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模式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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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模式探究Company number:【WTUT-WT88Y-W8BBGB-BWYTT-19998】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模式探究如果我们以革命和恋爱这两个主题明确地在小说中出现为标准,将“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开端追溯到张闻天在 1924 年写作的《旅途》,那么到《<地泉>再版序》的写作中这种创作遭到全面清算为止,“革命加恋爱”的创作从寂寂无名到戛然而止总共不过七八年时间(1924—1932)。
如果我们以《野祭》的轰动作为这种创作开始流行的代表,那么“革命加恋爱”的鼎盛也不过四五年时间。
这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上的梳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已历时十年,文学发展已渐趋成熟和多元,是什么使得“革命加恋爱”这一模式在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社会掀起汹涌狂澜,它又何以在短短的这几年之间就占据了文坛的主潮,一时之间大行其道“恋爱”的文化语境中国的文学一贯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
爱情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主流阶层的社会价值意识的变动,爱情的具体内涵也不断被篡改,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爱情这一主题在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总处于生命的常青。
在古代小说中,对爱情的描绘大多是才子佳人的情节,青年男女在“后花园”中一见钟情,但爱情的理想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最终只能借助于金榜题名、奉旨成婚的形式得以实现。
生命自然勃发的爱情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但爱情的欲望只有在承认君主伦理之后才能够实现并得到确立,这种冲击最终又回到了自觉维护封建礼教的原点。
个人的爱情也由封建传统的价值定位走向了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社会语境。
这时,在封建伦理价值体系中受到规范的爱情则充当起了五四对抗传统之武器的角色。
“革命加恋爱”小说无疑是“古老主题焕发了青春”,在新的历史条件中使恋爱重新获得意义的确立和生命的延续。
“革命”的时代语境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非常耀眼的词汇,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发展史上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内涵。
广东社会科学 2007年第1期论 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的变异丁 帆[提 要]作为革命乡土小说最重要的一支, 革命+恋爱式乡土小说是30年代 左翼文学的一道风景线,在蒋光慈、阳翰笙等作家的革命乡土小说实验遭到艺术上的失败时,柔石和叶紫们在革命的乡土题材中平添了风景画、风俗画和风情画的艺术色调,使得本是廉价的 革命的罗曼蒂克变得更有思想的深度,也更有艺术的意味。
[关键词] 革命+恋爱 乡土小说 变异[中图分类号]I206 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114X(2007)01-0148-07中国现代乡土小说向 左发展的一路,因不同的历史机缘,竟也出人意料地生发出多样的历史形态与审美形式。
革命+恋爱式的乡土小说是1928年前后对革命文学主题和写作方式的一次大胆探索。
这种创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审美效应的负面化,损害了 左翼文学的艺术价值。
但也有成功之作,如柔石等作家的 革命乡土小说不仅含有丰富的政治、历史文化内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源于生命内在体验的青春书写,为 左翼文化阵营以后的文学运动提供了成功经验。
因此, 革命+恋爱式的乡土小说自有其认识价值与历史意义。
革命小说随着1928年无产阶级文学的倡导和1930年 左联的成立,一时风起云涌,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虽然持续时间不长,但至今还众说纷纭毁誉不一的红色文学思潮。
一些革命者在经历过浪漫蒂克的现实革命斗争生活以后,用笔来抒发自己内心的情感,创作出了一批充满 革命的浪漫蒂克的作品。
革命与 恋爱是其中一些小说的重要叙事元素, 革命的欲望在 革命小说的文本建构中,由原来 非存在的状态 折回到自然状态,文本将这 趋于未来和趋于根本变化的冲动系统地物化,改造成 感觉和 心理属性!。
而 革命的欲望与 个性解放的欲望(这里主要体现为 恋爱)可以相互置换,即 革命成为 情欲得以满足的承诺,后者对前者又有绝对的依赖性,从而形成被人诟病的 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
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新论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个备受争议的文学现象。
对此,我们既不能由于特殊的政治原因任意地抬高夸大,也小能根据某一种文学立场完全地冷落贬低。
事实上,这一小说模式承载并凸现了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的时代内涵,并且具有一定的人性内涵和美学价值,但同时它自身的矛盾与悖谬也十分突出。
本文试将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放置于由文学四要素所构成的文学活动的结构框架之中,既以宏观视野系统地辨明它产生的历史条件及接受传播的社会土壤,又以微观眼光细致解读其具体文本,力求呈现它所具有的社会历史过渡期及文学自身发展转折点的特性,从而对其文学价值和文学史意义作出客观准确的科学评定。
论文分为三个部分。
一.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兴起的背景探源。
结构组织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的作家、世界、读者三个背景性要素,是始终处于变动之中的动态因子。
在由这些变动性要素构建的特定背景下,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必将不会是完全意义上的革命文学,而体现出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双重体征。
它的诞生既源于一个特殊社会历史横断面的偶然,同时又是中国现代社会政治演变及文学自身发展总进程的必然。
(一)社会历史变动引发的文学观念转变。
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致使五四个性主义文学主题逐渐失去了存在发展的可能性,声势浩大的“革命文学”运动登上历史舞台。
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是由五四“文学革命”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变的过渡型文学现象。
(二)创作主体的内在矛盾。
左翼“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是革命知识分子青年作家难以克服自身矛盾所作的折衷选择在文学创作中的体现,深刻反映出他们的特殊文化心态、双重人格建构和复杂精神历程。
(三)传播接受领域的审美心态转向。
大革命失败后,民众中普遍产生了一种政治焦虑,他们不再执着于聆听个性叛逆的喊叫,而是急切地找寻释放焦虑郁积的渠道。
左翼文学研究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模式解析贺桂梅内容提要:早期普罗小说中的“革命+恋爱”的叙事模式蕴涵着丰富的历史内涵。
这种模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革命决定或产生了恋爱”,另一类是“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
前者革命成了情爱欲望的替代物,这种替代或转移隐含着“政治欲望化”的叙事形态;后者则更明确地呈现了“革命与恋爱的冲突”的内在张力,在牺牲爱情来成就革命的书写模式中,狂欢式的“恋爱”成为释放革命者利比多的场所,狂欢后的革命者抛弃恋人,成为道德“净化”的形象主体。
叙事模式中特定的历史主体———革命的“智识阶级”则在性/政治的转换与张力中表现出两难且暧昧的精神特征。
1928—1930年间,普罗小说的一种主要形态被概括为“革命+恋爱”。
这种指称包含着明确的贬义,一方面是指它作为一种文学叙事缺乏独创性,不断地复制公式化的情节模式,因此也被称为“革命+恋爱”的“公式”①。
另一方面,这种小说被作为30年代初期遭到清算的“革命的浪漫蒂克”的典型,人物的“脸谱化”、情节的“程式化”、思想描写的“标语口号化”,使得这些小说被认为“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做到”,只提供了“最肤浅、最浮面”的描写②。
因此,在30年代以来的很长时间当中,无论从“文学”标准,还是“政治”标准,“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常常被看作一种失败的同时也是幼稚的文学形态而遭到漠视。
从“革命+恋爱”这一说法本身可以看出,这种小说的问题在于,“革命”和“恋爱”没有能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如小说史家所说的:“对旧的批判既不透彻,对新的嬗变又写得不踏实,处处显出艺术上的‘夹生’,处处类乎解方程式时的移项换位。
”③从“艺术”的标准来看,“夹生”的叙述无疑不能算是好小说,但若从历史研究的角度,值得关注的问题则在于造就这种二元叙事的历史动力。
“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流行的20年代后期,正是知识界主流从启蒙文化转向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转换方向”的时期,这包括文学界对无产阶级文学的提倡,太阳社和后期创造社与以鲁迅为主的语丝社论战引起的巨大思想冲击,也包括社会科学界兴起的“唯物辩证法”热潮和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革命加恋爱”作为一个主题或是公式在1920年代末期开始流行。
它是对一系列政治事件具体的文学反映:国共合作和破裂(1923—1927)、城乡起义以及苏维埃革命的国际影响,而后者在此时出现的文学作品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宽泛地讲,这个主题指涉的是与五四运动(1919)的文化余波有关的“革命”期待,诸如个人在动荡的社会中的位置,日益加剧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身份和性别身份的混合。
这个非常流行却没有得到研究者的足够重视的主题,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历史内涵,不仅在革命文学早期被左翼作家所喜爱,而且到了1970年代还一直影响着文学的主流,通过它,我们可以重新考察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偶发事件和某些文坛上的争论,也可以重新考察写作与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
虽然这个主题无可避免地被套上政治意识的框架,文本中革命与爱情之间的互动关系仍然值得商榷。
这其中仍然有许多被忽略以及令人困惑的问题,例如,在中国二十世纪动荡的历史中,个人及其政治化的表达意味着什么?为何将性与政治联系在一起?革命与恋爱的结合,只是中国官方的现代文学历史中意识形态的反映,还是其本身就是整个历史叙述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在与政治密切的纠缠之中,性别在表达和表现政治上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具有大量政治和文化含义的色情描写?在不断变化而且不断冲突的革命与恋爱的表述中,文学与政治、性别和权力、现代和传统这些引起争论的关系是如何被呈现出来的?这些元素在不同历史时期的相互作用和相互影响,不仅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互为矛盾又对立统一的背景,而且提供了新的视角,超越了线性的文学史的类型研究,让我们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产生新的认识。
近年来,文学研究将革命与恋爱当作互不相关、彼此独立的主题来研究,很少有学者关注两者之间的互动关系。
在少数关注二者关系的研究中,孟悦着重讨论了毛泽东时代的革命话语规范的压抑性,指出革命话语限制并且压抑了个人的欲望、情爱、性、自我以及其他感情。
1996年第4期 延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NO.4,1996 第18卷(总第69期) JOURNAL OF YANAN U NIVERSITY Vol.18SOCIAL SCIENCE EDIT ION“革命+恋爱”主题的类型和逻辑参 元提 要 本文叙述和分析了20世纪中国文学中特有的“革命+恋爱”主题的发生、发展和演变过程,对其类型和内在逻辑作了总结,指出它的变化中凝聚着一种独特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 主题史 中国现当代文学 “革命+恋爱” 文学类型 风格1920年代下半,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渐趋浓厚的主题兴趣,将革命和恋爱当作并列话题。
到1930年代,这种兴趣发展成为近乎时髦的热情,特别是在左翼文学家圈子里。
当时的批评家称这种兴趣状态下创作的作品为“革命+恋爱”文学,并认为其中有可绸绎出的创作公式。
抗战以后,它演变为对抗战和恋爱并列话题的关注。
不过,这支主题文学在1940年代发生了质的改变,逆转后的主题与前迥异。
于是,1950年到文革这段时间,主题史显出新的面貌和格局。
文革10年则成为“异化”的革命加恋爱主题登峰造极发展的阶段。
1970年代末,又出现了最初的主题模式被重新使用的情况,但没过多长时间,便彻底消歇了。
本文重在总结分析这一主题的类型和发展中的逻辑演变,对时间意义上的主题史不做特别的关心。
“革命+恋爱”主题文学在多数情况下并非两个热门话题的简单凑合,二者通常被表现为有某种逻辑关系。
根据二者关系的不同,可把这批作品大致分为若干类型,罗列如下。
类型一:革命与恋爱相辅相成。
从事与群体事业前途有关的实际斗争和个人恋爱生活被表现为人生最有意义的活动,社会的解放与个人的解放本是同一件事情。
正如洪灵菲《前线》所宣布的:不要牺牲爱情,亦不要牺牲革命!巴金在《爱情三部曲》中更直率地辩白道:恋爱不会妨害工作,与革命事业冲突,因为个人的幸福不一定是和群体的幸福冲突的,爱并不是犯罪。
在另一场合,他的主人公针对事业被爱情破坏的说法,大声申辩:“大自然给我们一种本能,,一种欲求,我们就有权利来使它满足。
“革命加恋爱”文学模式解析“革命加恋爱”模式主要盛行于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
主要作品是,蒋光慈的《野祭》、《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华汉的《两个女性》,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一)(二)《韦护》等等。
作品多借助恋爱的修辞手段,来叙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过程。
在当时是颇具影响力的创作潮流,尽管在以后的文学批评中一直备受冷落,但它始终作为一种潜在的创作原型,影响了以后的革命文学创作。
如建国后的小说《青春之歌》、《我们夫妇之间》、《红豆》等等。
“革命加恋爱”模式之所以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是比较复杂的,但最重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是,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对于爱情的叙述一直与每个时代的文化理想保持一种同构的关系。
从明清的才子佳人小说开创了对于爱情的叙述之后,对于爱情的定义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从文学模式上看可以分为“仕途加恋爱”、“改良加恋爱”、“启蒙加恋爱”、“革命加恋爱”等等。
因此,可以说恋爱在文学的叙述中始终是一个常量,而时代价值理想则是一个变量,制约了对于爱情价值的定义,而恋爱则成为了时代价值理想的文学修辞手段。
二是,从共时的角度来看,“革命加恋爱”模式小说产生的时代,正是中国从启蒙的现代性向政治的现代性的转变阶段。
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凸显了现代性的三个重要特征,普遍性、批判性、反思性。
而在第三世界国家中,现代性的批判性表现为历史的“断裂”意识。
因此,用现代性的视角来解读“革命加恋爱”模式是具有可行性的。
20年代末期,中国现代性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以无产阶级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国家。
按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观点来看,民族主义国家建立的基础来自于一种想象的共同体。
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建构了一个革命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无产阶级成为时代历史的主体,革命的集体主义价值体系是维系共同体存在的保证。
同时在“革命加恋爱”小说中又表现为一种与日常世俗生活的“断裂”意识。
“革命加恋爱”模式探析
本文试以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盛行的“革命加恋爱”小说来探索这一文学模式在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的存在、发展和演变,既以宏观的视野辨析其发生和传播的历史条件,又以微观的眼光解读具体的小说文本,力求呈现这一模式所展示的叙事思维和时代特征,
从而对其进行客观、科学的评定。
本论文分为三部分:第一章,“革命加恋爱”模式的背景探源。
“革命加恋爱”小说是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中“革命”与“恋爱”的话语相遇后,在文学观念和理论的转变中,在作家的激情创作和读者的热烈追捧下盛行开来的。
“革命加恋爱”小说作为“革命文学”的伊始,体现着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过渡,并呈现出交替过程中的双重特征。
它既是特殊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必然,又是文学自身发展进程中的缩影。
第二章,“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文本分析。
以具体的小说文本来探讨“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存在状态,展现“革命”与“恋爱”在文本中的互动和冲突关系,特别是“恋爱”这一私人情感如何被“革命”这一集体观念取代和置换。
第三章,“革命加恋爱”模式的深层内蕴。
“革命加恋爱”模式在“革命”主题与“恋爱”主题的双轮叙事之下,呈现出“集体”的一元思维和“革命”的浪漫畅想,并时时凸显着“个人”与“集体”的悖谬和胶着。
“集体”作为强势的显性主题,“个人”则是弱势的隐性主题,这是特殊时代意识形态笼罩下文学由五四启蒙走向政治规范的必然历程。
而其中的文学缺陷,在此后的文学发展道路上依然或隐或显,这是文学的遗憾,也是“历史的误会”。
茅盾革命与恋爱公式茅盾,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代表之一,他的作品中融入了丰富的思想和情感,其中包括对革命和爱情的深刻思考。
他的作品中常常描绘了革命者的形象,同时也对恋爱的情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茅盾对革命和恋爱思想的结合,构成了他特有的文学风格和创作主题,形成了茅盾革命与恋爱公式。
茅盾对于革命的关注可以追溯到他年轻时参与的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现代化的先声,是一次文化上的大变革,是中国民主思潮的第一次显现。
茅盾在这次运动中,受到了鲁迅、陈独秀等思想家的影响,开始对国家的现状和未来进行思考,并把这种思考融入到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
他的早期作品《子夜》、《蜘蛛》等就探讨了当时社会的弊病和不公,对于革命起义有着明显的思想启发。
这种对于革命的思考和关注,一直贯穿了茅盾的整个文学生涯。
同时,茅盾对于恋爱的关注也是非常深刻的。
他在小说中刻画了许多不同命运的女性形象,她们或忠贞、或坚强、或柔弱、或痴情,每一个女性形象都体现了茅盾对于爱情的不同看法和态度。
他的小说《边城》中的林徽因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对爱情的执着和坚守,让人记忆深刻。
而在《干校日记》中,茅盾则刻画了一群青年的爱情故事,描绘了他们在动荡时代中坚守爱情的一幅幅动人画面。
茅盾革命与恋爱公式就是在他的作品中,将革命与恋爱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主题相结合,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创作。
革命代表了对于国家、社会的关注与改革,而恋爱则代表了对于个人内心情感的表达与守护。
茅盾在他的作品中,常常把这两种主题进行对比与结合,展现了革命者在爱情的困惑与挣扎,以及恋人在革命动荡中的选择与坚守,从而为读者呈现了一幅幅既深刻又真实的人生画卷。
茅盾革命与恋爱公式的另一重要特征是对于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关联思考。
在茅盾的作品中,常常出现一些个体形象,他们或是革命者,或是恋人,他们的命运受到了当时国家变革的影响,而他们自身的选择又会影响到国家的发展与未来。
在茅盾的作品中,常常出现类似于爱情与革命的命运交织在一起的情节,这种情节的铺陈,进一步加深了茅盾对于革命与恋爱关系的思考,也为读者展现了一个个真实而生动的人物形象。
什么是“革命+恋爱小说”
英雄儿女的革命加恋爱,是普罗文学许多作品的重要内容,一时成为流行主题。
一方面反映了大革命前后的青年知识分子面临个人与革命冲突的普遍问题,其中孕育着30年代知识新人的最初形象。
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某种对生活的片面理解与表达。
但正是此类小说曾积极影响了一代青年走向革命道路,这说明其确实和着时代的节拍,即便是带有浓重理念痕迹的故事与人物,也能投合当时一部分知识青年兴奋地追求光明的共同心理。
华汉《地泉》及重版1932年的阳翰生的《地泉》重版,可以看作是左联有计划地清算初期革命文学创作中错误倾向的一个重要事例。
《地泉》三部曲《深入》《转换》《复兴》是初期革命文学中一部有影响的代表作。
重版时,瞿秋白、茅盾、钱杏邨、郑伯奇四人为之分别作序,对“革命的浪漫蒂克”进行了清算,否定将人物描写变成"时代精神号筒"的简单化写法,以及概念化、公式化的弊病,提出新兴文学应当唾弃这样的创作方法,坚决地走向“唯物辩证法创作方法”。
西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革命+恋爱”小说论姓名:***申请学位级别:硕士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胡润森;王本朝2001.1.1r“革命+恋爱"小说论…一——一内容摘要学科专业中国现当代文学指导教师固、王本朝研究方向小说戏剧研究研究生胡昌平(98066)“革命+恋爱”小说虽然在艺术上的成就不是十分突出,但它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经辉煌一时,这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本文从文本的结构形态分析了“革命+恋爱”小说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探讨了它对人性的揭示和丰一IA3o全文共分四个部分:第·部分为“结构:革命+恋爱”。
本部分从深层结构上对“革命+恋爱”小说进行了界定共有的深层结构第二部分为爱相对应的各种并对部分文本的主要叙事程序进行了排列,找出了此类小说即“革命+恋爱”。
“迷失的伊甸园表层二元对立,/爱、包办婚姻/自由恋爱等。
’。
这。
一部分主要分析了与深层结构恋爱/非恋这包括美/丑、高尚/卑劣、肉体/精神、。
p牛-个体在克服各种非恋爱因素追求爱情时人性得到了展示和丰富。
第三部分为“幻灭的乌托邦”。
该部分分析了革命/非革命这一深层结构的各种表层表现,它包括革命阵营与各反革命阵营的对立冲突和革命与恋爱的对立冲突。
在这些对立冲突中人性被扼杀,被扭曲或受到压抑。
该部分还分析了革命拙绘的六种特点。
第四部分为“鱼与熊掌之间”。
这部分探讨了革命与恋爱的各种关系和文本结构支柱的两种倾斜现象,并分析了文本在艺术价值和社会价值上的取舍。
鱼与熊掌之间的选择揭示了人类心理和人性的某些普遍的,永恒的东西。
-L关键词结构革命恋爱人性DiscussionabouttheNovelofRevolutionandLoveMajor:ModernChineseLiteratureModernChineseNovelandDramaSpeciality:ResearchonAcadimicAdvisor:Pro.HuRunsen&Pro.WangBenchaoPostgraduate:HuChangping(98066)AbstractAlthoughthenovelofrevolutionandloveisn’tasoutstandingastheotherliteratureofmodernChinesepatternsintheaspectofart,ItoncewasverypopularinthehistoryI。
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模式探究如果我们以革命和恋爱这两个主题明确地在小说中出现为标准,将“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开端追溯到张闻天在 1924 年写作的《旅途》,那么到《<地泉>再版序》的写作中这种创作遭到全面清算为止,“革命加恋爱”的创作从寂寂无名到戛然而止总共不过七八年时间(1924—1932)。
如果我们以《野祭》的轰动作为这种创作开始流行的代表,那么“革命加恋爱”的鼎盛也不过四五年时间。
这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上的梳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已历时十年,文学发展已渐趋成熟和多元,是什么使得“革命加恋爱”这一模式在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社会掀起汹涌狂澜,它又何以在短短的这几年之间就占据了文坛的主潮,一时之间大行其道?“恋爱”的文化语境中国的文学一贯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
爱情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主流阶层的社会价值意识的变动,爱情的具体内涵也不断被篡改,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爱情这一主题在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总处于生命的常青。
在古代小说中,对爱情的描绘大多是才子佳人的情节,青年男女在“后花园”中一见钟情,但爱情的理想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最终只能借助于金榜题名、奉旨成婚的形式得以实现。
生命自然勃发的爱情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但爱情的欲望只有在承认君主伦理之后才能够实现并得到确立,这种冲击最终又回到了自觉维护封建礼教的原点。
个人的爱情也由封建传统的价值定位走向了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社会语境。
这时,在封建伦理价值体系中受到规范的爱情则充当起了五四对抗传统之武器的角色。
“革命加恋爱”小说无疑是“古老主题焕发了青春”,在新的历史条件中使恋爱重新获得意义的确立和生命的延续。
“革命”的时代语境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非常耀眼的词汇,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发展史上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内涵。
当古老的中国失去昔日的辉煌和光彩,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一步步滑向痛苦的深渊,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国人事实上都行走在亡国灭种的崖边。
“革命+恋爱”小说研究“革命+恋爱”是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的重要文学潮流。
在前人的众多研究中,还没有见到对这一潮流发展脉络的仔细梳理,而且,研究思路多是将“革命+恋爱”小说置于左翼文学的范畴中。
本文运用古今演变的方法,在梳理这一潮流的发展脉络的基础之上,将它纳入传统写情文学的发展线索中加以审视,并对这一潮流的传统性因素进行考辨,以图突破以往研究中的左翼化思维,从而提供新的理解可能。
论文首先梳理了“革命+恋爱”小说的研究现状,摸清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探寻本文的开拓空间。
上编是对“革命+恋爱”小说潮流的发展脉络的梳理。
分为三章,第一章探讨“革命+恋爱”小说潮流的滥觞,具体分析了这一潮流盛行的心理机制,以及它为我们的文学史提供了哪些新的经验。
第二章针对以往研究中认为“革命+恋爱”小说主题模式化、单一化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发现“革命+恋爱”的写作主题在相对模式的框架中也有多元化的变奏,其中,同时期的通俗小说创作也丰富了这一主题。
第三章探讨这一潮流走向衰亡的原因,详细分析了创作方法由“罗曼蒂克”到“新写实主义”的转变,以及这种转变对“革命+恋爱”小说走向衰退的影响。
论文的下编是从古今演变视野出发,将“革命+恋爱”小说纳入传统文学自然变迁的线索中去理解。
第四章梳理明清以来的写情谱系,并认为“革命+恋爱”小说是这一写情谱系的组成部分,它继承了传统写情小说的经验,同时,又提供了新的元素。
第五章就现代文学研究中过分重视现代性,而缺乏对传统性的关注这一问题做出反思,具体以挖掘“革命+恋爱”小说中的动态存在的传统性因素为切入口。
最后,文章尝试对“革命+恋爱”小说的文学史坐标进行新的评定。
一方面,“革命+恋爱”小说是对传统才子佳人写情小说突围,另一方面,它是“五四”个人浪漫主义精神步入困境后的左翼转向。
论“革命加恋爱”概念的历史演变【摘要】1928—1930年间,“革命+恋爱”小说成为文坛上一股流行的文学样式而受到了广大读者的青睐。
这种模式在传统的恋爱小说里加入革命的元素,以适应时代的潮流及满足大众的猎奇心理。
但因为缺乏独创性,一味的复制和模仿公式化的故事情节而被后人所唾弃,在1930年左右已基本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本文主要针对“革命+恋爱”这一小说的历史演变展开论述,通过分析“革命”在这一模式中砝码的日益加重,呈现了“革命”最终战胜“恋爱”的过程。
【关键词】“革命+恋爱”公式化演变20年代中后期产生了早期普罗小说的创作,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革命+恋爱”模式,这种新的潮流是社会革命与恋爱主题的巧妙融合,但因为这种叙事方式不断地复制公式化的情节模式,因此也被称为“革命+恋爱”的“公式”。
从“革命+恋爱”这一说法本身可以看出,这种小说的问题在于,“革命”和“恋爱”没有能够很好地整合在一起,而是存在着艺术上的夹生,因而“革命+恋爱”的普罗小说常常被看作一种失败的同时也是幼稚的文学形态而遭到漠视。
但不可忽视的是这种“革命+恋爱”的模式,在公式化的外壳下传达了20年代后期真实的历史文化信息,反映了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心灵嬗变轨迹及生命体验,将对性爱和革命的追求糅合在一起,为现代文学呈现了一种富有青春气质和品格的小说创作模式。
茅盾写作《“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曾把这一模式分为三个阶段,茅盾认为这种文学模式最初表达“革命与恋爱的冲突”,其取向是“为了革命牺牲恋爱”,后来发展出“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两种类型,把“革命+恋爱”文学描绘成为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阶段,最终“革命”战胜了“恋爱”,从而确立了“革命”的主导地位。
一“革命+恋爱”概念产生的原因“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产生及其内在模式的嬗变,是五四文学转向革命文学、左翼文学的一个关键阶段。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现在政治军事上,党开始独立领导革命和农村革命的战略转移;文化思想方面,有普罗文学的兴起。
革命文学的发展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华夏大地上,一种新颖的创作形式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主流——这就是“革命文学”。
伴随着革命文学思潮的发展,“革命加恋爱”小说写作模式逐渐产生。
这种创作模式并非简单地指既描写革命又叙述恋爱,而是指这样一批作品——主人公因恋爱问题而参加革命,在革命中处理爱情问题以及对爱情与革命之间的矛盾的探讨与思索。
“革命加恋爱”小说的兴起也是受到了“五四”启蒙思想的影响,自由恋爱在青年中迅速流行起来,但是随着国内局势的动荡变化,更多的青年们越来越关注政治问题,文学的中心也发生了转移,恋爱不再是文学的主题,渐渐被革命文学所取代。
与此同时,“革命加恋爱”小说模式渐渐地兴起。
首先,是革命与恋爱的对立。
一些评论家批评“革命加恋爱”小说以绝大部分的篇幅来叙述男女主人公恋爱的过程,而只以极少部分的篇幅来描绘革命,甚至革命只是点到即止。
这些,的确是不争的事实。
胡也频的小说《到莫斯科去》,从头到尾都是在叙述素裳和施洵白之间的交往过程——从刚刚相识到渐渐开始交往,以致到最后产生了爱情,大段大段的篇幅用来描述这样的过程,而只是在最后提到了素裳到莫斯科去寻找革命,继续情人未尽的事业。
然而,造成这种恋爱与革命失衡的结构的原因是对革命认识得不够深刻。
“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作者们大都未亲身投入革命的浪潮中,对革命想象得太过于理想化、虚拟化,所以在文本中对革命的描绘就会变得简单化、片面化,没办法真正理解革命的真谛。
所以,对革命篇幅的描写自然很少。
然而,这些作家们大多风华正茂,在恋爱上有自己的真实的亲身体验,大都经历过轰轰烈烈的恋爱,对爱情了解的肯定比较全面比较深刻,所以在文本中难免比较多的关注青年男女们在急剧动荡不安的时局下怎样求得与爱人之间情感的发展,在恋爱的过程才能得到一丝欣慰。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革命加恋爱”小说或多或少的受到了先前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影响,才子佳人小说大部分是叙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受到了阻碍,男主人公发奋取得功名利禄,最后大团圆的结局,受其影响小说出现了重爱情轻革命这种形式。
中国现代文学中“革命加恋爱”模式探究
如果我们以革命和恋爱这两个主题明确地在小说中出现为标准,将“革命加恋爱”的创作开端追溯到张闻天在 1924 年写作的《旅途》,那么到《<地泉>再版序》的写作中这种创作遭到全面清算为止,“革命加恋爱”的创作从寂寂无名到戛然而止总共不过七八年时间(1924—1932)。
如果我们以《野祭》的轰动作为这种创作开始流行的代表,那么“革命加恋爱”的鼎盛也不过四五年时间。
这是一个简单的时间概念上的梳理,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的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已历时十年,文学发展已渐趋成熟和多元,是什么使得“革命加恋爱”这一模式在当时的文坛乃至整个社会掀起汹涌狂澜,它又何以在短短的这几年之间就占据了文坛的主潮,一时之间大行其道?
“恋爱”的文化语境中国的文学一贯有“文以载道”的传统,强调文学作品的社会价值。
爱情作为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随着主流阶层的社会价值意识的变动,爱情的具体内涵也不断被篡改,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爱情这一主题在文学的发展、流变中总处于生命的常青。
在古代小说中,对爱情的描绘大多是才子佳人的情节,青年男女在“后花园”中一见钟情,但爱情的理想受到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最终只能借助于金榜题名、奉旨成婚的形式得以实现。
生命自然勃发的爱情冲击了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但爱情的欲望只有在承认君主伦理之后才能够实现并得到确立,这种冲击最终又回到了自觉维护封建礼教的原点。
个人的爱情也由封建传统的价值定位走向了个性自由与解放的社会语境。
这时,在封建伦理价值体系中受到规范的爱情则充当起了五四对抗传统之武器的角色。
“革命加恋爱”小说无疑是“古老主题焕发了青春”,在新的历史条件中使恋爱重新获得意义的确立和生命的延续。
“革命”的时代语境在 20 世纪的中国,“革命”是一个非常耀眼的词汇,在晚清以来的近现代中国发展史上表现出不同的历史内涵。
当古老的中国失去昔日的辉煌和光彩,在内忧外患的困境中一步步滑向痛苦的深渊,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国人事实上都行走在亡国灭种的崖边。
无论是国还是民,其呼吸的沉重不言而喻,其前途的渺茫也无须多言,压抑和窒息成了生活的常态。
这是时代的苦闷,徘徊在十字路口的进步人士究竟该何去何从,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他们需要一种新的信仰和力量。
从晚清到五四婉转低回的革命蹄音越来越嘹亮,革命的光明前景激起了国人心中的热浪,点燃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梦想随后,20 年代的中国选择了疾风暴雨式的大革命,这在 1926—1927 年间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以暴易暴的方式促成了历史的更新。
此次国共两党促成的大革命,其深远影响不仅仅是政治层面的权力交接,更为重要的是时代洪流裹挟下的“全民革命”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革命意识的迅速增长。
社会各层都来到“革命”的路口,知识分子、工人、农民都广泛参与、不惜舍身。
20 年代的中国,“革命”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尽管对“革命”的认识尚缺深刻、也不够理性,但“革命”却己成人们心中医治所有病症的良药。
创作主体自身的情感记忆中国社会经由五四时期到大革命阶段的变迁,社会的主流话语也由“恋爱”转变为“革命”,在“恋爱”与“革命”的双重语境冲击之下,文学负担起更多的社会重担,由五四个性主义文学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变。
而在个性解放的思潮下成长起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们,不但积极倡导文学的政治功利性,甚至还踊跃投身到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当中。
他们将自己对“革命”和“恋爱”的独特体验贯注于文学作品当中,既真实地再现了一代人需要面对的
人生与社会的难题,也是自身的情感生活与革命想象的生动写照,开拓出一幅“革命加恋爱”的美丽画面。
可谓正是知识分子作家们生活方式、精神状态的变更成就了“革命加恋爱”这一文学模式。
“革命加恋爱”模式既是作家们知识分子文化心理的外现,也是他们带着特殊身份从事文学创作的使然。
“革命加恋爱”的作家们大都是经历了社会剧变的热血青年,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既沐浴了五四的启蒙春风,也遭遇了革命的血雨腥风。
作家们独特的生活情感经历使他们有着独特的心理体验。
“革命加恋爱”小说的作家们大都有着骨子里的浪漫情愫,而且这时他们大都处于青年时期,“革命”、“恋爱”与作者纠缠在一起,成为作家们不可磨灭的心灵印记。
正是这些独特的印记促成了“革命加恋爱”的书写。
对作家而言,在小说中自由地表述超越伦理道德束缚的“恋爱”、激情地渲染打破一切现实规范的“革命”,既是作家自我形象的折射,也是一种难以名状的心理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