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美国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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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论文人物素材——施一公成就1.剪接体——中心法则的最后谜底[超级实验室——生命行者——清华施一公实验室]2.施一公教授研究组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与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发病直接相关的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的精细三维结构,为理解γ分泌酶复合物的工作机制以及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机理提供了重要线索,在人类对该病的研究历史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填补了空白。
3.施一公选择癌症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研究的课题是: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
致癌原因一直是全球科学家致力研究的目标之一。
求学生涯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
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
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
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
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
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
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
赴美留学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
施一公初到美国时,最先发现的差距就是英语不行。
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
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
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
施一公当场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
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
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
耶鲁大学终身教授:教育改革别把老祖宗的东西丢了素材汇编0304 1916去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开展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通知》,标志着国家教育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全面启动。
在传统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弊端日益显现的今天,从民间到政府,教育改革创新的呼声越来越高。
2月8日,美国耶鲁大学终身教授、复旦大学发育生物学研究所所长许田教授在赴美前一天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他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教育改革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政府层面的思考比较多,但民间声音反映的比较少,总体上非常不乐观”,同时,他也对中国的创新教育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中国的创新教育第一要向祖先学习,第二要集民间力量办学,第三要实现教育平民化。
”现行教育系统把老祖宗的创新传统给丢了前不久,和许田同在耶鲁大学任教的一名华裔教授蔡美儿出版了一本名叫《虎妈妈的战歌》(中文名:《我在美国做妈妈:耶鲁法学院教授的育儿经》,记者注)的书,在美国引起了激烈的讨论。
该书介绍了她如何以中国式教育方法管教两个女儿,她骂女儿垃圾、要求每科成绩拿A、不准看电视、琴练不好就不准吃饭等。
虎妈的教育方法轰动了美国教育界,并引起美国关于中美教育方法的大讨论,虎妈的故事还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华尔街》也刊载了《虎妈妈的战歌》的节选文章,虎妈所倡导的“华人家庭教育”——以严苛辛辣的教育让孩子成才引来种种争议。
蔡美儿为自己辩护说,《虎妈妈》一书,只不过是个人经历而已,并非教育指导手册。
后有媒体指出,“虎妈妈式教育”代表的是美国华裔族群精英教育的一个侧面,即使真能“开花结果”,也仅可能在美国教育体系里发生。
学生具有想象力、独立思考能力和创造性思维,似乎从来不存在于中国教育之中。
许田教授却认为并非如此。
他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美国教育界之所以在大张旗鼓地讨论虎妈妈现象,是为了激起民众对教育的重视,而并非认可虎妈妈的教育方法。
相反,他认为中华民族的先祖非常有创新性,他举了一个简单的例子——围棋,“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棋类游戏,如果把这些棋类拿来相互比较,就可看出不同的文明程度。
钱学森远在1950年,被外国人称为“能抵五个师”的钱学森博士,已是美国大学的终身教授和实验中心主任。
他配备有世界第一流搞科研的技术设备,享有非常优裕的生活条件。
如果从追求个人的科研成果来说,那真是“得天独厚”。
但他毅然冲破美国的种种阻挠,回到祖国,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创造中国人的火箭、导弹事业。
有人问他为什么归心似箭,他说:“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
”有人问他中国既无人才又无设备,搞火箭导弹能行吗?他回答是:“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钱学森的誓言实现了,中国卫星上天了,洲际导弹可以同外国“比武”了志愿军战俘的气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有多少中华好儿女牺牲在朝鲜战场上。
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黄继光、杨根思、罗盛教、邱少云、杨连弟这些光辉的名字,也不应忘记那些在敌人监狱中英勇不屈的志愿军战俘。
按照国际法,对战俘应该尽快遣返并不准虐待。
但是美国侵略军丧尽天良地迫害志愿军战俘,不但抢走了他们的一切财物,还指使特务和叛徒强迫战俘背叛祖国,呼反动口号,甚至在他们身上刺反对祖国的字。
志愿军战俘张子龙拒绝那样做,特务们就打得他浑身是血,还丧心病狂地割他的肉,又浇上油烧。
张子龙在生命垂危时仍然喊着:不屈服,不屈服!特务们又把钉子钉进他的脑门,用刀刺他的额头,还残忍地割掉他的耳朵和生殖器,最后剖开他的肚子,掏出心肝煮着吃。
张子龙为祖国壮烈牺牲。
有一批战俘为了祖国的荣誉,把防雨布刮掉橡胶,染上红药水,又一针一针缝上了五星,做成一面国旗,然后唱起了国歌。
一天清晨,他们把国旗升起在战俘营。
美军要开枪打,志愿军战俘高声说:“根据日内瓦公约,战俘有权利保留自己的信仰和升自己的国旗。
”然后他们对前来调查的人说:“我们全体志愿军战俘,都要求回到自己的祖国。
”志愿军战俘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
他们身为战俘,没有给祖国丢脸,而是为维护祖国的尊严做出了贡献,连一些美国人也表示对他们非常敬佩。
施一公:一心为公赤子心作者:暂无来源:《发明与创新·大科技》 2014年第7期今年3月31日,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颁奖典礼上,世界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双院外籍院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生命科学院院长施一公教授荣获2014年爱明诺夫奖。
由于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作出的杰出贡献,他成为爱明诺夫奖自1979年设立以来的第46位得主,同时也是首位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施一公1989年从清华大学生物系毕业后赴美深造,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博士学位,后来历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讲席教授,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
2008年初,施一公放弃美国优厚的生活待遇和科研条件,全职回清华大学工作。
“作出回国的决定,只用了一个晚上。
很多人认为我疯了。
连我在美国的亲戚都觉得我脑筋有问题。
”“就科研环境来讲,国内大学目前还无法与普林斯顿比肩,但回国就是出于一种特别朴素的感情,有什么好奇怪的呢?”他说。
回到清华后,施一公的工作状态堪称“玩命”:没有节假日,办公室的灯光常常亮到夜里两三点,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4个多小时……“您为什么要这么玩命?”不少人这样问他。
“如果不这样,对不起回国后注视我的眼睛。
”在国外总觉得是旁观者回国后,40岁的施一公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
当时,他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科研顺风顺水:有一整层楼的实验室,每年科研经费200万美元;著名的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所也给他1000万美元的经费资助。
可施一公说:“在美国做得再好,也总觉得自己是个旁观者。
回到国内,我会成为祖国变化的一部分,生物学的变化、清华的变化,都和我有关。
”回国后能否续写辉煌?施一公坦陈,自己当初压力很大。
“我对咖啡敏感,喝完就心跳加速,可是回国以后必须喝。
”争分夺秒的施一公,对咖啡产生了被动依赖。
超常付出,换来不俗成果。
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 Levin)上周到中国访问。
自1998年被邀请参加北京大学百年校庆以来,雷文教授已是第四次访问中国。
此次他先在北京大学参加了北大―耶鲁微电子和纳米技术联合研究中心成立暨揭牌仪式,随后抵达上海,出席复旦大学百年校庆,同时接受复旦名誉教授的职位。
在赴复旦大学之前,雷文教授接受了记者采访。
“中国和美国的大学所面临的问题,有许多是相似的,尤其是在教育质量、科研与教学、大学科技园效益以及大学生心理构建等方面,中美大学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
”雷文教授说。
“大学校长需要全力以赴管理大学,没有时间和精力旁顾其他。
”雷文教授是美国常青藤联盟学校中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
自1993年上任至今,他作为耶鲁大学第二十二任校长,被公认为美国高等教育的领导者之一。
在担任校长之前,他的学术成就十分卓著,被誉为著名经济学家。
然而,在他担任校长12年的时间内,他却没有领衔做过一个具体的科研项目,更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
他是这样解释的:“大学校长需要全力以赴管理大学,没有时间和精力旁顾其他。
”在担任校长期间,他只出过一本书―――《大学工作》,收集的是他的就职演说、他对历届入学新生及毕业生的讲话、他对大学在社会中所起作用的一些思考。
12年来,雷文教授全神贯注地引领耶鲁保持在世界一流大学的前列。
这让人们想起他在去年的第二届中外大学校长论坛发表演讲时的一句话:“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一定要能够制定远大而且可以实现的目标,能够将大量时间集中在主要的行动上。
”“培养顶尖人才的大学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多数人进入普通大学接受大众化教育。
”现代世界高等教育应该呈金字塔结构,处于塔尖的是少数培养顶尖人才的研究型大学。
研究型大学在任何国家都只占少数,而我国一些高校在认识上还存在偏颇,都想办成北大、清华,因此定位模糊,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实用。
就这个问题,雷文教授说:“在美国有3000多所大学,培养顶尖人才的大学只有少数人能进入,多数人应该进入普通大学接受大众化教育。
一方面的社会经济中,起到更有意义和价值的作用吗?我们中国目前还是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国家。
我们中国人应该长期树立这样的一种意识——物质之物一旦成为了生产品,那就一定要物尽其用。
不要轻易一把火把它烧掉了。
而我们中国人做事情,尤其是做文化之事的时候,能省一笔钱那就一定要省一笔钱。
中国的文化之事,理应启示我们中国人——对于中国,物质的浪费现象是罪过的……当导演后来在电话里将地质局长的话复述给我听时,远在北京的我,握着话筒,心生出种种感慨。
感慨之一那就是——中国委实需要一大批像那位地质局长一样的人民公仆。
而那一位当年的地质局长,便是我们中国现在的国家总理,温家宝。
施一公:被信仰追问,为什么回国是最好选择王丹红科学时报2004年,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获得2003年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合作奖,他在答谢辞中说:“我确实为帮助中国数学发展付出了很大努力。
另一方面,我很遗憾自己还没能回中国定居。
无论我为中国数学作了多大的贡献,也无法与那些在中国土生土长,或是已经回国永久定居的人相比。
”2008年2月,40岁的国际著名结构生物学家、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终身讲席教授施一公,全职回到祖国,受聘为清华大学终身教授、并出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副院长。
他说:“普林斯顿大学是美国最适合做研究的地方,从条件上讲,如果只从科研角度出发的话,我确实没有必要回清华,我回清华的目的不只是为了做科研。
我回来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育人,教育一批人,育人在育心,做科研是育人的一个重要环节。
我觉得现在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一种无论出现什么情况都不会放弃的东西。
我想,如果引导正确的话,清华大学一定会有这样的一批学生,他们在为自己奋斗的同时,心里还装着一些自己之外的东西,以天下事为己任,驱使他们往前走,一定会有一批人这样做。
如果这样,20或30年后,当我从清华退休时,我会很满意的。
”“我愿意将我的一些经历讲出来,让大家理解我为什么会有这些想法,我相信这些想法能影响一些人,当然,我不会奢望影响所有的人。
我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孩子,小时候,在家门口读一所普通的小学,真的是无忧无虑、天真烂漫,整整玩了六年。
那时候小升初,北京还没有现在的“锁区”,我交了狗屎运,阴差阳错进了海淀区大名鼎鼎的X 大附中。
一路上,尽管自己只是学渣,但见过太多学霸和大牛。
咱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么!一所好学校,对孩子的重要影响,真的是一辈子的。
好学校,教给学生真正的努力和拼搏刚进X 大附中,我就发现,只有自己小学玩了六年,别人可都不是啊!我那时的英文水平,基本限于认识26 个字母,估计比现在很多英文启蒙做得早的3、4 岁的孩子还差远了。
我的海淀同桌,英文如百灵鸟一样流畅悦耳,看英文电影完全不用字幕,和外教成了忘年交,经常谈笑风生。
她在小学六年,已经能把很多原版的儿童文学名著,如《夏洛的网》《杀死一只知更鸟》等,全书背诵了。
数学、语文、物理、化学,每一科都被学霸们碾压。
坐在我后面的男生,初中就学完了中学数学,开始自学微积分和大学高数;我们语文课代表,小学就熟读四书五经,能用古文洋洋洒洒地写作;听高中班主任说,我们学校的一位学长,爱好天文,天天去学校的天文台观测,国内外天文权威刊物发表论文,因为贡献重大,国际上把一颗小行星,以他的的名字命名,那时他16 岁。
上中学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怪不错了呢。
上了好学校,才知道自己多么才疏学浅,才知道差距有多大,才知道应当多么努力,才能取得好成绩。
幸而我从初中开始住校,晚自习的时候,能24 小时、近距离观摩这些学霸、牛人是怎么努力的。
作业?课间早就做完了,晚自习上,X 大附中的同学都在复习、预习(除了那些做国际奥赛,和自学大学内容的)。
我晚自习的同桌,在我们普通班排名前几名。
她每天晚上,把每个科目,每天学的内容,各做5、6 本课外练习册来巩固(她做得真是飞快!她做5、6 本的时间,我差不多勉强能做完1 本)。
做完习题,她还常有时间“放松一下”,把语文书上的古文,翻译成英文;再把英文美文,翻译成古文。
华罗庚数学家的小故事华罗庚数学家的小故事(精选10篇)华罗庚是一名数学家,他的故事我想大家应该不怎么了解,下面和小编一起来看华罗庚数学家的小故事,希望有所帮助!数学家华罗庚故事1有一次正在看店的华罗庚在计算一道数学题,来了一位女士想买棉花,当她问华罗庚多少钱时,他完全沉醉于做题中,没有听见对方说的话,当他把答案算完随口说了一个数字,而女士以为他说的是棉花的价格,尖叫道:“怎么这么贵?”,这时华罗庚才知道有人过来买棉花,当华罗庚把棉花卖给女士后才发现刚才自己的算题的草纸被妇女带走了,这可把华罗庚急坏了,不顾一切的去追那位女士,最终还是被他追上了,华罗庚不好意思地说:“阿姨,请……请把草纸还给我”,那妇女生气地说:“这可是我花钱买的,可不是你送的”。
华罗庚急坏了,于是他说:“要不这样吧!我花钱把它买下来”。
正在华罗庚伸手掏钱之时,那妇女好像是被这孩子感动了吧!不仅没要钱还把草纸还给了华罗庚。
这时的华罗庚才微微舒了口气。
回家后,又开始计算起数学题来……数学家华罗庚故事2华罗庚是一位靠自学成才的一流数学家。
仅有初中文凭,因一篇论文在《科学》杂志上发表,得到数学家熊庆来的赏识,从此华罗庚北上清华园,开始了他的数学生涯。
1936年,经熊庆来教授推荐,华罗庚前往英国,留学剑桥。
20世纪声名显赫的数学家哈代,早就听说华罗庚很有才气,他说:“你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
”可是华罗庚却说:“我不想获得博士学位,我只要求做一个访问者。
”“我来剑桥是求学问的,不是为了学位。
”两年中,他集中精力研究堆垒素数论,并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哥德巴赫问题发表18篇论文,得出了著名的“华氏定理”,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数学家出众的智慧与能力。
1946年,华罗庚应邀去美国讲学,并被伊利诺大学高薪聘为终身教授,他的家属也随同到美国定居,有洋房和汽车,生活十分优裕。
当时,不少人认为华罗庚是不会回来了。
新中国的诞生,牵动着热爱祖国的华罗庚的心。
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是美国为数不多的“铁饭碗”之一终身教职的设立美国大学的终身教职是美国为数不多的“铁饭碗”之一。
终身教职的设立为保障教授学术自由,即著述与教学的自由,作出了贡献。
近年来,有人在媒体发表言论,认为应该改革或取消终身教职。
但美国高校对此充耳不闻,丝毫没有取消它的意思。
要获得美国大学的终身必须先获取本专业的终极学位。
一般专业的终极学位统称为“哲学博士学位”,包括文理工科的大多数专业。
而一些特殊专业如音乐、戏剧、电影和建筑传统上不授博士学位,它们的终极学位是硕士。
这些专业也不完全看他们的研究成果,但需获得知名奖项才能够最终获得终身教职。
如电影专业,教授必须有作品获得全国性电影节奖项(当然不一定是奥斯卡,那太难了)才能被最后评为终身教职。
需要指出的是,美国高校一般不把获得医学博士和法学博士的教授称为博士。
法学和医学博士学位是指学位获得者受过高级的专业训练而不是研究方面的训练,他们也无需写出博士论文。
哲学博士论文必须对本专业领域具有原创性贡献,其成果经四至五人组成的博士论文答辩委员会认为,具有拓展本领域现有知识,能够补充、完善或修订本专业的现有理论和知识,而不是仅仅总结其他学者的成果。
很多在医学院和法学院获得终身教职的教授有两个学位,专业终极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前一个学位反映专业知识,后一个学位说明该教授做研究的实力。
晋升“终身教授”的第二个条件是必须获得高校的聘任,并任职该校的“终身教职”序列的助理教授。
在未来六年需要通过三次年度考核和三次“终身教职”评估。
最后一次“终身教职”评估需要12名本资深学者参加,其中六名必须来自校外的终身教授。
他们不能是自己原来的导师和教授和论文合著者。
评审主要考察教学、科研和服务。
服务指带研究生,参加各类校级或学院级委员会如研究生招生,学院预算审议,课程审评等。
如果通过“终身教职”评估,既获得终身教职,同时职称升为副教授。
如果在三次“终身教职”评估中任何一次没有通过,正式通知下来后的当天即停发工资,终止教学和科研。
报效祖国论点1:爱国是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
【相关论据】1、因为我是中国人:1939年,童第周在四川省的一个小镇上研究细胞胚胎学的时候,一天,著名的英国生物学专家李约瑟博士特意来参观他的实验室,却只见一架旧式显微镜摆在陋室前的天光之下。
因为没有电源,童第周只好借助“天光”照明,房前屋后就是他的实验室。
李博士看后惊叹不已。
临别时,他问童第周:“布鲁塞尔有那样好的实验室,你为什么偏要到这荒凉的地方进行实验呢?”童第周毫不迟疑地回答:“因为我是中国人!”2、 我是中国人:20世纪30年代,吉鸿昌赴欧美考察。
因为落后,西方人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许多人为了办事免受刁难,常常谎称自己是日本人。
为此吉将军心里很难过,但在别人均以作中国人为耻的情况下,吉鸿昌将军却在胸前佩戴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连下榻的地方也是这样。
吉将军之举赢得了一个弱国的国威和弱国国民的国格。
3、永远属于祖国的肖邦:1830年,波兰作曲家肖邦决定到巴黎深造。
行前,朋友们送给他一只装满祖国泥土的银杯。
自此直到1849年在巴黎病逝,他一直把这杯泥土带在身边。
他明白不但在他生前波兰反动政府不会允许他回国,就是在他死后,也不会同意他的遗体运回去安葬。
临终时,他要求妹妹把他的心脏带回祖国。
按照他的遗愿,他的心脏被装在银杯里运回华沙,保存在圣十字教堂里。
在国外的18年里,肖邦无时无刻不想念自己的祖国。
他在许多作品中表现了对被侵占的祖国的怀念,对民族独立的期望和忧国伤时的悲愤心情。
4、五分钱硬币:一天,某商店售货员正要找给一位外国顾客5分钱硬币,等她拿出钱时,那位顾客已出了商店。
售货员便让附近一位不满10岁的小男孩把钱交给那位外国顾客。
男孩追出去,很有礼貌地叫住了那人:“先生,这是找您的钱。
”“扔了吧。
”外国人回答。
男孩站着不动。
外国人接过硬币,在男孩面前晃了晃,随手扔在地上,转身要走。
男孩非常气愤,一字一顿地说:“你,把它捡起来。
”外国人说:“不。
美国高校终身教授制度的历史演进耿益群高益民(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北京100875)[内容提要]本文对美国高校终身教授制度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梳理,将美国高校终身教授制度的演进历史划分为制度的初期发展、确立、曲折发展和改革等四个阶段。
说明终身教授制度的历史演进与美国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的不懈努力以及美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密切相关。
[关键词]美国;高等教育;终身教授制度;历史演进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学术职业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得以确立。
而终身教授制度(tenure)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欧洲中世纪。
1158年,弗里德里克(Frederick Barbarossa)大帝颁布一条法令,许诺学者在其疆域内安全旅游,不受国内的攻击,对非法伤害进行补偿。
[1]在美国学院和大学中,虽然在十九世纪各种各样的终身教授制度的前身就在大学教师中存在,但是终身教授制作为一种制度直到20世纪早期才开始逐步确立。
1915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Professors,AAUP)成立,发表了《委员会关于学术自由和学术终身教授制的声明》(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作者简介:耿益群(1968-),女,河北唐山人,新华社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高益民(1968-),男,江苏江宁人,新华社特约研究员,北京师范大学比较教育研究中心、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博士、副教授。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终身教授制度作为一种基本概念才开始被接受。
[2] 1940年,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组织联合发表《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教授制的宣言》(Statement of Principles on Academic Freedom and Tenure),通常学术界将其视为终身教授制度在美国高等教育领域确立的标志。
约翰·麦卡锡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1927年9月4日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计算机科学家。
他因在人工智能领域的贡献而在1971年获得图灵奖。
实际上,正是他在1955年的达特矛斯会议上提出了“人工智能”这个概念。
麦卡锡发明了LISP并于1960年将其设计发表在《美国计算机学会通讯》(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上。
他帮助推动了麻省理工学院的MAC项目(Project MAC)。
然而,他在1962年了离开麻省理工学院,前往斯坦福大学并在那里协助建立了斯坦福人工智能实验室(Stanfor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Laboratory),成为MAC项目多年来的一个友好的竞争对手。
他于1948年获得加州理工学院数学学士学位,1951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数学博士学位。
分别短暂地为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供职后,麦卡锡于1962年-2000年底在斯坦福担任教授,退休后成为名誉教授。
约翰·冯·诺依曼约翰·冯·诺依曼(John V on Neumann,1903-1957),美藉匈牙利人,1903年12月28日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父亲是一个银行家,家境富裕,十分注意对孩子的教育.冯·诺依曼从小聪颖过人,兴趣广泛,读书过目不忘.据说他6岁时就能用古希腊语同父亲闲谈,一生掌握了七种语言.最擅德语,可在他用德语思考种种设想时,又能以阅读的速度译成英语.他对读过的书籍和论文.能很快一句不差地将内容复述出来,而且若干年之后,仍可如此.1911年一1921年,冯·诺依曼在布达佩斯的卢瑟伦中学读书期间,就崭露头角而深受老师的器重.在费克特老师的个别指导下并合作发表了第一篇数学论文,此时冯·诺依曼还不到18岁.1921年一1923年在苏黎世大学学习.很快又在1926年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布达佩斯大学数学博士学位,此时冯·诺依曼年仅22岁.1927年一1929年冯·诺依曼相继在柏林大学和汉堡大学担任数学讲师。
48 科学中国人 2020年11月创新之路Way of Innovation一朝入梦,终身不醒——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几何与物理中心教授王兵 范佳乐他是一个率性而为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执着的人。
只要是他认定的方向,无论前路如何,都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踏入数学领域是这样,投身里奇流研究是这样,选择回国发展也是这样。
回看他这一路会发现,他也曾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挣扎、徘徊,但最终理想战胜了一切内外因素,成就了现在的他。
他叫王兵,是一个立志终身追求数学真理的人。
小荷初露1998年,就读于安徽省巢湖市第一中学的王兵被保送到蜚声中外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
这里是中国高等教育的试验田。
自1978年创办以来,少年班已经培养出无数杰出人物。
其要诀之一便在于因材施教。
在前两年的学习中,少年班是不分专业的,这期间,王兵系统地学习了物理、数学、计算机、电子工程等相关课程。
他兴趣广泛,各科成绩都十分优秀,以至于在两年学习之后选择专业时犯了难。
是挑容易找工作的热门专业,还是选择“板凳一坐十年冷”的理论研究专业?对此,王兵也曾踌躇过,但是在尝试过软件、电子、统计学等所谓热门专业之后,他发现这些专业都不是他的兴趣所在。
于是,他将方向锁定在数学和物理上。
因为他非常享受学习这两门学科的过程,可以说是乐在其中。
然而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思量再三,他根据自身特长,最终选择了完全不需要动手做实验的数学专业。
“我是幸运的”,王兵说道,“真不知道当时的中国还有其他什么地方可以给我这么大的专业选择自由度。
我的同学们选择专业大多数是按照自己的秉性来的,故而成材率极高。
区区数十人当中,物理学家、生物学家、经济学家、计算机学家、企业家等都不乏其人。
”“新竹高于旧竹枝,全凭老干为扶持”,王兵的幸运不仅是在专业的选择上,更在于他在合适的时间碰到合适的导师。
他说道:“陈卿教授是我本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他讲授的微分几何课程条理清晰,引人入胜。
受他影响,我决心学习微分几何。
议论文人物素材——施一公成就1.剪接体—-中心法则的最后谜底[超级实验室-—生命行者——清华施一公实验室]2。
施一公教授研究组在世界上首次揭示与阿尔茨海默症(即老年痴呆)发病直接相关的人源γ分泌酶复合物的精细三维结构,为理解γ分泌酶复合物的工作机制以及阿尔茨海默症的发病机理提供了重要线索,在人类对该病的研究历史上迈出了关键一步,填补了空白。
3。
施一公选择癌症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研究的课题是:细胞凋亡和癌症发生的分子机理.致癌原因一直是全球科学家致力研究的目标之一。
求学生涯施一公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有两个姐姐、一个哥哥。
父亲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母亲毕业于北京矿业学院,施一公的名字带着深深的时代烙印:父母亲给他取名“一公”,希望他“一心为公”.1985年,施一公被保送到清华生物系,成为清华大学生物系复系后的首届本科生。
清华园里的施一公学习成绩年年名列全年级第一。
1989年,他又以第一名的成绩提前一年毕业.在出色完成生物系课程的同时,他还获得了数学系的学士学位。
施一公注重全面发展,在高中期间,他就练习长跑,练过的项目从800米到1500米,再到3000米。
进入清华后,由于长跑队只招收专业运动员,施一公便转练竞走,从5000米到1万米。
他还在校运动会上创下全校竞走项目的纪录。
一直到1994年,在他大学毕业五年后,这个纪录才被打破。
赴美留学1990年初,施一公赴美深造,在全美一流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攻读生物物理学及化学博士学位。
施一公初到美国时,最先发现的差距就是英语不行。
他给自己规定每天背25个新单词。
科研上,他勤思苦干,持之以恒。
有一次,系主任兼实验室导师自认为发现了一个生物物理学中重大理论突破,激动地向学生们演示。
施一公当场敏锐地指出导师在一个演算上的错误。
从此,导师对他刮目相看。
毕业时,导师公开宣布“施一公是我最出色的学生”。
1997年4月,施一公还未完成博士后研究课题,就被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聘为助理教授。
爱国情怀事例
1.华罗庚毅然回国
大数学家华罗庚,在“七七”事变后,从生活待遇优厚的英国回到抗日烽火到处燃烧的祖国,不为金钱和学位,回国后积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
1950年,他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第一流数学家,并被美国伊里诺大学聘为终身教授,但他毅然带领全家回到刚解放的祖国。
2.爱国英雄杨靖宇
杨靖宇21岁参加革命,1940初,他被日军围困,身负重伤,啃不动树皮,只能将棉衣里的棉花和着冰雪吞下去充饥。
日军劝降不成,便放乱枪,年仅35岁的杨靖宇壮烈牺牲。
当发现他的胃里只有野草和棉絮时,侵略者全呆住了。
3.李小龙
李小龙,在60年代时,国人地位不高,很多演员总是淡化自己的中国人身份,李小龙却以身为中国人为荣,堂堂正正地说自己是中国人,最经典的一句话是电影《精武门》中的“中国人,不是病夫”,带动了香港电影的一片爱国热潮,我们熟悉的《霍元甲》就是那个时代的电影。
4.钱学森
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当时任加利福尼亚工学院超音速实验室主任和“古根罕喷气推进研究中心”负责人的钱学森深为祖国的新生而高兴。
他打算回国,用自己的专长为新中国服务。
但那时候在美国
的中国科学家归国不易,美国千方百计要将他留下不让他回国,他历尽艰辛才终于回到祖国怀抱。
他是美国一流大学的终身教授;他被称作“长江学者第一人”;他在北京大学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次日凌晨一两点,每天12—16个小时;他带领他的团队在湍流研究等领域取得骄人的成绩——佘振苏:一位长江学者的承诺来源:光明日报 2007-02-121998年岁末,北京大学首批聘请的“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名字——佘振苏。
他是世界湍流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终身教授。
图为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左二)视察四川米易水上运动激流皮划艇项目国家队冬训基地时听取佘振苏的科研攻关情况汇报。
士逢知己:实验室来了长江学者佘振苏在湍流研究领域成果卓著。
1990年,他在Nature上发表的关于小尺度“强涡元的管状特性”的工作成果,被美国《今日物理》作了封面介绍。
1994年,佘振苏和他的学生发现了She-Leveque (简称SL)标度律,这一成果被美国科学院院士卡达诺夫称为“标度律唯象理论的重要部分”。
1995年佘振苏等推导出SL标度律的数学模型——对数泊松模型,则被美国工程院院士斯尼瓦森在1997年的《流体力学年鉴》上评价为是一个“特别有意义,受欢迎的,和具有巨大潜力”的模型。
据科学网统计,1970年至2004年在美国《物理评论快讯》(PRL)发表的900余篇关于湍流研究的论文中,佘振苏的SL标度律和对数泊松模型两篇文章被引用频率分别列第一和第十位。
这些在SCI网站上公开的统计数字客观地反映了佘振苏的湍流研究成果在国际湍流研究,尤其是在湍流理论创新思想中的学术地位。
基于佘振苏在湍流研究中的重要贡献,1993年美国斯龙基金会授予他斯龙青年学者奖。
北京大学湍流研究实验室是在周培源先生的倡导下于1995年建立的。
周老从加强基础研究的需要出发,推动了这个国家重点实验室的立项。
然而,实验室成立初期,担任实验室主任的魏庆鼎教授就感到了实验室的人才危机。
他希望找到一个能够将实验室托起并将它带到国际湍流研究领域最前沿的有志之士来接班。
他盯上了当时正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数学系做终身教授的佘振苏。
1998年,国家提出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
紧接着,一个今天在国内外产生极大反响的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产生了。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计划成就了魏庆鼎的“如意算盘”,也为佘振苏实现科学报国之志提供了平台。
1998年底,佘振苏接受了北京大学聘书,担任“湍流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1999年3月27日,佘振苏代表首批73名长江学者在人民大会堂受聘仪式上发言。
作为长江特聘教授中首位美国一流高校终身教授,他被誉为“长江学者第一人”。
1999年以来,每年4月至9月,他在北京大学度过;3月和12月,他利用美国大学的假期回国工作;此外,他还利用美国的感恩节、总统节、退伍军人节等各种节假日以及前后没有教学安排的日子短期回国。
多年来,他在国内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八点到凌晨一两点钟,每天12—16个小时。
一个学生说:“我上午看见他,他在工作;下午看见他,还在工作;晚上甚至到凌晨看见他,他仍在工作。
”在美国期间,佘振苏也利用网络和电话保持与实验室的随时沟通,几年间用过的电话卡有厚厚一叠。
2006年3月的一天,凌晨6点,刚刚从洛杉矶飞回北京,佘振苏放下行李,匆匆问候了家人就直奔实验室。
这天上午,他与国家体育总局水上中心的领导讨论备战奥运的科研工作;下午,与学生和助手讨论具体落实奥运项目。
当时,佘振苏已经连续高烧了3天。
傍晚,爱人到实验室接他。
佘振苏太疲惫了,一上车就睡着了。
当他睁开眼睛时,发现自己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
他埋怨爱人小题大做,说自己根本没事儿。
然而,当他被推进放射室拍胸片时,一阵剧烈的咳嗽,竟吐了血。
爱人急得落了泪,他却笑着安慰说:“不要紧的,我没事的。
”大夫说:“你必须休息睡觉至少两周,而且以后不能再过度劳累……”他和他的团队没有辜负校领导的期望。
短短几年,实验室快速发展:2002年,国家科技部的整改考核结果表明,实验室在项目、经费和论文发表等方面都比前几年增长了3倍;2005年,实验室再次被评为良好类国家重点实验室。
统计结果表明,2000年至2004年间,重点实验室在PRL发表的湍流论文的篇数与普林斯顿大学、剑桥大学等相关实验室持平。
在湍流原创性研究成果方面,重点实验室正在向世界一流大学实验室迈进。
1998年,佘振苏获得“国家海外杰出青年基金”;2002年,荣获“中国青年科学家奖”;2003年,他又获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几年的踏踏实实的工作,佘振苏赢得了力学界同仁的认同。
湍流激荡:带队勇闯科研路什么是湍流?地面上卷起的狂风是湍流,湖海上奔涌的漩涡是湍流,机翼下甩开的云河是湍流,恒星、星系的形成过程还是湍流……湍流就是在时间空间上出现的不规则图案的流动。
自然界绝大多数流动都是湍流。
大楼桥梁的建设、气象气候的预报、火箭升天、星系演化,没有哪一样能够离得开湍流研究。
湍流研究成为近年来宇宙天体物理研究的热点,航天器进入大气层以后外缘的湍流问题更是航空航天领域著名的科学问题,美国、俄罗斯在二十世纪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湍流展开了深入的研究,奠定了他们在航空航天界的霸主地位。
中国航天资深专家庄逢甘院士说,湍流问题是制约我国航天技术发展的“卡脖子”问题。
湍流不但在众多研究领域和工程设计上有重要的应用价值,而且本身就是著名的基础科学“世纪难题”。
维氏百科全书罗列了包括“时间箭头”、“宇宙非对称”在内的物理学22个著名难题中,湍流就是其中之一。
描写湍流的数学模型经典的纳维斯托克斯方程,是美国数学学会悬赏百万美金求取相关证明的难题。
湍流研究的突破需要思想的创新。
然而,在一个已有百年历史的研究领域讲思想创新,谈何容易!我国力学界的泰斗钱学森发展的“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中有关“定性分类下的定量研究”的思想,对身在北京大学的佘振苏具有启迪性意义。
日复一日,一个湍流研究的原创思路正在形成。
湍流是由湍流运动的有序部分与无序部分有机结合而成,恰恰是有序部分的性质随时而变,因地而异,两者结合,表现出丰富多彩和不可预测的特点。
佘振苏在北京大学就致力于建立这样一个理论框架,通过对湍流无序到有序的结构系综的描述,将湍流基础研究与工程应用密切结合起来。
这一在SL标度律理论基础上的新发展,不仅需要第一手的实验数据,还需要开发应用函数分解、结构识别、优化计算等复杂系统分析工具,是高难度的课题。
重点实验室的大风洞开始运转了,柱群尾流、管流、喷流、混合层等一个个流场在实现,大样本的湍流实验数据在北大产生了。
庄逢甘先生亲自担任湍流重大研究计划的专家组组长,亲自和佘振苏讨论复杂系统的理论问题;空气动力学家张涵信先生亲自开发出应用层次结构理论的湍流计算模型,给佘振苏很深的触动;理论物理学家陈式刚先生将层次结构模型列入自己开发湍流气动光学问题计算的核心计划,并多次派人邀请佘振苏到他的课题组进行交流,还带病参加佘振苏的报告会;崔尔杰先生和佘振苏一起探讨基础研究与工程实践的关系。
2002年8月,由佘振苏领导的重点实验室组织的“纪念周培源先生诞辰100周年暨国际湍流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开幕,包括数名美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在内的来自世界各地的80多位湍流学者齐聚北京。
除了国际学者的高水平报告外,一批我国年青的知名学者,如陈十一、吴雪松、符松、吴子牛、欧阳颀、夏克清、何国威、孙茂、沈清、刘宇陆、罗纪生、林建忠、李存标、吴锤结等都到会并作了精彩的报告,展现了我国年青湍流学者的风采。
这些学者积极支持湍流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各项活动,与佘振苏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正是这些朋友,使佘振苏对担当实现周培源先生振兴我国湍流研究的遗愿的重任充满信心。
几年来,在北京大学,佘振苏倾注最大心力的就是建设一支高水平的研究团队,他花费最多时间和精力的工作就是培养青年学者和学生,他甚至因此忽略了与外界的“社交”。
2003年,几个年轻人走进佘振苏的课题组:陈军、陈凯、史一蓬。
陈军硕士毕业留在力学系工作已有若干年,这几年中,他目睹佘振苏在实验室建设上的投入,心中钦佩,也希望自己能尽快成长起来,为实验室的建设出一份力,于是报考了佘振苏的在职博士生。
陈凯和史一蓬刚刚进入力学系工作,也希望在佘振苏指导下进入湍流研究这个挑战性领域。
这个年青的团队在SARS横行、北京万巷空人的月份,开始了新的征程。
史一蓬引进了叠代函数的概念,陈凯抓住了层次结构与流动结构的联系,陈军依仗长期从事流体实验所积累的直觉,在流动结构的定义、分类、计算和实验提取等方面下功夫。
在这探索的过程中,一批聪明勤奋的学生也迅速成长起来,几位博士后出站后,已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大学、中国气象局等单位工作;十几名研究生从佘振苏身边毕业离校后,有的奔向了国内多所研究单位,有的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等知名学府继续深造,而他身边的学生也纷纷在各自的课题上取得显著的进展。
2004年全国湍流年会上,当年研二的张志雄和研三的刘建,以自己的投稿论文和出色演讲,分别获得研究生优秀论文的金奖和银奖,且得分遥遥领先;在2006年全国空气动力学研讨会上,佘振苏的助手和学生们提交的6篇论文被选录为会议交流论文,空气动力学会理事长张涵信先生频频表示:贡献很大、很大。
这些学生与他结下了深厚情谊。
在一份教师节座谈会记录中,笔者看到了这样发自内心的声音:“他给我的感受是一个字:真!他对待周围每个人都十分真诚,对同学们更是关怀有加。
”“我在做人的道理和处世的方式上有很大的收获。
”“佘老师既是高人又是真人,在学术上总能使我们打开思路,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这是有目共睹的。
”“身为几十人的老师仍能对每位学生都付出如此的关怀,每次想到这我都觉得很感动。
”“当我看到佘老师头上的白发时,心里有一种很复杂的感觉:为了我们学生的成长,老师们付出的不仅仅是辛勤的汗水。
”赤心报国:八载奋斗志千里2006年秋,在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的教育座谈会上,清华大学原校长王大中院士建议,培养和引进并重,应设立海外著名学者引进计划,引进国外一流大学教授和终身教授。
佘振苏就是这样一位人才。
事实上,在1999年3月人民大会堂代表全体长江学者作下承诺之后,他便让自己马上安静下来,把有限的时间实实在在地放在了办公桌上、实验室里、讨论会上。
转眼间8年过去,他走着一条艰辛而漫长的科学研究之路。
就在佘振苏埋头于北大实验室潜心做研究的同时,他却常常被一个简单而直接的问题困扰着:“你什么时候回来的,这次呆多久?”人们下意识难以摆脱那种“又回国来转一转”的印象。
这对于办事认真、已经把自己当作北大人的佘振苏,心中难免惆怅。
一次,佘振苏参加一个学术委员会年会,主持人将佘振苏的单位介绍为美国加州大学,佘振苏认真地提出更改:“我的第一单位是北京大学”。
确实,8年来,佘振苏所有发表的论文都是以北京大学为第一署名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