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中国近几十年的主观经济发展历程人类在求生存的过程中，不断提高生产力，同时也在推动着经济不断发展。
这就是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人们的经济活动越来越社会化，经济活动社会化以后，经济活动就被有组织的进行了。
这时就产生了主观经济活动和客观经济活动。
主观经济：凭主观愿望用权力主导经济活动；客观经济：认识经济活动的自身规律，对经济活动因势利导。
剖析中国近几十年的主观经济发展历程写于2002年7月作者：周日清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就肩负着新中国的经济建设重任。
可是我们去剖析中国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主观经济发展的历程。
原因是，中国共产党在经历了一场武装斗争之后取得了政权，又以极大的革命热情投入了他们并不熟悉的经济建设。
问题就出在这种主观的革命热情。
作为中国的国情，中国是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农业大国，初期提出的“在优先发展工业的同时，工农业并举，这无疑是恰当的。
可是我们在指导工农业生产的时候，确没有认识到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不同特点和本质区别。
一、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在社会主义中国因其社会制度和所有制形式决定了它们有不同的特点和本质农业生产首先要有可耕土地，农民要按季节、不违农时，在土地上进行一个周期的投入，最后才能得到一次收获。
在这个生产周期中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影响最终的收获，而不可补救，损失周期一年。
工业生产首先要有场地（厂房）、材料、工具，大家分工合作（协作）最后组成产品。
产品不合格可修复或更换零件，可及时补救。
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在生产资料、投入方式、产品获得、损失补救均有各自的特点，不可互通，更不可互相替代，是截然不同的两个生产领域。
相同之处是由人来完成生产过程。
从这里就可得出结论，人的因素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
根据农业生产的特点，要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要在土地上把他们放开，给他们经营自主权、农产品处置自主权。
否则，一块土地大家种，一颗苗大家负责，农产品交公，这样农民不会有种地积极性，也不会有责任心。
但农业生产的损失一次就是一年周期，谁能抗住一年的饥饿。
工业生产在公有（集体）制条件下，人们分工合作。
要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只需根据不同的岗位、技能、劳动强度（态度）等适当拉开劳动报酬，即给予适当的激励，这样就会激发大家的劳动热情和责任心，生产出又好又多的产品。
他们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分工合作，利益均得，才会有效益。
总之，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都离不开人的因素，要调动人的积极性，就要根据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不同的特点与本质，以人为本，对农民要放开，对工人要激励。
二、应该实事求是认真总结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所走过的路建国前后，由于我们实行了分地给农民的政策，使农业大国的农民积极性和政治热情空前高涨。
他们积极参军、生产、支前，使我们有了打败国民党的物质基础和政治优势。
建国初期，有了自己土地的农民积极支援国家经济建设和抗美援朝，同时也在负担着支援世界革命的重任。
当时我们虽然遭受到了国际上的封锁，但我们有广大农民的支持，刚起步的共和国还是平稳地度过了难关，立足于世界的东方。
在这大好形势下，我们不加分析地把农业生产等同于工业生产，大搞农业生产集体化，对农民消灭私有，结果严重挫伤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
想一想，一块地集体种，一棵苗集体管，农产品交公，吃饭去食堂，家中甚至连锅都没有，农民被彻底捆绑起来了，那还能活下去。
农业生产周期是一年，几年下来不饿死人那才是怪事，饿死最多的是农民更不是怪事。
1959年由于经济形式恶化，刘少奇、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提出了“三自一包”即：农村给农民自留地、发展农贸自由市场、企业自负盈亏、农民可以包产到户；“四大自由”即：雇工、贸易、借贷、租地不限制。
这些政策很快调动起了农民的积极性，使农业生产恢复了正常。
在企业里实行了计件工资、计时工资、出勤奖、月综合奖、年综合奖等激励政策，工人的积极性也调动起来了。
到1963年，仅用三年时间，我们的经济迅速恢复。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以人为本的正确性；我们看到了农业生产的经济地位不容置疑，农民的积极性关系到经济发展的大局不容置疑。
如果“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能够平稳地延续到五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发展不是什么“几小龙”可比得了的，可惜我们极“左”的政策破坏了这大好局面，可惜没有如果。
十年动乱，使我们的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
拨乱反正首先是对农民松绑，其实这不是什么新鲜事。
前苏联在1930年采取了消灭富农大搞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其结果据后来统计饿死了3000多万人。
我们在看《列宁在1918年》电影的时候，人都会记得这样一句对白:"牛奶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这是列宁的卫士瓦西里前往乡下征粮前安慰饿得半死的妻子时说的。
后来瓦西里回来了，他向列宁汇报说：“我们这次押送回来了90节车厢的粮食，那些‘富农’让我们打的灵魂出窍。
”看看这就是当时与农民口中夺粮的惨烈。
我们对农村大搞人民公社，对农产品高指标征购，其结果也是饿死了人。
实践早已证明对农民放开是唯一正确的路子。
如果我们反复犯一个错误，那真是蠢到家了。
可是改革对工业生产不加分析地去照搬农业生产改革模式，在企业里大搞承包制，进而又把企业廉价或白送给了某些人，这是违背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社会生产关系的，这严重挫伤了绝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使他们心理失衡，也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原则。
在公有制的条件下，大家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在此前提下，每个人只是分工不同，大家是分工合作共享利益的关系。
在这种背景下，让某些人承包企业，就等于在一定期间占有了大家的生产资料而让极少数人去获取极大的利益。
其结果是：一干扰了市场；二国有（集体）资产大量流失；三工人大量失业；四环境污染加剧；五资源遭到流失和破坏；六破坏了社会主义价值观，使全社会利字当头不择手段；七权利寻租腐败蔓延。
三、坚持客观经济科发展的路子，以人为本深刻认识和研究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不同特点和本质区别从总结建国六十周年来看，由于不加分析地看待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的管理模式而造成的巨大失误基本上是两次。
一次是在农村大搞人民公社化，把农业生产按工业生产管理模式管理，结果是饿死了很多人；一次是反过来在改革中对工业生产按农业生产的模式放开，结果是国有（集体）资产大量流失，社会分配严重不公，导致全社会逐利腐败蔓延。
在农业生产方面，尊重农业生产的特点，放权给农民，这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社会稳定的大局。
当农民做了土地的主人，他们积极性就高涨，使新中国政权得到了巩固。
当把农民捆绑起来的时候，形势恶化到饿死人。
实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政策后，仅三年时间经济就恢复到了正常。
改革开放给农民更大的自由，他们的积极性也得到了更大的发挥，他们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农产品，还不怕苦不怕累进城为工业生产、建筑业、服务业等撑起了半边天，为城市改革付出了廉价的血汗，也为改革中的失误买了单。
可以说，在改革中农民付出的最多，但得到的最少，马明哲（平安老总当年年薪6600万）们出力不多，可收入最高，直到今天城乡之间还存在着很大的差别。
建国六十年来，工业生产最大的失误不是什么计划经济，也不是什么“大锅饭”，而是极“左”路线害苦了工业发展。
如“大跃进”时的极高生产指标使工业生产大伤，十年动乱“抓革命、促生产”使工业生产在原地徘徊不前。
改革对农民放开取得了显效，就不顾工业生产的自身特点和生产资料本质的区别，照搬农村的承包模式，使我国二十多年攒下的家底几乎流失殆尽或遭损坏，同时，还在工业领域文不对路地大批特批计划经济、“大锅饭”。
其实，在计划经济时期，也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期，工人哪里还敢出工不出力，吃什么“大锅饭”？那是想当坏分子或者是反革命。
那个时候，中国的工人、农民负担是很重的。
支援完了打内战，还要支援抗美援朝。
支援完了抗美援朝，还要支援亚、非、拉。
工人、农民担负着沉重的经济内耗和外耗，还要承受着经济工作失误的代价。
其实，计划经济、“大锅饭”是在农业生产中的错误管理模式，而非工业生产管理中的问题。
随着工业生产承包后出现的混乱局面，有些人更是不加分析大批特批计划经济、“大锅饭”，其结果是带来更大的国有资产流失潮，工人大批失业。
四、工农业生产的不同特点农业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土地是不动产，不可变，存在方式单一不复杂，农民不投入就不会产出。
工业生产资料是多种多样的，具有多种多样的可变的复杂性，形成的生产能力在短期内不投入也可产出。
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企业生产是指令性的，企业里没有经营者更没有企业家。
这样背景下的企业承包者只会盘算怎样从生产资料和工人身上，以及所有能钻的空子中，索取最大的利益（“捡蛋不养鸡”）。
其结果是国有（集体）资产流失，工人失业（减员增效），低成本、非法产品冲击市场，规范守法企业受到了严重打击。
这些恶果使工业生产失去了竞争力，让不法分子和外来者乘虚而入，中国成了廉价劳动力、廉价资源的大市场。
致使环境污染加速，资源被廉价利用或遭破坏，劳动力受到了剥削。
出现这些问题我们仅简单认为是产权问题，于是又把一些企业廉价或白送给了少数人（产权明晰）。
结果这些捡了“鸡”的人，只会捡“蛋”而不会养“鸡”，因为他们也没有学过养“鸡”，最后只好杀“鸡”吃肉或卖肉，因为白捡的“鸡”怎么处理也是只赚不赔的买卖。
这里最大的问题是破坏了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使我们多少年培养起来的对共产主义的信仰荡然无存，而市场经济的法制、诚信还远离着我们，使全社会逐利，陷入了恶性竞争，人们暴露出了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原始本性。
这就比如：农民在自己承包的土地上辛勤耕种，最后获得了大丰收，人们都会羡慕而不会嫉妒，更没有什么心里不平衡。
如果把粮库里的一些粮食廉价或白送给某些农民，让他们去贩卖获利先富起来，这样社会公平就会坍塌，人们的心里就会失衡。
五、社会不稳定往往不患贫而患不公平社会不稳定往往不患贫而患不公、不平。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国有（集体）化，人们习惯于分工合作共享成果。
突然把全民的生产资料给了某些人，让他们大发其财先富起来，这无疑是对绝大多数人的巨大刺激，而产生的效果无论是竞争还是心里失衡都是极消极的。
如：平安老总马明哲年薪6600多万；多少亿资产的企业一个政策就成了某个人的；开发商用银行的钱大发其财（名声不好）；明星出场费几十万或几百万；股票成了圈钱运动或成了不还本的集资等等，使社会关系激化到了只剩下一个利字，大大小小的利益集团充斥社会，绝大多数人任他们宰割，在利字中挣扎着。
在这种社会氛围中，一个贪官贪个几千万几个亿的比起马明哲们的收入来看，还是小巫见大巫。
因为改革不是你马明哲们的事，应该是大家都有份。
你能明拿，我能暗取，取利各自有道，只是苦了改革大潮中的广大老百姓。
这些问题表面看来是我们缺乏对农业生产与工业生产科学认识，及经验不足，其实是因为我们一直犯着“左”的错误，而成了思维定势，根深蒂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