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权处分合同到善意取得--试析《合同法》第51条与《物权法》第106条的冲突

无权处分合同中善意取得之法律保护发表时间：2018-05-18T11:33:48.983Z 来源：《基层建设》2018年第1期作者：吴庆强[导读] 摘要：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市场交易。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摘要：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基础是市场交易。

在市场交易中从事交易的当事人往往并不能确切知道对方是否为处分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而只能根据所有权的公示原则来进行判断。

根据《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 该条规定了因无权处分而订立的合同效力待定。

如果在权利人拒绝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时，该无权处分合同无效，那么原权利人就可以主张原物返还请求权，这对于善意的受让人是极为不利的。

尤其是在现实生活中，由于商品流转的加速，善意受让人有可能在受让该物后又转让给其他人，或者已经将该物投入到生产经营活动中，如果要求其返还原物，将会推翻一系列已经成立或者履行的合同关系，妨碍市场交易的正常运行。

因此，善意取得制度作为无权处分的一种例外，其制度确立符合经济效益原则，有利于物尽其用，对于维护交易安全，保护正常交易秩序具有重要作用。

关键词：无权；处分；合同然而我国的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着各方面的矛盾与冲突，因此需要在理论与制度上予以协调，以更好地实现两者的功能与作用。

另外，在一些司法解释上对于法条的适用范围并没有明确地规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起来也会产生一系列问题。

对于上述存在的问题，现提出以下补正意见：第一，明确我国在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之间的价值追求。

关于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关系问题，王利明教授认为，在因无权处分而形成效力待定的情况下，善意取得可以成为合同效力的补充要件，即使原权利人拒绝追认，转让合同也是有效的。

也就是说，善意取得制度具有优先性。

无权处分制度若干问题探析——兼评《合同法》第51条-所谓无权处分行为，是指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权利而订立的合同。

我国《合同法》第51条对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作了规范，但理论界对此争论颇多，笔者试从开放的视角对该理论进行探析，略陈管见。

一、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判断(一)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对象指向的是无权处分合同，而非无权处分行为。

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在物权行为模式下与非物权行为模式下所指向的对象是不同的。

在物权行为模式下，法律行为被区分为负担行为和处分行为。

非直接处分标的物，唯就该标的物作成负有让与义务的法律行为，称之为负担行为。

直接让与标的物(物或权利)之法律行为，称之为处分行为。

①在物权行为模式下，负担行为的效力不受处分权的影响，处分行为是相对于负担行为而独立化、无因化。

在权利人未追认的情形，仅处分行为无效，而处分合同的效力不受影响。

在非物权行为模式下，采纳统一法律行为，对负担行为与处分行为一体把握，将处分行为纳入债权行为之中，视标的物所有权变动为债权合同直接发生的法律效果，因此，只存在债权合同(这里即处分合同)是否有效的问题，而不另外存在处分行为是否有效的问题。

依据《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它所指的是合同有效，而不称处分行为有效，显然合同法立法思想是不采纳物权行为模式，因此，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直接指向处分合同，而非处分行为。

(二)在权利人未追认或无处分权人订立合同后未取得处分权之前，该处分合同效力属效力待定状态。

所谓效力待定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不完全符合有关生效要件的规定，其效力能否发生，尚未确定，一般须经有权人表示承认才能生效。

在无权处分合同中，无处分权人缺乏处分能力本应使订立的合同无效，但考虑到经济生活本身的复杂性，虽然属于无权处分，如果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没有理由强使其无效，这即符合追认权人利益，有利于促成更多的交易，也有利于维护善意相对人的利益。

因此，在权利人追认前或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前，将合同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而不是简单地宣告该合同无效，是符合各方的利益的，权利人对效力待定合同追认后，或无处分权人取得处分权后，该合同就生效。

第十届华东律师论坛论文试论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XX明霞律师事务所岳凌霄试论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内容提要：为保护无权处分中善意第三人利益以维护交易安全，我国《物权法》规定善意取得制度，但由于我国现行《合同法》中对无权处分制度的规定，使得善意取得制度并不能完全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从现代民法保护交易安全的基本精神出发，为了实现交易安全与保护所有权人利益两者之间的平衡，深入阐述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与协调。

关键词善意取得无权处分合同效力善意取得制度，亦称动产善意取得制度，是指动产占有人以动产所有权的转移或其它物权设定为目的，转移动产占有于善意第三人时，即使动产占有人无转移动产的权利，善意受让人仍可取得动产所有权或其它物权的制度。

该制度设立之主要目的在于保护物权变动中的交易安全。

关于善意取得的本质，许多学者将其理解为所有权原始取得方式[1]。

即善意取得制度的前提是法律首先认定无权处分无效，第三人从无权处分人处受让标的物本无法律上这原因，但由于第三人为善意，法律例外地让其保有标的物。

此无异于先打第三人一个耳光，再用标的物所有权进行抚慰；法律这样做实在没有必要[2]。

采用继受取得说，可以避免这种矛盾的存在[3]。

继受取得说以合同之有效为前提，对于无权处分中善意取得而言，合同有效使善意第三人取得所有权有了形式上的依据，第三人的善意则补正了无权处分人无处分权的缺陷，是第三人取得所有实质上的依据。

善意取得制度只有满足下列条件时才得以适用[4]。

其一，受让人取得的标的物仅限于不以登记为物权变动生效要件的不动产；其二，受让人经由交易从转让人处取得财产；其三，交易行为须为有效行为；其四，处分人没有处分权；其五，受让人需取得不动产的占有；其六，受让人善意。

而其中尤其重要的是所谓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 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试论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相互冲突的主要原因是两个制度所依据的基本法律原则存在差异。

合同法主要以平等自愿原则为基础，强调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物权法则主要以保护权利人利益为出发点，强调对善意取得的保护。

首先，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是基于合同订立的自由原则，要求当事人在交易过程中自愿达成协议，并在一定的法定程序下完成交割。

合同法规定，未经对方同意，任何一方都无权单方处分合同标的物。

这是为了保护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和契约精神，避免不平等的交易和背信弃义的行为。

但是，当合同标的物在交易过程中已经过户给他人，他人以善意取得的方式取得该物权后，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就无法对其产生效力，因为该他人是通过善意取得方式获取了物权，法律不予追溯。

然而，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确保了善意取得者的合法权益。

根据物权法，善意取得者可以取得他人拥有的标的物的物权，即使该标的物的原所有权人的处分行为违反了合同法的无权处分制度，也不能对其物权产生抵触。

善意取得者在善意取得标的物时，无法事先得知该物的所有权存在争议或法律关系存在瑕疵，因此，物权法通过善意取得制度保护了善意取得者的利益，使其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原有交易对手的不当处分行为的影响。

合同法无权处分制度与物权法善意取得制度的冲突在于，原有标的物的所有权人违反了合同法的规定进行了无权处分行为，但通过善意取得方式获取了该标的物的拥有权的他人，并按照物权法的规定享有了该标的物的所有权。

这时，合同法要求恢复原有权利人的所有权地位，而物权法则要求保护善意取得者的物权利益，两个法律制度产生了相互冲突。

为解决这一冲突首先，可以通过合同法与物权法之间的协调来解决冲突。

可以进一步明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关系以及在遇到无权处分行为时的处理方式，通过明确合同的权利义务，减少权利归属的争议。

其次，可以考虑完善善意取得制度，建立更加严格的审查程序，以确保善意取得者在取得物权时能够尽到一定的审慎义务，减少合同标的物无权处分的情况发生。

无权处分行为法律效力新诠——合同法第51条评析无权处分行为法律效力新诠——合同法第51条评析关键词: 合同自由/物权变动/无权处分内容提要: 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是民法中极具争议的问题之一。

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不仅与合同自由的原则相抵牾,徒然增加合同无效机会,而且与相关民事法律制度多有不合之处,破坏合同法体系,其运行实效亦迂回曲折,有欠明晰。

合同法的这种选择根源于无权处分的法律效力受制于物权变动立法模式的思想。

但实证分析表明,无权处分的法律后果与物权变动立法模式并无直接勾联。

因此,合同法应该调整对于无权处分的立法政策,行为人无权处分不应作为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

一、进退维谷的合同法第51条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权处分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者无权处分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其基本含义是:1.无权处分是指一方当事人（行为人）在合同订立时对标的物没有处分权。

当事人在合同订立后丧去标的物的处分权,不在此列。

共有人未经其他共有人同意而出卖共有物,亦不属无权处分。

2.无权处分是影响合同效力的因素。

以无权处分他人财产为内容的合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

在权利人追认或者行为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场合,合同自始有效。

行为人未取得处分权,权利人又不追认的,合同无效。

这里的无效,不是处分行为无效,而是无权处分的合同无效。

不能解释为买卖合同有效,仅处分行为无效。

[1]对无权处分行为的这种规制,不仅与合同自由的原则相抵牾,徒然增加合同无效机会；而且与相关民事法律制度多有不合之处,破坏合同法体系；其运行的实效亦迂回曲折,难谓允当。

具体表现为: （一）认定无权处分影响合同效力,有悖于合同自由原则合同法的上述规定与合同自由的基本原则相冲突。

在合同自由的原则之下,合同是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结果。

意思自治意味着由当事人自己的意思确定对其有约束力的规则, 进一步说,当事人所从事的意思表示是产生法律约束力的手段。

意志本身具有法律的性质,如果某人受到某项合同的约束,仅仅因为他表达了这种意志。

无权处分合同效劳分析----------兼对《合同法》第51条的检讨摘要：本文通过对《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检讨，以为该条规定未能兼顾权利人与相对人利益的平衡，无益于交易安全，进而在比较域外法律规定的基础上，以为我国立法应规定无权处分合同为有效合同。

关键词：无权处分合同效劳《合同法》第51条自该法公布实施以来，针对该条规定是不是意味着我国采用物权行为理论及该条与《合同法》150条的协调问题，论者蜂起，见仁见智，产生了严重的意见不合[1]，在《物权法》公布后，关于51条是不是采用物权行为的争辩已尘埃落定，可是，对该条规定在权利人与相对人世权利配置上存在的严重失衡，和该条规定适用可能危及交易安全等问题，并未引发足够的重视[2]。

因此仍有进一步检讨的必要[3]。

一、《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检讨《合同法》第51条规定，无处分权的人处分他人财产，经权利人追认或无处分权的人订立合同后取得处分权的，该合同有效。

按照该条规定，“依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出卖他人之物，权利人追认或处分人事后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反之，权利人不追认而且处分人事后也未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无效”。

[4]本条规定给予了权利人的追认权却未规定行使追认权的期间，且未如第48条、第49条规定相对人享有催告权和撤销权，本文以为，这种严重偏惠权利人的权利配置将致使以下两个方面的不利后果：（一）忽略了对相对人，特别是善意相对人的利益保护；显然，《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使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劳完全由权利人按照其利益子以确认”，“给予权利人极大的确认合同效劳的权利，”[5]对于这一事关相对人重大利益的合同，《合同法》未规定相对人享有第48条、第49条规定的催告权和撤销权，因此相对人没有任何权利主动终止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只能听任他人的决择，“这固然对真正权利人的利益的保护有利，但对第三人却欠缺保护。

”[6]同时，该条规定的预设是权利人会主动行使追认权，实际上，权利人因被吊销执照、陷入公司僵局等诸多原因，未必皆如立法者所料。

《试论《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与善意取得制度适用的协调与平衡|试论述合同法的基本原则》摘要：自从《合同法》颁布以来，其第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就一直颇受争议，其中一个主要的争议就是关于如何使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相衔接的问题，陈小君教授主编的《合同法学》一书中，认为无权处分应区分不同情况加以处理：(1)如果无权处分合同的相对人已经根据该合同取得物的交付，并且其属于善意，不知或不应当知道存在无权处分的情形，则根据善意取得制度他取得物的所有权，如果相对人为善意，则根据《物权法》的规定发生第三人原始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的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问题，这样《合同法》第五十一条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就能够得到协调与平衡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存在密切的联系，无权处分是善意取得适用的前提，而善意取得主要适用于无权处分行为。

我国《物权法》的出台第一次以民事基本法的形式确定了善意取得制度，并明确其原始取得的性质。

那么如何协调两部民事基本法中的两项重要制度一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平衡，就成为我国制定民法典时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

一、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的概念无权处分，即没有处分权而处分他人财产。

“处分”是民法上的一个基本概念，理论上有广义的处分和狭义的处分之分。

广义的处分，包括事实上及法律上的处分。

而狭义的处分，专指“处分行为”而言。

我国《合同法》上的无权处分，是指行为人没有处分他人财产的权利而与第三人订立了处分他人财产的合同的行为。

自从《合同法》颁布以来，其第五十一条关于无权处分合同的规定就一直颇受争议，其中一个主要的争议就是关于如何使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与善意取得制度的适用相衔接的问题。

一般认为，无处分权人与相对人所订立的买卖合同的效力处于效力待定的状态，如果权利人不予追认或者无权处分人事后不能取得处分权，该买卖合同就无效。

善意取得，指受让人以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为目的，善意、对价的受让且占有该财产，即使出让人无处分该财产的权利，受让人仍取得其所有权或他物权的制度。

浅析无权处分行为与善意取得的关系摘要：我国《合同法》规定了无权处分行为，而善意取得制度规定在我国《物权法》中。

通说认为无权处分行为保护的是静态安全，善意取得制度保护的是动态安全。

无权处分与善意取得之间互为条件、相互制约。

本文将结合2012年最新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简称《买卖合同解释》）第三条来论述无权处分行为与善意取得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无权处分行为；善意取得；两者之关系一、无权处分行为（一）无权处分行为之概述无权处分行为指的是：无处分权人处分他人财产并与相对人订立转让财产合同的行为。

目前，各国立法的理论基础个不相同，由此无权处分的概念也不尽相同。

无权处分在德国属于可以直接的影响物权变动的行为之一，但是，在法国从来就不承认物权行为的独立性并且也不严格的区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

我国对无权处分一直没有相关的具体规定，直到《合同法》的颁布，无权处分在我国才算有法律依据。

我国的无权处分指的是无处分权人在没有处分权的情况下擅自与第三人订立的转让所有权或设定其他物权的合同，而不是可以直接的发生物权变动的行为。

无权处分行为包含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行为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二是因行为人处分他人的财产而使行为人与相对人订立合同的行为。

由于无权处分行为包括行为人处分他人财产的行为，因此，无权处分既涉及到行为人与权利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涉及到对善意相对人如何保护及维护交易安全与秩序的问题。

（二）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及适用的法律后果自从《合同法》颁行后第51条便引发了法学界众多学者激烈的讨论，其中讨论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问题。

关于无权处分行为的效力目前有三种学说，即无效说、有效说和效力待定说。

1.无效说该观点认为无权处分行为在本质上是无效的行为，我国《合同法》第51条的规定只是一个例外规定。

因此，出卖他人之物的买卖合同违反了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无效合同。

2.效力待定说该观点认为：我国《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无权处分在本质上讲是效力待定的行为。

浅析无权处分辨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解释与适用一、引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为合同法）第51条关于无权处分的规定一出，论者蜂起，见仁见智，不断深入,诚为民商法学界少有的盛事。

同时也应看到，严重的分歧意见会影响合同法的统一适用。

有鉴于此，需要澄清若干问题，发展某些理论，发扬光大民法解释学，也不忽视立法论。

这是笔者撰写本文的动机之一。

应予说明，对合同法第51条的评论，以及对此类评论加以议论，可有解释论与立法论两种方法。

若采取立法论，论者完全可以依其价值观及其与之相一致的原理，不受或少受既有法律体系、立法政策等因素的制约，对第51 条批评乃至否定，提出自己的方案，随心所欲的余地较大；对这个层面上的意见进行评论，亦应考虑到这个背景，不可苛求于人。

在这个意义上，物权行为效力待定说乃至无效说，买卖等合同的效力待定说，处分权为物权变动的要件说等，都无可厚非。

若采取解释论，则须遵循民法解释学的规则，对第51条的解释与适用，要受立法目的、立法政策、现行法体系等诸多因素的限制，随心所欲大多不适当。

如果所设计的方案在功能上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相当或者相差无几，仍把该条批评得一无是处，其理由就不充分，其态度亦不可取。

因合同法实施不久，宜按解释论对其第51条解释，即使该条规定果真有缺陷，也宜通过解释加以消除，以有助于法律的妥当适用。

在这方面，郑玉波教授在解释中国台湾民法典第237条所谓不为给付或不为完全之给付时所遵循的思维原则及方法，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有鉴于此，本文所言基本上是站在解释论的立场而发，当然，出于内容的需要，在个别情况下亦有立法论的考虑。

二、合同法第51条的文义解释因为文字是法律意旨附丽之所在，也因为它是法律解释活动的最大范围，所以，着手解释法律时，首先必须确定文义涵盖的范围。

对合同法第51条的解释宜先从其文义开始，因争点在于该条所谓处分究竟是指物权行为抑或买卖等合同这些债权行为，故确定该条的含义就必须探求处分的含义与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