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的资本外逃问题及对策(一)
摘要：日益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已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
本文首先从资产组合理论的角度分析了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接着进一步分析了资本外逃对中国经济所产生的负面影响，最后提出了若干防范和控制资本外逃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资本外逃资产组合收益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不断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之中，中国的资本外逃问题也随着中国经济的开放和市场化进程加快而日趋严重，有资料表明中国目前已是世界上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资本外逃又被称为资本逃避，是指由于恐惧、怀疑或者为规避某种风险和管制所引起的资本向其它国家的异常流动。
资本外逃不同于资本流出，它是一种出于安全功能或其它目的而发生的非正常的资本流动。
在当今世界上，经济的开放性不仅体现为商品和劳务的国际流动，而且更为突出地体现为资本的跨国流动。
资本外逃作为资本跨国流动的一种特别方式具有自己独特的规律。
中国日趋严重的资本外逃已构成我国开放经济运行的一个重大问题，并已日益影响到我国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
一、中国资本外逃问题的现状
中国自1994年起已连续6年成为世界上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引资国。
仅在“九五”期间，中国吸收的外商投资就达2900亿美元，比“八五”期间增长了80%多。
然而在外国资本源源不断涌入中国的同时，国内资本也在加速实现外逃。
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的是严格的资本管制制度，国内居民要将资本转移到国外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但尽管如此，许多资本还是通过非法手段外逃了，把各式各样的资本外逃算起来，其总数与引进的外资规模几乎可以旗鼓相当。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1995年中国已是世界上第八大资本输出国。
在输出资本的结构当中，只有小部分属于政府批准的对外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余的都属于各种形式的资本外逃，1993年至1996年，中国每年的资本外逃额大约均在100亿美元以上，据英国《经济学家》杂志估计，1997年从中国外逃的资本约为200亿美元。
1998年，据樊纲博士领导的国民经济研究所测算，当年中国外逃的资本额达到了400多亿美元。
又据《经济学家》估计，1998年到2000年中国外逃的资本额分别达到364亿、386亿和238亿美元。
有资料显示，我国1985—1994年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的比例为52.3%。
进入90年代，资本外逃已经超过了80年代世界上15个债务最重的国家的资本外逃的平均水平。
资本的大量外逃使得中国成为继委内瑞拉、墨西哥、阿根廷之后的世界第四大资本外逃国。
90年代以来，中国资本外逃额占GDP的比重仅小于俄罗斯，大于墨西哥、韩国等国家。
中国资本外逃占GDP的比重目前已远大于1994—1995年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墨西哥和1997年的韩国。
考虑到中国的外汇管制相对比较严格，以进出口伪报形式逃匿的资本以及其它隐性外逃资本可能远大于墨西哥和韩国。
资本外逃可以通过种种合法与非法途径进行。
在实行资本和金融帐户自由兑换的国家里，资本外逃可以通过合法的途径进行。
在我国这样实行严格资本管制的国家里，资本外逃则一般是通过种种躲避管制的非法途径实现的。
最常见的方式是在国际贸易中伪造发票价格，使其偏离贸易的实际合同价格。
在进口时，国外供应商开出高于合同价格的发票，进口商根据发票的数额向货币当局申请外汇并汇出到国外供应商。
国外供应商再将多付部分存入进口商在国外的帐户，这样资本就转移出境了。
在出口时，本国供应商开出低于合同价格的发票，国外进口商将少付部分存入出口商在国外的帐户，这样资本也转移出境了。
资本外逃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从短期看，大规模的资本外逃会带来经济的混乱和动荡。
从长期看，资本外逃降低了我国可利用的资本数量，减少了政府从国内资产中可获取的税收收入，增加了我国的外债负担，从而会引起一系列严重的经济后果。
因此，我国政府必须创造一个持久稳定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并在过渡期内采用较严格的资本和金融帐户管制，这样才能减少和预防资本外逃行为。
二、我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
资本外逃实际上是国内资本的所有者在国际范围内对其所拥有的资产的重新配置，只不过其配置的手段是通过逃避管制的途径进行的，因此境内外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的差异是形成资本外逃的主要原因。
由此我们可以利用马柯威茨所创立的“资产组合理论”对我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
资产组合理论是关于资金流动的存量理论，存量理论区别于流量理论之处就在于将风险因素引入了资金流动问题之中。
资产组合理论从市场有效和投资者是风险的厌恶者的前提出发，衡量了投资的预期收益和风险并据此勾勒出资产组合的有效边界，同时与投资者的预期效用无差异曲线相结合得出最佳资产组合模型，该最佳组合就是资产组合有效边界与最高的无差异曲线相切的那一点。
因此投资者对某项资产的需求具有如下特征：首先，这一需求与该资产的预期收益正相关，与该资产的风险负相关；其次，这一需求与投资者财富总量正相关。
当投资者资产总量增加时，对各种资产的需求也随之增加；最后，该资产的收益率与其它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协方差负值越大，对该资产的需求也就越大。
因而不难看出：资产组合理论的核心观点就是投资者的投资愿望主要是追求预期收益，但他们一般都希望能承担尽可能小的风险，投资者的目的是实行风险与收益的最佳组合。
我国的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伟大战略的提出，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但同时我国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问题也在不断扩大，部分私营企业主和一些通法贪污，受贿、寻租以及侵吞国有资产、走私、诈骗、偷漏税而获得巨额财富之人，或出于追求收益或出于规避风险的目的将其资本外逃到国外。
大量资本在私人部门的积聚成为中国资本外逃的前提条件。
资本外逃对于他们来说是合理配置自己所拥有的资产的理性行为，但他们这种追逐利益、逃避风险的理性行为却导致了中国目前日益扩大和严重的资本外逃问题。
因此，从资产组合理论角度来看，我国资本外逃问题的成因在于：
第一，追逐收益。
在外逃的资本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出于增加投资收益的目的而将资本由收益率较低的国内市场转移出去的。
这种国内外资本收益率的差异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随着国际金融市场上管制的减少和国际金融工具的不断创新，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资本收益率较高。
其次，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一致和各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同造成了各自市场上投资收益率的差异，对于一些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国家来说，其资本收益率通常要高于其它国家的收益率。
最后，在资本外逃过程中，货币汇率的变化也会带来额外的利益。
汇率变动中所蕴含的风险和收益是并存的，因而某些资本出于主动捕捉可能存在的汇率较大变动机会以获得投机利润的目的而外逃。
第二，降低风险。
各国的各种资产收益率的相关性比一国国内的资产的相关性要低的多，这样选择资本外逃，在国际范围内配置资产就可以有效地降低风险。
对于我国出于规避风险而外逃的资本来说，其外逃的具体动机又可分析如下：首先，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私营经济得到了迅猛的发展，但由于我国选择的是渐进式的改革道路，各经济成分之间一直存在着较大的待遇差异。
个体和私营经济一直只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补充成分，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歧视性的待遇。
私营经济在达到一定规模后，扩大再发展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因而许多私营经济在达到一定规模后就开始向国外转移资产。
尽管中国的宪法中规定保护公民财产的所有权，但仍有部分私营企业主担心自己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而选择通法非法途径外逃资本以规避风险。
其次，对于一些通过不法手段获得巨额财富的人来说，其必然担心其非法所得在国内存放所具有高风险而向国外转移资本。
改革开放以来，某些权力阶层及与其有千丝万缕的人利用体制转轨中的漏洞和法制的不健全，从中获取了大量的非法财富。
同时，中国目前的贪污、受贿、走私、贩私、诈骗和偷漏税等不法行为也很严重，也有不少人通过这些途径聚俭了大量的不义之财。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金融监管力度的加强和反腐力度的加大，这些不法资产的占有者为了逃避被打击的风险，而通过各种途径将其财产转移到国外。
由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资本外逃主要是为了追求高的预期收益，同时希望承担尽可能小的风险。
资本外逃体现了个人理性行为与集体利益的严重冲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