屯堡文化研究评述
吴羽龚文静张定贵彭菁宋吉雨
安顺屯堡，溯其源，肇始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大明初定，朱元璋诏傅友德率30万大军发动了旨在征讨云南元梁王的“调北征南”的政治军事行动。待残余势力平定，为巩固边陲，控扼云南，朱元璋在包括如今黔中安顺一带的云贵地区广置卫所，设屯立堡，推行屯田制度，令军士戍守屯耕。迨清代康熙年间屯田制废止，军人转变为民，屯军驻扎之地，遗风渐行渐远，及至今日不少地方仅存其名。而黔中地区即便屯田制瓦解及其后朝代更替，不仅地名称谓依旧，且其文化中大明遗风犹在，江淮古韵仍存。600多年来，屯堡生生不息地承袭着明代江南地区的诸多传统习俗，执着地承继着儒家忠、孝、仁、勇、礼、义、廉、耻的价值理念，形成了汉民族独特的亚文化系统。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多元文化共存发展，具有独特性、惟一性的安顺屯堡文化由于内蕴的文化丰度和厚度，使其成为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经济学和文学等诸多学科进行学术研究的重要平台。同时，屯堡文化随着从地域文化向旅游经济文化的提升，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对于推动地方社会经济发展也日益凸显出重要的现实意义。
屯堡文化对贵州的一体多元文化的格局和特征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并成为黔中地区文化重要的成份和深层的底蕴。但是长期以来这一独特的文化现象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80年代中期，屯堡文化才以其丰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外显特征引起了世人的关注。在地方化凸现于全球化的历史背景下，在文化人类学、社会学不断升温的同时，屯堡文化也作为强势文化在迁徙环境下传承、变异、建构的典型范例而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在现代化与市场化的强劲冲击下，屯堡文化已出现衰变现象，屯堡文化研究也有可能丧失原初形态及意蕴，这些情况增加了研究的现实性和紧迫感，某种意义上甚至有抢救研究的必要。
到目前为止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不少，但大多是对屯堡文化外显事象和屯堡表浅层面的研究，并存在大量重复研究的情况，对屯堡文化研究的具体情况也缺乏系统的研究。虽然贵州民族学院孙兆霞、中央民族大学徐杰瞬教授、贵州民族研究所蒋立松等人曾经做过简单的梳理，但还没有形成系统理论的分析研究。安顺财校退休教师杜应国先生对屯堡文化研究情况进行了分析，但与本课题到视野也有一定的区别。本课题的目的在于拟对80年代以来屯堡文化研究文献进行尽可能的收集和整理，将收集到的各类书籍、文章等进行分析，得出屯堡文化研究的大致情况和特点研究的总体状况，对研究特点等进行学理性的分析研究，促进研究资料、成果的相互利用，选择更好的视野和方法，避免不必要的重复研究。为今后的屯堡文化研究视野、方法等提供线索，为屯堡文化研究中心的发展和屯堡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笔者通过各种方法对屯堡文化的书籍（含屯堡文化研究专著和著作中包含屯堡文化研究内容的章节）、期刊论文、学会论文、硕士或博士论文的研究成果进
行了系统搜集，共搜集到相关研究成果390篇(本)。这是全力搜集的结果，如有遗漏只能在以后不断补充了。
在对资料进行统计时，对于重复发表的文章，一般以刊发在较高层次上的刊物为准。会议论文和著作中包含屯堡文化研究的文章如有同时在期刊上发表的，我们一般以在期刊上发表的为准进行统计与分析。
由于涉及到大量的数据统计，一些情况需要说明：一是对报刊上大量的新闻报道及相关文章的处理，成为一个比较麻烦的问题，因为数量繁多，搜集本身难以全面，加之多为新闻报道，研究价值相对较弱，而本课题主要是对屯堡文化的研究情况进行研究，所以未对报纸上的文章进行统计分析；二是本课题需要对研究主体进行研究，包括研究主体的地域结构，但一些研究者的工作单位变化较为频繁，所以主要以发表文章时作者所在单位来进行分析，因此会出现同一作者在不同区域的情况。有些文章本身没有注明作者，或者作者的单位无法查询，均未对其单位进行统计、分析；三是为了保证研究目录的完整性，一些与屯堡研究关联度不高的文章我们也进行了登录，但在分析时没有纳入分析系统，所以在统计数据上会有一些误差。
一、百年屯堡文化研究的基本脉络
尽管在史料上对屯堡人早有记载，但真正意义上的屯堡研究始于20世纪初。1902年10月，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贵州省西部安平县(今平坝县)的饭笼塘(今天龙镇)一带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调查后，在其《苗族调查报告》和《从人类学上看中国西南》两本著作中描述了屯堡妇女的头饰、服饰、大脚的外显特征，并作出了“凤头鸡”是“部落民”和“汉族的地方集团”的人类学定义。1903年4月，日本建筑学者伊东忠太对安平县(今平坝县)和镇宁州(今镇宁县)进行了考察，对屯堡人作出了“凤头苗”的称呼标识。此后，一直到50年代初，费孝通先生到贵州考察，几乎没有人涉及屯堡文化研究。1950年，费孝通先生所领导的民族识别调查组涉及到屯堡人族群性质的识别和定位,费孝通先生指出“屯堡人“现在一般被列入‘少数民族’，但也明确了屯堡人是‘汉裔民族’。”
80年代初，屯堡地戏赴法国巴黎、西班牙参加马德里等地演出，到1990年代中期，安顺地戏应邀外出访问表演成为热潮，过去认为是封建形式的“跳神”以“传统文化”的解读方式在政府部门的组织下登场，屯堡文化的研究以地戏为切入点重新开始了。据统计从1983年到1989年间，屯堡文化研究主要为地戏研究，有屯堡文化研究的著作４部，全部是研究地戏的。论文９篇中有８篇是研究地戏的，另一篇《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则是探讨屯堡人的民族归宿。
90年代后，屯堡文化研究热开始出现，如1990年《安顺地戏论文集》的出版，可视为地戏出国后本土学者在地戏事象研究上的一个回应。1994年，原安顺市政协出版的《安顺文史资料》第十五辑，专集刊登了安顺地方学者和文化人对屯堡文化的专题探讨和相关资料摘选。本书围绕屯堡人的来源、屯堡村寨的起
源和名称、屯堡文化事象、屯堡区内重要宗教活动场所、安顺地戏、屯堡名人等内容进行介绍性探讨。仅有周道祥的《明代时期安顺的交通概况》、《浅谈安顺屯堡文化的源流与存因》两篇文章，涉及到对整个屯堡文化存因的地理原因的探讨。1995年秋，贵州省民族研究所和贵州省民族研究学会组织调查组，发表了《贵州少数民族爱国主义·屯堡人专集》，对“屯堡人”进行了调查与探讨，从这次调查所形成的成果看，较之以前的屯堡研究有两个显著特点。其一，对单个屯堡村镇的调查更注重对其经济、社会历史内在关系方面而不仅仅是停留在外显文化事象的介绍；其二，对屯堡文化整体把握时注意到了形成这些现象的社会结构、心理特征和传统因素与历史变迁的关系。
90年代末，屯堡文化随着贵州文化研究的深入进入了相关专著的视野。其中有以黄才贵《影印在老照片中的文化》、《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史继忠《解读贵州文化》、集体编著的《贵州六百年经济史》等书为代表。《解读贵州文化》以汉文化在明代对贵州的输入及以后形成的影响为阐释路径，展开对屯堡文化的讨论；《贵州六百年经济史》从经济史角度，对明清时期安顺屯堡宏观经济情况进行了投射性把握；《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在最后一部分以《军屯制度及屯军后裔的制度观》为题，以安顺屯堡区为主要阐释载体，从“卫所设置与贵州建省”、“社会变革与制度转换”、“黔中屯军后裔的制度文化观”三个方面论述了贵州自建省以来，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革的总趋势是由封建领主向封建地主制过渡，并使残存的奴隶制和原始公有制迅速瓦解。卫所军屯是引起变革的一个重要基因。“它一方面使得地主制经济迅速发展，在地主制经济发展的刺激下，又使得卫所屯田制遭到严重破坏”。（黄才贵：《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第354页）这一章的内容，可视为从政治到经济制度变迁的角度，对安顺屯堡明清制度变迁的宏观情况的投射性把握。徐杰舜主编的《雪球·汉民族的人类学分析》一书中，屯堡人被平行排列为“一、四川人；二、云南人；三、贵州人；四、屯堡人”进行了研究。
1999年和2000年，由塚田诚之撰文，黄才贵译，在《贵州民族研究》上刊登了两篇有关屯堡人的论文。其一、《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军后裔”的调查研究》从屯堡人在民族识别中的“汉—苗—汉”的指称过程及结果，得出了屯堡人是汉族的一个共同体的认识。其二，《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一文指出“在历史的演变中，‘屯堡人’有可能形成了人们共同体的雏形。估计，可能被选择为在近现代中具有人们共同体特征的处于同一性动态过程的汉族下位集团”。此文较之前文更强化了屯堡人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在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由于其诸多同一性而成为汉族下位集团的观点。考虑到日本学者关于“人们共同体”理论范畴的学术背景，塚田诚之对屯堡人的界定具有了与日本学界对中国农村研究传统结论所不同的新意。桂晓刚的《试论贵州屯堡文化》也屯堡人的形成及一些独特的文化表现形式进行研究，认为屯堡人最初形成于明初贵州的军屯，其后汇融了大量陆续进入屯堡地区的汉族移民；文章分析了屯堡人在居住、艺术、服饰、语言、习俗等方面文化的表征，
指出屯堡文化形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受特殊历史人文环境、社会组织结构的影响。
21世纪以后，更多的学科进入屯堡研究的视野。《屯堡文化研究》、《略论屯堡文化的价值取向》、《田野视角中的屯堡人研究》、《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屯堡乡民社会的特征》等文章，对屯堡文化作了流变及存因的结构分析，指出现在我们所称的屯堡人，应该不仅仅指明初屯军者的后裔，也包括同期入黔或后来因种种原因入黔的移民的后裔。如翁家烈的《屯堡文化研究》认为“屯堡人”是清代废明代卫所屯田制后对分布在贵州省黔中地区明初屯军后裔的专称，至今比较完整地保持着明代江南汉族文化的形式与内容，比较系统地分析叙述了屯堡文化的诸种特征；王春光的《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从社会学的视野，关注了屯堡社区的文化网络和社会基础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万明的《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对屯堡进行社会调查的基础上，从家族入手，追寻徽州汪氏家族一支与汪公入黔的关系，探讨作为社会文化现象的抬汪公仪式在屯堡移植和保存的意蕴，并以此作为探究文化在国家、社会互动中关系中的作用的一个视角，说明明初大规模军事移民的国家行为，伴随着文化移植和文化认同的过程，国家观念通过文化传播深入民间社会，同时民间信仰起了社会整合作用。
2005年，孙兆霞等的《屯堡乡民社会》一书以广阔的视野，深入的田野调查和丰富的实证材料，首次对一个典型的屯堡村落进行了多学科与多种方法并用的整体性考察和系统――结构解析。描述和刻划了屯堡乡民社会与传统的主流乡土社会在经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不同与差异，揭示并回答了屯堡聚落及其文化现象在长期留存中变与不变的张力和秘密；提出了旨在描述和刻划屯堡文化性状结构与系统特征的“自组织机制”和“亚稳定结构”概念，为发现和寻求现代乡村重建的内源性资源及其现代性转换所必需的传统支撑，作出了富有启示的探索与思考，使传统的地方性研究超越了狭隘的地域局限而具有了普泛性的意蕴和价值。2006年，孙兆霞的《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以黔中屯堡为例》以较高的起点，将屯堡文化与旅游研究有机的结合起来，2007年，欧廷木、吴晓萍等主编的《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则将屯堡旅游引向了更为宽广的研究。
二、屯堡文化研究概况
1、屯堡文化研究的对象和视点
屯堡文化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着明显的变化。具体来说可以粗略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至90中期。这一阶段的研究对象主要是屯堡文化的外显特征及历史源流等问题。研究最多的是地戏，地戏的研究成果占整个屯堡研究成果的一半以上；另外就是屯堡人的来源、民族归宿的问题的探讨。如陈训明《安顺屯堡人主体由来新探》、蒋立松《从汪公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
范增如《明代普定卫戍屯官兵原籍考》、《安顺屯堡分布格局及其原因》等；还有大量的文章是以屯堡人的建筑、服饰、民俗、史料作为研究对象。如原安顺市（今西秀区）政协所编《安顺文史资料（第十五辑）·屯堡文化专集》（1994年）等。
第二个阶段为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这一时期研究的对象，由于国内外学者的介入，开始将制度文化、族群研究、文化传承原因等作为研究对象，进入较为深入的研究层面。如塚田诚之的（日）《对于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黄才贵的《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蒋立松《田野视角中的屯堡人研究》等。
第三个阶段为本世纪初到现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对象有了较为强烈的现实关怀和学理化倾向，一方面将屯堡文化中与现实需求相联系的内涵作为研究对象，如将新农村建设中所需要的屯堡文化中内蕴的内生性资源、自组织机制、村落公共空间、文化的传承与建构、宗族与社区、国家与乡村的关系等作为研究对象。如万明《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孙兆霞等的《屯堡乡民社会》、王春光的村民自治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网络——对贵州省安顺市J村农村公共空间的社会学研究》、蒋立松的《略论贵州屯堡人的族群认同基础及其表达途径》等。
另外屯堡文化的应用研究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旅游开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并成为研究的热点。如吴晓萍、欧廷木的《屯堡重塑贵州省的文化旅游与社会变迁》、孙兆霞的《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以黔中屯堡为例》等。
2、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方法
与研究对象的变化一样，屯堡文化研究方法也有一个从单一到丰富，从平面到立体，从基础到深入的过程，同样也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进行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是安顺本土和部分贵阳学者。研究对象主要集中在地戏、民俗、屯堡人来源等方面，研究的方法主要是经验性、感性描述的方法，相对也比较单一，主要是用历史学、民族学、文学、美学、经济学等传统方法对屯堡文化进行研究，进行了典籍文献和研究材料的收集、整理、汇编。通过田野调查的收集、整理所获得的大量民间资讯材料和调查报告，其中包括文本、图片、音像及实物等四大类。文本之中又包括地戏、佛歌、孝歌等各种唱本，以及家谱、村志和其它口述材料等。实物主要指各屯堡村寨中历史遗留下来的少量老地戏面具。这一时期量化研究和交叉学科的运用，尚未很好的融入屯堡文化研究。
第二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随着研究者范围的扩大，国内学者的不断介入，使屯堡研究有了更多学科学术背景的观照。屯堡文化的研究开始进入一个更为宏观的视野，从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文化的冲突和影响等视角进行研究，民俗学、文化人类学理论方法也引入了屯堡研究。另外，原有的较为单一的方法开始交叉利用，综合性研究得到的一定的发展。如1994年台湾财团法人施合郑氏民族文化基金会出版了民俗曲艺丛书《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
编者是台湾著名的民俗学家王秋桂和贵州的沈福馨。除了进行专业性较强的田野调查外，对屯堡民间信仰的节日――“抬汪公”活动的仪式和信仰作了专题研究。1999年和2000年，由塚田诚之撰文，黄才贵译的两篇文章《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军后裔”的调查研究》和《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从族群研究的视野提出了屯堡人作为一个人们共同体在历史变迁的动态过程中由于其诸多同一性而成为汉族下位集团的观点。另外，还有翁家烈的《夜郎故地上的古汉族群落——屯堡文化》、黄才贵的《独特的社会经纬——贵州制度文化》等综合性研究成果的出现。
第三阶段（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这一阶段，随着屯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在研究方法上出现了如下特点：一是研究方法的综合利用；二是新的理论的介入。在方法的综合利用上主要是因为屯堡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系统性研究的需求，加之一系列国家级、省级课题的申报成功，屯堡文化研究由个人开始向团队转化，而团队研究需要学科结构的合理化，于是，各学科的方法综合运用于屯堡文化研究，并且相互呼应、相互支撑。目前，由于屯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使原有的传统学科理论难以更好地对屯堡文化进行阐释，一些新的理论的介入势在必行，加之大量外来学者（包括大量的博士和硕士）的介入，导致社会学、宗教学、人类学、统计学、社会性别学等多学科理论与方法大量被引入屯堡研究之中。
3、屯堡文化研究的主要阵容
尽管屯堡文化已经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主要研究者仍然以贵州学者或贵州籍学者为主。通过对研究性文章的统计（表1），我们看到，在统计的研究者中贵阳占14人，安顺10占人,其余地区仅6人，在研究数量上主要是以贵阳和安顺学者组成的贵州研究者为主。
在研究的质量上，贵州本土学者也有较高的水准，比如孙兆霞等撰写的《屯堡乡民社会》、朱伟华等的《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屯堡文化及地戏形态研究》等均受到的学界的好评。另外，蒋立松、陈训明、黄才贵、翁家烈、顾朴光、范增如、沈福馨等人在屯堡文化研究方面均有较深的造诣。省外和国外的学者虽然研究成果不是很多，但由于理念、视野等方面的差异，他们成为屯堡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力量，促进了屯堡文化研究在研究对象、方法、理论等方面的提升，特别是塚田诚之、万明、王春光等国内外学者的介入，大大的提升了屯堡文化研究的水准。
4、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主要载体
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载体主要在贵州，几个主要刊物是屯堡人研究的主要阵地。(见表2)
表2：屯堡文化研究成果主要载体统计表
屯堡文化最重要的研究阵地是《贵州民族研究》，屯堡文化研究的许多重要文章均是在《贵州民族研究》上刊发的，如翁家烈的《屯堡文化研究》、桂晓刚的《试论贵州屯堡文化》、日本学者塚田诚之的《贵州省西部民族关系的动态──关于“屯军后裔”的调查研究》和《对民族集团应该怎样研究──以贵州“屯堡人”为例》，蒋立松的《从汪公等民间信仰看屯堡人的主体来源》、《田野视角中的屯堡人研究》等13篇文章。
《安顺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是屯堡人研究的另一重要阵地。发表了袁本良的《安顺屯堡方言研究之我见》，范增如的《安顺屯堡史话》、《贵州安顺地戏
并非傩戏》，吴羽的《屯堡文化的时空建构》、《一个典型屯堡村落的历史与宗族——九溪村个案分析》，吕燕平的《安顺屯堡文化——黔中喀斯特环境中的汉民族地域文化景观》，伍安东、吕燕平的《屯堡方言初探》、张定贵的《文化传统内蕴的自组织机制与农村社区发展——对九溪村的个案研究》等具有一定研究价值的14篇文章。
此外，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和贵州文史丛刊载的大量高品质的屯堡学术论文，成为屯堡文化研究的重要载体。贵州民族学院学报刊载了姜永兴的《保持明朝遗风的汉人—安顺屯堡人》、陈训明的《安顺屯堡与蒙古屯军》、孙兆霞的《试析文化建构性与乡村旅游开发需求指向的关系——以黔中屯堡为例》等8篇论文。《贵州文史丛刊》也刊载了李业成的《屯堡人与屯堡文化》、吴申玲的《特殊的文化孤岛──贵州屯堡文化的生成、特点及原因》、朱伟华的《黔中屯堡文化性质新探》等8篇论文。《贵州社会科学》也发表了3篇屯堡文化研究的文章，也逐渐成为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平台
其余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发表在核心期刊上，但因为这些期刊上发表的屯堡文化研究相关文章较少，未能起到研究阵地的作用。
可以看到屯堡文化研究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展示系统，在地域上（省会城市贵阳到作为屯堡文化地域载体的安顺），层次上（核心期刊到一般期刊）、结构上（有偏重历史的、民族的、社会的和综合的）形成了有机的组合，搭建了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展示的良好平台。
三、屯堡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及趋势分析
１、屯堡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
屯堡文化研究尽管已经有了近400 篇（本）左右的研究成果，可谓成果颇丰，但也存在一些问题：
(1)屯堡文化的研究缺乏中长期的规划
目前屯堡文化的研究显得比较零散、杂乱，未形成一个较为系统的研究体系与构架。长期以来，由于缺乏系统的研究框架与研究规划，屯堡文化未能形成一个学科体系，导致很多研究缺乏一个很好的总体目标指向，研究的对象、方法、成果形态等均显得不够系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建立一个科学的研究规划，使屯堡文化的研究可以循序渐进，逐层推进。
(2)屯堡文化的大量研究仍然处于表浅的研究层面。
屯堡文化研究视点过于集中，论题过多重复——尤其事象性描述甚至是低水平重复的现象。在已经发表的近400 篇（本）左右的研究成果中，有一半以上的是重复性、描述性的文章，比如地戏方面的研究成果近100篇（本），其中不少是类似的表浅层次的研究。屯堡文化的部份研究成果已经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准，但大多数文章的视野仍然较为狭窄，且缺乏理论深度和真知灼见。
(3)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关怀仍有一定空间
目前屯堡文化研究还存在现实关怀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屯堡文化研究属于纯理论研究，不涉及当今社会的变迁，不能将屯堡文化与当今社会的现实需求结合起来，比如屯堡文化与和谐农村社区的建构、屯堡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屯堡文化与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冲击等问题并未受到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是研究的内容涉及现实社会的需求，但研究成果缺乏现实基础，因而在现实社会中缺乏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研究成果的影响力。
(4)屯堡文化研究缺乏良好的支撑平台
屯堡文化的研究者主要在贵州，但在屯堡文化研究方面缺乏有机的组合，未形成一个良好的研究平台。虽然贵州已经出版了五六本屯堡文化研究的集子，但主要是研究成果的集合，有机的合作研究并不多。近年来，一系列国家级、省级课题整合了部分屯堡文化研究者的智力资源，针对某一专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但因为屯堡文化研究方面国家和省级课题的数量不多，所以这样的整合也是极为有限的，而且由于课题的时间和内容受限，这样的整合也是短期的，没有长期整合的机制与平台。
(5)屯堡文化研究对一些具体问题缺乏应有的关注
尽管屯堡文化已经进行了长期的研究，但还有不少问题或者被忽视，或者根本就未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形成学术盲点。或者已经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的研究。如
问题一，屯堡文化的学理性的定义。
问题二，屯堡文化基础研究资料的缺乏。
问题三，屯堡文化传承的原因的深层或系统探析。
问题四，屯堡文化的制度解析。
问题五，屯堡文化的对比研究
问题六，屯堡人与汉族后移民及少数民族的关系。
问题七，屯堡文化与贵州文化的关系。
问题八，屯堡文化的现实关怀。（屯堡文化与新农村建设、屯堡文化与乡村旅游开发、屯堡文化与地方社会、经济、文化建设的关系）
问题九，屯堡文化的传承与建构、屯堡文化的开发与建构性保护研究。等等
２、屯堡文化研究的趋势分析
通过对研究书籍和文章的分析可见，从1983年以来，屯堡文化研究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数量有了较大的增长（见表3）。1983—1989年的研究成果仅有4本书，9篇文章。到2006年已经出版的图书2本、46篇文章。2007年出版了1本书，56篇文章。仅2006年至2007年的研究成果就相当于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上世纪末近20年研究成果的总和。可见屯堡文化研究成果数量的增长趋势是显而易见的。
表3：历年来屯堡文化研究成果发表情况表
第二、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质量越来越高
由于不断的积累，屯堡文化研究成果的质量越来越高。首先，屯堡文化研究的成果不断为外界所认可，比如孙兆霞等著的《屯堡乡民社会》、朱伟华教授的《东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屯堡地戏研究》、张金奎的《贵州安顺屯堡社会调查报告》、万明的《明代徽州汪公入黔考——兼论贵州屯堡移民社会的建构》、王秋桂沈福馨的《贵州安顺地戏调查报告集》等堪称屯堡文化研究在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翘楚之作，得到到了学界广泛的好评。屯堡文化的研究成果在核心期刊上发表20余篇，并有多篇入选人大复印资料，显示了较高的研究水准。
第三、屯堡文化研究保持了本土学者与外来学者联合研究的特点
从九十年代初期，地方学者沈福馨与台湾学者王秋桂、黄才贵与徐杰舜等人的联合研究开始，屯堡文化研究过程中与外界的结合研究越来越多，比如安顺学院屯堡文化研究中心与中国社科院社会会所王春光、陈昕、潘杰以及美国的欧廷木等人的合作研究，贵州民族院吴晓萍教授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欧廷木教授、黄才贵与日本塚田诚之教授的合作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引入了新的研究理论与视角，与国内外前缘理论的对接越来越多，提升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质量，也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研究人员及研究团队；再次，外来研究者介入屯堡文化研究的情况越来越多。一方面是国内外学者的介入，比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万明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的王春光、厦门大学的彭兆荣（原贵州大学教师）等专家学者的介入；另一方面是是硕士、博士论文越来越多地将屯堡作为研究对象，如中央民族大学的张原博士、中山大学的牛加明、北京大学博士后李立等等，他们的介入也提升了屯堡文化研究的质量。
第四、屯堡文化研究的视角与方式的变化。
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屯堡文化的许多方面面临着现代化进程的冲击，屯堡文化的研究视角从外显事象的研究开始转入外显事象所内蕴的内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更加关注屯堡文化对贵州文化以及黔中文化的影响，关注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发展中作用地位与保护等方面的研究。从研究屯堡到以屯堡为切入点研究中国社会形态以及变迁。从方式上看，逐步从个体研究进入团队研究，开始使用诸如文化人类学、旅游人类学、统计学、社会学、宗教学等学术理论，推动了屯堡文化研究的发展。从总体上看，屯堡文化研究逐步向宏观和微观过渡，宏观主要是指更高的学术视野中的整体关怀，微观是指研究细化到村落组织、个人生命史等具体的对象，这使得屯堡研究更加不断走向纵深、走向立体。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关怀也日益凸显，对屯堡文化旅游开发的研究、屯堡文化与新农村建设研究、屯堡文化传承与社区文化建设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
第五、屯堡文化研究的史料缺失。
屯堡研究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有关屯堡人的史料比较缺乏，我们看到更多的是屯堡人的现存生活状态。怎样将史料和屯堡人的生存状态结合起来，进行有机的分析和研究是非常值得关注的问题。
一方面由于长期以来忽视了对屯堡文化基础材料的研究，所以在屯堡资料的收集、整理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研究的规模决定了史料发掘的非系统性、研究领域决定了史料的范围狭窄、研究层面决定了史料深度的不足、史料重复利用的情况非常突出，很少有人去探究原始资料。由于一些人对史料运用的不慎重、不规范，导致了人们对屯堡文化的一些误解，甚至影响到对一些屯堡文化事项的定位。所以对屯堡文化进行更深人的研究，史料的系统性的收集、整理、分类显得极为迫切。
另一方面，随着现代化的冲击，屯堡文化从外显的文化事象到到内在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网络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破坏，对屯堡历史较为了解的民间老艺人一方面缺乏传人，另一方面随着他们相继去世，屯堡文化正处在迅速消解的过程中。因此，目前急需对屯堡文化的整体把握和了解，对日渐消亡的活态文化采取措施进行抢救性发掘与保护。
五．屯堡文化研究的思路与对策
屯堡文化研究存在的问题和发展的趋势，给予了我们诸多的启示：屯堡文化的应该是系统化的，特别应该注意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屯堡研究平台的打造。
屯堡文化研究需要良好的平台，以便吸引和整合省内外、国内外相关的研究人员，为屯堡文化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目前安顺学院已经成立了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并申请成立贵州省屯堡文化研究会（协会）；贵州省文史馆也成立了屯堡文化研究中心。屯堡文化研究中心整合安顺学院内哲学、历史、中文、地理、外语、经济、美术、体育、社会学、人类学、文献学等方面的研究资源，形成多学科、多视野的合理结构，为屯堡文化研究打造良好的平台，贵州省
屯堡文化研究会的成立将整合和引进更多的研究人才，形成屯堡研究的基本制度保障，势必促进屯堡文化的深入研究。
第二、研究规划的制定。
应该以相关的研究机关为载体，拟定屯堡文化的研究规划。制定短期、中期和长期的研究计划，形成系列研究，延展屯堡研究深度、广度。通过国家、省级和地方课题和项目整合资源，促进屯堡文化的研究。派出研究人员到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进行交流学习，参加学术会议，开阔视野，拓展学术研究社会资源，引入新的理论与方法，并邀请相关专家到贵州进行讲学、研究，促进屯堡文化研究。
第三、加强基础资料的搜集与整理。
由于屯堡史料的缺失和屯堡文化事像的不断消亡，非常有必要通过对屯堡人独特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行进考察，不仅用文字来记录屯堡人的文化，还要运用现代科学技术，采用摄影、录像、录音等方式，对屯堡文化的物质文化、精神文化、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等层面的文化资源进行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进行深描式的民族志考察和研究，向人们展示屯堡人的方方面面，为屯堡人的研究提供最扎实的第一手资料。
第四、加强屯堡文化研究的现实关怀
屯堡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作用、意义以及屯堡文化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的存在方式等是屯堡研究更应该关注的问题。如屯堡文化作为地域文化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屯堡文化在乡村旅游开发中的作用；屯堡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屯堡文化作为本土文化教材在普及学生的地方文化知识、研究性学习方法培养学生的家园意识、乡土情节，建构学生的精神家园等方面才作用等。
（本文发表于《贵州民族研究》2009年4月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