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弘扬儒学的理学大师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晦翁、考亭先生等，徽州婺源（今属江西婺源）人，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孔子、孟子以来最杰出的弘扬儒学的大师，世称朱子。
朱熹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庭之中。
他的父亲朱松早年曾受业于理学大师程顺、程颐的再传弟子。
父亲除了精心钻研儒家经典之外，一有闲暇便亲自教朱熹读书，朱熹从小接受的就是儒家式的教育。
朱熹的父亲虽然是儒家的信徒，但他一向兴趣广泛，对于当时社会上广泛流行的道家及佛学的思想并不一概排斥。
这种包容、平和的态度直接影响着少年朱熹。
在父亲的影响下，朱熹的兴趣也十分广泛，他除了熟读儒家经典之外，也广泛阅读了大量道家及佛家的思想典籍。
朱熹自幼悟性极高，加之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了那么多典籍，学问进步很快。
可是，当他14岁时，父亲突然去世，他不仅失去了慈父，成了孤儿，而且失去了一位良师，朱熹心中悲痛万分。
父亲死后，朱熹虽曾按照父亲的遗愿师事胡宪、刘勉之及刘之翚三人，但大部分时间还是在自学中度过。
朱熹读书十分刻苦用心，他总是力图用心去体会圣人所讲的道理。
其他同龄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背诵就已十分满足了，而朱熹则要求自己一句句地领会书中的道理。
他时常为一句话所困扰，食不甘味，夜不安寝。
而每当他领会了书中的道理，便高兴得手舞足蹈。
他自己回忆幼时读《中庸》的情景：当他读到“人一己百，人十己千”一章时，觉得吕与叔解释此段的含义十分精彩，高兴得几乎跳起来，并工工整整地将其抄录下来作为警励自己奋发的座右铭。
由于朱熹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所以他读书比常人更加辛苦。
他曾经回忆说：“我小的时候，读《四书》十分辛苦。
早年读《大学》《中庸》时，每天早晨起床后，必先诵读十遍。
在此基础上，再逐字逐句研究书中的意思，读《孟子》亦如此，开始时逐字逐句地读，后来便前后连接，首尾贯通。
”朱熹读书不仅肯下功夫，而且还善于总结学习方法。
他好博览但从不贪多、贪快。
他认为，不明白道理，书读的再多也没有用处。
他说早年他读《周礼》时，早就听人说，《周礼》的每一句话都好象是从圣人心中自然流出。
但经过多年的研读、揣摩，他才最终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说，这就好比前日只听人说盐是咸的，糖是甜的，今日亲自尝到了，才知盐是真的咸，糖是真的甜。
朱熹还形象地把读书比作射箭，初次练习时，只要射到靶子上就可以了，但反复练习，最终就要射中靶心，否则就不算学会了射箭。
读书的最终目的就在于弄懂书中的义理，并且照着这些义理去做人、为人。
他说：“我十七八岁时读《孟子》，至二十岁，只逐句去理会，更不通透。
二十岁以后，才知道不能这样读书。
书中的许多长段都是首尾相接、脉络相通的，若只逐句理会，便不能前后贯通。
只有将大段的文字综合起来理解，才能读到书的真谛。
”又说：“我从二十岁时起，看书便看那里面的道理。
我曾经读《论语》，起初将红笔抹出，后又用青笔抹出，又用黄笔抹出，三四番后，又用墨笔抹出，为的是寻找书中的精义。
”朱熹读书十分讲究次第方法，他自己回忆说：“我旧日读书，当读《论语》时，不知有《孟子》。
读《论语》的‘学而’第一时，不知有‘为政’第二。
今日看此段，明日更且看此一段。
看来看去，直待无可看，方换一段看。
如此看久，自然洞贯，至此方觉心安。
”由此足以看出，朱熹不仅喜欢读书，而且会读书。
朱熹早年广泛阅览群书，为日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如果没有这个“博学”的时期，或许他日后的“专思”就不会结出那样丰硕的成果。
19岁时，朱熹一举考中进士，并很快得到了官职。
但在他看来，做官如同服劳役，十分枯燥无味。
在处理公务之余，朱熹仍坚持研究儒学及佛家、道家之学。
朱熹是一个十分善于独立思考的人，他从不满足于只听别人讲道理，而是执著地到古代各家各派的思想典籍中去寻找，体味道理，直到对书中的义理完全心领神会，才觉得心安理得。
这种读书、做学问的态度一直伴随了朱熹一生。
其实，任何一个能够建立博大精深的思想体系的思想家都具有这样的态度。
独立思考是思想家必须具备的优秀品质，我们的民族养育了无数具有这种优秀品质的思想家，而他们的聪明才智又在不断地充实、创造着我们民族的文化。
朱熹早年兴趣广泛，用他自己的话说，早年什么都学。
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事事要学。
但有一天，朱熹忽然想到，“且慢。
我只有一个身体，如何兼得许多？”从此以后，他便促使自己在这个广泛的爱好中作一抉择。
大概在朱熹24岁时，他第一次去拜见李侗。
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次真正转折。
李侗与朱熹的父亲朱松早年一同师事罗豫章，二人既是同门弟子，也是同道好友。
唯一不同的是，朱熹的父亲既信儒家，又好佛、老，而李侗则是地道的儒家信徒，对佛、老持坚决排斥态度。
因此，朱熹第一次拜见李侗，可说是高兴而来，败兴而归。
当朱熹兴冲冲地把自己幼年时代既喜儒学又好佛、老的经历及体会讲给李侗听时，不但没有得到李侗的赞许，反而受到了非常严肃的批评。
李侗毫不客气地指出，朱熹的错误就在于混淆了儒学与佛、老的界限，因而无法把握儒学的真谛。
李侗耐心劝导朱熹放弃佛、老之学，专心钻研儒家圣贤之学。
尽管朱熹对李侗的教诲抱着一种存疑的态度，但李侗那种坚决崇信儒家而排斥佛、老的态度还是给他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
经过认真思考，他决定顺从李侗的意思，把禅暂时搁下，专心儒学。
由博学至专思，这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新境界。
朱熹一旦把心思集中在儒学研究上，自然会大有收获。
在随后的几年间，朱熹潜心钻研儒家经典，学问大有长进。
此时读圣贤之书，与少年时代相比又别有一番滋味。
用他自己的话说，“觉得圣贤言语渐渐有味”，于是也渐渐觉得李侗所说有道理。
几年以后，朱熹不远数百里徒步远行，再次拜见李侗。
此时，二人切磋学问便格外投机。
李侗对朱熹的才学十分赏识，认为只要照着目前认定的路走下去，将来定能成大器。
经过多年的独立思考，朱熹在儒学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
越深入钻研儒家经典，越觉得儒学的义理深奥恢弘。
于是，他决定花大力气为儒家的几部主要经典作注解。
朱熹一生著作极多。
在他众多的著述中，《四书章句集注》费时最久、用力最多。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四书章句集注》的每一段文字、每一句注解都是朱熹多年独立思考的结果，是他心血与汗水的结晶。
他用自己的生命为儒家的四部重要经典作了精辟的注解。
朱熹63岁的时候，曾对着镜子给自己画了个像，并在像的右边题词曰：“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意焉，而力莫能与也。
”他要置身于礼法之场，倾心于仁义之中，以实现儒家的政治理想为其终生的奋斗目标。
朱熹一生以继承孔孟之道为己任。
他说：“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孔子后若无个孟子也未有分晓，孟子后数千载乃始得程先生兄弟发明此理。
”朱熹十分欣赏唐代韩愈的“道统”说，认为孔孟之后，自己应义不容辞地继承儒家道统，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弘扬、发展儒家道统。
朱熹生活的时代，封建社会已由前期转向后期，经济、政治等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当时，旧有的神学化的儒学已不能完全适应封建社会的需要，而自隋唐以来广泛传播的佛学及道家的思想也不能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
因此，那是一个需要儒学而又要改造儒学的时代。
北宋仁宗时，周敦颐以儒家思想为主，吸收佛、道思想，提出了以“无极”为世界本原的宇宙生成思想和以“诚”为最高理想的人生观，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
其后，周敦颐的弟子程颢、程颐兄弟以儒学为基础，进一步吸收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构造了以“理”为主要范畴的哲学体系。
至此，一个以人性和天道为核心内容，以理、气、心性为主要范畴，融合儒、道、佛三家思想的“理学”体系便初步形成了。
朱熹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兼容佛学思想，尤其是吸收了佛学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思想，构造了一个庞大的理学唯心主义体系。
这一体系包括以理为主，理气结合的“天理”论；“格物致知”“知先行后”的认识论；理欲之辩的人性论和修养学说；以及唯心主义的辩证法和历史观等。
朱熹集中了理学的成就，使理学更加精密，更加系统化，从而也使先秦以来的儒家学说具备了一个更加完备的理论形态，所以人们称他为“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哲学思想是儒家学说在封建社会后期发展的最高峰，同时也是封建社会后期唯心主义哲学发展的顶峰。
朱熹一生除潜心钻研学问外，还热心于教育事业。
早年任同安县主簿时，朱熹就曾主建经史阁，将书籍放在经史阁中，使学者得以观览。
朱熹投身于教育活动，达40年之久。
据粗略统计，朱熹的门人有467人，私淑弟子21人，而受其学风与教风影响慕名前往求教者则数以千计。
朱熹用平生的精力和心血建立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理学思想体系，并用极大的热情兴办学院，传播理学。
朱熹认为当时的官学成了科举的附庸，禁锢了人们的思想，窒息了学术自由和学术争鸣的空气，结果只能培养出一批又一批追逐名利的势利之徒。
因此，他决心兴建学院，作为培养人才研讨学术的场所。
他先后亲自创建了云谷、寒泉、武夷等书院或精舍，重修了白鹿洞书院和岳麓书院。
朱熹亲自制定书院院规，并亲任教职。
还时常邀请著名学者来书院讲学，切磋学术，这在中国教育史上是空前的盛事。
朱熹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对儒家道统的极大热情，一生勤奋钻研，勤于思考，终于使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在千年以后得以发扬光大。
朱熹对于儒学的贡献功不可没，对于中国文化的贡献亦功不可没。
清代著名经学家、史学家全祖望曾这样赞誉朱熹的理学体系：“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
”朱熹所创立的理学对当时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后来他的学说逐渐被传播到海外，对世界文化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蔡元培先生曾把朱熹比做孔子，认为朱熹和孔子一样，都是中华民族道德的集大成者。
朱熹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一笔丰厚的思想文化遗产，而且他生命不息、为学不止的精神，永远是后人学习的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