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关于我国司法实践中是否该应用自由心证原则的讨论越来越广泛，自由心证制度作为司法审判由客观到主观转变的标致，在司法审判的发展历程上起着重要的作用。
本文主要分析自由心证制度的发展历程和利弊，进而结合我国国情分析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可行性，论证怎样才能使自由心证制度与我国司法实践完美融合。
关键字：自由心证；证据法；司法审判自古以来，我国的各类案件的审理都讲求“人证”和“物证”，“人证物证俱在”才能宣判有罪。
时至今日，司法审判依然需要有凭有据才能对案件进行判决。
可见在我国的司法审判过程当中将客观事实放在最重要的位置。
但在思想比较进步的西方国家早已形成一种比我国的证据制度更为灵活的自由心证制度。
一、自由心证制度的起源十七世纪中叶，整个欧美大陆都笼罩在封建统治之下，等级制度非常盛行，妇女在这种环境下毫无地位，这种封建统治反映到法律制度上，法定证据制度便得到了确立，这种制度规定：证据是否具有证明力，或者是否被采用，完全由法律明文规定，法官在审判过程中的作用很有限。
当时的法律规定：男人的证言的证明力是高于女人的，而且贵族的证言证明力也是高于普通人的。
这种具有严重人权歧视色彩规定受到了广大群众的强烈反对，当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希望能建立一个新的证据制度，并让法官能在审判中起到更重要的作用，从而能够更加灵活地办案，自由心证制度便应运而生了。
二、自由心证的现实意义自由心证制度作为现代法律制度与先进思想相结合的产物，标致着人类在如何运用所有的证据来查明事实真相的能力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近年来，自由心证制度以其灵活性和合理性收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在世界各国逐渐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其现实意义在于：自由心证制度允许法官根据自己多年的生活经验对案件的是非做出理性的判断，这样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审判人员的思想，使其主观能动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司法审判的灵活性得到了进一歩的保障。
三、自由心证的利弊(一) 自由心证的优点自由心证制度出现之前，证据制度作为封建统治的有力工具，为群众灌输一种法律至上的思想，即一切都要依照法律，就连案件相关的证据是否具有法律效力都要由法律来规定，这样最大限度地维护了封建统治[1]。
自由心证制度出现之后，应用自由心证制度的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在承认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加入了主观思想的影响。
因为随着文化的不断发展，成文法的时效性是落后于实际的，所以如果一味地追求按照法律办事，必将会影响办案的准确性，必须在其中加入主观因素，才能保证成文法的先进性。
因此，自由心证制度的形成对于司法审判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首先，可以提高办案效率，因为在一些情况下，对于是非可以很容易分辨的诉讼案件，一味地依照法律验证证据的准确性的话，会浪费大量的时间。
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来对证据的证明能力进行判断，这样可以准确并且快速地对案件进行判断。
其次，可以减少错判案件的发生，因为证据法主要讲求的是证据，但是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一些案件，比如一学生在马路上扶跌倒的老人，却被老人误认为撞倒自己的人，对于该类案件，所有的证据都指向该学生，证明老人是他撞倒的。
如果再证据制度下在证据充足的情况下是可以判定该学生撞倒老人，应该对老人进行赔偿的。
但是在自由心证制度下，法官可以对这种案情比较模糊的、可能会产生错判的案件进行自己的判断，可以根据该学生在学校和平时生活的表现，做出自己的判断，这样就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错案的发生。
最后，可以使办案更加灵活，因为证据制度讲求“证据确凿”，但是当案件的事实已经无可争议的时候，并且被告已经有明显的认罪言论的时候，如果还要按照法律来确定原告所提出的证据的准确性后才能结案的话，必将影响办案效率，所以自由心证制度能够使办案更加灵活，避免过于死板而拖缓办案效率。
(二) 自由心证的不足自由心证的优势在于审判人员在办案过程中可以按照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自由的判断证据，从而摆脱了法定条条框框的舒服，发挥了审判人员的积极能动作用，使之有可能从案件实际情况出发运用证据发现事实真相，较之与法定证据制度是具有很大的进步性。
然而，任何一项制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不可能完美无瑕，自由心证制度也不例外，其中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发生在2006年的彭宇案，对于该案件，因为案发时只有彭宇和大妈两个人比较清晰地了解当时的情况，其他的行人都没有注意到发生了什么，而双方又各执一词，所以这样就造成了案件很难判断，当然最终法院还是应用了自由心证对于该案做出了彭宇赔偿大妈3万元的判决，但是这也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讨论，大多都质疑法院的判决，因为大家都认为彭宇是“被冤枉”的，该案虽然已经过去了很久，但是依然是法理学界所讨论的焦点。
“彭宇案”使我们清晰地认识到了自由心证制度可能带来的影响和隐患。
问题的根本就是其赋予了法官极大的主观能动性，这种主观能动性在提高办案效率的同时，其所带来的随意性却不容忽视。
因为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决定权，就意味着法官对于案件有决定权，这就可能造成原告或者被告贿赂法官的行为，这讲严重影响法律的严谨性。
同时，我们必须要清醒地意识到，法官也是作为社会的个体存在着，其所作出的判断不可能完全符合事实[2]，所以如果完全依靠法官的意识来判案，必然会引起不小的争议，还可能造成误判。
所以说，自由心证制度是有待完善的。
四、我国的司法审判道路如何选择我国的审判制度主要是证据制度，但是由于其过于死板，无法保证法律与实际的同步，无法在实践中解决新的问题[3]，而且考虑到我国法官的职业道德、文化修养、法律素质和审判技能的实际状况，无法像西方国家那样做到足够的公平公正，也无法做到能够让群众信服，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得到很好的发展，可以说对于我国司法审判的发展道路就是要结合自身的国情，走出一条特色的自由心证制度[4]。
我国诉讼法上最先出现自由心证思想的是民事诉讼法第7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对当事人的陈述，应当结合本案的其他证据，审查确定能否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一般都要依据法律规定来判定案件，当依据法律无法对案件作出相应的判决时，会用到自由心证的思想，由法官来对案件的是非做出判断。
但是，我国的自由心证只是萌芽阶段，更多的是作为证据制度的一个补充，特别对于我国法官自由心证的内容，尚且没有定论，尤其是法官能否在证据的采取性和证明力两个方面都享有自由的裁量权的问题。
大部分学者认为就我国法官的职业道德水平来讲，能否享有对于证据可取性的判断的自由裁量权是具有争议的。
总之，对于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自由心证制度是优于传统的证据制度的，只不过现阶段我国的国情无法达到施行自由心证制度的要求，但是我们可以从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引导我们开创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社会主义自由心证制度。
五、如何将自由心证与我国司法实践完美融合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国实际上采用的是以自由心证与法定证据原则相结合的模式。
但由于发展时间较短，规范较为简略，所以和一些西方国家比起来，我国法官所享有的自由裁量权反而更大。
自由心证原则是公法上的强行规范，不许当事人、公诉人合意变更或排除适用，也不许法官随意排除适用。
自由心证制度主张的是赋予法官足够的自由裁量权，但是不是完全的自由，必须要有一定的规范加以限制。
因此，我国的自由心证制度与西方国家较为成形的自由心证制度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完善我国自由心证制度的过程，也就是改革当前的司法体制，充分保障法官的独立审判的权利，并不断提高法官的职业道德素质和能力的过程。
完善我国的自由心证制度才能使自由心证与我国的司法实践相结合，从而发挥其作用。
首先，要改革法院系统内部的管理体制和审判监督体制，加速法官的职业化改革进程，提高法官的思想道德水准，提升法官的业务能力，保障法官独立审判的权力，尽量缩减审判委员会的职权范围[5]。
在自由心证制度当中法官的职业素质是决定断案质量的关键因素，考虑到目前我国的大部分法官无法同时具备极高的职业素质和道德水平，所以应该把提高法官的综合素质放在首位。
同时，应该规定法官在制作判决书时，必须要详细叙述法庭对于原、被告双方所举证据是否采纳及理由，其中还要包括逻辑推理和法理学分析的过程，就是要做到法官的心证过程要完全的公正公开，受群众及当事人双方监督。
并且法院对于案件的材料进行存档，以方便双方当事人随时进行查阅。
其次，要进一步推进诉讼模式的改革。
在司法实践中，经常会出现当事人双方对于案件的事实已经不存在争议的情况下，由于法院必须要依据诉讼程序对于案件中的证据进行确认，要查明事实，才能结案，从而导致迟迟无法结案的闹剧。
所以对于诉讼制度的新一轮的改革，应该注重当事人的请求和主张，对于当事人主张查明的证据或者事实一定要积极地调查和认定，法院不得超越当事人的选择范围进行调查和审判。
再次，应当完善制定和运用各类证据规则。
因为法官的自由心证本身就是依靠法官的职业素养和思想道德，“专断”与“公平”之间的界限本就不太清晰，所以在审判中，如果只凭法官主观的判断就定案的话是无法让人信服的，只有将主观的灵活性和客观的真实性相结合才能发挥自由心证制度最根本的作用，所以只有不断地完善证据制度，使其对于法官的自由心证产生一定的制约效果，这样才能使自由心证得到更多人的认可，从而更多地应用到我国的司法实践当中。
最后，应该尽快司法独立。
目前我国的法律体系是司法权与立法权合二为一的体系，并且在审级上也是一级压一级的，在法院内部，法官也不是完全独立的，在这样的模式下，自由心证制度是无法有效地施行的。
只有从根本上分离司法权与立法权，即将法院独立出来，消除审级制度，使法院的每一级都独立出来，进而做到法官独立。
只有这样才能将法官从我国目前的司法模式中解放出来，才能使赋予其足够的自由裁量权，才能谈得上自由心证。
结语我国的司法审判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不可否认我国的证据制度发展到了一定高度，制度也逐步完善，但问题是我国的司法审判仍然主要还是讲求根据客观事实办案，并且在审判过程中证据的证明力的确定要严格遵照法律的明文规定来判定，但是成文法滞后于司法实践的事实是显而易见的，如果只注重客观，不能灵活变通的话，冤案、错案必将层出不穷。
所以我国司法审判从客观到主观的飞跃是势在必行的[6]，法官作为唯一一个能在成文法与司法实践之间起到关键调节作用的主体，能否使其在一定限度内充分地解放出来关系到我国司法审判中主观与客观结合，即关系到自由心证能否与我国传统证据法完美融合。
结合我国现阶段国情来讲，只有不断提升法官自身素质和道德水平；推进诉讼模式改革；完善各类证据规则；尽快推进司法独立才能使我国逐步具备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条件。
可以肯定的是，自由心证制度是我国证据制度的必然发展方向，确立自由心证原则是完善我国证据法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完善证据规则提供了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