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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论文：文学与翻译的文化转向随着全球化的加剧和交流的扩大，文学与翻译作为两种文化传承和互通的重要方式，也经历了一系列的转向与变化。
本文将就文学与翻译在文化转向中的发展进行探讨和分析。
一、文学的文化转向文学是一种反映人们思想、情感和生活的艺术形式，而文学的发展也伴随着文化的转向。
在中国的文学史中，曾经经历过“古今之变”、“诗赋之争”等多次转向。
而在当代，随着新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以下的特点和变化。
1. 多元化的文学风格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多元化的文学风格成为了当下的主流。
文学创作的风格和表达形式越来越多样化，不在局限于一种单一的创作风格。
比如，王小波的“黄金时代”、莫言的“丰乳肥臀”等文学作品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刻板印象，在文学创作中注入了新的元素和风格。
2. 新思想与人类关怀当代文学作家关注社会、关注人类情感和命运，注重思想表达和人类关怀。
从余华的《第七天》到莫言的《蛙》再到韩少功的《长恨歌》，现代文学作品呈现出更为深入的思想内涵，并充满了人文关怀的色彩。
3. “中国式文艺”成为时代诉求“中国式文艺”的概念，是近年来文艺界逐渐形成的一种新的标志。
它呈现出独特的中国文化和文化气质，表达着中国人民对于文化认同的需求。
二、翻译的文化转向翻译是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艺术形式，也承载了文化传承与互通的重要职能。
在当代，随着文化的多元化和时代的变革，翻译也呈现出以下的转向与变化。
1. 文化传递的重要作用随着全球化的推进，翻译在文化传递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
在全球化时代中，翻译成为文化传递、交流和融合的重要桥梁，在跨文化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2. 重视原文的细节与思想表达现代翻译呈现出高度细致、深入思考以及对原文作品的热爱和敬重。
翻译者不仅要求精通目标语言，也要对原著有深入的探究和理解。
比如，《红楼梦》英译本的翻译，要求对红楼梦的逐字逐句的掌握，并具备很强的翻译功底和文化素养。
066文学·艺术《名家名作》·翻译刘 怡20世纪70年代，翻译研究的地位还很低，被视作语言交流的工具，也注定了其历史地位是边缘化且不被重视的。
随着世界文明交汇的深入，学者们也将研究从表层的语言研究切入了更深层的文化意义。
20世纪70年代，霍姆斯在哥本哈根第三届国际应用语言学会议上正式将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提出，苏珊·巴斯内特开始主张从全新的文化历史视角来解读翻译。
作为翻译研究和比较文学研究领域的领跑者，苏珊·巴斯提出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文化研究的“翻译转向”概念，更提出了比较文学的死亡、提升翻译研究的地位等观点，引起学界热议。
埃文·佐哈提出的“多元系统论”更是为翻译研究开辟了新方向，引发了翻译研究与文化的研究热潮。
随着世界文明的交汇与研究的深入，比较文学研究和翻译研究作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其相似的发展历程将二者导向愈发相同的方向，在国际文化大背景下衍生出了更宏观的文化意义。
一、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在历史上，翻译的地位一度被边缘化。
这与当时人们对翻译的认识有关，翻译被视作纯粹的交流工具，人们对翻译的研究也就停留在了纯粹的语言文字转化层面，以致其研究的重心始终放在诸如翻译技巧、标准等问题上。
20世纪50年代以后，以卡特福特、尤金·奈达为首的语言学家开始从理论角度探讨翻译研究，唤醒了学界对翻译研究理论意识的重视。
但语言学家们对翻译研究的重点仍然没有完全跳出传统研究的圈子，将“对等”作为翻译的追求，无法真正承担“文化转向”的历史任务。
翻译研究中出现的“文化转向”在历史上也是有据可循的。
19世纪初，施莱尔马赫在《论翻译的方法》中就提到了说话人与语言之间存在的双重关系，而不是仅仅局限于文字层面了。
他提出，每一个人都受到语言的制约，个人的言行和思维方式一定是语言环境的产物，超出语言范围之外的东西是说话人无法触及的领域。
反观之，人作为思想自由的独立个体，也是语言的创造者，并且语言作为人类智慧的产物，也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古希腊语言学发展为当代的乔姆斯基转换生成语言学。
“文化转向”视阈下意象汉译的主体审美介入一、引言90年代中期以后至今，翻译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
在这一时期，翻译研究跳出了“单纯从语言转换层面看翻译问题的视角，让我们看到了译者在进行翻译时与译者所处的时代、文化语境之间的密切关系。
”（2006：3）文化转向之后，译学研究开始从文本内转向了文本外，将话语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局面，出现了文化学派、诠释学派和目的论派等多种学派。
这一时期的译学研究摒弃了传统翻译理论的作者中心论和原著中心论，“而直接将译者推向了翻译活动的前台，译者的经验、意向、情感、动机等前理解因素均受到关注，给予作译者以充分的自由和无限的权利，对其能动性、创造性给予了充分肯定。
”（2009：86）二、《哈姆莱特》意象汉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发挥翻译是一种社会实践活动，它绝不是发生在真空当中，不可能独立于特定的文化背景而存在。
因此，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不仅会受到来自文本本身的制约，还会受到许多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
另一方面，诚如郭沫若先生所说，“翻译是一种创造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
”（2004：184）因此，译者又必须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适应文化的要求，适应特定文化中不同群体的要求，克服文化和语言上的重重障碍，采取适当的翻译策略，圆满完成翻译任务。
以下三例就是很好的说明：And duller should thou be than the fat weedThat roots itself in ease on Lethe wharf，Would thou not stir in this. （第一幕，第五场）译文：要是你听见了这种事情而漠然无动于衷，那你除非比舒散在忘河之滨的蔓草还要冥顽不灵。
在这个例子中，出现了意象Lethe。
希腊神话中Lethe是阴府中河流之一，饮之则忘前生之事。
其河畔之草喻为最浑噩无知之物。
译者朱生豪在考虑到汉语读者或许对Lethe这个意象感到晦涩，不知晓其背后的文化内涵，因此，当中英两种文化之间发生冲突时，译者朱生豪对原文中Lethe 这个意向进行侵入，直接用“忘河”这个中国读者熟悉的意象来代替原文之“象”。
2018年10期总第398期ENGLISH ON CAMPUS翻译学中“文化转向”的前世今生文/吴际【摘要】纵观世界翻译研究的历史，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西方译界大多将翻译研究集中在文本层面，即原文与译文的研究，或译文如何忠实于原文。
到了70年代，西方出现了以伊万·左哈尔提出的多元系统理论等理论，将翻译研究提升至文本层面以上，这些学派首先承认了译文无法忠实于原文，认为翻译即背叛，从而将研究重点放在了这些背叛的原因、过程和结果上。
而后在90年代，巴斯内特和勒菲弗尔提出了“文化转向”的概念，既继承了多元系统理论的核心，又有其自身的特点。
“文化转向”的提出背后有着多种原因，在当代的表现形式也比较多样，然而其缺陷值得反思。
“文化转向”对未来的翻译研究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翻译理论；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作者简介】吴际(1994.7- )，男，汉族，黑龙江齐齐哈尔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现就读于天津财经大学人文学院，英语口译专业。
一、“文化转向”综述自20世纪50年代起，英国兴起了文化研究，很快便涉及到了各个领域，全球的翻译研究也逐渐深入到了文化层面。
70年代以色列学家伊万·左哈尔(Even Zohar)提出了多元系统理论(Polysystem Theory)，将翻译文学置于目标文化中历史、社会层面，脱离了对文本的单纯静态的研究。
而后图里(Toury)提出了描述性翻译研究(Descriptive Translation Studies)和翻译的行为规范，将文化研究更加深入地加入翻译研究。
在1990年，苏 姗·巴斯内特(Susan Bassnett)和勒菲弗尔(Lefevere)在其著作《翻译、历史和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中提出了“文化转向”(Cultural Turn)的概念，这一观点被认为是西方翻译理论研究的转折点。
该书的介绍中否定了翻译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这样的理论“have moved word to text as a unit, but not beyond”，同时也否定了“painstaking comparisons between originals and translations”，因为这样的比较并未将文本置于文化环境中。
文化转向视域下莫言小说英译研究——以《檀香刑》为例引言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仅为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提出的中国文学“走出去”带来启示，也为中国翻译研究现代化带来契机。
莫言小说不同语种的译本在文学界引起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其中，莫言小说的英译本在世界文学界影响最大，其他语种的许多译本都是由英译本转译的。
事实上，他的英译者葛浩文，不仅对莫言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还向瑞典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推荐莫言。
可以说，莫言的获奖离不开葛浩文多年来对莫言小说的翻译和推广，他也因此被媒体称为“莫言唯一首席接生婆”。
在葛浩文翻译的莫言小说顺利进入到世界文学领域并使中国文学成功地“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内翻译界的学者也意识到译作要符合目标语国家的语言、文化和读者欣赏标准，源于国家的文学作品才能够真正融入目标语国家，丰富目标语国家的文学宝库。
在葛浩文翻译莫言小说进入世界文学领域和中国文学成功“走出去”的过程中，国内翻译领域的学者也意识到翻译必须符合目标国的语言习惯、标准，文化环境和读者欣赏标准，由此，源语言的文学作品才能真正地融入目标语国家，为目标语言国家的文学发展添砖加瓦。
1 文献综述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便引起了世界性的反响，开始出现了一股强有力的“莫言热”。
之后莫言的其他著名小说也获得了关注，2008年，美国著名学者Paola·Lovene发表的Fast forward：the iscourse of avant-gradei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documentary film,1956-2004，第二章对莫言进行了具有代表性的解读，其中重点分析了莫言的《酒国》，他论证了《酒国》这部小说中的自反性叙述，认为叙述的嵌入式结构正是“文学是一种沉溺的形式”的体现(Lovene，2008:180)。
在国内也有许多学者对莫言的作品进行研究。
早期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在1985年发表在中国作家期刊上，并一举成名，从这以后，学术界便开始了对莫言小说作品的一系列研究。
浅谈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摘要：五四时期作为一个特殊而典型的时期，其文学翻译也有一定的特殊性。
本文旨在通过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文学翻译选材和翻译主体的构成和姿态三个方面浅谈五四时期翻译的特点。
认为五四时期的文学翻译在中国翻译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翻译选材；翻译主体abstract：as a typical period，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is also special in the period of may 4 th .this article is to talk about the characters of 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through the era，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and the composing & attitude of literary translation main body.in the author’s opinion，the literary translation of the period of may 4 th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key words：the period of may 4 th ；literary translation ；the selection of subject matters ；main body；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2）08-0000-02一、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时代性中国翻译从佛经到科技著作再到文学作品，翻译的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迁；从“案本而传”到“忠实”、“对等”再到“文化转向”，翻译标准的重心也多次演变。
无论是翻译的文本还是评判的标准都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翻译的时代性也因此而得以突显。
《长江丛刊·理论研究》2017.02翻译的文化转向辩析——以鲁迅的翻译文化观为例芦亚林【摘 要】“文化转向”是翻译研究的一个新的切入点，不能代表翻译的全部，但是在最近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翻译活动不得不受文化影响。
所以，翻译研究和文化研究出现了一种重合。
虽然，翻译的“文化转向”的理论出现于鲁迅时代之后，但翻译中的文化观早在学者翻译介绍外文作品中形成了。
研究鲁迅的翻译文化观和翻译的“文化转向”可以解释我国一些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形成的翻译文化观念。
【关键词】翻译研究 文化转向 鲁迅 文化翻译观一、翻译研究“文化转向”的内涵和发展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开始于文化研究领域中对文化研究的思考。
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文化研究的走向逐渐向大众文化发展，而文化研究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从文化主义阶段，到结构主义阶段再到后结构主义阶段，不同的文化研究发展阶段依次从研究单一文化到文化霸权再到文化多元性研究，文化研究学科也越来越朝着更开放的方向行走（曾，2006：3）。
文化研究没有清晰的学科界限，尤其是在全球化浪潮汹涌的时代下，文化研究变得国际性。
正因为文化研究的无边性，翻译研究作为边际学科逐渐因为文化研究的扩大得到了发展。
在“文化转向”口号提出来之前翻译研究学者也在关注翻译研究中的文化因素。
埃文·左哈尔（Even Zohar）作为多元系统（polysystem）的代表人物，提出一个民族的文学的文化地位决定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译者的翻译策略（陶，2006：5）。
后来多元理论由图里（Toury）和赫曼斯（Hermans）得到了发展，但是多元理论对文化与翻译的关系阐述还比较温和。
巴斯奈特等提出的翻译“文化转向”具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后来学者在“文化转向”的理论发展上也提出了文化研究也应有“翻译转向”（曾，2006：3）。
总之，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是在文化研究的不断发展上提出来的，随着文化研究越来越朝着多元研究的方向发展，翻译研究也同文化研究越来越有着相同的研究话题并且互相影响着各自理论的发展。
简析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作者：朱慧超来源：《文教资料》2017年第09期摘要：文化转向是当代西方翻译理论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本文试从内部诱因和外部推动力两方面探讨文化转向产生的动因，阐述文化转向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
对文化转向进行简单的论述，目的是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关键词：文化转向文化学派翻译研究一、引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想交织激荡、“百家争鸣”，呈现出一派多元化景象。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化转向”应运而生，为桎梏已久的翻译研究带来曙光。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和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在《翻译、历史与文化》（Translation，History and Culture： A Sourcebook）一书中正式提出“文化转向”以来，这一理论就如洪流一般席卷了整个翻译研究领域，影响至今。
许多专家学者对文化转向智者见智、各抒己见。
基于这种认识，本文试图对翻译学中的“文化转向”进行简述，以期为国内的相关研究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文化转向”兴起的动因“文化转向”蔚然成风，不仅仅是因为它凭借自身的优势突破了先前理论的禁锢，更离不开文化转向及文化学派外部因素的影响。
因此，可以说“文化转向”这一趋势是在内外力因素共同作用下产生的。
（一）内部诱因“文化转向”的内部推动力主要来源于文化学派的一些积极主张，他们大力倡导将翻译研究的关注点从文本自身转移到文本以外的文化语境上，反对翻译是一种简单式的语言转换，并且极力改变翻译在文艺学中的附属地位，积极推动翻译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翻译地位的改变西方翻译理论在二十世纪之前一直被认为是文艺学的“附庸”，在这种背景下，翻译仅仅被视为是一门艺术，强调译者对原文的创造性再现，甚至被认为是比较文学的一个分支。
直到1971年，霍尔姆斯在《翻译学的名与实》（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书中对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研究领域的学科性质、研究范围、学科结构等提出了独到见解，并首次将翻译研究命名为“Translation Studies”，此后，翻译学就开始转变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翻译学的名与实》被视为翻译学科的独立宣言。
文化转向角度下的英诗汉译研究摘要本文从文化研究的角度出发，对美国诗人朗费罗《人生礼赞》的两个不同译本进行分析比较，包括译文和译者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理想，译本与原本的出入所在，以及这一改写模式的理论依据。
从而说明，翻译研究与译入语的文化及时代特征密切相关，一部翻译作品是一座桥梁，在传递异域文化的同时，也凸显译者和译入语的文化氛围和理想。
关键词：翻译研究文化转向亨利·朗费罗《人生礼赞》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引言在全球化进程的今天，翻译已经成为不同国家不同语言间交流与传播的必要手段。
翻译传递的不单单是纯粹的语言文字的形式转换，更是异质文化的交流与沟通。
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不同文化的融合程度。
西方的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发展历程，据文字记载已有两千多年历史，但一直到1976年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明确提出翻译研究（translation study），这一命题才真正明确翻译研究是一门独立的学科。
当代西方翻译研究，不再局限于翻译文本本身的研究，而是从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角度来研究翻译问题。
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和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e lefevere）把目光投射到译作的发起者、翻译文本的操作者和接受者身上。
他们借鉴了接受美学、读者反应等理论，跳出了对译文与原文之间一般字面上忠实与否问题的考察，而注意到译作在新的文化语境里的传播与接受、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传递行为的最终目的和效果，以及译者在这整个的翻译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使得翻译研究领域有了长足的进展。
亨利·朗费罗（1807-1882）是美国19世纪著名的诗人和作家。
三十六岁时已声名鹊起，随后出版的诗集更使他在英语诗歌世界的地位仅仅次于大洋彼岸的丁尼生（tennyson）。
他的诗歌在美国广为传诵，在欧洲备受赞赏。
去世后，他的雕像被放在象征作家最高荣誉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诗人角，他也是迄今为止唯一有此殊荣的美国诗人。
收稿日期：2011－06－15作者简介：刘云，女，1978年生，安徽淮北人，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编辑，武汉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文化转向”后的中国翻译文学史书写刘云（安徽大学学报编辑部，安徽合肥230039）摘要：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与原创文学相同的地位。
翻译文学对民族文学与文化的建构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对翻译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也产生重要影响。
中国当代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受国际翻译学界“文化转向”的影响，对翻译文学的独特价值有了全新认识，他们从译者、译作、读者等几方面勾勒出翻译文学史的框架。
但是，我们要避免走入只重视文化、忽视语言的新的翻译文学研究误区。
关键词：文化转向翻译文学史中图分类号：I206．09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853（2011）04－105－06一、“文化转向”影响下对翻译文学的重新认识中国的翻译文学出现甚早，到19世纪末，出现了翻译文学的勃兴，此后的翻译文学一直在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建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作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跨民族、跨学科的特殊文学领域，翻译文学的价值和作用，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得到较为明确的体认，并在文学史中列专章予以说明和论述。
如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4月）、王哲甫《中国新文学运动史》（北平杰成印书局1933年9月）等。
中国新文学的前辈们对翻译文学的功能也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在他们看来，翻译文学不仅在文学观念、文艺思潮、文体建设等方面为中国新文学的发展提供营养，而且在中国新文化运动中承担着“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性的缺陷”之作用，翻译文学所负载的思想与观念在现代中国思想文化建设中扮演了非同寻常的角色。
新文学的先驱者们往往把翻译与创作看得同等重要，认为它也是中国新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
［1］经历了五四及三四十年代的高潮之后，中国翻译文学在20世纪50－70年代陷入低潮，不仅在文学史著述中不见踪影，对其价值的认识也一度与三四十年代相悖，退居到边缘地带。
直到80年代末期，在文学界“重写文学史”的运动中，翻译文学才再一次走进研究者的视野，重新受到关注。
这种关注首先表现在关于翻译文学的各种论争上。
最主要的就是关于翻译文学有无独立价值的论争，当时大部分学者都认为文学翻译只是把外国文学作品翻译成中文，实现了语言的转换而已，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
因此，翻译文学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原作品的价值是主，附着在原作上的翻译文学的价值是次。
基于这种认识，翻译文学也常常被等同于外国文学，其自身独立的价值没有得到应有的认识。
与这一问题紧密相关的，是翻译文学的国别归属问题。
由于翻译文学长期被等同于外国文学，自然不能被纳入本土文学的范畴。
20世纪80年代，国际翻译研究界对翻译中的文化问题的关注日益突出，开始把目光由翻译文本内5012011年12月第4期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Journal of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Dec．，2011No．4部的语言研究向外部扩展，与翻译活动相联系并发生互动的社会、历史、文化、民族心理等等因素都逐渐被纳入翻译研究的视野。
翻译文学作为一种跨语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学科的独特产品，成为异域与本土、作者与译者、原作与译作、历史与当下等等复杂因素互相碰撞的载体，在更为广阔的跨文化、跨学科的语境中被重新认识和研究。
在受到国际翻译理论界“文化转向”的影响之后，国内原有的翻译研究观念和理论在90年代不断受到质疑，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翻译文学国别属性的讨论。
以贾植芳、谢天振为代表的研究者认为，中国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将其纳入中国文学研究的整体格局中加以认识。
贾植芳在《中国现代文学总书目》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中国现代文学的历史，除理论批评外，就作家作品而言，应由诗歌、散文、小说、戏剧和翻译文学五个单元组成。
”同时，随着翻译文学的繁荣及其研究的展开，以及国外翻译研究理论的引进，人们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和功用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和深入。
首先，翻译文学不是原作的一种简单替代品，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类型，翻译文学也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具有独立于原作之外的独特审美价值。
好的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可以扩大原作的影响，能够使原作超越国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被接受与欣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可以使原本默默无闻的原作成为名著，赋予其新的生命。
其次，翻译文学在文学交流与文化建设中的巨大作用也开始得到人们的广泛认同。
谢天振自90年代以来陆续发表一系列论文，在理论上系统地对翻译文学的地位和归属展开研究。
他提出“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文学翻译是文学创作的一种形式”、“译作是文学作品的一种存在形式”、“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等一系列论断，使学界对翻译文学的价值和归属问题重新认识。
贾、谢的观点在学界引起较大反响，也引发了反对的声音。
施志元、刘耘华等学者撰文对上述观点表示不能认同。
［2］谢天振对这些反对观点也一一作了反驳。
王向远、葛中俊等学者在谢论的基础上，提出既承认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的组成部分，但同时要认识到翻译文学不同于本土文学的特殊所在，注意其相对独立性，不能将其完全等同于本土文学。
论争的过程就是认识不断被刷新的过程，通过90年代关于翻译文学的一系列争论，翻译文学的价值和归属问题也开始逐渐变得明朗，“翻译文学是中国文学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参与和影响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建设”这一论断也逐渐成为学界共识。
这在近几年所出版的几部重要的翻译文学史著作上都有明确体现。
如王向远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前言中，即开宗明义地提出：“中国的翻译文学既是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也是中国现代文学一个特殊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谢天振、査明建主编的《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1998－1949）》（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4）的“总论”部分，进一步细化了原来的观点：“文学翻译的选择是以民族文化、文学的发展为旨归，择取向度与文学的发展走向相契合，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历时性地构成同步对应关系，译作与创作相容而共生，异质而同构，共同构建了民族文学的时空。
”在孟昭毅、李载道主编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绪论”部分，编者也认为：“中国翻译文学是研究中外文学关系的媒介，它实际上已经属于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而又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具有异域色彩的中国各民族文学。
”而在2009年刚刚出版的由杨义主编、多位学者参与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则在封底上旗帜鲜明地表明“二十世纪中国翻译文学，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的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和现代性，以翻译为其重要标志，又以翻译为其由外而内的启发性动力。
”翻译文学的跨文化、跨学科性质及其在新时期文化建构中的作用被前所未有地突出。
谢天振在其2007年出版的《译介学导论》一书中重新对这一文化转向进行了全面和系统的介绍，重申了翻译文学的文化价值：“翻译不再被看作使一个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作用。
”［3］（P45）《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认为：“翻译借助异域文化的外因，又使其内渗而转化为自身文化的内因。
同时，翻译文学又提供了一种新的观世眼光和审美方式，催化着中国文学从传统的情态中脱胎而出，走向世界化和现代化，并充实、丰富了中国现代精神文化谱系。
百余年来的翻译文学乃重要的文化资源，借此可以研究二十世纪601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学和发展形态，研究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共同构建的多层次和互动性的文化时空。
文学史因翻译文学的介入而变得博大纷繁，从而具有文化论衡的精神史的性质。
”［4］注重从文化层面对翻译文学进行整体性的思考和研究，已经成为部分研究者们努力的方向，并且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显著成果。
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学术界对翻译文学的认识仿佛在几十年中绕了大大一个圈又回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个原点。
比如对于翻译文学与创作文学关系的认识，又比如翻译文学在民族心理、社会文化建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等等。
但这两个时期对翻译文学认识仍有差别。
三四十年代对于翻译文学是一种单向度的认知。
所谓单向度，是说当时的学者往往是从变革中国社会出发，出于功利目的把翻译文学当做一种变革社会的有效工具引进，注重的是翻译文学在改变中国文学、塑造中国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
翻译文学一度作为一种“政治工具”被重视，而文学作品的审美价值往往处于次要地位。
虽然当时把翻译与创作放在同等地位来看待，但实际上，翻译文学的独特性并未真正引起思考并落实到研究实践上，翻译文学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只是从属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产品，未真正获得独立价值。
这是其一。
其二，所谓的单向度还表现在，由创作文学、翻译家、翻译过程、翻译文学、本土文学与文化、读者等要素所构成的文学空间内，翻译家们往往只注意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关系，在翻译理论的建设上，也是偏重于翻译的内部规律研究，并没有将翻译文学与社会历史文化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及其发生机制进行深入系统的论述。
经历了50－70年代的消沉之后，随着八九十年代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当代学术界对于翻译文学的认识也不断得到拓展和深化。
这其中，对西方最新翻译理论尤其是对翻译的“文化转向”的引进和吸收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翻译学界也开始经历“文化转向”而出现了一批研究专著，如谢天振的《译介学》、赵稀方的《翻译与新时期话语实践》、姜秋霞的《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的相互作用关系研究》等等，呈现出一派新气象。
当代翻译文学研究试图跳出语言研究的局限，把翻译文学放在更广阔的社会、历史、文化、意识形态等多元系统内进行观照和阐释，由此生发出一系列有意思的话题，比如翻译什么作品，除了受到翻译者本人的兴趣爱好、意识形态等影响之外，译入语国内的文化环境、民族心理、读者期待有时也会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作用。
再比如，翻译文学进入译入语国文化系统内部之后，对民族文学、文化起到什么作用，如何起作用，中间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
总而言之，当代翻译文学研究不是单向度的、单层次的，而是一种多向度、多层次、交错复杂的系统研究。
二、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实践在充分肯定了翻译文学独特价值和独立地位之后，学者们意识到“对翻译文学的承认，其最终体现，也就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别（民族）文学史内让翻译文学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一就是编写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史”，［3］（P151）并且对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框架提出了自己的设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