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社会服务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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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NGO参与社会服务的经验与启示肖莎[摘要] NGO是香港提供社会服务的主力,政府购买机制是NGO操作社会服务项目的主要方式,依托于NGO的训练有素的社工和义工则是对社会服务事业的有效支撑。
从香港的经验看,在某些社会服务的提供中引入政府购买机制更有利于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
要真正实现社会管理的创新,最重要的是规范政府、商界、NGO三者在社会服务供给中的职责,扩大社会服务的市场化、社会化运作空间,构建政府、NGO、商界以及公民个体均参与的社会服务多方合作模式。
[关键词] NGO;社会服务;香港; 政府购买;社会管理[基金项目] 本文为东华大学2012年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政社合作模式下社区社会组织的运作逻辑”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肖莎,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东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一、香港NGO与社会服务的共生发展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之地,华人传统的慈善观念源远流长,同时又受到西方基督教文化和管理模式的影响,NGO发育较典型。
二战后到20世纪60年代初,大量人口涌入香港,大规模救济工作变得刻不容缓,此阶段的社会服务主要依靠宗教团体和慈善团体这类NGO的运作,如街坊福利会(kai-fong welfare associations)得到很大发展,其中心工作是开办义学、赠医施药、派发衣食。
政府在社会服务方面的责任,除最基本的实物救济外,重点是感化服务、领养服务及保障妇孺工作。
20世纪70年代以后,除了贫困问题,移民的归属感问题、安老、青少年活动参与等问题在社会发展中逐渐显露,社会产生不稳定因素。
认识到单靠政府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政府逐步增加对NGO的利用以及资助,香港社会服务事业因此得到迅速发展。
社会服务主要由NGO提供,但由政府提供大部分经费来源。
根据香港社会服务联会①的调查,1973、1974 年度,接受调查的32间志愿机构中,海外捐款减至总收入的14%,政府的补助所占的比例增至43%[1]。
国际及地区事务
社联一直以来致力透过多种渠道发展国际交流,并不断积极加强本地机构与海外组织的联系,其中一项是向政府、香港赛马会及香港公益金争取财政支持,组织会员机构同工赴海外参与国际会议及考察团,从而汲取外国的社会福利发展经验。
同时,社联亦经常安排海外同工参观本港的社会福利机构和设施,以及在香港主办世界性及地区性的国际社会福利会议。
为了促进香港在国际社会福利界的积极参与,社联早于一九五二年已加入成为国际社会福利联会的会员。
其后,社联又加入不少国际社会福利组织成为会员。
社联积极参与这些组织在世界各地举办的国际会议,并在会议上发表报告、介绍香港的发展情况,并协助推动这些组织的计划及工作,更加入部分国际组织的执行委员会及领导层,为这些组织的工作及发展作出贡献。
近年频繁的中港交流,证明香港社会服务界是中国专业知识宝库的重要一环,社联正透过一系列的亘动活动及培训项目,继续担当中国社会福利机构及相关政府部门与香港社福界联系的第一个接触点。
社联现为下列国际社会福利组织的成员:
▪亚洲弱智人士服务联会
▪亚洲可持续发展投资协会
▪亚洲区基金会及民间组织议会
▪国际展能协会
▪国际社会福利联会
▪国际防止药物及物质滥用非政府机构联会
▪国际安老联会
▪国际复康总会
▪CIVICUS公民参与世界联盟
更新日期:2009年6月社联国际联系。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政府資助志願機構家庭服務中心」
2002年8月
香港北角英皇道668號健
康第二期地下高層
九龍紅磡邨紅暉樓地下
黃大仙竹園北蕙園樓地下107-108室
九龍觀塘翠屏(北)翠樟樓M2層
社會福利署
「家庭服務中心」
2002年8月
社會福利署
魚涌家庭服務中心
秀茂坪(一)秀明樓地下121-126室
將軍澳寶林寶寧樓301-303室
慈雲山慈正正暉樓地下2室
黃大仙下龍達樓地下105-108室
深水區社會福利署
深水家庭服務中心
深水長沙灣道202-204號瑞星大廈6字樓
深水南昌南昌社區中心高座地下
青衣長安安洋樓A翼地下123室。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對檢討綜援及社會福利金的意見1. 有效及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為社會上未能自給自足的弱勢社群提供基本生活保障,使他們不會因為赤貧而三餐不繼、居無定所,是一個仁愛及公義的社會對每一個成員的基本承擔,對於保持社會穩定亦有積極的作用。
2. 我們建議政府設立一個有代表性的委員會對綜援進行全面檢討,以達到下列目標:2.1 維持綜援作為安全網的功能,協助有需要的受助人維持基本生活需要,包括:食物、衣履、交通、教育等。
2.2 設立一個合理、科學化及持之以恆的機制,以制定及按年調整綜援水平,達致2.1段的功能,及避免每次檢討採用不同方法,引起不必要的社會矛盾。
2.3 研究為不同需要的人士提供不同但適切其需要的援助,例如:2.3.1 為七成的年老及殘疾綜援個案提供長期及持續的經濟及社區支援;2.3.2 加強為失業及單親綜援個案提供促進就業及照顧兒童的措施,並鼓勵互助,令綜援發揮「跳板」的作用,協助綜援人士返回勞動力市場。
2.3.3 為低收入家庭提供多渠道的援助,同時減低市民對綜援的需求。
有關檢討應具透明度,政府並應諮詢市民及相關團體,以取得社會共識。
3. 我們認同社會上每一個組群均應按能力對社會及政府作出承擔,政府現時制訂有關消減財赤的措施時,亦應考慮市民的能力,達到公平、公正的原則,確保綜援繼續為受助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
我們認為政府應在六個月內盡快完成「基本生活需要預算」,作為客觀訂定綜援水平的基礎,並且在重新確定每年調整機制以後按通脹或通縮調整綜援金額,維持購買力。
我們作出這個建議,因為:3.1 政府在1999年在沒有跟隨「社會保障援助物價指數」調整機制的情況下,削減多項特別津貼及三人或以上綜援家庭一至兩成標準金額,已破壞原有調整綜援的機制。
3.2 過去七年市民的開支模式有很大改變,政府在1996年制訂的「基本生活需要預算」現時並不合用。
3.3 政府現時提出綜援有11.1%的削減空間,不但沒有計算上一次削減綜援,亦忽略這是由於97至99年間高估通脹及99年後通縮所造成的累積差距,若一次過削減綜援標準金額11.1%,將大大影響本來已經捉襟見肘的綜援家庭,而且受影響的大部分均為老弱傷殘人士及兒童。
88HK&MACAO 港澳文/ 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 总干事 杨建霞公益业务及资源拓展总监 徐英贤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创新公益新发展根据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尤努斯教授,公益业务(Social Business)泛指不同的社会企业及自负盈亏服务,其特点不在于只谋求最大的企业盈利,而是如何用一个商业模式来解决社会问题,以达到某方面的社会目标为大前提。
近十年间,香港开始出现很多不同类型的公益业务项目。
香港社会服务联会指出:全港共有400多间社会企业,它们一直根据社会的变迁而与时并进,由早期主要经营手工艺零售、庇护工场工业、二手回收,发展至今天有餐饮业、专业个人护理,高增值环保产品及服务等各行各业,百花齐放。
“健康长者农场”推动长者实践绿色生活香港基督教女青年会(以下简称“女青”)上图/ Y- Care 青健坊. All Rights Reserved.89 MARCH 03一直着重公益业务的发展,首个公益业务项目“健康长者农场”于2002年已经成立,当时是一项既创新又有意思的社会企业意念。
计划的源起是组织一群热爱有机耕种的长者,发展其农耕专长,建立一个由长者管理和运作的有机农场。
健康长者农场位于粉岭丹竹坑,占地约30,000平方英尺,由长者义工担任导师,传授农耕心得,亦透过农耕体验及田园活动,向社会人士推广环保健康生活教育。
农场的营运经费来源,分别来自筹募、提供各种田园及展外收费服务和售卖农产品等。
农场招募约130名来自香港各区退休人士加入成为常驻义工,每年接待数以百计的本地及海外团体和私营企业,触动约5000游览者的心灵。
农场的规划、创新服务及持续发展,点点滴滴均满载了长者的丰盛人生经验,成为智慧荟萃园地。
“大澳文化生态游”体验乡情,推动发展女青另一项极具本土特色的公益业务项目是“大澳文化生态游”。
这一社会企业于2007年成立,让当地小区居民善于用自己熟悉的技能,转型为大澳文化生态导赏员。
如大澳特产制作工作坊和虾艇网鱼等的导师,让每年平均8000人次的社会大众认识及欣赏大澳文化及生态之余,同时为当区居民,尤其是长者、妇女及青年创造就业机会,并推动大澳小区的可持续发展。
香港慈善事业发展特点及其启示日前,笔者因为参与《宁波市慈善事业促进条例》的立法调研,和调研组的同志一起赴香港进行慈善工作调研。
我们实地考察了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香港立法会、香港保良局,听取了三家单位有关情况的介绍,并与他们进行了交流互动,初步了解了香港慈善事业发展的情况。
一、香港慈善事业发展的主要特点香港的慈善文化历史悠久,已经融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已根植成为主流的社会核心价值。
香港慈善事业发展中有许多特点,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一)“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模式,为慈善事业发展创造了发展空间。
香港的社会管理是典型的“小政府,大社会”模式。
目前,香港有大约700万的人口,但是,香港政府只有3个司(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12个局和61个政府部门,而且没有二级政府。
另外,香港有18个区,是地方行政区域,但没有区域政府,只有区议会和地区管理委员会。
那么,这么精简的政府,是如何来实施管理的?香港政府成功的经验是让大量的非政府组织来共同参与社会管理,政府把那些可以让非政府组织来承担的社会服务性工作,让包括慈善组织在内的非政府组织来承担。
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的王主任告诉我们,在香港,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都不是政府独揽的,已形成多主体、多元参与的局面,非政府组织在香港社会生活中充当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在香港,将近有90%的社会福利服务,是由非政府机构承包的。
这些服务涉及市民生活的每一层面,对象从老年、中年、青年至孩童;从妇女、残障到复康人士,极其广泛。
香港政府的这一做法,给香港的慈善组织发展创造了很大的空间。
以我们考察的香港社会服务联合会和保良局为例,香港社联共有350个左右的会员,遍布香港3000多个服务单位,雇用的员工超过四万人,受惠人次约5700万;保良局共有超过200个服务单位,提供社会福利、教育、康乐及文化服务,每年受惠人次接近40万。
(二)政府有效地监督管理,为慈善事业健康发展把握了方向。
香港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及其启示第一篇:香港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及其启示香港社会组织发展经验及其启示一、香港社会组织的发展历史香港的社会组织发源于慈善救济工作。
早在19世纪中后期,除了政府对穷困人群开展救济以外,香港还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传统形式的慈善团体,如东华三院、仁爱堂等,这些自发的非政府机构虽然未经政府注册成立,但在开展接济穷人、为病人看病等工作上发挥着很大作用。
上世纪40至50年代,大量难民涌入香港,加上1953年圣诞夜一场大火,九龙石硖尾的整片木屋烧成灰烬,一夜之间徒增了5万多名无家可归的居民,使本来难民充塞的城市雪上加霜。
在这危困之际,政府及上述非政府机构对难民施予援手之外,基督教组织乘机而入,纷纷出面救济难民,为难民搭建屋棚、发放救济款以及食品和衣物等,催生了一批又一批民间社会组织,整个香港呈现出政府和非政府机构分别开展救济工作的局面。
上世纪60、70年代后,香港社会组织开始朝专业化、多元化方向发展。
非政府机构不仅仅单纯提供慈善救助服务,还派生出家庭服务、儿童照顾、青少年服务、长者服务、康复服务等内容。
政府开始资助志愿机构,实行“酌情津贴”制度,即政府只是视乎机构的其它资金来源状况,以弥补其不足之数。
上世纪80年代后,社会服务开始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轨道,社会组织发展随之转型,突出以服务为本位,注重对社会问题和需要的响应,以社会工作专业化为手段推进社会问题的解决。
政府对社会组织实行标准成本资助制度,即对社会组织的一切开支实报实销。
但是,由于这个制度一方面过于僵化及官僚,社会福利署要硬性规管资助机构的人手编制、薪酬水平及个别开支项目,另一方面又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
于是,香港2000年度决定推行新的资助模式,即“整笔拨款资助计划”——政府对社会组织的资助强调资源效益和效率评估,在此基础上,以员工薪级中位数及其他开支为基准核定金额,实行一次性整笔拨款,使受资助机构被赋予自由调配资源的弹性,以灵活回应服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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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會服務聯會有關政制發展綠皮書的意見書1.香港社會服務聯會(社聯) 分別在2004及05年就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向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政制發展專責小組提交意見書。
政府今年發表政制發展綠皮書諮詢社會各界的意見,社聯現就各項主要的議題作出回應如下:原則考慮2.社聯認為政制發展應附合「公義」、「普及」和「平等」的原則及確保弱勢社群不受歧視:2.1香港市民,不論性別、貧富、傷健、種族,均應享有相同的社會、經濟、政治及文化權利,這原則完全符合《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以及各項國際人權公約。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亦明文規定,香港最終應達至行政長官和全部立法會議員由普選產生。
2.2平等的政治權利可體現人人平等、互相尊重的現代文明社會價值,亦是促進社會融和的重要支柱。
基層市民及弱勢社群在社會及經濟層面處於不利及受到排斥,對政策的影響力微薄,缺乏參與機會。
平等的政治權利是保障基層及弱勢社群不受進一步歧視的基本原則,為他們提供一個合理機制,透過選舉代言人在某程度上影響政府施政。
現時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並未能體現「普及」和「平等」的原則。
3.基於以上考慮,以及參考基本法相關條文和有關「循序漸進」及「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原則,社聯支持香港以2012年為推行全民普選行政長官及全部立法會議員的目標。
對各方案的回應4.有關《行政長官普選模式》,社聯認為:4.1提名委員會的組成及人數– 應設立成員數目達1600人或以上的提名委員會,成員以現時選舉委員會四個界別為基礎,另平均地增加四個界別透過選舉產生的席位數目,以及加入所有經選舉產生的區議員。
4.2提名委員會的選民基礎– 擴大可以參與提名委員會選舉的選民基礎,將現時由團體作為投票單位的界別選舉,全部改為個人票,避免因少部分人成為多個團體的代表,而出現一人多票的情況。
4.3提名方式– 提名門檻不宜過高,亦不須要預定候選人數目或其他特別的提名規定,以鼓勵更多有志之士參選;因此,我們不建議增加提名人數,即維持由任何100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即可聯合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
新加坡、香港培育发展社会组织的启示作者/来源:汪文来社会组织指由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为满足社会需要或部分社会成员需要而设立的非营利性组织,主要包括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和基金会三种组织形式。
其称谓原来并不统一,有“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等,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我国学界逐渐形成共识,用“社会组织”来统一该称谓。
随着我国社会建设的突飞猛进,社会组织发展迅速。
截止2010年,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类社会组织已经达到44万个。
备案的城市街道社区群众性社会组织20多万个,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近几年平均增速在5%~10%之间。
加强社会组织立法,进一步促进社会组织发展的呼声也不断高涨。
作为亚洲社会组织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香港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的做法,给我们进一步完善社会组织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一、新加坡社会组织的培育与发展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多元宗教的国家,各类社会组织在聚合社会力量、促进社会和谐进步方面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作为强势政府,新加坡政府总的理念是,在保安和稳定及公众期望之间维持一个平衡点,容许民间团体生长,鼓励发展公民社会。
新加坡的社会组织大致可分四种类型:非法人和志愿组合团体;信托、慈善和基金会;非盈利目的公司(如公共担保责任有限公司);在特殊的非政府组织或非营利法律指导下建立或注册的实体。
新加坡每年新社团增长数较为稳定,2011年7月达到7300多个。
(一)普遍注册在新加坡,不同社会组织注册依据的法律并不完全相同,《互惠组织法》、《合作社法》、《慈善法》、《公司法》规范不同类型社会组织的注册,《社团法令与条令》是社团注册的最主要依据,该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未经登记的任何社团都被认定为非法社团。
”新加坡社会组织注册形式比较灵活,既可以注册为信托、慈善基金会、非盈利性的公司,也可以注册为社团。
注册程序分为自动注册与普通程序注册两种。
浅析香港非政府组织【摘要】:香港回归祖国以来,内陆与香港的经济、政治、文化、信息等各项联系均日益加深,香港作为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其相对成熟的非政府组织体系不断推动着大陆的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与完善,香港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模式对大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对香港的非政府组织有一个全面、客观、公正的了解。
本文立足于探究香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以求对大陆的非政府组织发展有所启示。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志愿工作社会服务一香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伴随着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爆发和社会危机的不断涌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市场和政府的局限性明显的被凸现出来,市场并不能为社会提供所需的各种产品和服务,而政府也不能不顾效益和成本的承担公共产品的生产和服务,这就为非政府组织的出现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香港作为英国在远东地区的殖民地,早在 1843年就开始实行贸易自由港政策,此政策的颁布实施从此便将香港彻底纳入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当中,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香港经济进入蓬勃发展的十年,多元化的迅猛发展使香港一跃由传统的转口贸易型社会进入工业化社会,成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不容忽视的生力军。
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其各项配套事业的发展也迅速扩展开来,当中就包括非政府组织的大量涌现和不断发展。
因此,不断发展的经济是香港非政府组织发展的主要推动力。
香港长期处于英国的统治之下,深受西方文明的影响,经济的繁荣催生了香港多元文化的社会结构,伴随着全球化步伐形成的稳定的社会结构为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同时,香港政府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下不断地创新社会管理方式,创造有序文明的政治环境也为香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机会。
因此可以说,相对成熟的公民社会的形成为香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香港非政府组织发展简析香港作为自由贸易港的地位决定了香港的发展模式深受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也不例外。
香港社团等级制度
香港社团等级制度是指由香港社团及服务联会(香港社团及服务联会)设定的一套社团等级制度,旨在通过对社团的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进行评级,以提高社团的服务质量,更好地服务社会。
香港社团等级制度分为五个等级,分别为:A级、B级、C级、D级和E级。
A级是最高级别,表示社团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最高;E级是最低级别,表示社团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最低。
要获得不同等级的认证,社团必须满足一定的标准,包括:社团组织结构、公共政策和活动、经费管理、行政管理、社会服务等。
如果社团满足了这些标准,就可以获得不同等级的认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