020版）》要点近年来，我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总体仍呈上升趋势。

在癌症诊疗的历程中，临床和基础研究均认识到癌前病变的诊断及早期治疗的重要性。

比如慢性萎缩性胃炎、子宫颈慢性炎症、结直肠多发性腺瘤性息肉和乳腺囊性增生病等癌前病变的确立，以及规范而有效的干预措施，对降低部分癌症的发病率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我国是肝病发病率较高的国家，有上亿的人群罹患肝脏疾病。

每年因肝炎、肝硬化和肝细胞癌（HCC）导致死亡的病例达数十万之多。

我国HCC的发生过程大多遵循“乙型肝炎-肝硬化-肝癌的三部曲”模式。

由于起病隐匿，大多数病例发现时已届晚期，失去了外科根治的机会。

因此，肝癌的五年总生存率目前仅为12.1％，名列17种常见恶性肿瘤总生存率的倒数第二位。

统计数据表明我国每年的HCC发病率和病死率非常相近，这表明现有的诊疗策略和措施对降低HCC 的五年总死亡率非常有限，因此探索新的HCC诊疗策略极其迫切。

1 HCC癌前病变的定义近年来，美国国立卫生研究所（NIH）制定了癌前病变的五条标准，内容如下：（1）该癌前病变与相应的癌发生率增高有关；（2）当癌前病变进展到癌时，所发生的癌应产生于该癌前病变中的细胞；（3）癌前病变应不同于其发生的正常组织；（4）癌前病变与相应的癌在分子和表型特征上有部分相似，但又有明显区别；（5）该癌前病变应有一种方法可以诊断。

目前病理学上对HCC癌前病变的认识通常为：在慢性乙型肝炎等肝病背景下，肝组织出现一定的组织结构和细胞形态上的异型性，形成具有潜在恶变风险的异型增生结节，常见病理类型包括LGDN和HGDN，两者的恶变风险依次增加。

2 HCC癌前病变的筛查2.1 筛查人群建议对于HBV感染，年龄≥20岁，有肝硬化表现的人群应当定期筛查。

对HCC风险人群，应当进行分层认定，根据不同的风险采用不同的筛查手段。

特别对于HCC高风险人群，应当及早开始筛查工作，包括：慢性乙型、丙型肝炎患者及病毒携带者，40岁以上男性或50岁以上女性，有长期酗酒和糖尿病者，有肝硬化者，有HCC家族史者。

+,-./中国胰腺癌多学科综合治疗模式专家共识（２０２０版）中国医师协会肿瘤医师分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胰腺疾病专家委员会，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腹部肿瘤专家委员会摘要：胰腺癌的病因尚未完全明确，预防便尤为困难。

辅助检测手段的灵敏度和特异度低，早诊是世界性难题，现有的治疗手段疗效不满意，且短期内难以突破，总的５年生存率仅７．２％。

面对胰腺癌的现状，要加强基础研究、探究其病因和发病机制，去除病因、切断发生发展路径。

研发高灵敏度、高特异度的外周血和尿液等检测技术以及影像诊断技术以提高早期诊断率和疗效，然而基础和早期诊断技术的研究时间长、费用高，短期内难以见效。

因此，急需解决的问题是通过规范的ＭＤＴ、优化组合现有的诊疗方法，制订个性化的治疗方案，达到改善疗效的目的。

本共识是在第１版的基础上，基于胰腺癌的诊治现状且短期内难以突破的窘境，参照国际、国内成功的诊治经验、结合中国国情、由国内业界众多知名专家参与，经反复推敲、讨论、几易其稿成文。

本共识就ＭＤＴ的意义和宗旨、主要任务、开展的必要客观条件、工作流程、注意事项、相关临床和基础研究、多中心ＭＤＴ模式探索、ｅＭＤＴ模式探索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论述，希望能为推动我国胰腺癌ＭＤＴ的规范化开展、改善胰腺癌的疗效、总结成功经验、促进国际交流、加强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有所脾益；为国家制订相关政策、推动全国ＭＤＴ的开展有所帮助。

本共识是中国制定的ＭＤＴ模式的专家共识，不仅仅适用于胰腺癌，也可供其他肿瘤借鉴。

关键词：胰腺肿瘤；多学科综合治疗；共识中图分类号：Ｒ７３５．９ 文献标志码：Ｂ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２５６（２０２０）０９－１９４７－０５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ｔｈｅＭＤＴｍｏｄｅｌ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２０２０ｖｅｒｓｉｏｎ）ＣｈｉｎｅｓｅＳｏｃｉｅｔｙｆｏｒ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Ｏｎｃｏｌｏｇｉｓｔｓ；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Ｄｉｓｅａｓｅｓ，Ｃｈｉｎａ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ｉｖｅ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ｆｏｒＭｅｄｉｃａｌａｎｄＨｅａｌｔｈＣａｒｅ；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Ａｂｄｏｍｉｎａｌ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Ｃｈｉｎａ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ｉｓｔｈａｔｔｈｅ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ｉｓｎｏｔｃｌｅａｒａｎｄ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ｉｓｉｍ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Ｔｈｅ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 ｆｉｃｉｔｙｏｆｔｈｅａｕｘｉｌｉａｒｙ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ｒｅｌｏｗ，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ｉｓａ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ｉｓｎｏｔｓａｔｉｓｆａｃｔｏｒｙ，ａｎｄｉｔ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ａ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ｏｖｅｒａｌｌ５－ｙｅａｒｓｕｒｖｉｖａｌｒａｔｅｉｓｏｎｌｙ７．２％．Ｉｎｔｈｅｆａｃｅ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ｅｎｔｓｉｔｕ 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ｋｅｙ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ｓ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ｘｐｌｏｒｅｉｔｓｅｔｉ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ｐａｔｈｏｇｅｎｅｓｉｓ，ｒｅｍｏｖｅｔｈｅｃａｕｓｅ，ｃｕｔｏｆｆｔｈｅｐａｔｈｏｆ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ｗｈｉｃｈｉｓｔｈｅｏｎｌｙｃｏｒｒｅｃｔｗａｙｔｏｏｖｅｒｃｏｍｅ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Ｉｔｉ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ｗａｙｔｏ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ｂｙ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ｐｅｒｉｐｈｅｒａｌｂｌｏｏｄ，ｕｒｉｎｅ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ｗｉｔｈｈｉｇｈ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ａｎｄ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ｉｍａｇ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ｒａｔｅ．Ｈｏｗｅｖｅｒ，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ｂａｓｉｃａｎｄｅａｒｌｙｄ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ｔａｋｅｓａｌｏｎｇｔｉｍｅａｎｄｃｏｓｔｓａｌｏｔ，ｗｈｉｃｈｍａｋｅｓｉｔ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ｒｅｓｕｌｔｓｉｎａ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ｐｒｏｂｌｅｍｔｏｂｅｓｏｌｖｅｄｕｒｇｅｎｔｌｙｉｓｔｏｄｅｖｅｌｏｐａ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ｉｚｅ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ｐｌａｎｔｈｒｏｕｇｈ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ｉｚｅｄＭＤＴ，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ｘｉｓｔｉｎｇ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ｍｅｔｈｏｄｓ，ｓｏａｓｔｏａｃｈｉｅｖｅｔｈｅｐｕｒｐｏｓｅｏｆｉｍｐｒｏｖｉｎｇ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Ｔｈｉｓ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ｅｄ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ｓ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 ｍｅｎｔｓｔａｔｕｓ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ａｎｄｔｈｅｄｉｌｅｍｍａｔｈａｔｉ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ｔｏ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ｉｎａｓｈｏｒｔｔｉｍｅ，ｗｉｔｈ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ｔｏｔｈ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ｄｉａｇｎｏｓｉｓａｎｄ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ｍｂｉｎｅ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ｏｆｏｕｒｃｏｕｎｔｒｙ，ａｆｔｅｒｒｅｐｅａｔｅｄｄｅｌｉｂｅｒａｔｉｏｎ，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ａｎｄｒｅｖｉｓｏｎｂｙｍａｎｙｗｅｌｌ－ｋｎｏｗ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ｉｎ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ｅ，ｔｈｅｍａｉｎｔａｓｋｓ，ｔｈｅ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ｓ，ｐｒｅｃａｕｔｉｏｎｓ，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ｃｌｉｎｉｃａｌａｎｄｂａｓ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ｆＭＤＴ，ｍｕｌｔｉ－ｃｅｎｔｅｒＭＤＴａｎｄｅＭＤＴｍｏｄｅ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ｅｔａｉｌ．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ｈｅ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ｗｅｈｏｐｅｔｈａｔｉｔｃａｎｈｅｌｐ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ｓｔａｎｄ ａｒｄｉｚｅ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ＭＤＴａｎｄｉｍｐｒｏｖｅｔｈｅｅｆｆｉｃａｃｙｏｆ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ｉｎＣｈｉｎａ，ｔｏ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ｏ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ｐｅｒｓｏｎｎｅｌ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ａｎｄｅｃｈｅｌｏｎ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ｐｏｌｉｃｉｅｓａｎｄｐｒｏｍｏｔｅ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ＭＤＴｉｎ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ｃｏｕｎｔｒｙ．Ｔｈｉｓ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ｉｓｅｘｐｅｒ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ｏｎｔｈｅＭＤＴｍｏｄｅ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ｎＣｈｉｎａ，ｗｈｉｃｈｉ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ａｐｐｌｉｃａｂｌｅｔｏ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ｃａｎｃｅｒ，ｂｕｔａｌｓｏ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ｆｏｒｏｔｈｅｒｔｕｍｏｒｓ．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ａｎｃｒｅａｔｉｃｎｅｏｐｌａｓｍｓ；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ＤＯＩ：１０．３９６９／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５２５６．２０２０．０９．００７收稿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０；修回日期：２０２０－０７－２０基金项目：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健康科技创新工程（２０１６－Ｉ２Ｍ－１－００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８１９７２３１４）通信作者：王成锋，电子信箱：ｗａｎｇｃｈｅｎｇｆｅｎｇ６２＠１６３．ｃｏｍ［本文首次发表于中华肿瘤杂志，２０２０，４２（７）：５３１－５３６］ 胰腺癌被称为癌中之王，全球总体发病率和死亡率逐年上升，预计在２０３０年将成为恶性肿瘤的第二大杀手［１］。

《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后复发预防和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要点肝细胞癌（HCC）是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全球发病率约84万/年，位居各种恶性肿瘤发病率的第7位。

我国为HCC高发地区，发病率占全世界的50%以上。

最新统计资料表明，HCC在我国的肿瘤相关性死亡中位居第二位，仅次于肺癌。

肝切除术仍是目前HCC治疗最常用的潜在根治性治疗手段，但文献报道的术后5年复发率>70%。

有效预防与及时合理治疗复发，对降低病死率，提高总体生存率具有重大意义。

1 HCC术后复发的定义HCC术后复发是指根治性肝切除术后HCC的再次发生。

HCC复发的临床诊断主要根据既往肝切除治疗史，以及再次发生肿瘤的临床特征符合国家卫健委《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以下简称为《2019规范》）或欧洲肝脏研究协会（EASL）HCC诊疗指南的诊断标准。

利用切除或穿刺获得的肿瘤组织可做出病理学诊断。

建议：（1）复发性HCC的诊断主要基于根治性肝切除术后再次发生肿瘤，如符合《2019规范》或EASL的临床诊断标准，即可做出临床诊断；组织病理学检查提供确定性诊断（证据等级：高；建议等级：强烈建议）。

（2）HCC根治性切除定义为完全切除术前影像学和术中探查可发现的所有肿瘤结节，肝切缘病理学检查阴性，无大体血管和胆管侵犯，无淋巴结或肝外远处转移，多数AFP阳性病人，术后2个月内该标记物降至正常水平，影像学检查无新发肿瘤（证据等级：中；建议等级：一般建议）。

2 HCC术后复发的类型多数（68%～96%）病人肝切除术后HCC复发发生在肝内，即肝内复发；少数可转移至肝外组织或脏器，即肝外转移，但常同时合并有肝内复发。

建议：（1）HCC肝内复发存在单中心和多中心两种起源，分别与早期和远期复发相关（证据等级：高；建议等级：强烈建议）。

（2）临床上一般可将术后2年内的复发定义为早期复发，2年之后的复发定义为远期复发（证据等级：中；建议等级：一般建议）。

原发性肝癌放射治疗专家共识（2020年版）要点总结原发性肝癌是我国发病率较高的恶性肿瘤之一，据报道，2015年我国原发性肝癌新发患者46.6万例，死亡42.2万例，超过世界原发性肝癌发病总例数的一半。

随着现代精确放疗技术的迅速发展，放疗应用于原发性肝癌患者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广泛证实，为肝癌治疗提供了新的机遇。

近日，《原发性肝癌放射治疗专家共识（2020年版）》根据临床实际情况，结合近年来肝癌放疗的最新研究进展，尤其是随机对照的高循证级别的研究，在2016年版基础上进行了更新。

原发性肝癌放疗概况放射治疗（简称放疗）分为外放射治疗（外放疗）和内放射治疗（内放疗）。

外放疗是利用放疗设备产生的射线（光子或粒子束），经体外聚焦到体部肿瘤，从而破坏肿瘤细胞的DNA，导致肿瘤细胞死亡，达到控制肿瘤的目的。

内放疗是利用放射性核素，经肌体管道或通过针道植入肿瘤内，使肿瘤受到来自内部的射线照射，在我国常由介入科医师操作。

原发性肝癌包括肝细胞肝癌和肝内胆管细胞癌。

这两种病理类型的放疗处理原则不同:（1）肝细胞肝癌淋巴结转移少见，而肝内胆管细胞癌淋巴结转移较常见。

肝细胞肝癌外放疗通常无需行预防性淋巴引流区照射，而肝内胆管癌外放疗有时需考虑是否行照射淋巴引流区。

（2）肝细胞肝癌动脉血供丰富，不能手术切除的肝细胞肝癌接受肝动脉栓塞化疗（介入治疗）的效果好，而肝内胆管细胞癌动脉血供欠丰富，碘油栓塞效果欠佳，其介入治疗对综合治疗的贡献有限。

（3）肝细胞肝癌较肝内胆管细胞癌常见，放疗的临床经验较多。

因此，本共识分别论述这两种不同病理类型的原发性肝癌。

肝细胞肝癌1.肝细胞肝癌的外放疗01对不同病期的肝细胞肝癌都可以获益➤小肝癌的体部立体定向放疗（SBRT）：肝内肿瘤的立体定向放疗主要针对小的肝细胞肝癌（小肝癌）。

➤肝移植前的放疗：立体定向体部放疗是肝癌患者肝移植前肝源等待期间的一种安全有效的衔接治疗，能够在移植前缩小或控制肿瘤，提高生存获益，应受到更多重视。

《肝胆肿瘤分子诊断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0）要点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包括肝细胞癌(HCC)、胆管细胞癌(CCA)、混合癌(HCC-CCA）在内的原发性肝癌（PLC）及胆管癌、胆囊癌等原发于胆系的恶性肿瘤的临床诊断、疗效评估、预后判断等各个方面。

鉴于现有的包括酶联免疫吸附（ELISA）、免疫组化、基因芯片、基因测序在内的诸多实验手段易受标本采集、保存、核酸提取、测序深度、试剂和仪器质量、结果分析判读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相关学/ 协会已相继出台部分共识及指南，以推动分子生物学前沿成果在临床中的应用。

1 诊断相关的主要分子标志物1.1 临床应用的血清学分子标志物1.1.1 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血清甲胎蛋白及其异质体AFP-L3 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和特异性最强的HCC标志物，国内常用于HCC患者的普查、早期诊断、术后监测和随访。

化学发光免疫、ELISA 和电化学发光法是其临床常用的检测方式。

对于甲胎蛋白≥400μg/L 超过1个月，排除妊娠、生殖腺胚胎癌和活动性肝病的患者，应高度考虑HCC，其诊断特异性高达99%，而敏感性仅为17%。

对于甲胎蛋白阴性的患者，要定期检测和动态观察，并要借助影像学检查甚至穿刺活检等手段来明确诊断。

1.1.2 脱-γ-羧基凝血酶原（DCP）：DCP是一种不正常的凝血酶原分子。

在HCC 中，由于癌细胞不能正常合成凝血酶原前体，同时凝血酶原前体羧化不足，从而生成大量的DCP。

目前广泛采用ELISA试剂盒来检测DCP，亦可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DCP。

研究发现，DCP≥40mAU/L诊断早期HCC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4% 和86%。

1.1.3 糖类抗原19-9：糖类抗原19-9蛋白是一种临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在正常的胆管、胰腺、胃和结肠上皮细胞中均有表达。

上述部位的疾病均能引起糖类抗原19-9表达升高。

其常用检测方法为微粒子酶免法(MEIA)和ELISA。

腹腔镜肝切除术治疗肝细胞癌中国专家共识(2020全文版)关键词肝细胞癌；肝切除术；共识；推荐意见；腹腔镜检查1 背景肝细胞癌(以下简称肝癌)是全世界第6大常见癌症，位居肿瘤死亡原因的第3位［1］。

我国是肝病大国，全世界>50%的肝癌发病及病死病例分布在中国，肝癌是严重危害国人生命健康的常见重大疾病。

手术切除仍然是目前肝癌最有效的治愈性措施。

近年来，随着腹腔镜肝切除技术和理念的进步、器械设备的日益更新以及对肝脏解剖学认知的不断深入，加之数字医学、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融入和临床应用，腹腔镜肝脏外科飞速发展，并在关键技术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自1995年腹腔镜肝切除术(laparoscopic hepatectomy，LH)首次应用于肝癌外科治疗以来，全世界LH治疗肝癌的报道逐年增多。

与传统开腹肝切除术比较，LH治疗肝癌具有切口小、腹壁及侧支循环破坏少、手术创伤应激反应轻、出血量少、恢复快、术后难治性腹腔积液等并发症发生率低、住院时间短、病死率低、便于接受再次治疗等优势，其肿瘤学效果在选择性患者中与开腹肝切除术相当，LH治疗肝癌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已得到广泛验证。

2008年在美国Louisville和2014年在日本Morioka分别召开第一届和第二届国际腹腔镜肝切除共识研讨会，颁布的相关共识及指南显示LH在肝癌治疗中的价值已得到世界范围的认可［2-3］。

2017年Southampton共识进一步拓展了LH 治疗肝癌的适应证，包括需行联合肝脏分隔和门静脉结扎的二步肝切除术(associating liver partition and portal vein ligation for staged hepatectomy，ALPPS)的复杂肝癌、大肝癌和血管受侵的肝癌等［4］。

2017年香港亚太共识对LH治疗肝癌中一些有争议的关键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推荐建议［5］。

但现有的国内外相关指南和共识中，针对LH治疗肝癌的指导性建议少且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对伴有肝硬化背景的肝癌腹腔镜外科治疗的指导价值有限。

《肝细胞癌分子靶向药物临床应用中国专家共识（2020版）》要点一、背景介绍原发性肝癌是我国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我国2020年肝癌发病人数410 038人，死亡人数达到391 152人，居于中国恶性肿瘤所致死亡的第2位，其中肝细胞癌（HCC）占到85%～90% 以上，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本共识仅讨论HCC的分子靶向治疗。

HCC起病隐匿、恶性程度高且进展迅速，我国HCC患者在确诊时，多已处于局部晚期或伴有远处转移，对于该部分患者，国内外指南均推荐患者接受系统性治疗。

根据原发性肝癌诊疗规范（2019年版）推荐：中晚期肝癌患者可用靶向药物治疗；而美国国立综合癌症网络（NCCN）临床实践指南：肝胆肿瘤（2020年V5版）推荐的系统性治疗方案与国内相比种类更多。

众多的靶向药物，针对不同的治疗目的，在不同的患者人群，应该如何选择才能使患者得到最大的获益，目前尚无权威指南进行解读。

二、临床治疗推荐1. 我国已获批的HCC靶向治疗药物：（1）一线治疗：甲苯磺酸索拉非尼片是一种口服多激酶抑制剂，两项大型、随机对照、国际多中心的期临床试验SHARP研究和ORIENTAL研究的结果均证明，索拉非尼能够延缓肿瘤进展，延长晚期HCC患者的生存期。

（2）二线治疗：瑞戈非尼片是一种多激酶抑制剂，瑞戈非尼的获批是基于期临床研究（RESORCE 研究）结果，该研究结果提示同安慰剂组相比，瑞戈非尼组患者的mOS和mPFS均显著延长。

推荐意见1：晚期HCC的一线靶向药物为索拉非尼、仑伐替尼和贝伐珠单抗联合阿替利珠单抗（b，A）；二线靶向药物为瑞戈非尼和阿帕替尼（b，A）。

2. 以靶向治疗为基础的治疗方案推荐（图1）：对于早期HCC［中国肝癌的分期方案（CNLC）a～b］患者，手术是主要的治疗手段，合并高危复发因素者，推荐靶向药物作为辅助治疗；针对中期HCC（CNLC a～b）患者，国内指南推荐以手术或者介入治疗为主，对于合并术后高危复发因素的患者可加用靶向药物作为辅助治疗；而对于晚期HCC（CNLC a～b）患者，国内指南推荐以系统性治疗为主。

《中国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专家共识》（2020）要点1 背景肝癌是目前我国第4位常见恶性肿瘤及第2位肿瘤致死病因，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生命和健康。

我国肝癌发病人数占全球病例的46.7%。

我国肝癌患者多数存在乙型肝炎病毒感染和由此引起的肝硬化背景，且大多数患者在诊断时已属中晚期，病情复杂，预后差，目前我国肝癌患者5年总体生存率不足15%。

近年来肝癌的外科治疗、介入治疗、药物治疗、放射治疗等均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但单一的治疗方法已出现“天花板效应”，难以进一步大幅度提高疗效，亟需联合和应用多学科治疗方法来提高疗效。

随着靶向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在肝癌治疗中不断取得突破，系统性药物治疗对肝癌各种传统的局部治疗手段及其联合治疗模式产生了巨大影响。

肝癌综合治疗新策略的涌现，也要求不同学科的医务工作者必须熟悉和掌握肝癌综合诊疗的新动态、新模式。

2 肝癌多学科诊疗团队的构建2.1 建立肝癌多学科诊疗团队（MDT）的必要性2.1.1 肝癌本身的复杂性2.1.2 肝癌治疗方法的多样化2.1.3 肝癌治疗体制现状2.1.4 我国肝癌MDT发展现状2.2 肝癌MDT的建立与运行2.2.1 参加科室、人员组成及运行方式2.2.2 主要服务对象2.2.3 MDT具体实施流程与运行管理2.3 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原则肝癌的总体治疗目标是延长患者总生存期并最大限度地改善患者的生存质量，肝癌多学科综合治疗的临床实施需要遵循以下原则。

2.3.1 分期治疗的原则2.3.2 局部治疗和系统治疗并重的原则2.3.3 循证医学的原则2.3.4 遵循规范和个体化相结合的原则2.3.5 兼顾生存率和生存质量的原则2.3.6 中西医结合的原则3 各临床分期肝细胞癌的多学科综合治疗3.1 CNLCa期肝癌3.1.1 CNLCa期的定义体力活动状态（PS）评分0～2分，肝功能Child-PughA/B级，单个肿瘤、直径≤5cm，无血管侵犯和肝外转移。

3.1.2 规范治疗推荐手术切除、消融治疗、肝移植。

《肝胆胰恶性肿瘤腹腔化疗专家共识（2020版）》要点一、背景腹腔化疗是高选择性的区域化疗，主要用于治疗腹膜的原发和继发肿瘤及并发症。

通过腹腔内应用化疗药物，能使高浓度药物直接与腹腔内肿瘤组织接触，并降低进入体循环的化疗药物浓度，减少毒副作用，同时与热疗协同增效。

腹腔化疗包括腹腔热灌注化疗（HIPEC）、腹腔灌注化疗以及腹腔内药物（包括缓释剂）的局部使用，其中前者是指将含化疗药物的灌注液以恒定的温度循环灌注腹腔，使腹腔充盈并维持一定时间，是目前主要的腹腔化疗方式，临床应用最广。

腹腔内直接给药能使药物在腹腔内达到更高的浓度，腹腔内给药的化疗药浓度水平要比血浆水平高20～1 000倍，细胞毒性药物可以最大程度地与FCC接触，最大限度地杀伤肿瘤细胞。

腹腔化疗已被用于治疗多种来源的腹膜癌，尤其是对于阑尾黏液性肿瘤伴腹膜假黏液瘤、腹膜间皮瘤、卵巢癌以及来源于胃、肠道的腹膜癌，均呈现了良好的疗效。

由于腹腔化疗的药物在腹腔肿瘤组织的穿透能力有限，通常只有几毫米。

因此，对于合并有腹膜转移的病例，为了尽量发挥腹腔化疗的效果，有单位采用细胞减灭术（CRS），使腹腔内残存的肿瘤结节直径小于2.5mm，以提高腹腔化疗的疗效。

CRS多用于妇科肿瘤及胃、结直肠癌的腹膜转移，也有用于肝细胞癌（肝癌）、胆道恶性肿瘤腹膜转移的个别报道。

二、肝胆胰恶性肿瘤腹腔化疗适应证与禁忌证1. 适应证：（1）存在腹膜转移，或癌性腹腔积液的肝胆胰恶性肿瘤患者；（2）存在腹膜癌发生高风险因素的肝胆胰恶性肿瘤患者。

2. 禁忌证：（1）存在腹腔广泛粘连，包裹性积液，吻合口存在水肿、缺血、张力等愈合不良因素；（2）完全性肠梗阻；（3）肝肾功能明显异常；（4）合并严重骨髓抑制，严重心血管系统病变，感染性疾病尤其是腹腔感染；（5）出凝血功能障碍，生命体征不稳定，不能耐受HIPEC等。

三、腹腔化疗方法（一）腹腔化疗药物置入此方法多用于手术患者，在术中实施。

1. 液体剂型化疗药物：2. 固体剂型化疗药物：（二）腹腔灌注化疗及热灌注化疗1. 灌注管放置：2. 时间选择及频次：3. 具体操作方法：四、肝胆胰恶性肿瘤腹腔化疗的临床实施（一）已出现腹膜转移或癌性腹腔积液的肝胆胰恶性肿瘤患者对于已存在同时性或异时性腹膜转移的肝胆恶性肿瘤患者，推荐采用腹膜癌指数（PCI）对腹膜转移程度进行评估。

《肝胆肿瘤分子诊断临床应用专家共识》（2020）要点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已广泛应用于包括肝细胞癌(HCC)、胆管细胞癌(CCA)、混合癌(HCC-CCA）在内的原发性肝癌（PLC）及胆管癌、胆囊癌等原发于胆系的恶性肿瘤的临床诊断、疗效评估、预后判断等各个方面。

鉴于现有的包括酶联免疫吸附（ELISA）、免疫组化、基因芯片、基因测序在内的诸多实验手段易受标本采集、保存、核酸提取、测序深度、试剂和仪器质量、结果分析判读等许多因素的影响，国内外相关学/ 协会已相继出台部分共识及指南，以推动分子生物学前沿成果在临床中的应用。

1 诊断相关的主要分子标志物1.1 临床应用的血清学分子标志物1.1.1 甲胎蛋白、甲胎蛋白异质体（AFP-L3)：血清甲胎蛋白及其异质体AFP-L3 是临床上应用最广泛和特异性最强的HCC标志物，国内常用于HCC患者的普查、早期诊断、术后监测和随访。

化学发光免疫、ELISA 和电化学发光法是其临床常用的检测方式。

对于甲胎蛋白≥400μg/L 超过1个月，排除妊娠、生殖腺胚胎癌和活动性肝病的患者，应高度考虑HCC，其诊断特异性高达99%，而敏感性仅为17%。

对于甲胎蛋白阴性的患者，要定期检测和动态观察，并要借助影像学检查甚至穿刺活检等手段来明确诊断。

1.1.2 脱-γ-羧基凝血酶原（DCP）：DCP是一种不正常的凝血酶原分子。

在HCC 中，由于癌细胞不能正常合成凝血酶原前体，同时凝血酶原前体羧化不足，从而生成大量的DCP。

目前广泛采用ELISA试剂盒来检测DCP，亦可采用电化学发光免疫法检测DCP。

研究发现，DCP≥40mAU/L诊断早期HCC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分别为74% 和86%。

1.1.3 糖类抗原19-9：糖类抗原19-9蛋白是一种临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在正常的胆管、胰腺、胃和结肠上皮细胞中均有表达。

上述部位的疾病均能引起糖类抗原19-9表达升高。

其常用检测方法为微粒子酶免法(MEIA)和ELIS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