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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为何选择了西方-------------西方科技崛起历史原因分析与中国当代研究生的历史任务（一）西方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现代科学诞生已有几百年的历史,纵观现代科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看出，西方世界在现代科学的诞生,发展和传播中一直扮演着中心角色，从牛顿经典力学的创立到法拉第发现电磁感应定律，从麦克斯韦统一电磁理论到爱因斯坦相对论的提出，西方科学家在揭幕自然规律运行的舞台上为我们演绎了一幕幕精彩绝伦的演出，西方科学的发展又极大地推动了西方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
可以说，从英国开始的科学技术革命奠定了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政治，文化中的领先地位。
进入到现代社会后，以信息技术，纳米技术和生物技术为代表的新技术革命继续引领着时代的进步，在新兴技术的支撑下，西方国家继续享受着世界中心的地位。
科学技术的领先地位不仅给西方国家带来了崇高的荣耀，巨大的财富而且也带来了支配世界事务的力量。
因此，也深深地刺激了近代历史上积贫积弱而又古老庞大的中国，中国是在西方世界的坚船利炮之下才睁开眼睛，从沉睡中醒来；也是在西方世界的欺凌压迫之下才，才不情愿的打开国门，将西方列强请进来的同时也将科学技术请了进来。
从落后挨打的近代，经过混乱不堪的民国，到复兴初期的现代，中国社会的有识之士在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的同时，也在不断的分析着孕育西方社会科学技术璀璨果实的文化和制度，并希望能够将这些文化和制度带到中国来。
从近代的科学技术发展史分析西方的科技文化和制度可以看出，西方的科学技术能够得到发展依赖于以下的几个因素：（1）民主革命形成的宽松的科研环境文艺复兴之后，西方世界摆脱了愚昧蒙蔽的中世纪神学统治，迎来了理性和知识的时代，从这一时代开始，西方人将目光投到了自己的身上，清楚地认识到了人在自然和社会当中地地位，将希望和信仰从虚无缥缈的上帝身上转移到了实在而又渺小的人类自己的身上。
文艺复兴之后，上帝对于西方人来说，只变成了一个名称，一个牌子，而内容被理性和知识充实起来。
第一章导言“文化的各个不同领域并不是以恒定的速率发展的。
在不同时期里，人们的注意力总是被引向某个或某些这样的领域，而只是在后来才转向其他方面的兴趣。
可以肯定，一个文化领域很少有遭到完全被忽视的情况，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的发展是持续的。
不过，兴趣焦点的明显转移对其成长的确起着促进或阻滞作用。
因此，用不着把文化纪元归结为一个现成的公式，也许就可以大胆地断言，在伯里克利斯时代（雅典时代——我注），哲学和艺术吸引着十分广泛的兴趣。
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兴趣的主要焦点是宗教和神学。
对文学、伦理学和艺术的令人注目的重视则是文艺复兴的一般特征。
而在近现代，尤其是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指17、18、19世纪——我注），兴趣的中心看起来已经转向了科学和技术。
”——默顿，《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p30，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科学史家们和研究文化发展的学者们向我们保证说，在不同的时期里，也发生着丛某一种科学或科学群向另一种科学或科学群的兴趣转移；发生着从某一技术应用领域向另一领域的兴趣转移。
”（同上，p31）那么，是什么社会因素导致这样的转移呢？第二章社会背景：职业兴趣的转移本章通过对《国民传记辞典》的分析，详细考察了十七世纪英格兰职业兴趣的起伏情况。
这种考察使得作者得出结论：即“所出现的起伏与应用功利主义和实用性等准则有关。
”“那些与改进人类的‘生活便利’联系最密切的事业获得了最多的声望和人心。
甚至那些通常被认为是自足的、除它们自己的‘目的自在’的产品以外无需进一步为其存在辩护的职业——例如文学——也改变了它们的品性而变成为更进一步的目标服务的工具。
”（同上书，62）“具体的经验主义意义上的现实主义弥散于所有的领域。
”（p63）第三章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的汇聚与转移本章认为，在英格兰，科学的发展在十七世纪前后变得格外引人注目。
换句话说，人们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在增强。
作者进一步考察了兴趣在各门科学之间的转移，这些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物科学、地学诸学科、生理方面的人类科学、文化方面的人类科学。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默顿1938年的博士论文，这部著作被认为是科学社会学的开山之作。
试图用清教伦理和当时英格兰工业发展的需要，解释英格兰的科学为什么在17世纪特别的突飞猛进，默顿致力于科学的历史—文化动力学探索，侧重于从社会学功能分析的角度探讨17世纪英国科学与社会之间的互动关系，遂成为科学社会学的代表之作。
这篇论文就是在读完这部代表之作有感而写。
通过对本书的阅读，可以指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在其体制化过程中与其他社会因素的相互作用，并且在本书中，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有较多涉及，笔者认为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科学体制化过程中起了纽带作用。
默顿指出十七世纪的工匠传统和培根(F.Bacon)所提倡的实验科学有力地推动了近代科学的实质性变革并使科学更具实用价值。
同时提出的有关清教主义促进英国近代科学制度化的观点，即所谓“默顿命题”，一直是科学史界与科学社会学领域最具争议的论题之一。
本书既是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奠基之作，也是科技史外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十七世纪的英格兰是世界科学与工业之都，当时在那里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历史转折性事件。
作者在本书中对当时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行了精辟的定性定量分析，涉及公众对科学技术的职业兴趣；清教伦理、文化价值与科学技术的关系；科学研究的动力，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科学文学及技术等许多问题。
作者在本书中勾勒出了科学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基本轮廓，提出了它的基本命题。
功利主义英文为（tilitarianism）又译为功用主义或乐利主义，是一种以实际功效或利益作为道德标准的伦理学说。
它产生于近代英国，是伴随着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形成和发展的。
功利主义是以行为的目的和效果衡量行为价值的一些伦理学说中最有影响的学说之一。
这些学说统被称为“目的论”，或者称为“效果论”，然而，功利主义理论有许多类型。
这些理论共同认为：行为和实践的正确性与错误性只取决于这些行为和实践对受其影响的全体当事人的普遍福利所产生的结果；所谓行为的道德上的正确与错误，是指该行为所产生的总体的善或恶而言，而不是指行为本身。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阅读《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这本书，仿佛是一次时光之旅，让我置身于17世纪的英格兰，感受到那个时代科学、技术与社会之间复杂而紧密的交织关系。
这本书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回顾，更是对科学与社会发展关系的深入剖析。
作者罗伯特·金·默顿以他独特的社会学视角，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充满变革和创新的17世纪英格兰。
他选取了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和事件，通过对这些人物和事件的深入剖析，揭示了宗教、运输、采矿业、军事技术等因素如何影响科学的发展。
首先，宗教在17世纪的英格兰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
清教主义作为一种重要的宗教力量，对科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让我深刻体会到，科学与社会、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
宗教的信仰和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同时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其次，运输和采矿业等技术的发展为科学研究提供了物质基础。
这些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也为科学研究提供了更多的资源和机会。
例如，运输技术的改进使得科学家们能够更方便地获取实验材料和信息，从而推动了科学研究的进步。
此外，军事技术也是影响科学研究的重要因素之一。
17世纪的英格兰面临着来自国内外的军事威胁，因此军事技术的研究和发展显得尤为重要。
科学家们通过军事技术的研究，不仅为国家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也推动了相关科学领域的发展。
在书中，默顿还通过对《国民传记辞典》上的人物进行社会学方法的统计，探讨了科学自身以及其与教育、军事等方面的关系。
这种统计方法让我深受启发，也让我思考是否可以将类似的方法应用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中。
例如，在研究清末的科技群体时，我们是否也可以采用统计学的方法，通过对《民国人物大辞典》的分析，来揭示那个时代科技群体的特征和状态呢？总的来说，《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是一本极具启发性的书籍。
它不仅让我对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让我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前三章为导入部分，主要讲了社会上各个领域在十七世纪到十八世纪间职业兴趣的转移，并指出核心观点：在近现代，尤其是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兴趣的中心看起来已经转向了科学与技术。
但是我们想探索从某一人类活动领域向另一领域的兴趣转移涉及到哪些社会过程？与任何这类领域的显著活动相关的社会条件的性质又是什么？在不同时期里一种科学向另一种科学的兴趣转移或某一技术应用领域向另一领域的注意力转移是受哪些社会学因素（如果存在的话）影响的？这也是莫顿创作本文的目的：探究科学与其外部环境的关系。
为了论证这个说法，他将生活在十七世纪期间并且重要得足以被收入《词典》的每个人做了摘录（一部分人除外），尽可能精确地估计各个人物对其事业领域第一次表现出兴趣的时间。
在对有着非常数目的智力巨人出现的时期进行思考时，待解释的现象“也许并不是超凡的自然才能的倍增，而是超凡才能在有关的几种职业上的集中。
”这种现象不能轻易归结为偶然共生，而是应该从该时代的社会学状况、各种道德的、宗教的、美学的、经济的以及政治的条件中去寻找，即这种条件倾向于把该时代的天才们的注意力集聚在一些特定的领域。
而这个天才的世纪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可以研究这样一些社会因素，他们在大尺度上说明了科学的令人瞩目的发展，说明了兴趣被引向某些特定的探究领域的原因。
这一时期，诗歌的衰落曾被归于各种不同的缘由，如清教主义、新哲学和科学所奉行的日益增长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
而这一时期因为涉及到对经验现象的解释和描述，人们对散文的兴趣如同对科学的兴趣一样趋向增强。
在这一世纪里教士名望的跌落部分归因于宗教改革的教义，这种教义认为，救世的重担应由个人而不是教会来承担。
而在该世纪中期，对科学作为一种社会价值的评估尺度明显上升。
显贵名流对科学的赞助、资产阶级对科学及其技术能够带来利益的发现也提高了科学的社会名望。
正是这种对科学价值的肯定性评价引导着人们去从事科学事业。
对十六世纪与十七世纪大学里新增设的教席的考察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出现的波动与应用功利主义和实用性等准则有关。
这篇论文引入了“科学的精神气质”这个概念，它被定义为“有感情情调的一套约束科学家的规则，规定，习俗，信仰，价值和预设的综合。
”尽管一般人在讨论“科学规范的体制化”时都引用这篇论文，但这些规范的具体阐明是我1942年的论文“科学的规范结构”作出的，该论文提出了“四组体制上的规则—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构成了现代科学的精神气质。
”有组织的怀疑论：这种社会过程涉及到鼓励批判地评估公众的知识主张的体制安排，特别是鼓励寻找缺陷，错误和其他缺点，以及在那些知识主张中以前未注意到的潜在可能性。
以它有关的评论者，期刊稿件评审和其他形式的同行评议这种历史上演进的样式，远不同于个人的私自的怀疑论的表示。
它也不仅仅是皮浪主义哲学学说的表达，而是一种不断前进的，规范地规定的并且是在社会上组织起来的认知警戒制度。
普遍性：这个规范要求对知是主张用与个人无关的标准来判断，而不用科学家的个人或社会属性（诸如人种，国籍，种族，宗教，社会等级等，现在有人又加上新发现的认识，即科学家的性别或其社会性别）来判断。
（8）“科学职业的大门向天才开放”，而不考虑一切“与科学无关的”个人属性或社会属性。
累积优势：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
[查百度得：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科学社会学是关于科学这种现象的社会学研究。
是社会学的年轻分支学科。
科学社会学在英语中是the sociology of science，而不是the scientific sociology。
这也就是说，当我们说起科学社会学时，并不是指社会学发展的一种状态和水平，不是强调社会学有科学的与非科学的之分，而是指出在社会学这个大领域中存在以科学为研究对象的这样一个特殊部门和领域。
]因此，，争取对个人成就的承认主要是由体制强调所导出的动机。
对首创性的承认成为社会上确证有效的证明，证明一个人够得上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最严格的要求。
三一文库（）〔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3400字〕内蒙古大学学期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书笔记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专业：化学学号：********姓名：***该书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著于19xx年，原为默顿在20世纪三十年代在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19xx年该文首次在萨顿主编的科学史期刊OSIRIS上发表。
我所读的中译本是根据19xx年的英文版，由我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范岱年先生校译的，该中译本译制过程中受到罗伯特·金·默顿的鼎力支持，他还专门为该中文版写了前言。
中文版前言的开头引用了熊彼特的话，并引用了他的老师乔治·萨顿的女儿梅·萨顿的话来表达对该书的满意，将其视为自己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他此后的许多深入的思考其实大多是在此书基础上必要的理论推衍，如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优势和劣势的积累、优先冲突权和正在浮现的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概念、科学中的课题选择问题等。
最后他谈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S）这个词组的产生和传播，在美国获得极大发展的状况，表明了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的地位在前言中，默顿介绍了写作该文的历史背景，当时是科学社会学处于休眠的时期，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对于城市生活、家庭和社区的问题，种族之间和种族群体的问题，贫穷、犯罪和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以及其余一切由于大萧条时期而明显暴露出来的、存在于一个工业文明中的多方面的人类问题，保持着高度的醒悟和意识，彼时有大量的专论研究青少年犯罪、流浪汉、售货女郎和职业窃贼，却没有一篇文章研究职业科学家。
在这种情况下，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并根据论文整理成此书，表面上看似乎没有跟随潮流而另走狭道，实质上体现了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热爱，在文中提及的一些问题直到现在还与我们同在。
三一文库（）〔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后感 3400字〕内蒙古大学学期论文《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读书笔记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专业：化学学号：********姓名：***该书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著于19xx年，原为默顿在20世纪三十年代在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19xx年该文首次在萨顿主编的科学史期刊OSIRIS上发表。
我所读的中译本是根据19xx年的英文版，由我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范岱年先生校译的，该中译本译制过程中受到罗伯特·金·默顿的鼎力支持，他还专门为该中文版写了前言。
中文版前言的开头引用了熊彼特的话，并引用了他的老师乔治·萨顿的女儿梅·萨顿的话来表达对该书的满意，将其视为自己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他此后的许多深入的思考其实大多是在此书基础上必要的理论推衍，如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优势和劣势的积累、优先冲突权和正在浮现的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概念、科学中的课题选择问题等。
最后他谈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S）这个词组的产生和传播，在美国获得极大发展的状况，表明了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的地位在前言中，默顿介绍了写作该文的历史背景，当时是科学社会学处于休眠的时期，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对于城市生活、家庭和社区的问题，种族之间和种族群体的问题，贫穷、犯罪和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以及其余一切由于大萧条时期而明显暴露出来的、存在于一个工业文明中的多方面的人类问题，保持着高度的醒悟和意识，彼时有大量的专论研究青少年犯罪、流浪汉、售货女郎和职业窃贼，却没有一篇文章研究职业科学家。
在这种情况下，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并根据论文整理成此书，表面上看似乎没有跟随潮流而另走狭道，实质上体现了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热爱，在文中提及的一些问题直到现在还与我们同在。
内蒙古大学学期论文
《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
会》读书笔记
学院：化学化工学院
专业：化学
学号：********
姓名：***
该书由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金·默顿著于1938年，原为默顿在20世纪三十年代在著名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1938年该文首次在萨顿主编的科学史期刊OSIRIS上发表。
我所读的中译本是根据1993年的英文版，由我国著名的科学哲学和科学史家范岱年先生校译的，该中译本译制过程中受到罗伯特·金·默顿的鼎力支持，他还专门为该中文版写了前言。
中文版前言的开头作者引用了熊彼特的话，并引用了他的老师乔治·萨顿的女儿梅·萨顿的话来表达作者对该书的满意，将其视为自己科学研究的出发点，他认为，他此后的许多深入的思考其实大多是在此书基础上必要的理论推衍，如科学的精神气质、科学和其他领域的优势和劣势的积累、优先冲突权和正在浮现的关于科学奖励制度的概念、科学中的课题选择问题等。
最后他谈到了科学、技术与社会（STS）这个词组的产生和传播，在美国获得极大发展的状况，表明了其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的地位
在前言中，默顿介绍了写作该文的历史背景，当时是科学社会学处于休眠的时期，美国的社会学家们对于城市生活、家庭和社区的问题，种族之间和种族群体的问题，贫穷、犯罪和青少年犯罪的问题，以及其余一切由于大萧条时期而明显暴露出来的、存在于一个工业文明中的多方面的人类问题，保持着高度的醒悟和意识，彼时有大量的专论研究青少年犯罪、流浪汉、售货女郎和职业窃贼，却没有一篇文章研究职业科学家。
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把科学、技术与社会作为自己的哲学博士论文，并根据论文整理成此书，表面上看似乎作者没有跟随潮流而另走狭道，实质上体现了作者对于这一领域的关注和热爱，作者在文中提及的一些问题直到现在还与我们同在。
默顿指出了该书主要是关于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科学和其他社会体制领域的相互依存关系的研究，主要原因是鉴于当时现代科学及其各技术分支还只是处在开始的时期。
在论文研究方面，他既没有采用一种因素论，也没有假定发生在这个时期的社会体制领域之间的交替变化的情况会同样发生在其他的文化和时期。
书中的核心内容有三点：一是分析了十七世纪英格兰的社会背景，着重介绍了职业兴趣的转移，将科学与其他行业进行比较；二是分析了科学的出现的动力和其他社会体制领域（如宗教、采矿、运输和军事）对科学的影响；三是阐述了影响科学进展的若干社会和文化因素。
该书很多地方多繁琐考证，阅读起来较为复杂和困难，但是体现了作者的严谨，文中有很多研究方法，
例如对于职业发展变化的统计、教派学生分布、皇家学会人员及刊物内容构成等十分值得我们学习并加以应用。
在第二章作者介绍十七世纪的英格兰社会背景关于职业兴趣转移问题时，作者首先确定了材料来源，他采用了《国民传记辞典》，该词典收入29120条传记词条，可以称之为“选择职业调查”方面的最少争议的资料来源，引用过程中作者明确框定了其引用的条件，而且对于词典本身的一些特殊情况做了预想并进行了相应的合理的处理，使得引用趋向最合理的理想情况。
根据辞典记载，结合作者选择方式，确定固定的时间段为周期，制作表格和条形图，直观的展示了1601年至1700年陆海军、艺术、新式教育和编史学、医学、宗教和科学兴趣转移情况，并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以及其他人的文献记载进行了相关阐述。
印象较为深刻的是作者关于诗歌衰落的阐述，与日俱增的功利主义和现实主义使得诗歌衰落，引用斯普拉特的观点：诗歌涉及对言辞的过分粉饰并以牺牲现实性为代价而把事物提升到华而不实的地步，因而应加以抛弃，诗人是娱人但却不能谋利的那种人。
这为实用的、具有功利性的、现实的学科的出现买下了伏笔。
对科学和技术的兴趣的汇聚和转移被作者在第三章提了出来，作者研究并整理了路德维希·达姆斯塔特及二十六位学者合作所编写的《科学技术史手册》，以及十七世纪英格兰出版的唯一的科学杂志——《伦敦皇家学会的哲学汇刊》，并结合其他独立来源的材料合起来加以考虑，以提高论述的可靠性和准确性，保证结论的说服力，此方法值得我们借鉴。
通过手册和汇刊记载的内容，对科学出产率、对科学的兴趣指标和各科学之间的兴趣转移做了直观、详细、全面的介绍。
作者罗列内容的目的是想表明这一时期科学兴趣的各种趋向，并为科学的出现的发展的讨论提供一个事实性背景。
兴趣的转移和汇聚看起来是内在因素决定的，其实作者不这么认为，李克特和马克思·韦伯用有力的证据说明了科学活动的价值关联现象，他们认为科学之外的因素对于科学注意力集中于一定的探究领域有强烈的影响。
书中用了最多的篇幅分析了科学的出现的动力和其他社会体制领域（如宗教、采矿、运输和军事）对科学的影响。
谈到清教思想对近代社会形成的作用，默顿着力挖掘清教的精神气质以及它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他指出：清教主义隐含着一种世俗的或入世的禁欲主义。
这一主义将“颂扬上帝”作为思想情感的汇聚中心，
并认为对公众服务就是对上帝最伟大的服务。
他还引用了清教徒理查德·巴克斯特的话：研究自然现象是促进赞颂上帝的一种有效的手段“以一种令人信服的、科学的方式”研究自然可以加深对造物主威力的充分赏识，因此在赞扬上帝方面，科学家势必比偶尔的观察者更加训练有素。
此外，清教精神气质的第二大原则：功利主义原则还强调，知识应按其有用性来评价，不论什么行为，只要它能使人类的生活变得更甜蜜，能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在上帝眼里就是善行。
西方科学的大发展可能源于此时，他们强调了科学的实用性和功利性，就连社会的主导组织教会也以对上帝有利的名义鼓励科学。
宗教就这样直截了当的赞许和认可了科学，在新教伦理的引导下，科学研究逐渐有了尊严，变得高尚，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事业。
默顿一共用了三章阐述教会对于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在六章中从各种角度论述信奉清教主义的科学家的优势地位，如分析英格兰皇家学会的清教成分、欧洲大陆上的清教徒对科学发展的作用和新英格兰新科学的发展与清教的关系等。
最后作者指出：“清教的不加掩饰的功利主义、对世俗的兴趣、有条不紊坚持不懈的行动、彻底的经验论、自由研究的权利、乃至责任以及反传统主义。
——所有这一切的综合都是与科学中同样的价值观念相一致的”。
研究完价值体系的某些变迁，尤其是表现在清教教义中的变迁与科学技术兴趣的增长之间的关系后，作者在接下来的七、八、九章分别介绍了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采矿业，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交通运输业，科学与军事技术。
宗教虽然影响着对科学的兴趣的程度，但它并不能把科学研究引导向某些特定的方向，作者想通过用实际的应用来解释是什么力量把科学家和发明家的兴趣引导到特殊的问题上，科学家和发明家做出这些决定的影响因素。
通过对社会实际需要以及科学家在为实际需求所开展的工作进行分类和统计，作者发现承担引导任务的是经济的需要，更恰当的说是经济需要带来的技术需要，这一点也常常有科学家本人的坦率言辞为证。
在17世纪英格兰科学家的研究课题中，大约有30%—60%受到了社会经济需求的影响。
这个结论我们并不难想见。
但默顿又深入一层：需求本身并不足以导致发明，而只是起到促进和指导作用的影响力量。
而且在扮演这种角色时还要有特定的文化史境：即该社会对于社会革新赋予很高的评价，具有成功发明的传统，而且惯于通过技术发明，而不是其他手段满足这一需要。
某些经济压力通过迁移“过剩”人口，战争、掠夺和其他经济压力就能得到消除。
举例来说，罗马的军事技术并不发达，他们的军事优势主要在于纪律、军事战略和战术。
达到军事成功的目的不通过技术进步就可以实现。
因此，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作者指出：“需要是发明之养母”。
技术发明有赖于传统知识的积累和社会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高度认知，传统中国欠缺的也是这一点。
在本书的最后中，作者还探讨了人口密度、社会互动、文化背景、功利主义和进步信仰对科学发展的影响。
人口增长会产生某些新的需要指引发明兴趣，引导人们对发明活动作更高的评价；社会互动打破个人壁垒，使以往没有意义的观察变得有意义；文化背景为科学发明提供适宜的环境和土壤，让它显得是“适宜”的，而不是“另类”的；功利性应该是一种科学可以接受的副产品而不是科学的主要目的，在十七世纪它对科学是有利的，今天，它却时而对科学的起着一种压抑的作用；接受进步主义观念和当代的科学进展之间有一种一致性，他们互相刺激。
本书的最后，作者得出了他的结论：十七世纪英格兰的文化土壤对于科学的成长与传播是特别肥沃的土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