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外语言研究分析与比较
- 格式:doc
- 大小:30.00 KB
- 文档页数:5
浅述十九世纪与历史比拟语言学论文19世纪初,语言学家认为只有对语言进行历史比拟研究才是科学。
语言学进入历史比拟语言学阶段,语言学家把语言看成是谱系体系,不仅提出了人类语言演变过程的假说,绘出世界语言谱系,而且创造出比拟的研究方法。
历史比拟语言学的兴起才使语言学开展成一门独立的科学。
(1)每种语言都有与其他语言不同的特点,这些特点可以通过比拟而被认识。
(2)比拟可以提醒某些具有共同的语言亲属关系,亲属语言组成语族和语系。
(3)亲属语言的不同之处只能用这些语言所经历的历史变化来解释,这些不同之处正是每种语言的重要特点。
(4)语音要比其他语言要素变化的快,在同一种语系中,语音的变化是遵循严格的规律进行的;语言的根本要孙,如词根,词缀和词的曲折变化,在几千年间都保持稳固性。
(5)根据历史比拟所得的材料可以大体构拟始源语。
任何一门学科的出现都有它的哲学背景和邻近学科的影响。
历史比拟语言学的诞生跟生物学中的达尔文进化论影响有联系。
拉斯克(R.K.Rask,1787-1832)历史语言学初创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语言学家,也是历史语言学的创始人之一,他通过对语音对应关系的分析,论证了日耳曼语与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有着亲属关系,同出于一个原始语。
他认为,比拟研究最重要的是总体结构和语法上的统一性,而不应过于注重词汇的统一性。
“一种语言,不管与其他语言已混杂到何种程度,如果它与另一种语言有着共同的最重要、最具体、最不可缺少的词汇(即语言的根底局部),那么它们就属于同一个语支。
如果两种语言的词汇中存在这种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现象很多,从而可以制定出字母(即语音)变换的规那么,这两种语言之间就存在着根本的亲属关系,如果曲折变化和语言结构相互一致的话,便更是如此”。
[1]格里姆(J.Grimm)(1785-1863),是日耳曼语言学的创始人,他在《德语史》中的一段话在今天读起来仍然是意味深长的。
他说:“有一种比骸骨、武器和墓穴更为生动的东西可以证明民族的历史,那就是他们的语言。
浅谈19世纪西方语言学用于研究汉语过程中发现的问题语言学是高校中文系的学生要学习的主要课程之一。
现代意义上的语言学诞生于19世纪的欧洲,至今一直存在发展。
其分支学科亲属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法学、音系学、认知语言学等。
语言学的发展历程当中,出现过费尔迪南德索绪尔、诺姆乔姆斯基等(两人为20世纪语言学的代表),其所创立的理论框架被世界上其他的语言研究者广泛使用。
语言学分支学科包括亲属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语法学、音系学、认知语言学等。
分别研究语言的不同部分,各学科各有各自的理论框架,各学科间相对独立。
与产生于西方的很多近代学科理论框架类似,这是一个用分析手段(起源于自医学中的解剖)来研究一个有机联系体的学科。
这是一个用不同形式的联系(将他们分析之后平列开)将原来语言有机的联系表达出来的过程。
这中间就会产生很多问题。
这与语言本身类似用一个不同形式的联系将客观事物的联系表达出来,例如:矛盾,这个词的意思与矛和盾都没有什么关系。
一个东西成型之后,它自身就具有了规律,其发展就会走向相对独立的道路。
语言学是为了解释语言中背后存在的规律,让读者明确而产生的,围绕其所研究的语言而形成不同的形式来自西方的语言学是基于西方语言而产生的,形成了他特定的形式,相比较于针对汉语产生的中国小学(文字、音韵、训诂)其研究内容、分科与理论框架不同。
而在西方语言理论传入中国之后,这种特定形式的语言学与与和西方语言具有不同内部结构的汉语之间不协调性也就逐步表现出来了。
这主要表现在解释汉语现象困难、研究者不能正确区分形式和实质等问题上。
根据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理论,虽然都具有系统性,音位与音义结合体却处于不同的范畴内。
研究语言本质上就是研究音义结合体。
(实际上应当称为形义结合体,下文同。
)。
索绪尔将研究音义结合体的这部分划分为语法与词汇学两部分,词汇学负责研究词的意义,语法学主要负责研究音义结合体的组织。
音义结合体之间是分级的语素构成词、词构成短语、短语构成句子,这套方法可以称为词本位。
传统语言学时期中西语言研究的对比作者:李江艳来源:《语文教学与研究(综合天地)》2009年第01期在对语言研究的历史进行分段研究时,人们一般将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产生以前的历史时期称为传统语言学或古代语言学时期,把19世纪以后的语言研究称做现代语言学时期。
中国、印度、希腊是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
本文将就传统语言学时期的中西语言研究进行对比和探讨。
一、语文学时期中西语言学研究的共同之处(一)目的相同首先,注释和传播文化典籍是中西方语言学发展最初发展的共同动力。
在传承经典文化的过程中,训诂、文学和音韵的研究在我国显得格外地突出。
“在经典阐释的母体里孕育的中国古代语言学,自初生起就涵泳于语义一文化的双向建构之中,逐步形成了以‘训诂’为框架的独具人文精神的研究规范。
”训诂学的目的是解释古书词语的意义。
中国最早注释的古书是孔子编著的《春秋》,为之作注的书籍有《春秋左氏传》、《春秋穀梁传》和《春秋公羊传》。
在注释的时候,其中涉及到了一些语法上的问题,只是这些关于语法的解释还非常零散。
训诂学的代表性著作《尔雅》,则是一部解释经书的分类词典,其中所选用词语大多来源于当时通行的经典著作。
在西方,《荷马史诗》是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长篇史诗组成,是西方第一部重要的文学作品,也是希腊文化的精华,成书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经过了几个世纪的发展定型。
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希腊语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为了读懂这两部史诗,在公元前6世纪时,雅典就有人对《荷马史诗》作校勘和注释的工作。
到公元前四世纪时,在亚历山大里亚发展起来的语法学派的学者亚里斯塔克斯以研究荷马史诗的文本而著称,他的学生狄奥尼修斯的《读写技巧》对后代西方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很重要的影响。
其次,古代的中西方都非常重视文化和语言的传承。
中国古代很注重儿童的识字,古人把语言文字学叫做“小学”。
“小学”原本指“八岁至十四岁的幼童读书的学校”。
与此相应,也产生了许多孩童识字的课本,如《苍颉篇》、《急就章》、《太甲篇》、《训纂篇》等。
从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国内外英语听说教学法顾与分析摘要:本文内容旨在介绍国内外英语主流听说教学法。
分阶段回顾了十九世纪主流听说教学法和二十世纪主流听说教学法的发展过程。
并对这些教学法进行对比分析。
最后试图找到更适用于国内英语教学的教学法并对此教学法的应用进行分析。
关键词:英语听说;教学法;自然法一、十九世纪末及二十世纪上半叶英语听说教学法回顾1.1直接法(directmethod)直接法是十九世纪下半叶始于西欧外语教学改革运动的产物。
十九世纪西欧各国的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对外语教学提出了两项新要求:一是外语的使用不仅仅只属于少数封建贵族子弟社会需要普遍开设外语课程来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二是口语成为外语教学的主要目标是以发展阅读和语法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古典语法翻译法的对立面。
十九世纪末语言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外语教学法的理论基础科学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为直接法的产生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
直接法主张不依赖学生的本族语通过外语与思想直接联系来教外语的方法。
直接法运用了“幼儿自然学语”论的基本原理仿照幼儿学习母语的过程与和方法来设计外语教学的过程和方法。
在直接法教学中能用外语教的通的地方尽量用外语非不得已不用母语。
培养学生不经过心译来直接进行口头交际的能力。
还主张教外语应当以句子为单位不能孤立地教单词和语音规则应当放在句子中教。
外语教学多采用归纳法以模仿多练为主反对古典翻译法以古典文学作品为基本教材。
1.2口语法和情景教学法(theOralApproach&SituationalLanguageTeaching)口语法和情境教学法是直接法教学的产物。
情境教学法刚出现的时候被称为口语法产生于二十世余已二十年代的英国。
口语法是指利用严格控制的词汇和句子结构发展学生听说口语技能的方法。
口语法与直接法的基本理念大多雷同都遵循幼儿学习母语的规律和注重培养交际能力。
口语法在发展过程中逐步增加了情境因素后来发展成为情境法。
中外语言学史简介1.传统语言学传统语言学一般指19世纪以前的语文学和19世纪以来的历史比较语言学。
语文学指从古代书面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字。
人们对于语言的兴趣与研究可以上溯到两、三千年以前。
中国、印度、希腊-罗马是世界上最早研究语言的国家和地区。
早在公元前2-3世纪,我国战国时代哲学家荀子在《正名篇》中就提出名称同其所代表的事物没有必然联系的观点。
荀子说:“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
”此后,《尔雅》──我国第一部语义词典,《方言》──我国第一部方言词典,《说文解字》──我国第一部按部首编排的字典,汉代刘熙的《释名》,隋朝陆法言的《广韵》,宋朝陈彭年的《切韵》,以及清代大家的语言研究著作,谱写了中国语言研究色彩纷呈的篇章。
根据研究的对象,可分为训诂学、文字学、音韵学三个分科,统称为“小学”。
大体上说来,中国传统语言学中的训诂学着重研究字义,文字学着重研究字形,音韵学着重研究字音。
由于形、音、义关系密切,上述著作都具有“字典”的性质。
又由于共同目的是解释古代文献,整个“小学”成为经学的附庸。
但这些著作是中国传统语言学的重要成果,是语言研究中宝贵的遗产。
古代印度的学者对语言的研究也比较有价值。
著名的巴尼尼对《吠陀》的语法进行了研究,作品《梵语语法》提出了近四千条规则,其讨论问题的深入程度、自身的系统性以及表述的简练性是其他语法书无法比拟的。
古印度的语言研究有两个方面是西传统语言学望尘莫及的:一是对语音问题的研究,一是对单词内部结构的研究。
正是古印度学者对梵语语音作出的准确详尽的描写,才使得公元18世纪末欧洲学者对梵语同拉丁语以及其他日耳曼语言的比较成为可能。
古希腊的学者对于语言喜欢作哲学上的辩论,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就对语言问题进行过两有名的大论战,其中一场论战是在“自然发生派”和“约定俗成派”之间展开的,论战的焦点集中在语言的形式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上。
“自然发生派”认为,单词的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或者说,事物的名称是由事物本身的性质决定的,语言是自然发生的。
第24卷第2期孝感学院学报VOL.24 NO.2 2004年3月JOURNAL OF XIAO G AN UNIV ERSITY MAR.2004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范式研究申小龙(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摘 要:19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发展中呈现出范式的多元化,其边缘性范式是词源学、语言古生物学和古典语文学,其主流范式是自然主义学派。
边缘性范式扩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主流范式提出并实践了历史比较法的主要原理。
文章在探讨各种范式的历史功能的基础上,对主流范式作了系统的梳理和深刻的反思。
关键词:历史比较语言学;边缘范式;主流范式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2544(2004)02-0067-07 19世纪中期的历史比较语言学在发展中呈现出范式的多元化。
在多元的学术范式中,自然主义学派是其主流范式,词源学、语言古生物学和古典语文学是其边缘范式。
前者提出并实践了历史比较法的主要原理,后者扩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研究领域。
本文探讨各种范式的历史功能,并对主流范式作系统地梳理和深刻的反思。
一、边缘范式:词源学和语言古生物学 19世纪初为语言的历史比较打下基础的学者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用大量丰富的语言材料一扫弥漫于18世纪的理论空谈,并且将当时科学研究中先进的历史和比较的方法运用于语言研究,而他们的研究成果又都自觉地与印欧语的谱系关系这一时代理念相联系。
他们在“印欧语”这块新开辟的沃土上开荒播种,收获了累累硕果。
在他们的影响下,19世纪第二个三分之一年代,德国及欧洲各国涌动起对各种语言作历史比较研究的热潮。
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提到的波特和库恩,就是两位杰出的代表。
他们都令人瞩目地扩展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领域。
奥古斯特・弗里德里希・波特(August Friedrich pott,1802-1887)是德国哲学博士,曾师从于葆朴。
他是葆朴提出的理论和方法的积极拥戴者。
中西方语言研究语文学时期之对比摘要:中国、印度、希腊是语言学的三大发源地。
在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分期中,传统语言学时期指的是整个18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又称为语文学时期。
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及我国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前221)时期的一些哲学家和训诂学家,在他们的著作中都涉及词义、语义问题。
本文将就中西方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进行对比和研究。
关键词:传统语言学;语文学时期;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实用主义;对比一:引言语言学的历史非常古老,它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多彩。
人类最早的语言研究是从解释古代文献开始的,是为了研究哲学、历史和文学而研究语言的。
从语言学研究的历史分期看,我们可将语言学研究分为三个阶段:语文学时期、传统语义学时期和现代语义学时期。
语文学时期,也就是传统语言学时期是的是整个18世纪以前的语言研究。
在最早的语文学时期,语义研究主要局限于解释古字词、诠注古书籍。
二:西方语言研究中的语文学时期(一)西方语文学时期中的经验主义哲学观任何语言观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哲学理论基础上。
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哲学是系统化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在18世纪以前,哲学界的特征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论争,两者之间的争论与分歧影响着人类知识领域的各个方面。
其中,由于语言学与认识论有着天然的密切关系,因此受到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论争的深刻影响。
经验主义认为经验来自感官对外间事物的感觉,带有唯物主义倾向。
坚持经验主义的认识论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认为感觉经验虽然不能告诉人们事物的原因,但是能提供关于个别事物最权威的知识。
他认为感觉是知识的来源。
在古代语言学的第一个论争,即“自然派”和“惯例派”之争中,亚里士多德持“惯例派”的观点,认为语言是“心得经验”的符号,其意义来自约定。
总的来说,亚里士多德经验主义的语言研究涉及到逻辑和语法的相互关系,词类划分、句子成分的识别标准、词项和命题的语义解释问题。
•历史比较语言学•一、简介•1、出现背景19世纪初期的语言学曾受到三种因素的影响:历史主义观点在科学中的贯彻,浪漫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欧洲学者对梵语的研究。
历史主义的观点是从哲学、社会学和法学中传入语言学的,语言学家们开始广泛地采用历史主义的原则来说明各种语言现象。
浪漫主义的思想引起了学者们追溯语言过去的历史的兴趣,促进了对各种活语言的古代发展历史的研究。
对梵语的研究不仅使欧洲学者们熟悉了古印度的语言,而且还促使他们开始把欧洲语言同梵语进行对比。
2、历史线索12世纪冰岛的第一位语法学者:提出英语和冰岛语的亲缘关系13-14世纪但丁的《论俗语》:区分了日耳曼语族、拉丁语族和希腊语族16-17世纪斯卡利格:打破扭曲语言历史研究的两个教条;把语言分为十一族,包括四大族、七小族17-18世纪莱布尼茨:坚持世界语言单源说,建立芬兰语和匈牙利语历史关系,为原始母语构拟了两个分支(雅弗语和阿拉米语);提出一些使历史语言学研究取得成效的原则;促使编写各语言辞书语法书、绘制语言地图、创立通用字母,促使俄统治者普查境内非欧洲语言。
1786年英人威亷·琼斯: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的论文,确定了梵语同拉丁语、希腊语和日耳曼诸语言在历史上的亲缘关系。
标志着历史语言学的真正开端。
19世纪德国施莱格尔兄弟:开展印度和梵语的研究和教学。
小施莱格尔(F.Schlegel)1808年发表《论印度人的语言和智慧》。
3、出现标志1786年,威亷·琼斯在加尔各答皇家亚洲学会上的论文。
二、代表人物拉斯克(丹麦)、格里姆(德国)、葆朴(德国)[沃可托夫(俄国)],另有缪勒、波特等人。
后期代表人物是施莱歇尔。
拉斯克、格里姆和葆朴是科学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人。
1816年、德国语言学家葆朴(F.BopP,1791—1867)出版了《论梵语动词变位系统,与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和日耳曼语相比较》一书,他认为这几种语言都出于一种共同的原始语言,只不过梵语比其他语言保存有更多的原始形式。
论19世纪上半叶英国汉语语法研究。
19世纪上半叶是英国汉语语法研究从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
英国学术界从事汉语语法研究的人物不多,但也有一些著名的学者,他们用他们独特的学术方法,将英国人在汉语
语法研究所取得的成就推向新高度。
首先,1840年,英国学者利物浦大学Paton博士由于闻睹了中国文学,着手研究汉语语法,这标志着英国汉语语法研究的开始。
Paton博士把对汉语语法推进了一个新的高度,系统化地进行了汉文字研究,像春秋期间老庄的系统思维和语法。
他的研究也将中文字义
和语法性质等结合在一起,他的成果得到了英国学者的广泛认同,并得到了不少新的进展。
此外,1862年,英国汉学家Max Muller发表了他的汉语语法研究,对汉语的学习和
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把中国文学和历史概括为一个系统,用他丰富的实践经验来系
统地讨论汉语语法,这些非常有用。
同时,他也评论了英国人学习汉语的方法和方法,这
也为英国汉语语法研究奠定了基础。
最后,19世纪10年代,英国语言学家博士在的Counani的汉语语法也引起了很多英
国汉学家的关注。
他写中文语法学习系统,系统总结出汉语文字结构,到层次,例如词性,句性,句子结构等。
Counani博士认为,要正确地理解和系统化汉语语法,就要从其历史
发展入手,循序渐进,从中文字及其动态变化出发,把汉语语法分开,把汉语语法整合起来,形成更为系统的语法结构。
他提出的这项学术研究也为英国set-off了一番新的汉语
语法研究的开始。
19世纪中外语言研究分析与比较中西语言学是在非常相似的初始条件下开始起步的。
最初的语言学工作都是文本注释性的、教学语法性的、规范语法性的。
最初关于语言本质的思考都是由语言和现实的复杂关系而引起的。
然而,使命和目的相同并未导致结果的相似。
探讨19世纪中西语言研究实践的差异,旨在揭示出中国语言研究的一些启示。
标签:历史比较语言学构拟历史比较法新视角世界的语言研究有三大传统,即希腊—罗马传统、印度传统、中国的小学传统。
三大传统各有特色和研究重点。
希腊—罗马传统以主谓语法结构以及与此相关的词类划分为基本框架,重点研究词的形态变化;以巴尼尼语法为代表的印度传统,重点研究构词法和语言问题。
尽管那时还没有语系的概念,但这两个传统所研究的语言却都是印欧语系的语言,并且在研究侧重点上是互补状态。
随着自然科学和社会人文科学的发展,尤其是生物进化学说的诞生,两个传统走上了相互结合的道路;其中西欧学者在沟通欧洲语言和印度梵语之间的联系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而导致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诞生和发展。
一、19世纪语言研究的历史回顾历史比较语言学主要研究语言的发生和发展,按生物进化的模式把语言纳入谱系关系的框架中,并构拟不同阶段的共同语,探求它们的原始形式及其后来的各种发展演变过程。
早在18世纪后半叶,英国学者威廉·琼斯发现,古代印度的梵语和古代西欧诸语言之间有相似之处,于是提出了它们同出一源的假设。
19世纪初,西方语言学者开始运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有亲属关系的语言,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早期也叫比较语法)。
从而把语言研究从哲学、逻辑学等学科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把语言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后来,英国语言学家威廉·琼斯(1746~1794),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希腊语和拉丁语、梵语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于是大胆地提出“印欧语假设”,成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先躯。
德国学者A.W.施莱格尔也看到梵语和欧洲许多语言有着不可否认的共同点,第一个提出“比较语法”。
他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草创者。
这以后,丹麦的拉斯克、德国的葆朴、格林、俄国的沃斯托科夫等人进一步奠定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基面。
他们以及他们之后的学者,如F·施莱格尔、维尔纳、梅耶等建立了一套科学的历史比较方法,找出不同语言的亲属关系。
他们的研究使语言学摆脱了过去的附庸地位,标志着语言学已成为一门真正的独立学科。
到19世纪中叶,欧洲语言学家提出了一个包括八个语族一百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称为“印欧语系”。
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的方法提出西欧和印度在语言上同属一宗,在文化上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
这一发现是人类文化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为科学语言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二、19世纪西方语言研究的价值语言学家们常说,19世纪是用历史比较的方法研究语言,特别是印欧语言的世纪。
这并不是说,19世纪以前人们没有通过语言比较来进行历史研究,也不是说19世纪完全忽略了语言其他方面的研究。
实际上,19世纪产生了历史比较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新观念,在语言的历史比较方面,集中了语言学研究的大部分才华,特别是印欧语言研究。
首先,从语言观上看,在19世纪初,印欧语言研究在生物进化学说的影响下,自然主义思潮在欧洲语言学界盛行一时。
在一些语言学家看来,语言的存在和发展同生物有机体一样,是一种自然现象。
19世纪后期,一批年富力强的语言学家即青年语法学派把语言看作是个人心理现象,并通过对例外现象的解释以及语言演变中类推作用的研究,把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推向了高峰。
其次,从语言学史上看,历史比较语言学以严格的历史主义原则、科学的比较方法,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构拟共同语,并以共同语为立足点,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进而揭示语言的历史关系。
这种研究目标决定了历史比较研究的基本程序是,首先要研究个别的历史,然后在语言比较基础上构拟共同语,而共同语的构拟又能反过来修正个别语言的历史,从而促进语言的历史研究。
第三,从文化意义的角度看,19世纪西方语言学家通过历史比较法把欧洲和远离欧洲的印度大陆的语言和文化联系起来,这对“欧洲文化优势论”无疑是个打击。
当然,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也存在着局限性,既有历史语言学理论方向的,也有历史比较乐趣本身的,还有某些客观因素的制约。
就历史比较本身而言,它无法确定所构拟原始形式的大致时代,由于直线发展语言观的制约,采用历史比较法构拟的原始形式常被看作同一年代的语言现象。
然而,语言是发展变化的,它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和多元方向性,因而所构拟的各种语言形式不一定属于同一个年代层次。
另外,语言在发展过程中,有些语言要素消失了,对于那些消亡的语言要素,西方历史比较法受到了限制。
三、19世纪中西语言研究的差异19世纪,中国正处于清王朝统治之下,清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西洋科技不断引进,这些都为中国传统语言学(小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无论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方面都有人做过比较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全面发展,其成就也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
同时,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语言资源丰富,语言关系复杂,特别是汉藏语系语言,语种多,分布广。
中国语言尤其汉藏语言的结构特点、历史关系、文化背景等都与印欧语系语言有很大区别,这就决定了19世纪的中国语言研究不同于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
首先,从研究方法上看,西方历史比較语言学采用历史比较法,通过不同语言的比较,构拟共同语,研究语言的历史发展规律,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
而清代学者以客观材料为依据,使用严谨的科学考据方法,从而得出比较正确的结论。
尽管这样,19世纪中国也没有产生历史语言学。
其次,从研究内容上看,19世纪,中国在音韵学、训诂学和文字学研究上都有了全面发展。
研究音韵学,尤其是研究古音,其目的就是利用古音学知识来校订古书,从而为读懂古书服务。
研究训诂学旨在揭示出语言和文字的关系,进而为诠释经典,阅读古书服务。
文字学研究自宋代开始,清朝后达到了极盛,研究文字学有助于解决汉语语源研究和汉藏语系语言比较研究。
中国这个时期的语言研究大都侧重对前人的文献作考证、诠释和评注,目的是帮助人们读懂古代文献,为经学附庸,因而也没有产生语言学理论。
而西方历史比较语言学通过几种语言的比较,找出相互间的语义相同、相反或有关语音成分的对应关系,确定语言的亲属关系,然后构拟它的原始形式,重建原始共同语,目的在于说明语言事实的历史演变。
再次,中国传统的语言研究从汉字入手,分析它的形体,考究它的读音,探讨它的意义,形成文字、音韵、训诂三位一体的传统小学,其研究核心是语义问题,并且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后来,汉藏语言学家总结的“语义比较法”实际是西方历史比较法和中国传统小学研究相结合结出的果实,它和印欧语系历史比较研究中的“形态比较法”有异曲同工之妙。
在建立词族的前提下寻找同源词,进行历史比较,是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研究方法上不同于印欧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最后,中西传统语言研究对语言的把握视角有很大不同。
西方传统语言研究以“句”为语言表达的基本单位,语法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
中国传统语言研究以“字”为表达的基本单位,“字”的形、音、义研究成为语言研究的主体。
到19世纪末期,西学东渐,尤其是历史比较语言学和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中国语言研究影响最深。
马建忠的《马氏文通》引入西方语法研究的内容,打破了中国语言研究的传统格局,也不自觉地带来了研究语言的新视角,改变了中国传统语言研究的整体格局。
语法成为19世纪末期中国语言研究的重要方面,并逐渐成为研究主体。
但19世纪末期的中西语法研究也存在着差异,西方传统语法研究有词法和句法两部分,词法主要是变词法,即形态学,并由此划分词类。
从根本上讲,西方传统语法研究立足于句子,研究句子的形式和意义的关系。
而汉语没有形态变化,所以变词法对汉语研究没有什么可借鉴的。
马氏采纳的是词类和句法两部分,从总体上看,这两部分的立足点是不同的,与西方传统语法在本质上也不一致。
《马氏文通》的实用目的使作者仅仅采纳了西方传统语法的框架,而没有对“语法”作更好的理论阐释。
它与西方传统语法思想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在20世纪中国语法研究中很有代表性。
19世纪中西语言研究,无论在宏观上,还是微观上,都存在着很大差距,尽管中国语言研究历史比国外早,中国古代语言研究也作出了不少贡献,但由于中国长期处于封建统治之下,闭关锁国,眼睛只盯着国内,致使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产生比国外晚了一百年,直到1898年马建忠的《马氏文通》诞生才宣告中国现代语言学的产生。
相比于西方语言学传统,中国语言学的传统就其理论的浓度和完整性来说显得单薄了一点。
但要注意的是,在评估中国语言学传统时我们不能混淆不同的理论框架。
人们常常为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句法研究以及没有一套词类范畴理论而感到遗憾。
但是正如我们已指出的那样,句法及词类本来就不是在中国传统语言学理论的视界范围内,中国传统语言学思想的自身逻辑蕴涵不了这样性质的研究。
相反,从中国经典时代的语言学思想出发是有可能发展出一套完整的以语义概念为经纬,以能指关系为轴心的精密的符号学理论的。
然而,或许是因为可资利用的思想资源的不足,或许是因为研究手段的不合,更有可能是对语言研究的实用性要求压倒了一切,一直到19世纪中西文化开始全面交往时,中国传统语言学也没能产生出一个像印度的巴尼尼语法那样的对西方语言学产生重大影响的本土的语言学理论体系。
相反,中国却很快地开始按照西方语言学传统的模式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汉语语言学理论体系。
但是,长期以来,中国语言学界还是一直以创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学理论体系为目标。
很显然,要达到这样一个目标,我们不能不重视对我们自己传统的发掘,探索中国传统语言学的思想。
这是因为只有在充分认清中国语言学传统的认识取向及其方法论选择的基础上,我们才有可能循着自己的传统方向创造出有意义的新成果。
中西语言学的对比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1]李恕豪.中國古代语言学简史[M].成都:巴蜀书社,2003.[2]罗宾斯.简明语言学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3]濮之珍.语言学教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4]王力.中国语言学史[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5]夏中华.语言学教程[M].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6]邓文彬.试论中外语言学史研究的意义、现状与发展趋势——代《中外语言学史》序言[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0,(11).[7]姚小平.《马氏文通》与中国语言学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李枫辽宁抚顺辽宁石油化工大学国际教育学院113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