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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可行性分析摘要：警察出庭作证，接受控辩双方的质询，通过法定程序将其提供的证言及物证确定为证据，是当今世界上很多国家立法要求警察承担的一项义务，也是其司法实践中司空见惯的现象。
但是在我国，警察很少作为证人出庭作证，建立一套适合我国国情的警察作证制度势在必行，本文对我国出台合理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进行了可行性论证。
关键词：警察作证；立法依据；必要性；可行性一、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发展现状近年来，媒体关于警察作证的报道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例如，2002年4月17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交通肇事案庭审中，首次有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此举被誉为“新中国的第一次”。
2002年的《检察日报》连续报道了四起警察出庭作证的案例，共同内容都是承办案件的警察以证人身份出席法庭对有关案件情况进行作证。
一些地区的司法机关也开始尝试建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试点工作。
但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改革只是试点，其并不代表普遍性，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
支持者认为警察出庭作证系证人出庭作证的题中之意，有助于加强控方证据的证明能力，利于审判公开，解决了长期困扰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的恶意翻证、翻供问题，不存在合法与不合法的问题；而反对者认为证人所了解的案件情况以诉讼活动开始前为限，而警察介入刑案是在诉讼开始以后，不符合证人的要求，因而不具备作为证人的资格。
二、警察出庭作证的立法依据警察出庭作证，在我国也是有其立法上的根据的。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5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有权向有关单位和个人收集、调取证据。
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如实提供证据。
”第48条规定:“凡是知道案件情况的人,都有作证的义务。
”这是法律对证人作证义务以及向谁作证的规定。
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43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8条的规定中，依稀能找出警察和出庭作证的些许依据，但是都比较模糊。
然而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我国警察不出庭作证之原因探析英美国家警察出庭作证是一种常态。
而在我国，受侦查中心主义、警察行政特权思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警察出庭接受控辩双方的询问和质询一直是一种设想。
然而，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人权保障等理念的深入人心，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确立在我国也将呼之欲出。
标签：警察；出庭作证；制约因素在欧美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已为法律和司法实践所认可，他们被纳入到证人的范围之内，并在法庭上接受控辩双方的交叉询问。
然而在我国警察出庭作证还依然是鲜有耳闻，虽然相关方面的理论研究在学界已有涉猎，但具体到司法实践活动，警察出庭作证还仍只是个别试点的“改革”或“创新”举措。
随着我国法制化进程的日益完善，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我国的确立趋势已日渐明朗，然而因续传统的历史因素，既得利益群体的消极应对以及相关配套法律制度的滞后性，使其确立过程平添波折，可以预见这将是一个漫长的法制化自新之路。
如前所述这一反常现状的产生，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影响的，本为即在此就各制约因素作逐一探析。
一、传统审判方式的深远影响我国有着长达两千年的封建史，与其相伴随的是纠问式诉讼，及封建法律体系。
这种漫长的历史遗留痕迹对人们思想意识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同时其对国家的管理体系和制度的具体实施应用都有着无形的影响。
我国古代审判方式是绝对的“侦审合一”，即完全以法官自己的“侦查”结果作为案件审判的依据，因此这种证据是“毋庸置疑”的，也就根本没有“警察”出庭作证的必要。
并且，受封建“官本位”思想的影响，“警察”也是不可能会出庭作证的，作为官方的代表，他们是权威的、是正义的，是不应该受到怀疑的。
这种思想一直影响至今，今天的警察也被认为是代表国家的，他们的职责在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之后已经完成了，他们的“国家形象”是不允许他们在法庭上受到控方、甚至辩方的询问或者责问的。
二、警察职权的消极影响（一）检警法三者关系的影响根据《刑事诉讼法律》规定，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从法律对三者关系的描述上，我们很难看到法院中立裁判、公安机关在检察院的指挥监督下参与诉讼的理想形态。
新刑诉法实施后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对侦查工作的影响分析[摘要]对于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修改后的刑诉法中首次以法律形式进行了规定。
在我国，因为警察出庭作证还属于一种较新的情况，在具体的执行中还缺乏司法实践可以作为参考和有关的经验作为依托。
所以，对于警察出庭作证，一些侦查人员从心理上还不能完全接受，因此，对侦查工作会带来一定的影响。
对此，对这方面进行分析与探究，是有关工作人员需要重视起来的工作内容。
[关键词]新刑法实施后；警察出庭作证；侦查工作影响对于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在新颁布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第一次以法律的形式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在庭审工作中警察属于特殊的证人，警察在出庭作证的时候与我国刑事诉讼的内在价值是比较符合的，对于保证程序公开、规范侦查活动、对案件事实真相进行查明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一、警察出庭作证的可行性分析我国正在积极全面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落实，将保障和尊重人权的法律制度建立起来，实现和促进正义公平。
新刑诉法将保障和尊重人权划入了总则当中，表明在对犯罪人进行惩罚的同时也要对其人权进行尊重与保护。
因此，将更高的要求抛向了公安民警的执法水平和执法素质，要求必须在每一个取证的环节中都将严格依法办案贯彻进去，在被告一方质疑有关证据收集的合法性时，尤其是在之后犯罪嫌疑人和警察在现场的情况下收取的证据，一旦在进行质证时，单纯是按照公诉方提供出来的公安部门的书面说明材料，这样对控辩平衡上是很难予以实现的，也就更没有办法对被告人的人权上给予保证，同时会严重影响其程序的正义性。
因此，在一些情况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并对其进行质询，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将侦查活动的透明性提升上来，针对真正意义上保护被告人的人权，对刑讯逼供进行遏制、程序正义上能够真正实现会带来非常巨大的帮助。
对于警察在诉讼中的程序价值能够通过其出庭作证有效彰显出来，此外，也有一定的实体价值存在于其中。
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侦查阶段是对证据进行收集的关键阶段，现实原因和长期的司法历史，把它当做定案来参照。
【每日一法】《新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规范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保障公安机关在办理行政案件中正确履行职责，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规定所称行政案件，是指公安机关依照法律、法规和规章的规定对违法行为人决定行政处罚以及强制隔离戒毒、收容教育等处理措施的案件。
本规定所称公安机关，是指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公安派出所、依法具有独立执法主体资格的公安机关业务部门以及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第三条办理行政案件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第四条办理行政案件应当遵循合法、公正、公开、及时的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
第五条办理行政案件应当坚持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原则，教育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自觉守法。
第六条办理未成年人的行政案件，应当根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保障其合法权益。
第七条办理行政案件，在少数民族聚居或者多民族共同居住的地区，应当使用当地通用的语言进行询问。
对不通晓当地通用语言文字的当事人，应当为他们提供翻译。
第八条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在办案中玩忽职守、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章管辖第九条行政案件由违法行为地的公安机关管辖。
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更为适宜的，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但是涉及卖淫、嫖娼、赌博、毒品的案件除外。
移交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的行政案件，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在移交前应当及时收集证据，并配合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开展调查取证工作。
第十条几个公安机关都有权管辖的行政案件，由最初受理的公安机关管辖。
必要时，可以由主要违法行为地公安机关管辖。
第十一条对管辖权发生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级公安机关指定管辖。
对于重大、复杂的案件，上级公安机关可以直接办理或者指定管辖。
警察执法证件管理制度规定范文警察执法证件管理制度规定范本第一章总则第一条为了加强对警察执法证件的管理，规范警察执法行为，保障公民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管理制度。
第二条警察执法证件是指公安机关向警务人员颁发的，用于证明其依法履行职务的特殊身份证件。
第三条本管理制度适用于所有公安机关对警察执法证件的管理工作。
第四条公安机关要加强对警察执法证件的组织领导，将警察执法证件管理纳入重要工作内容，并依法对执法证件管理进行监督。
第五条认真落实执法证件管理的依法性、公正性、实效性原则，确保警察执法证件的正确使用和管理。
第二章执法证件的类别和颁发程序第六条警察执法证件主要分为警察证和警官证两类。
需要执法的警务人员，应当持有警察证；从事管理和领导职务的警务人员，应当持有警官证。
第七条公安机关应当根据需要和实际情况，制定执法证件颁发的程序和要求，并监督执行。
第八条警察执法证件的颁发程序包括申请、审核、审批和发放四个环节。
具体程序由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制定。
第九条警察执法证件的颁发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不得有违法和乱纪的现象发生。
第十条警察执法证件的有效期一般为五年，过期后需要重新申请领取。
具体有效期由公安机关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第三章执法证件的管理第十一条持有警察执法证件的警务人员应当妥善保管，不得私自转让、出借、转交或者伪造。
第十二条警察执法证件应当随身携带，以便在执法行为中进行身份证明。
第十三条警察执法证件应当在执法行为结束后及时归还，不得滞留或滥用。
第十四条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完善的警察执法证件登记制度，确保每一本警察执法证件都能进行有效管理。
第十五条警察执法证件的遗失或者损毁，持证人应当立即向所在公安机关报告，公安机关应当及时补办。
第四章监督和处罚第十六条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警察执法证件的日常监督工作，确保警务人员的执法行为符合法律法规和职责要求。
第十七条对于不当使用警察执法证件、违反规定保管证件、私自出让或转交证件、伪造证件等行为，公安机关应当依法进行处理，包括记过、警告、撤销执法资格或者其他相应处罚。
警察出庭作证的法律依据、现状及主要
障碍
为适应新形势下社会发展需要，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我国修正后的新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警察出庭作证问题，这对完善我国的证人制度、证据制度，培育人民警察的法治精神，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具有重要的意义。
因此，对现阶段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障碍及成因进行合理探讨，有利于该制度的顺利运行和实施。
一、警察出庭作证的理论基础及法律依据
所谓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就是指承办案件的侦查人员以检控方证人的身份出席法庭审判，接受控辩双方的当庭询问和质证，以保证司法审判的公平性和正义性。
在英美法系国家，警察出庭作证早已成为习惯。
我国台湾地区，法庭在对讯问笔录产生异议时，没有录音带或录像带对已经取得的供述予以佐证，法院可传唤取得被告供述证据的司法警察官员，让其以警察证人的身份出庭说明取得被告供述的经过。
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七条说明法庭在审理案件的过程中，应该对证据收集的合法性进行审查，检察官对此负有证明责任，如果现有的证据无法证明该证据的收集是合法的，检察院可以提请法院通知或由法院自行通知有关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并说明情况。
同时第一百八十七条第二款表明“人民警察就其执行职务时目击的犯罪情况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由此看来，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排除非法证据，提高刑事诉讼效率，节约诉讼成本。
二、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现状
我国目前的办案体制实行的是检警分离体制，公安机关负责侦查，检察机关支持公诉，由此导致了很多时候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的工作是各行其是，引发的后果就是我们很难在法庭审判时看到警察出庭参加诉讼。
根据对兰州市公安机关破获案件的数据调查显示，2011年兰州市公安机关以严厉打击命案等严重暴力性犯罪、“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等工作为主要内容，全年共破获刑事案件9397起（现案6756起，积案3641起），破获命案现案80起，打掉黑恶势力犯罪团伙19个，抓获团伙犯罪成员154名，破获经济案件583起，挽回经济损失12952.397万元，破获毒品案件744起，抓获网上逃犯2404名，这其中包括破获“2011.07.29”特大抢劫轮奸案，“香港巴里克”特大网络传销案等有重大影响力的案件，但是在对这些重案要案的被告人进行审判时，我们却从未在法庭上看到侦查人员的身影。
对此我国学术界有部分学者认为侦查人员、检察人员作为侦破案件的直接参与人，是不能够充当证人出席法庭作证的，因为这会与其本身的职责相冲突，造成诉讼程序上的混乱，进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判。
其实从全国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来看，刑事案件证人的出庭率普遍不足10%，更别提警察作为证人出庭作证。
在我国最早出现警察出庭作证的要算
2002年3月26日北京市丰台区公安分局的民警在丰台区法院作为证人对阿力甫涉嫌贩卖毒品一案出庭作证支持公诉。
此外自新刑诉法颁布后，2013年4月25日成都市龙泉驿区法院通过警察对犯罪现场所目击的事实供述，证明了何某盗窃龙泉驿区某大学宿舍电脑未果后掏出匕首威逼学生的行为构成了抢劫罪（未遂），判处被告人有期徒刑1年，并处罚金1000元。
总的来说，在我国以往的刑事审判中，警察出庭作证的现象是少之又少。
三、我国警察出庭作证的主要障碍与成因
随着法制化进程的加快，我国司法体制的改革也在日益完善，但基于传统观念和社会体制等方面因素，我国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施行还存在诸多障碍：
（一）传统观念的影响
我国2000多年封建社会统治以及纠问式的诉讼模式决定了我国自古以来都强调公权力的集中与实行，私权保护观念的淡薄影响着国家权力机关对社会的管理，同时使广大民众产生“厌讼”、“耻讼”的思想。
古代“侦审合一”的审判方式决定着案件办理是由法官来侦查、审判的，自然没有警察出庭作证的必要，而且警察作为公权力执行机关的代表，权威性是不容置疑的。
因此，长久以来的“警察特权思想”使得公安机关认为其职责就是侦查案件、移送起诉，这并不包括出庭作证，接受质询。
（二）现行庭审模式的影响
我国现行的审判模式基本采用了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其特点就是控辩双方平等对抗，证人出庭接受交叉询问，法官居中裁判。
但从司法审判实践来看，我国法官审理案件基本以书面审为主，证人很少出庭作证，法庭的对抗性不强。
另外，法官为提高诉讼效率，在审判中多依赖于侦查结论，检警分离的体制使法官仅就公诉机关提供的证据材料做出判决，检察官也仅对侦查活动有事后监督的权利，那么法院对警察出庭作证的要求就不具有合理性，出庭作证的主导权依旧掌握在公安机关手中。
（三）公安机关自身因素的影响
据统计我国警察总数在190万人左右，但相对于庞大的人口基数来说，警力不足的问题尤为明显。
犯罪频发和超负荷的工作无疑会使警察出庭作证的同时间接降低打击犯罪的效率，对维护社会治安和稳定造成一定的影响。
再者，出庭作证势必会增加诉讼的成本，加大相应的经费开支，对于办案经费长期不足的公安机关来说，也是不愿意警察出庭作证的。
第三就是短期内人民警察的既有素质会不适应现行的法律体制，警察因受自身专业知识、法律素质以及办案客观条件的局限，很难保证在短期内改变原有的侦查陋习，对于缺乏专门技术、出庭经验和心理素质培训的警察来说，一旦出庭作证必定会出现颇多失误，这无形中也是对警察队伍的巨大挑战，极有可能使部分犯罪份子逃脱法律的制裁。
因此，随着刑事审判方式的改革和立法工作的完善，对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具体的设计已成为我国刑事诉讼程序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
[1]何家弘主编.《证人制度研究》.人院出版社,2004年版.
[2]王超.《关于我国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调查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04年第5期.
[3]王强,王翼飞.《建立刑事诉讼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思考》.载《南方论刊》,2009年第6期.
[4]尹军.《警察出庭作证问题之我见》.四川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10月第15卷1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