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_1979_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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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估算与分析概述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TFP)是衡量一个经济体整体生产效率的指标,也被视为衡量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标志之一。
本文将对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估算与分析,探讨其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什么是全要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是指以生产要素(劳动力、资本等)的投入来推动产出增长的效率水平,即有效利用生产要素实现产出的能力。
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意味着经济在相同投入下创造了更多的产出,从而实现了经济增长。
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通常通过计算生产函数的总因子生产率来实现。
总因子生产率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一种计算方法,通过比较产出增长和生产要素(如劳动力、资本)的投入增长之间的差异来计算。
常见的估算方法1.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假设生产函数呈现线性或凸函数形式,通过计算边际产出和边际投入之比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
2.索洛增长模型:通过分析投入要素的组成和变化,以及技术进步对产出的影响,来估算全要素生产率。
3.生产函数前沿分析法:利用生产函数前沿技术和效率分析方法,测量总体和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现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率对其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统计数据,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几十年中有所增长,但增速缓慢。
影响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因素1.技术进步:技术进步是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面临着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2.劳动力质量:劳动力质量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影响。
中国的教育水平逐渐提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教育结构不合理和劳动力技能不足等。
3.资本投资:充分利用资本投资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手段。
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投资方面取得了进展,但与其他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4.制度环境:制度环境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至关重要。
中国政府在近年来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以改善市场环境和促进创新,但仍面临挑战。
1.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界定和内涵(金融发展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作用机制与实证分析,周杰琦)目前学界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界定仍未达成共识,全要素生产率是个内涵和外延模糊的概念(郑玉歆,1999)。
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界定对于本文后续理论分析以及实证研究都尤为重要。
荷兰学者Tibergen(1942)将时间因素引入到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中,开创性提出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
全要素生产率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最早起源于Solow(1957)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其目前已成为分析经济增长源泉以及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指标。
按照Solow 经济增长理论,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种生产投入要素(如资本、劳动投入、能源、自然资源等)贡献之外的、由技术进步、技术效率、管理创新、社会经济制度等因素所导致的产出增加。
在此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也称为Solow 剩余。
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被解释为生产函数的整体移动,而要素投入变化则指要素投入沿着生产函数本身的移动。
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全要素生产率被解释是外生的技术进步,因此,技术进步独立于经济体的其他任何变量而产生。
有的学者认为,Solow 剩余“测量了我们在经济增长源泉中无法全部解释和分析的因素”,它不仅包含:依赖创新推动的技术进步、通过模仿学习获得的技术进步以及技术效率提升,还包含了一系列未知的复杂因素,如数据测量误差、模型变量遗漏、模型设定偏误、经济周期波动的干扰等。
然而,Jorgerson 和Griliches(1967)却认为,Solow剩余不过是投入要素不恰当测量所造成的结果,如果投入要素被正确测量,Solow 剩余则不复存在。
由上可见,即便从索洛剩余的角度来界定全要素生产率,学术界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和外延也未能形成一致的认识。
这种局面容易导致有关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出现混乱,甚至妨碍该研究领域的深入向前发展。
以中国情况为例,目前,由于概念定义、数据处理以及研究方法的不同,国内外研究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率的测算结果存在较大分歧,比如,Young(2003)测算的结果为1.4%,Chow (2002) 测算的结果为2.68%,郭庆旺等(2005)测算的结果为0.891%。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估算与分析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处于较快增长的状态。
在过去几十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并且不断提高了生产率水平。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不断推进经济改革,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改善了生产要素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通过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与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特点和趋势。
首先,在产业结构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推动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
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的过程中,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不断提高,技术水平逐步提升,资本投入和利用效率逐渐改善,这些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起到了支撑作用。
其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不同地区和行业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
东部沿海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相对较高,而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则相对较低。
在行业方面,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明显高于传统制造业和农业。
这表明中国地区之间和行业之间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依然存在,需要进一步加强政策引导和扶持。
综上所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不断增长,但仍面临着不平衡的地区和行业发展状况。
未来,中国需要加大对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转型升级,加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和分析,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可持续增长。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TFP)的估算与分析是我们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与竞争力的重要途径。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效率和创新能力的一个关键指标,它是指在市场运作的条件下,多种生产要素共同参与生产,经济体系产出的增长除了由劳动力和资本进步外,还包括了一种由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变动所引起的增长。
简而言之,全要素生产率代表了除了劳动力和资本外,其他要素(如技术、管理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巨大成功,同时也在全要素生产率上取得了显著成绩。
按照最新的统计数据,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一直在持续增长。
这种增长主要是由于中国政府在长期经济改革方面的成功举措,以及在技术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努力。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估算与分析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是指在一个给定的生产过程中,单位产出所需的全部要素投入(劳动、资本和技术)与实际产出之间的比率。
它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估算与分析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首先,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
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逐年提高的趋势。
这是由于中国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进行的经济和创新,以及技术进步的不断推动。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已经取得了一定的突破,但仍然相对较低,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其次,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
在过去几十年的经济中,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较快。
这是由于中国不断开放,引进和应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提高了生产效率。
然而,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速度已经放缓,需要进一步深化,加大创新力度,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再次,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力资本、技术创新、经济体制、市场竞争等。
中国在人力资本方面还存在不足,包括教育水平的提高、职业培训的加强等。
同时,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也需要加大投入,培育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人才,推动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最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政策建议。
为了提高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
首先,加强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数量。
其次,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支持,鼓励企业增加技术投入,促进技术进步。
同时,通过深化经济体制,减少市场垄断,增加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此外,还可以通过减少行政审批、降低企业税负等举措,为企业创新提供更好的环境。
综上所述,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生产效率的重要指标。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但仍然相对较低,需要进一步深化,加大创新力度,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我国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全要素生产率,又称为全要素生产率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是反映生产要素利用效果的综合指标。
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则是经济学领域的一项重要研究。
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及影响因素研究始于上世纪80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国内经济学研究的逐步深入,这一领域也日趋成熟和完善。
下面将从估算方法、影响因素等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一、估算方法要素输入有两种:资本输入和劳动输入。
要素产出也有两种:产出量和劳动生产率。
那么,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通常采用以下公式:TFP=(技术进步因素)*(总要素产出量)/(总要素投入量)其中,技术进步因素是通过计算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所得到的,因此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可以看作是计算总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所得到的。
而总要素生产率的计算上通常采用了三种方法:重平均法、边际分析法和概率统计方法。
不同的方法有不同的优点和缺点,对于研究者来说,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方法。
二、影响因素全要素生产率受众多因素的影响,包括技术水平、市场开放度、国际贸易、政府政策等。
下面分别从几个方面进行详细分析。
1、技术水平影响技术进步不仅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之一,也是经济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我国近几年来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和技术升级,增强了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科技水平,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2、市场开放度影响市场开放度是指国家对外部经济与贸易的开放程度,它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十分密切。
开放贸易可以扩大市场规模,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国内产业的竞争力,有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3、国际贸易影响国际贸易中的资源配置和技术转移是推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重要因素。
通过国际贸易,我国可以获取到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优势,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有助于提高自身的生产效率和竞争力。
4、政府政策影响政府政策在改进全要素生产率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政府通过出台相关政策,加强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的支持和引导,优化企业经营环境和人才培养,有助于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中国TFP、技术进步率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测度作者:王闯来源:《商业时代》2014年第12期内容摘要:本文把我国改革开放至今三十余载的经济发展历程划分为四个不同的发展阶段,根据索洛经济增长模型、运用索洛余值法测算出我国分地区以及全国在四个发展阶段中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技术进步率以及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指标的平均数值。
经过对这三个指标具体数值的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后发现:各地区以及全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都呈现出提高的趋势,但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各地区以及全国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技术进步率高低不同,第二阶段政治对技术进步产生了很大的阻碍甚至造成技术退步;各地区以及全国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经济发展的后两个阶段稳步提高,而劳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再明显。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率经济增长贡献率引言1978年12月1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开启了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新纪元。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建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再到小康社会的全面建成,我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改革开放至今的三十余年中,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经济总量保持着快速、平稳、持续的增长,并为全世界经济的增长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因此,什么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便成为了众所瞩目的焦点。
郭庆旺、贾俊雪(2005)估算了我国1979-2004年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经济增长的源泉做出了分析,认为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有涨有跌且波动剧烈、频繁,1993年以前呈现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后出现攀升势头;1993-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和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要素投入。
舒元(1993)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2-1990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02%,对产出的贡献率为0.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_1979_2024_郭庆旺1979年至2004年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在这段时期,中国经历了经济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关键时期,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可以为我们提供对这一阶段经济发展的深入了解。
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衡量经济效率的指标,它旨在衡量资本、劳动力和其他要素在经济生产中的贡献程度。
通过分析TFP的变化,可以揭示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经济增长的潜力。
为了估算1979年至2004年期间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可以使用生产函数方法。
生产函数描述了产出和要素投入的关系。
通过回归分析快速的增长,中国在这个时期内实现了高速经济增长,其中一部分可以归因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由于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综合指标,需要考虑多个因素的影响。
这些因素包括技术进步、劳动力素质改善、资本积累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等。
通过引入这些因素,可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进行解释。
在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时,需要收集大量的宏观经济数据和产出数据。
这些数据可以用来计算各个要素的投入量,并结合产出数据来估计全要素生产率。
同时,还需要考虑到不同产业间的区别和不同地区间的差异。
研究表明,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出现了明显的提高。
此前,中国经历了长时间的计划经济体制,效率低下,技术水平相对较低。
然而,开放后,中国引入了国际先进技术和管理模式,并加强了对市场机制的运用,这些举措推动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
根据估算结果,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这段时期内以一个较高的速度增长。
这一增长的主要推动力来自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
此外,劳动力素质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也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总体而言,1979年至2004年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表明,中国在这一时期实现了较高速度的经济增长,其原因主要包括技术进步、资本积累、劳动力素质改善和市场化程度提高等因素的影响。
这一时期的估算结果提供了对中国经济开放时期经济发展的深入了解,为我们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因和推动力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中国贫富差距何时才能缩小作者:李迅雷来源:《新财富》2010年第05期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中美洲和东亚似乎并不适用,人均GDP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贫富差距未必不再扩大乃至缩小。
要缩小贫富差距,应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过这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中国通过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整贫富差距的余地还非常大。
对富人有效征税,增加个人所得税在税收中的比重,是其中的关键。
乐观来看,5年后新个税制度如能实施并见效,将对缩小贫富差距起到作用。
此外,可以考虑设立房产税、物业税等税种,并征收资本利得税,以抑制暴利阶层的财富膨胀。
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是否成立据世界银行的测算,中国2009年的基尼系数达到0.47,在其测算的135个国家中名列第36位,说明中国面临的贫富问题已经非常严峻了。
但这还仅仅说明中国收入不平等的程度,更值得关注的是,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速度是世界前十大经济体中最快的,在1978年,中国基尼系数只有0.3。
根据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的经济增长中,国民收入差距的长期变动轨迹是“先恶化,后改进”。
在上世纪70-80年代,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一般认为,人均GDP约为1000-3000美元之间时,将经历收入差距的恶化过程,之后将逐步改善。
由于物价因素和美元贬值,如今,世界银行已经把倒U型左侧拐点的出现条件作了提高,认为当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后,收入差距不再扩大,而将经历走平道下降的过程。
中国人均GDP在2010年将达到4000美元,如果今后按人民币每年升值2%、CPI每年上涨3%、GDP每年增长8%来计算,则到2017年人均GDP也将达到1万美元。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的贫富差距将在7年后缩小呢?恐怕不那么简单。
因为库兹涅茨倒U型假设仍存在很多争议,虽然它在欧洲国家的早期发展中得到了证明,但对于中美洲和东亚的国家和地区而言,似乎不适用。
如中国香港和新加坡的基尼系数都很高,分别为0.53和0.48,但人均GDP早已超过了2万美元;巴西和南非的人均GDP都在2007年达到了1万美元,但2009年的基尼系数分别为0.57和0.65,其中,巴西过去20年的基尼系数一直维持在0.5-0.6的高位,似乎与经济增长没有多大的关系。
基于全要素生产率的中国GDP数据准确性评估刘洪昌先宇内容提要:中国GDP数据的准确性评估问题,一直受到国内外各方面的关注。
本文从反逻辑思路,通过考察作为技术进步的替代性指标全要素生产率(TFP),反观GDP及其增长率是否准确或可信。
运用隐性变量法通过建立状态空间模型测算中国1979-2008年间TFP增长率,分析GDP数据是否存在误差。
结果表明1981年、1988年和2000年的TFP增长率的下降,找不到非正常情况下外生因素的影响,本文认为是由GDP核算误差造成的。
关键词:GDP准确性/TFP增长率/隐性变量法作者简介:刘洪(1961-),男,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与数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应用、市场调查理论与方法;昌先宇(1987-),女,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统计学专业08级研究生,研究方向:统计学理论与方法应用。
一、引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与国际影响力的不断增强,有关中国GDP总量及其增长速度准确性的争论亦不绝于耳。
例如,我国由来已久的“省级GDP总和超过全国”现象就一直饱受诟病。
2010年3月,全国政协委员王少阶在人民大会堂全体大会上作《应着力提高统计数据的公信力》的发言,“炮轰”GDP数据“打架”。
2009年国际能源署(IEA)表示,中国官方公布第一季度GDP同比增长6.1%,但这一数据与中国当季石油需求下降3.5%的情况不符,与异常疲软的电力需求也不相吻合。
同年5月15日《华尔街日报》根据有关国际组织报告撰写了提出对中国经济资料质疑的文章。
由于这些质疑的声音,使得对我国统计数据准确性进行评估更显得重要。
而鉴于统计数据的二手性及统计调查过程本身涉及面广,难以重复等特性,对所得统计数据的准确性进行“准确”评估存在诸多障碍,导致在研究和实践中一直未能形成评估方法的公认体系和标准。
尤其是从定量角度对统计数据进行准确性评估的方法仍然在探索中,目前统计数据的评估方法主要有:逻辑性评估方法(如刘延年[10])、误差效应分析法(如王华、金勇进[11])、异常值检验法(如周建[16],成邦文[2])、相关指标建模法(如刘洪、黄燕[4-8],刘永璋、朱胜[9],杨海山[13])。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和估算和分析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近几十年来一直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过去30年中年均增长率超过了3%,这说明中国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在不断增加。
这一趋势的背后,主要原因是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了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的优化,以及不断推进的产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然而,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也面临一些挑战。
首先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这使得中国的劳动力资源优势有所减弱。
其次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一些传统行业的生产效率相对低下,而新兴产业和高科技行业的充分发展需要更多的技术投入和创新。
同时,环境污染和资源约束也给中国的生产效率带来了一定的压力。
为了更好地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中国政府和企业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加大对科技创新的投入和支持,鼓励企业加强技术改进和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和结构转型,鼓励发展新兴产业和高附加值产业;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劳动力素质,提高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加强环境保护和资源节约,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生产方式和产业链。
总之,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和分析对于经济发展和战略规划都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不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优化资源配置和提升劳动力素质,中国可以更好地提高生产效率,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是一个富有启发性的经济指标,它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国经济的发展现状和未来趋势。
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和分析成为了经济研究和政策制定的重要内容。
本文将继续从人力资本、资本投资、科技创新等方面对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更深入的讨论。
首先,人力资本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非常显著。
中国拥有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劳动力资源,然而,随着人口结构的变化和城乡发展不平衡,人力资源的质量和配置也面临一些挑战。
为了提高人力资本的质量和利用效率,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教育和技能培训,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水平。
中国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1979 2004*郭庆旺 贾俊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 100872)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比较了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 2004年间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经济增长源泉做了简要分析。
分析表明:(1)1993年以前,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涨跌互现的波动情形且波动较为剧烈频繁,1993年以来,则呈现出逐年下降趋势,直到2000年才得以缓解,此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总体呈现出逐年攀升势头;(2)1979 2004年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及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低,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主要依赖于要素投入增长,是一种较为典型的投入型增长方式;(3)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较低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偏低、生产能力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技术效率低下和资源配置不尽合理。
关键词:全要素生产率 索洛残差法 隐性变量法 潜在产出法* 本项研究得到 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奖!资助且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 积极财政政策效果评估及淡出策略研究!(04AJY006)的阶段性成果。
∀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界定的分析,请参阅郑玉歆(1999)与赫尔坦(Hulten,2000)的著述。
一、引 言全要素生产率是宏观经济学的重要概念,也是分析经济增长源泉的重要工具,尤其是政府制定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重要依据。
首先,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有助于进行经济增长源泉分析,即分析各种因素(投入要素增长、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识别经济是投入型增长还是效率型增长,确定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其次,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是制定和评价长期可持续增长政策的基础。
具体来说,通过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与要素投入贡献的比较,就可以确定经济政策是应以增加总需求为主还是应以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技术进步为主。
不过,目前学术界关于全要素生产率内涵的界定还有分歧。
∀本文的全要素生产率是指各要素(如资本和劳动等)投入之外的技术进步和能力实现等导致的产出增加,是剔除要素投入贡献后所得到的残差,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故也称为索洛残差。
在我国,近年来有些学者已开始研究全要素生产率问题,尤其在克鲁格曼(1999)提出 东亚无奇迹!的论点后,这一问题更引起国内学者的普遍关注。
一些学者估算了我国不同时期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如舒元(1993)曾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2 1990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 02%,对产出增长的贡献率为0 3%。
王小鲁(2000)同样利用生产函数法估算我国1953 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得到的结论是,1953 1978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0 17%,1979 1999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1 46%,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4 9%。
还有一些学者对全要素生产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理论思考,如郑玉歆(1999)对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阶段性规律进行了详细讨论,但未给出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估算。
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提出我国经济存在效率提升的四点证据,指出新兴经济在测算全要素生产率上面临的困难,并给出新兴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模型,但他们也未给出具体估算。
本文在分析比较全要素生产率四种估算方法的基础上,估算出我国1979 200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并依据估算结果对此间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我国经济增长源泉做简要分析。
二、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比较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方法可归结为两大类:一类是增长会计法,另一类是经济计量法。
增长会计法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估算过程相对简便,考虑因素较少,但主要缺点是假设约束较强,也较为粗糙;而经济计量法利用各种经济计量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较为全面地考虑各种因素的影响,但估算过程较为复杂。
(一)增长会计法增长会计法(growth accounting approach)的基本思路是以新古典增长理论为基础,将经济增长中要素投入贡献剔除掉,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算值,其本质是一种指数方法。
按照指数的不同构造方式,可分为代数指数法和几何指数法(也称索洛残差法)。
1.代数指数法(AIN)代数指数法(arithmetic index number approach,AI N)最早由艾布拉姆威兹(Abramvitz,1956)提出,其基本思想是把全要素生产率表示为产出数量指数与所有投入要素加权指数的比率。
假设商品价格为P t,数量为Q t,则总产出为P t Q t。
生产中资本投入为K t,劳动投入为L t,资本价格即利率为r t,工资率为w t,则总成本为r t K t+w t L t。
在完全竞争和规模收益不变假设下,有总产出等于总成本即:P t Q t=r t K t+w t L t(1)但由于技术进步等因素的影响,(1)式往往不成立,可将(1)式改写为:P0Q t=TFP t[r0K t+w0L t](2)其中,r0、w0和P0为基年利率、工资和价格。
参数TF P t为全要素生产率,反映技术进步等因素对产出的影响。
由(2)式可得:TFP t=P0Q tr0K t+w0L t(3)(3)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代数指数公式。
后来,经济学家们又提出各种全要素生产率代数指数,它们的形式虽不同,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
代数指数法很直观地体现出全要素生产率的内涵,但缺陷也十分明显,主要体现在它虽然没有明确设定生产函数,但暗含着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完全可替代,且边际生产率是恒定的,这显然缺乏合理性。
所以这种方法更多地是一种概念化方法,并不适于具体实证分析(Caves,Christensen and Die wart,1982)。
2.索洛残差法(SR)索洛残差法最早由索洛(Solow,1957)提出,基本思路是估算出总量生产函数后,采用产出增长率扣除各投入要素增长率后的残差来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故也称生产函数法。
在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假设下,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就等于技术进步率。
总量生产函数为:Y t= (t)F(X t)(4)其中,Y t为产出,X t=(x1t,#,x Nt)为要素投入向量,x nt为第n种投入要素。
假设 (t)为希克斯中性技术系数,意味着技术进步不影响投入要素之间的边际替代率。
进一步,假设F(∃)为一次齐次函数即关于所有投入要素都是规模收益不变的。
(4)式两边同时对时间t 求导,并同除以(4)式有:Y t Y t =+%Nn =1nx n ,tx n ,t(5)其中, n =Y tx n ,tx n ,tY t 为各投入要素的产出份额。
由(5)式有:= Y t Y t-%Nn =1nx n ,tx n ,t(6)(6)式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索洛残差公式,本质上是一个几何指数。
各投入要素的产出份额 n 往往需要通过估算总量生产函数加以测算。
具体估算中,常采用两要素(资本和劳动力)的C -D 生产函数:Y t =AK t L !t ,其中Y t 为现实产出,L t 为劳动投入,K t 为资本存量, 、!分别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
两边同时取自然对数有:Ln (Y t )=Ln (A )+ Ln (K t )+!Ln (L t )+∀t (7)∀t 为误差项,通常我们假设+!=1,即规模收益不变,则有回归方程:Ln (Y t L t )=Ln (A )+ Ln (K t L t )+∀t(8)这是一个双对数模型,可以利用OLS 估算。
其中资本存量需要测算,测算公式为:K t =I t P t +(1- t )K t -1(9)其中K t 为t 年的实际资本存量,K t -1为t -1年的实际资本存量,P t 为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I t 为t 年的名义投资, t 为t 年的固定资产的折旧率。
在确定了资本存量的初值以及实际净投资后,便可以利用(7)式给出各年的实际资本存量。
这样,利用回归方程(8),我们可以估计出平均资本产出份额 和平均劳动力产出份额!,带入(6)式可以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
索洛残差法开创了经济增长源泉分析的先河,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Lucas,1988)。
但它也存在着一些明显缺陷:索洛残差法建立在新古典假设即完全竞争、规模收益不变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基础上,这些约束条件很强,往往难以满足;具体估算中,由于资本价格难以准确确定,所以利用资本存量来代替资本服务,忽略了新旧资本设备生产效率的差异以及能力实现的影响。
此外,索洛残差法用所谓的 残差!来度量全要素生产率,从而无法剔除掉测算误差的影响。
上述这些因素都不可避免地导致全要素生产率的估算偏差。
∀(二)经济计量法由于增长会计法存在着较多缺陷,后人提出很多经济计量方法,以期借助各种经济计量模型和计量工具准确地估算出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主要比较两种计量方法,即隐性变量法和潜在产出法。
1.隐性变量法(LV)隐性变量法(latent variable approach,LV)的基本思路是,将全要素生产率视为一个隐性变量即未观测变量,从而借助状态空间模型(state space model)利用极大似然估计给出全要素生产率估算。
具体估算中,为了避免出现伪回归,需要进行模型设定检验包括数据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
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的方法很多,常见的有ADF(the Augmented Dickey Fuller)单位根检验和JJ (Johanson and Juselius,1990)协整检验。
由于产出、劳动力和资本存量数据的趋势成分通常是单位根过程且三者之间不存在协整关系,所以往往利用产出、劳动力和资本存量的一阶差分序列来建立回归方程。
采用C -D 生产函数,且假设规模收益不变,则有如下观测方程:#Ln (Y t )=#Ln (TFP t )+ #Ln (K t )+(1- )#Ln (L t )+∀t(10)∀易纲、樊纲和李岩(2003)较为详细地论述了索洛残差法估算全要素生产率时存在的理论缺陷。
周方(2001)则认为索洛残差法存在着原理性错误。
其中,#Ln (TFP t )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假设其为一个隐性变量,且遵循一阶自回归即AR (1)过程,则有如下状态方程:#Ln (TFP t )=∃#Ln (TFP t -1)+%t(11)其中,∃为自回归系数,满足|∃|<1,%t 为白噪声。
这样,利用状态空间模型,通过极大似然估计同时估算出观测方程(10)和状态方程(11),从而得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估算值。
隐性变量法的最大优点在于,不再将全要素生产率视为残差,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状态变量,这样将全要素生产率从残差中分离出来,从而剔除掉一些测算误差对全要素生产率估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