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及其现实意义杨丽娟（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宁夏银川750021）摘要：“仁爱”与“兼爱”在先秦诸子百家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学说，各自表达了不同的见解。
“仁爱”与“兼爱”的真正分歧在于两者的出发点、依据、侧重点、“爱”的性质、爱与利的关系以及体现的主体性的不一致。
但是同为爱人之道，它们还是有相通之处，对它们两者的理解，对现当今的社会是有现实意义的。
关键词：仁爱；兼爱；区别；现实意义先秦诸子百家当中，儒家与墨家的爱人之道是值得称赞的。
儒家的仁爱以“亲亲”为本，讲“爱有差等”。
而就其所及的范围而言，最高境界的仁爱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
墨子主张“兼以易别”，但是墨子批评孔子的仁爱是“亲亲有术、爱有差等”，而孔子反过来攻击墨子是“无父也”、“是禽兽也”，实质上他们所爱的对象以及最终理想境界是没有分别的，他们都把道德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层次。
孔墨的真正分歧在于他们学说的依据、出发点、侧重点等呈现出不同的局面，因此，对它们异同点的分析，有助于人们更进一步的了解“仁爱”、“兼爱”学说。
在分析“仁爱”、“兼爱”的异同点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仁爱”与“兼爱”的涵义。
一、“仁爱”与“兼爱”的涵义孔子的“仁爱”学说，根据对象的先后次序不同，可以分为三层：第一层是“爱亲”，孔子把“爱亲”规定为“仁”的本始。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亲亲，仁也”6对它的最好的诠释。
“爱亲”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指属于一定血缘关系范围内人的相亲相爱。
第二层是“爱人”，“樊迟问仁，子曰：‘爱人’”，7里的“人”泛指相对于己而言的他者。
从而在进一步扩大了的社会关系交往中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最终达到“泛爱众”的最高境界，这就是“仁爱”的第三个层次，“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3墨子主张“兼以易别”，“使天下兼相爱……则天下治”4，“兼爱”即对天下之人不分远近亲疏，兼而爱之，“为彼犹为己也”，“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
5如“兼爱”学说真正实施，则“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6最终达到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的理想境界。
二、“仁爱”与“兼爱”的区别（1）两者的起点不一样。
“仁爱”重私德，而“兼爱”重公德。
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可见，儒家认为，只有先“修身”，也即“修己”，才能“齐家”，而后齐家才可以治国，治国才可以平天下。
儒家是先将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个人的利益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
“兼爱”是与“独善其身”相对立的，它主张“兼善天下”，即“吾先从事乎爱利人之亲，然后人报我以爱利吾亲也。
”7由此可见，儒家的“仁爱”重视个人的“独善其身”的私德。
而墨家“兼爱”重视的“兼善天下”的社会公德。
（2）侧重点不一样。
“仁爱”学说对仁的推行侧重于己，行仁先从己开始，然后再推己及人。
由根基于血缘关系的亲子之爱而推至“爱人”，最后达到“泛爱众”的最高境界，体现了“爱”由远而近、由亲而疏的量的变化，这种推己及人贯彻的原则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兼爱”学说侧重于视人若己，“为彼犹为己也”，也就是彼此利益不别，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
要像爱自己的国家一样去爱别人的国家；要像爱自831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NO.11.2009己的家园一样去爱别人的家园；要像爱自己一样去爱别人，也就是不分人我、不分贵贱、强弱、智愚、众寡地彼此相亲相爱。
一言以蔽之，“己所欲、施与人”。
（3）两者“爱”的性质不一样。
“仁爱”是有差别的“等级爱”，“兼爱”是普遍性的“大爱”，儒家的“仁爱”是“亲亲有术”，爱有差等。
即按照宗法等级秩序即尊卑、贵贱、亲疏的顺序去爱人。
用荀子的话说，叫做“亲疏有分，则施行而不悖”。
儒家的爱是以血缘亲情关系为基础的、有差别的、先满足个人私心的等级爱。
墨家的“兼爱”是“爱无差等”，视人若己，爱人利人。
从社会的整体利益出发，认为如果人人皆以血缘亲情为准则，只能助长人类的自私心，其结果是“子自爱，不爱父”；“弟自爱，不爱兄”；“臣自爱，不爱君”，哪里还有什么真正的“爱少，若爱身”？墨家的“兼爱”之“爱人”不分亲疏，无差别的“大爱”。
（4）在爱与利的关系上，儒、墨也是对立的。
孔子处理义利的基本原则是：“见利思义”、“以义为上”，儒家是把“义”放在首位，把义作为衡量利的重要的尺度。
“不义而富且贵，与我如浮云”，8可见当时儒家对“义”的重视程度。
在这里，儒家用“义”去规范“利”，并以此来约束人们的行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由此可见，儒家的“义利”也就是爱与利是相对立的。
墨家主张“兼相爱、交相利”，也就是爱与利是相统一。
墨子既贵义又尚利，主张“义”以“利”为目的、内容和标准；而所尚的“利”主要是指“天下之利”，他人之利，认为“利人”、“利天下”是仁者从事的最高目的，达到义利相统一，“言义必言利”。
（5）关于人的“主体性”，这两者也是对立的。
儒家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以自己推及别人，将心比心，把别人看成是与自己一样的价值主体，体现了价值主体之间的平等和尊重。
保存生命，免受饥饿，是我之所欲，根据“人我同心”，也是别人所想要得到的。
我不愿意别人欺骗我、欺凌我、轻视我、侮辱我，同理，“我”也不能把这些强加在别人的头上。
人人如此，就可达到互相尊重、互相平等的境地。
站在自己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是对别人的主体地位的尊重和保护。
墨家是“己所欲，施于人”，墨子在这里取消了主体的独立性，用自我的意志去揣度别人的心思。
每一个个体都是独立的存在，在交往过程中要相信别人，尊重别人，而不是把自己的意志强加在别人身上，使别人成为自己思想的“傀儡”。
所以在生活过程中，不要想当然地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当成别人也喜欢的东西，这样不仅会伤害别人的自尊，而且有可能处于好心办错事的尴尬局面。
如果自己的国家实行多党制，推行三权分立，便觉得这是天下最好的政治形式，当看到别国不是如此，便觉得不好，便对别国人们受到的“剥削和奴役”感同身受，于是便横加指责，甚至用武力推翻别国政府以解救“苦难”中的人们，其结果可能会更糟糕，这样的“兼爱”不仅不会给人民带来福音，相反，会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痛苦和灾难。
可见，要想帮助别人，就应该在尊重别人的前提下，实施帮助。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仁爱”与“兼爱”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但是同为爱人之道，它们两者之间还是有一定的相通之处。
三、“仁爱”与“兼爱”的相通之处（1）“仁爱”与“兼爱”都把“爱”作为处理社会关系的重要准则。
儒墨两家普遍认为政治、经济的不稳定，是道德沦丧的结果。
墨子以“兼相爱”来“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可见他把道德的作用夸大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实质上，道德的混乱只是社会根本矛盾的一个外在表现。
幻想着用一个个“仁人”、“兼人”带着“爱心”去除暴安良，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从理论上讲，道德应该以利益为基础，脱离利益的道德是不着边际的，另外道德也的确是现实利益的一种有效调节手段，“道德原则一旦脱离了人们的现实利益和政治利益，愈是被描绘的美满无缺，就愈显得苍白无力。
”9孔子和墨子都将道德延伸到了它本不该到的地方，这种泛道德主义的思路导致人们对社会制度的漠视。
可见，企图用道德的力量来改造社会关系，无疑会陷入“道德决定论”的泥淖中不可自拔。
这是“仁爱”与“兼爱”相通之处。
（2）“仁爱”与“兼爱”都是代表某个特定的阶级。
孔子的“仁爱”学说是对春秋贵族宗法社会开始衰落而新兴地主阶级尚未登上统治舞台，这种社会状况的反映，就决定着他的“仁爱”学说是以地缘亲情和血缘亲情为基础。
而墨家学说则是贵族宗法社会已经瓦解，新兴地主阶级即将粉墨登场的时代，931“仁爱”与“兼爱”的异同及其现实意义它反映着“农与工肆之人”要求生存、平等与自由的要求，代表着小生产者、手工业、城市工商业者步入“市民社会”，在社会大变动时代而提出的超期的、不现实的要求。
反映这种要求的学说。
所以他的学说代表着平民、劳动人民的利益，反映着平民所向往的理想的社会：人人劳动、人人平等、互相帮助、上下同利、共同富裕、和睦相处、尚贤使能。
“仁爱”与“兼爱”学说受到的争议颇多，许多人认为它们是“空中楼阁、水中之月”，因为与现实相脱离，所以注定这只是一种美好的设想，也没有被当时的统治者普遍采纳。
但是对今天的社会而言，还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四、“仁爱”与“兼爱”的现实意义“仁爱”学说倡导的是，由“爱人”推及“爱普天下的众人”、“义大于利”，而“兼爱”学说给我们描绘了一幅“有难同当、有福同享，天下一体，不分你我、相亲相爱”的理想境界，这对当今社会是有借鉴意义的。
在现如今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之间自私自利，“各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道德处于滑坡的阶段，难怪有人惊呼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后果不堪设想的“道德滑坡”。
为了利益，父子兄弟反目成仇、朋友背信弃义的比比皆是。
有时候，看到儿女殴打父母、父母状告儿女的案件，真是令人心痛、心寒。
在人民网上看到云南的一个小村落文山“为了发家致富，整个村庄的人都在做拐卖婴儿的生意”的时候，更是令人绝望。
现如今的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说到底———是传统文化的缺失，人们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失衡了。
“精神世界”的失重，使得人的本能的伸展和人欲的扩展，失去了对生命、对良心、对法律的敬畏。
为了达到既定的目的，不择手段。
试想一下，如果人人心中都保存着“爱心”，在当今这个经济日益起飞的时代，肯定不会再有什么诈骗案、恐怖事件等等，人们之间的贫富悬殊也不会这么大，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不会有现在这么的冷漠，整个社会秩序和公共秩序会更加和谐。
所以在依法治国的前提下，应该大力倡导“伦理道德”在社会关系中所占的比重，使中国的传统文化“回归”课本，回归社会，回归人们的心中。
注释：①②③④⑤⑥⑦引自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38、58、59.⑧⑨引自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40、60页。
参考文献：1.周国平.“仁爱”与“兼爱”的异同〔J〕.平顶山学院学报，2005，20（6）3.2.杨春梅.先秦儒家仁爱学说略论〔J〕.齐鲁学刊，2000，158（5）.【作者简介】杨丽娟，女，回族，硕士，宁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041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NO.11.200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