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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一）经济领域的革新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奴隶制社会的瓦解时期和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变局时代。
新的农耕工具，尤其是铁器的广泛应用，天文、历法等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当时生产力的快速发展。
加之连绵不断的战争，井田制度日益瓦解，土地的封建化和私有化正式进入历史。
这促使私商和私营手工的产生及发展，激发了人们追求财富和权利的欲望，钱和权成为交往的最终目标。
（二）政治领域的动荡春秋之初，中国历史便进入了“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时代，大国争霸是春秋时期的重要特点，矛盾的升级形成了“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局面。
西周时期建立起来的政治统治秩序日益瓦解，周王室衰微，不再能支配各诸侯国，各个诸侯国之间发生频繁的战争。
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同阶级、社会阶层之间利益冲突持续升级。
在政局动荡的状况下，义利问题成为春秋时期核心的问题所在。
（三）思想文化的繁荣春秋时期，思想文化领域随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礼崩乐坏”是当时的另一大特征，诸子百家涌起，文化领域“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儒、道、墨、法、名各家学说粉墨登场，各学派思想启蒙者四处游说，宣扬各自的治国方略和社会理想，成为后期学者赞誉的“中国第一个黄金时代”。
二、先秦儒家义利思想的主要内容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义利思想，主张义利是辩证统一的，但由于在对“义”及人性的理解上存在差别，其思想也存在差异。
（一）孔子的义利思想孔子名丘，字仲尼，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的人性论是其义利观的理论基石，其认为人性是相近的，人们在道德本性上是一样的，人都有七情六欲，都有求利的欲望。
1.孔子学说重“仁”和“礼”，义利居于次要孔子在教育弟子和宣扬自己主张的过程中，始终以“仁”为核心，并且提出要实现仁就必须通过“礼”，“仁”和“礼”是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
孔子认为：爱人为仁、克己复礼为仁。
他一生以恢复“周礼”为理想，认为周代的礼制是最完美的制度仪则。
先秦儒家“义利观”与现代商业伦理的构建【摘要题】商贸论坛·商业文化【正文】义利观是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商业活动的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
先秦经典儒家“义以生利”和“以义制利”的思想，是儒家义利观的核心内容，由此所派生出来的“见利思义”、“取之有义”、“先义后利”、“重义轻利”等思想便构成了儒家“义利观”的基本内容。
这些“义利观”同商业公平交易、等价有偿、互惠互利等原则相融会，逐步成为中国传统商业经营的指导思想并贯彻到商业活动的全过程。
在提倡诚信经营，重构社会信用体系的今天，儒家“义利观”思想对构建我国现代商业伦理价值体系具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义以生利、以义制利商业活动的价值论是对人生理想和商业实践本身存在的意义的认识，先秦儒家对体现商业经营指导思想和根本原则的“义利之辨”十分重视。
孔子说：“富与资，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一方面，承认对物质利益的追求是合乎人情的；另一方面，又认为这一追求必须符合社会道德准则，做到“取之有道”，既合情又合理。
因此，在儒家看来，商人要实现组织商品流通、媒介商品交易的社会职责，就要正确处理好“义”与“利”的关系。
这里的“义”是指道德追求，“利”是指物质利益。
首先，我们来看“义以生利”。
这是孔子提出来的命题。
据《左传·成公二年》记载：卫国派孙良夫等人攻打齐国失败，得到新筑大夫仲叔于奚的援救，孙良夫才幸免于难。
为此，卫侯打算赠给仲叔于奚一些城邑，仲叔于奚辞谢，转而请求得到诸侯才能使用的三面悬挂的乐器，并希望能够像诸侯那样用繁缨装饰马匹以朝见，卫侯答应了。
孔子听了这件事，便发表议论说：“这样做真可惜啊，还不如多给他一些城邑呢！”接着孔子进一步论述到：“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致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
”孔子的上述论述，集中体现了他的“义利观”的系统思想。
试论先秦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梁凤琴（云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云南昆明650500）【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度云南大学人文社科一般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云南省与湄公河国家跨境民族的民心相通研究”（项目批准号：17YNUHSS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梁凤琴（1996-），女，陕西汉中人，云南大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与实践。
【摘要】先秦儒家义利观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儒家伦理道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
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和价值理念是中华文明延续的精神命脉。
辩证地看待和吸收先秦儒家义利观，从传统资源中汲取养分，有利于促进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挖掘先秦儒家义利观的当代价值，有助于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
【关键词】先秦；儒家义利观；新时代；当代价值【中图分类号】D6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3036（2020）06-0070-05义利观作为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一个基本问题,其内容主要是伦理道德与物质利益之间的关系问题,不仅涉及到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而且还涉及到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而这些问题是我们在处理社会关系中所不能回避的。
特别是从国际形势来看,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国内发展来看,“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1]14辩证地评价和吸收先秦儒家义利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和加快我国现代化发展,重新调整利益关系,具有积极的启示意义。
一、先秦儒家义利观的伦理内涵义利观是人们关于“何者为义、何者为利”的根本看法。
产生于先秦时期的“义利之辨”一直延续到今天,也依然是人们判断社会实践的价值标准之一。
“义”、“利”看似是一对相互对立的概念,实则却相互包容。
（一）“义”与“利”的本质内涵第一,从“义”的本质内涵来看。
试论先秦儒家义利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王武
【期刊名称】《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7(046)001
【摘要】义和利的关系是随着中国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经常遇到的问题,也是长期存在争论的问题.一般而言,义是指伦理道德规范,利即利益、功利,指物质层面.人们对义与利所持有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就是义利观.先秦诸子有诸多大学问家在研究这类问题,其中儒家学派的思想较具代表性.义利思想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产生着极其深远的影响.众所周知,中国伟大的思想家、如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以及孟子和荀子他们的义利观基本代表了儒家的义利观,对其义利思想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
【总页数】3页(P33-35)
【作者】王武
【作者单位】内蒙古工业大学团委,内蒙古呼和浩特010051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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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比较先秦儒家法家法律思想的优劣及其当代价值一、先秦儒家法家法律思想概述（一）先秦儒家的法律思想先秦儒家是先秦时代诸子百家当中最为庞大的一家，也是体现儒家思想最为原始与纯正的一派。
先秦时代儒家的法律思想集中体现在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理论之中。
其主要可分为三个方面。
首先，先秦儒家认为治国应当采用“礼治”。
“礼治”思想是先秦儒家法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孔子认为“为国以礼”1，强调“礼其政之本”2，以维护其构建起的宗法等级制度。
同时，孔子在礼法关系上强调“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3。
这表明了先秦儒家认为“礼治”优于“法治”。
即使荀子在其法律思想中融入了“法”的部分，但“礼”仍是“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4，“礼治”仍然处在治国方略中的首要地位。
其次，先秦儒家十分重视“德政”，“仁政”的作用。
先秦儒家大多反对严重的刑罚杀戮或者未经德教便施以刑罚。
其强调治国要“为政以德”5，强调道德教化在实行统治中的重要作用。
尤其是孟子，他极力主张统治者应当行“王道”，而非“霸道”，要实行不忍人之政，通过教化的方式施政于民。
最后，先秦儒家倡导“为政在人”6的人治思想。
其强调在治国理政当中，人的作用高于法的作用。
先秦儒家的人治思想体现了两个方面，即一方面统治者应当遵守礼的约束，推行仁政，另一方面应当任用贤能之人来辅助君主治理国家，以达到“尊贤使能，俊杰在位”7的目标。
（二）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先秦法家作为仅次于先秦儒家的学派，其法律思想与儒家存在着较大的差别，甚至多为相背而行。
先秦法家的法律思想大多集中于商鞅和韩非的思想理论之中。
首先，先秦法家崇尚“法治”，而非“礼治”和“人治”。
先秦法家强调“法者，国之权衡”8，只有运用“法治”，才能够解决社会问题，维护政权和国家社会的稳定。
“法”是治理国家的基本纲要。
同时，其认为统治者应当建立起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制度，掌握法、术、势，以驾驭群臣和百姓。
其次，先秦法家尤其注重刑罚的作用，讲求“重刑”。
试论先秦诸家义利观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试论先秦诸家义利观及对当代中国的启示毕业论文是每个毕业生都要经过的一道门槛，下面就让我们学习下怎么写毕业论文?摘要：先秦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思想发展的高潮，也是我国古代思想的精髓所在，其中义和利及其关系一直是古代思想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主要比较先秦时期儒、道、墨、法等几家的义利观，以期得出对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
关键词：先秦诸家;义利观;当代中国;启示义与利及其关系不仅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探求的重要问题，也是人类社会中历史悠久的话题。
自先秦以来，不同的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出发，提出了不同的义利观。
一、义和利的含义“义”(繁体为“义”)从汉字结构来看，是个会意字，是由“羊”、“我”的字意会而成的，《说文解字》中解释成“己之威仪”，也就是指，以“我”的力量，保卫那些美、善、吉祥的事物，扞卫其中的价值，从而在言行举动，德行人品等方面，都表现出具有感染力甚至威慑力的尊严和威望，成为他人学习的道德榜样。
后来，经过逐渐引申，义被进一步赋予应谚、规范、善等抽象的内涵，代表着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最高道德。
同时，在汉字中，“义”常常被写作“宜”，《中庸》解释为“宜也”，即“适宜”的意思。
《札记?祭义》也说:“义者,宜此者也”。
“义”又和“宜”相通，行为的适宜性在通过一定的“礼仪”表现出来。
是指作为人，在一切行为活动中只能遵循去做，别无选择的最高的义务和责任。
“利”，也是一个会意字，由“刀”与“禾”组成, 在《说文解字》中的释义是:“从刀，和然后利。
”意为以刀割禾，即用农具收割庄稼而有收获，获得利益、好处。
所以“利”是指能满足人类生活需要的利益和功利, 可泛指一切利益，包括公利和私利。
笔者认为义利关系实质上是道德价值和物质利益、公义与私利之间的关系，义利观就是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的思想观点。
二、先秦儒家的义利观先秦儒家的思想主要以孔孟荀为主，孔子认为“君子义以为上”(《论语?阳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儒家义利观及其当代价值摘要：儒家传统义利观在我国的传统文化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主要的思想精髓体现于以孔孟荀为代表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一旦利与义发生冲突时，就必然需要牺牲利，儒家传统义利观虽然产生的年代与当今较久，但对当今社会仍然有着强烈的启示和警醒作用，如义利并重就很符合当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教导人们正确处理处理好义和利的关系，不仅拥有高尚的道德水平，更养成正确的致富观。
关键词：义利观；传统文化；当代价值儒家思想源远流长内容广博，几千年来一直浸润着华夏文明，使其几千年来一直散发着耀眼的光芒，其中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形成，在古代的封建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一直是人们在精神和道德上不懈地追求。
如何处理义和利地关系不仅是古人辨析的难题，更是当今处于当今物欲横流社会中地人们需要重点反思的问题。
在儒家传统义利观之中，义和利是无法分开的，两者是一对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范畴，其中义指的是道德和精神上的追去，简而言之就是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对正义、友善、忠贞等一系列真善美理念的追求；而利从狭义上理解就是对钱财、权力的占有，广义上理解就可扩大为对与感官、物质上等非道义上的追求，对于义和利的辩证关系，基于不同的考虑不同的政治家、学派都有不同的见解，而最具有代表性也对当今社会发展最具借鉴意义的就是儒家学派，对义利观的主张“重义轻利”。
（一）儒家义利观形成的时代背景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始祖，孟子则是后来具有代表性的继承者，两者对儒家的义利观都有着十分关键的阐述。
社会存在产生社会存在，任何思想得产生必然受着当时社会现状得影响因此要想了解儒家义利观就必须追溯孔孟所处的时代，了解儒家义利观初步提出时的社会背景。
孔子和孟子所处的时期为春秋战国时期，虽然不在一个年代，但社会背景其实大同小异，总结起来可以用战乱不安来形容，春秋战国时期我国正处于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各国都在积极的采取措施积极变法以获得更强的国家武力来兼并他国，各诸侯争霸，战争频发，社会动荡不安，真可谓是“天下无道”“礼崩乐坏”。
・历史文化・论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及其现代价值朱大锋(黄淮学院,河南驻马店463000)摘 要:儒家、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影响力最强的两个学派,在义利观问题上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但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观点又显著不同,前者强调重义轻利,以义为主,后者强调贵法轻义,以法为主。
两者的观点对于我国构建和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现以德治国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结合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儒家; 法家; 义; 利; 法中图分类号:B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297(2008)05-0089-03 据汉代辞书《释名》解释说:“义,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
”可见“义”本指适宜之意,后又进一步引申为道义、道德。
中国清代文字音韵训诂学家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利”的解释是:“刀和然后利”,本意为锋利,进而引申为利益、功利之意。
在义利观问题上,先秦儒家、法家虽然都认为“利欲之心”是“人之本性”,然而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又有明显不同,儒家强调义利兼有,重义轻利,以义制利;法家则强调“义以利生”、“依法制利”。
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我国弘扬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实行德治和法治的有机结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先秦儒家、法家在义利观上的相似性主要表现在立论基础上的一致,即二者都从人性论的角度肯定利欲之心和逐利行为是人之本性,在社会生活中获得正当之利是无可厚非的。
(一)先秦儒家主张人人都有追逐利益的欲望,并且肯定了人们的正当趋利行为孔子在《论语・里仁》中说,富和贵是人人都想要的东西,贫穷与低贱是人人都不想要的东西,“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
在谈到自己对富贵利益的看法时,孔子很直率地说:“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
表达出孔子求“富”的态度:如果可以求得来,就是执鞭的低贱工作,我也愿意做。
他甚至认为,“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论语・泰伯》)。
如果一个人在公正有序的国家里仍然贫穷卑贱,那就是可耻的。
在《孟子》一书中“义”字共出现108次,为“合乎某种道或理”,“道理,正理”之意;“利”字共出现38次,作名词时主要指“利益”。
孟子认为人们对财利的欲求是与生俱来的,是人之天性:“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
”(《孟子・尽心下》)荀子认为,道德与利益是人人都有的两种需要,即使尧舜这样的英明天子,也不能消除民众的求利欲望。
“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
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荀子・大略》)。
“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恶害,是人之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
”“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
”(《荀子・荣辱》)(二)与儒家观点相似,管子认为人生性好利自私“得所欲则乐,逢所恶则忧”,“见利莫能勿就,见害莫能勿避……故利之所在,虽千仞之山,无所不上;深渊之下,无所不入焉”(《管子・禁藏》)。
商鞅也持相同观点,把追逐名利、好爵禄而恶刑罚看作人的本性。
他说:“人情(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君书・错法》),“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
“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佚,苦则索乐,第8卷第5期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2008年10月Vol.8 No.5JOURNAL OF CHONG Q I N G J I A OT ONG UN I V ERSI TY(Social Sciences Editi on)Oct.20083 收稿日期:2008-04-23作者简介:朱大锋(1974-),男,河南驻马店人,黄淮学院社会科学系讲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思想政治与传统文化研究。
辱则求荣,此民之情也”(《商君书・算地》)。
“民之于利也,若水之于下也,四旁无择也”(《商君书・君臣》)。
韩非更是淋漓尽致地揭露了人性中“自为自利”的一面,认为无论是父母与子女之间还是君臣、民众之间的关系,都受到自为自利之心的支配。
在韩非看来,人性好利是由人的本能需要所决定,所以对于人的一切行为,就不必用道德去衡量、解释,一切都是利欲的驱动。
“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
此俱出父母之怀衽,然男子受贺,女子杀之者,虑其后便,计之长利也”(《韩非子・六反》)。
又说:“臣尽死力以与君市,君垂爵禄以与臣市”(《韩非子・难一》)。
“王良爱马,越王勾践爱人,为战与驰。
医善吮人之伤,含人之血,非骨肉之亲也利所加也。
故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也。
非舆人仁而匠人贼也,人不贵则舆不售,人不死则棺不买,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韩非子・备内》)。
王良爱马,是为了让它驰骋疆场;勾践爱民,是为了让他们拼死鏖战;,是为了获取钱财;造车的希望人高贵,是为了让人买车;做棺材的希望人早死,是为了出售他的棺材……这些都是受利欲之心主宰的结果。
从上述不难看出先秦儒家、法家尽管分属不同的思想学派,在治国理念上有明显差异,但在义利观上确实具有很大的相似性。
二如果从人性角度来看待“利”,先秦儒法二家无疑有着很大的相似点,但在怎样“制利”的问题上尽管早期法家与儒家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后期法家的看法与儒家之见解就大相径庭了。
先秦儒家强调“利”和“义”是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要求人们把“义”作为求“利”行为的准则,“利”的获取必须合乎“义”,“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儒家“见得思义”、“以义制利”的思想,就是主张用社会道德来规范、制约和引导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和完善人的精神生活。
孔子主张人们求富得贵,必须其道得之:“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
又说:“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论语・宪问》)。
孟子指出,谋求个人利益应合乎道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孟子・万章上》)。
荀子说:“君子……畏患而不避义死,欲利而不为所非”(《荀子・不苟》)。
教导世人面对生死、欲利需作选择时,要合乎“义”的标准。
而且先秦儒家认为放任人们对利的追求和争夺,会引起人们之间的怨恨,“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荀子更是将此上升到治世层面,声称:“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荀子・大略》)。
人民对“义”的追求超过对“利”的追求,这样就会太平盛世。
反之,人民不顾公义,只追求私利,社会就进入乱世。
因此儒家主张必须对人们的趋利行为加以引导和制约,当“义”和“利”发生冲突时,主张“先义后利”、“以义制利”。
对此,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论语・述而》),荀子则说“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荀子・荣辱》),甚至认为“保利弃义,谓之至贼”(《荀子・修身》),“唯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荀子・不苟》)。
只要是利益所在,任何事情都可以使他动摇,像这样做就可称为是小人。
孟子对此更是表达出了“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的大义思想。
与先秦儒家相比,先秦商鞅、韩非等法家主要代表人物则轻视道义的说教,认为对人的私利、私心难以用仁义道德进行引导,强调用法律来规定人们的责任义务,通过法令的强制性来实现物质利益的调控与分配,以物质利益刺激人们去耕战立功,主张“贵法不贵义”,以法制利。
商鞅认为,“人情(性)好爵禄而恶刑罚”(《商君书・错法》)。
“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史记・商君列传》)。
因此,治国者要根据好利之民性而制定法,人们怀着好利恶害的心理依法行事,久而久之,行为规范也就根深蒂固了,所以主张“贵法不贵义”(《商君书・画策》)。
韩非认为在战国时代,不仅道德没有用场,就连智谋也属多余,人间只是弱肉强食之杀戮场,谁最有力气,谁就最优。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慧,当今争于力气”(《韩非子・五蠹》)。
由于现实社会状况已不同于上古时代,以上古的礼义治理方案用于当今社会,则无异于守株待兔。
他甚至将仁义之学视为危害国家的“五蠹”之一。
既然韩非认为人性好利是由人的本能需要所决定,所以治国者应该顺势而治,“不务德而务法”(《韩非子・显学》),依法制利。
“夫严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
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设其所恶以防其奸。
是以国安而暴乱不起。
吾以是明仁义爱惠之不足用,而严刑重罚之可以治国也”(《韩非子・奸劫弑臣》)。
由此可见,法家在如何制利的问题上与儒家观点相差甚远。
三马克思说过,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改革开放30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功利原则确实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某种活力,但功利原则的过分突出、单向的功利追求,使我国社会出现了严重的唯利是图、见利忘义等现象,这不仅削弱了社会凝聚力,而且干扰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先秦儒家、法家的义利观虽说各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对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进一步弘扬社会主义义利观有着直接的借鉴作用。
首先,我们要看到物质经济利益的基础作用,充分重视人民群众的正当利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义利并举,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
09重庆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 第8卷孟子曾力劝当政者要使民众“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孟子・梁惠王上》)。
先秦管仲也说:“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
先秦孟子、管仲都能从物质与意识的关系维度上认识到物质利益和道德水平的相互关联性,那么在人类文明快速发展的今天,无论从社会主义的本质、根本任务来看,还是从“义理”的相关性来看,我们更应该充分重视人们的正当利益,通过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通过发展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奠定基础。
其次,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我们要加强包括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在内的精神文明建设,充分发挥道德、道义以及法律的社会规范和导向作用。
历史实践证明,物质生活条件仅是文明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没有正确的理想信念和道德规范引导,单纯追求经济增长,算不上真正的发展。
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如果任由拜金主义、极端自私自利思想泛滥,就会有社会失序、道德失范、人心堕落的危险。
如此发展,则只能是社会文明的一种倒退。
因此,我们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真正发扬中华民族知荣辱、尚礼义的优良传统,大力倡导“义高于利”、“先义后利”、“见利思义”等价值观,弘扬以民族利益、国家利益为重的社会主义义利观和“八荣八耻”荣辱观,正确处理公平与效率、先富与后富、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眼前利益与长期利益等关系,进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总之,包括义利观在内的价值观念现代化是社会现代化的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