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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转化型抢劫罪中既遂未遂的认定----以⼀起盗窃转化成抢劫为例简要案情：2010年8⽉15⽇6时许，赫某潜⼊唐⼭市内某居民⼩区3-23号，趁房主于某正在睡觉之机，将房屋内的旅⾏箱偷⾛，内有三星牌数码照相机⼀部及旧⾐服⼗件(经鉴定总价值⼈民币2066元)，于某发现后追赶赫某⾄吉祥路上，⾏⼈张某听见于某喊抓⼩偷”，在赫某跑到⾃⼰⾝边时将赫某绊倒，欲上前抓赫某时，赫某掏出弹簧⼑威胁张某，后将旅⾏箱扔在地上逃离现场。
分歧意见：本案属于转化型抢劫罪当⽆异议，但对于抢劫的即未遂问题，产⽣了三种意见：(1)转化型抢劫是⾏为犯，不存在未遂状态，只要转化成抢劫罪，⼀律都是既遂。
(2)转化型抢劫属于贪利型”犯罪，既未遂应以先前⾏为的既未遂作为判断标准。
(3)转化型抢劫存在既未遂状态，认定转化型抢劫既未遂应与普通抢劫罪的标准⼀致。
法理评析：第⼀种意见认为赫某构成抢劫既遂。
理由主要是：转化型抢劫中的转化”是指整个犯罪性质的改变，⾃⾏为⼈当场使⽤暴⼒或者以暴⼒相威胁”⾏为发⽣始，犯罪性质已发⽣改变，其转化⾏为就被认定为实施完毕，不存在未遂形态。
本案中赫某盗窃后为抗拒抓捕，当场以暴⼒相威胁，其盗窃已经转化成抢劫，应认定为抢劫罪既遂。
第⼆种意见也认为赫某构成抢劫既遂。
理由与第⼀种意见不同的是：转化型抢劫的既遂或未遂应以其先前⾏为(盗窃、诈骗、抢夺)的既遂或未遂作为判断标准，先前⾏为既遂，抢劫罪亦既遂;先前⾏为未遂，则转化后的抢劫罪也是未遂。
本案中赫某先前的盗窃⾏为已经既遂，故转化的抢劫罪也应为既遂。
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即赫某构成抢劫未遂。
理由如下：⾸先，转化型抢劫与普通抢劫的犯罪性质相同。
两者对法益的危害性基本相当，都是侵害了他⼈财产和⼈⾝权利。
⽐较⼆者：①从犯罪形态看，⾏为⼈盗窃、诈骗、抢夺时当场使⽤暴⼒或以暴⼒相威胁”导致了⾏为性质发⽣根本性的改变，其⾏为的情节及导致的结果，已超出基本犯罪的构成要件⽽不能为原有的犯罪所容纳，只能通过转化犯的规定使犯罪⾏为重新获得抢劫罪构成要件的认可。
转化型抢劫罪案例【篇一：转化型抢劫罪案例】案情简介：杨某于2013年9月某天到某砖厂，看见该厂换下一些制砖机废旧金属零配件堆放在厂坝内，遂起将其盗走当废品销售的念头，当晚11时许，杨某窜到砖厂，搬运了一部分废旧零配件到厂门外，再返回搬运剩余部分时，被值班工人朱某发现对其盘问，杨某转身开跑，朱某上前将其紧紧抓住不放，杨某为了挣脱，用拳头猛击朱某的胸部和面部，致朱胸部青紫和牙龈出血，朱大声呼救。
杨某被闻讯赶来的工人抓获扭送公安机关。
不同意见：本案在过程中，对杨某之行为是否构成犯罪产生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某之行为属一般的盗窃行为，尚不构成犯罪。
其理由：一是杨某主观上虽然有非法占有砖厂废旧金属零配件的故意，客观方面实施了秘密窃取的行为，但其盗出的废旧金属还未实际占有即被抓获，属，盗窃未遂一般不追究刑事责任，只有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巨额财物，金融机构的财物、珍贵文物等，盗窃未遂，才能追究刑事责任，而杨某之行为侵犯的对象是废旧物品。
二是杨某返回准备盗走剩下的废旧零配件时，即被发现，尚处于预备阶段，不应追究刑事责任。
三是杨某返回准备盗走剩下的废旧金属零配件时即被抓获，为挣脱，对朱某实施殴打，属抗拒抓捕行为，但杨某之行为尚处于盗窃预备阶段实施的，不符合犯转化为的前提条件，且朱某所受损伤仅属一般，情节不严重，不应按转化抢劫罪论处。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某之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
其主要理由：一是杨某主观上有非法占有砖厂废旧金属零配件的故意，客观方面采取了秘密窃取的手段，已搬运了一部分废旧金属零配件在厂区外，再返回继续搬运剩余部分，这是一种连续行为。
二是杨某在行窃时被朱某发现，为逃避法律制裁，实施了抗拒抓捕的行为，使用拳头殴打致伤朱某，并非一般推拉抓扯行为，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条件。
三是转化型抢劫罪与一般抢劫罪一样并不要求以构成盗窃，诈骗、为前提条件。
所以，杨某之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应以抢劫罪处罚。
笔者观点：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从一则案例谈转化型抢劫题要转化型抢劫历来在司法实践中是很难界定的，转化型抢劫是由其他财产犯罪转化而来，如盗窃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就转化为抢劫了，而不再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那么转化型抢劫与普通抢劫罪有哪些区别呢?通过下面一则案例来具体了解。
案情〕2005年11月24日下午，被告人潘成刚、陈世钢、钟元灿、陈世才、邓旭远携带刀具、钳子、毒狗肉、纤维袋等工具，驾驶2辆摩托车从广西梧州窜到广东省封开县都平镇，乘村民的狗无人看管之机，用有毒的肉毒死狗的方法盗得村民饲养的狗6只，被事主发现后逃跑。
当他们逃跑到竹马界(地名)山脚时，被事主陈某和郑某驾驶摩托车追上并拔掉被告人邓旭远所驾的摩托车钥匙，被告人潘成刚和陈世钢便各自抽出带在身上的刀指向郑某，逼迫其交还摩托车钥匙。
当陈某、郑某掏出手机要报警时，潘成刚用刀指向陈某，恐吓两事主不准报警，并要事主将手机扔到山下。
郑某被逼扔了手机，而陈某不从，被告人潘成刚即持刀上前夺其手机，陈世钢也持刀和陈世才围住陈某。
潘成刚见抢不到手机，就用刀柄砸了一下陈某的头部之后，又逼迫郑某过去将陈某的手机扔到山下。
被告人钟元灿为阻止事主追赶，将事主摩托车的油管拔掉。
随后，五被告人即驾车逃离现场，后被公安民警人赃俱获。
〔分歧〕公诉机关指控，五被告人在盗窃发现时，当场对事主实施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手段，其行为均构成抢劫罪。
五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其所盗的六只狗的总价值只有几百元，远未达到盗窃罪的数额起点标准，只有盗窃行为，未构成盗窃罪。
暴力的实施不是在盗狗的现场“当场使用”，事主追上时，已距离偷狗的地方有300多米远，不能满足《刑法》第269条规定的时间、空间条件。
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盗窃罪，实施的暴力也不是“当场使用”，所以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条件，不构成抢劫罪。
〔裁判要点〕广东省封开县人民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潘成刚、陈世钢、钟元灿、陈世才、邓旭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经谋划共同流窜盗窃村民饲养的狗，被失主发觉后，为阻止报警和抗拒抓捕，当场对事主实施暴力和以暴力相威胁，其行为已构成抢劫罪。
转化型抢劫案研究转化型抢劫案研究：了解犯罪者的心态和影响因素随着社会的发展，犯罪活动以及犯罪手段也在不断改变和升级。
在这些复杂的犯罪中，转化型抢劫案是其中一种。
转化型抢劫案指的是在打劫过程中，犯罪者会对被害人使用暴力或者威胁等手段，使得被害人在犯罪现场进行转移财产等等。
近年来，许多专家都开始研究这种犯罪模式，并对其进行了数次分析和评估。
犯罪者的心态转化型抢劫案的特点是手段变化，这种变化背后是犯罪者的心态。
这类犯罪是由拥有一定技能和知识的犯罪者实施的，他们常常很好的了解被害人，并在袭击前搜集详细的信息。
此外，这种犯罪的犯罪者会更加倾向于暴力攻击，使被害人感到威胁，从而达到更好的控制。
影响因素许多因素都可能成为转化型抢劫案的影响因素。
这包括贫穷、缺乏正当工作，犯罪历史以及药物成瘾等等。
对于那些没有受过大学教育和已经有犯罪记录的人来说，他们更明显的会选择转化型抢劫。
理论上，他们相对于一般人来说更容易寻求非法收入，因为工作和为生活收入而奋斗的成本太高了。
案例1. 纽约市的萨曼莎（Samantha）在去年夏天成为一名被害人。
当她走在曼哈顿一个繁忙的街道时，一名马戏团表演者靠近她，并告诉她前面有一条蛇，然后炫耀起来并要求她购买表演照片，从而成功地使她分散了注意力，让她的首饰被偷走。
2. 一对夫妇在一个食品店购物时，遇到了两个犯罪团伙。
其中一个人把他们的钱包偷走，然而在一个漫长的追逐战和斗殴中，这对夫妇一直试图拿回自己的钱包。
3. 卫兵们保护唐人街区内的一家珠宝店，但这并没有阻止犯罪分子将所有的珠宝逐个清空。
据了解，窃贼使用了一种无法被侦查的技术来进行犯罪。
总的来说，由于工作和犯罪活动成本过高的原因，犯罪分子总是寻找其他的收入来源。
在这一背景下，转化型抢劫案的情况不断上升，而对这种犯罪现象的调查和研究也越来越重要。
在将转化型抢劫案作为研究对象时，需要思考非法收入的渠道和犯罪者的行为模式。
了解犯罪者的行为模式和动机有助于警察和其他执法机构更好地预防和打击这种犯罪。
论转化型抢劫之认定转化型抢劫是指原本没有预谋抢劫的犯罪行为，但在实施过程中突发性地转变为抢劫的情形。
对于这类犯罪行为的认定，涉及到法律的解释和司法裁判的具体案例分析。
本文将从法律条文入手，结合相关案例，探讨转化型抢劫的认定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法律对抢劫的定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一百六十六条的规定，抢劫是指利用暴力、胁迫的手段抢夺公私财物的行为。
根据这一条文，抢劫需要具备两个基本要素：一是以暴力或胁迫手段实施的抢夺行为，二是抢夺的客体为公私财物。
如果一起犯罪行为符合这两个要素，那么就构成了抢劫罪。
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转化型抢劫的认定标准。
对于转化型抢劫行为的认定，主要需要考察的是犯罪行为的过程和动机。
从司法实践来看，一般来说，转化型抢劫行为的认定需要具备以下几个条件：犯罪行为是在原本没有预谋抢劫的情况下突发发生的；犯罪行为是在其他违法行为的过程中意外发生的；犯罪行为的实施是在突发情况下，无法预见和觉察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比如某人原本是要进行盗窃行为，当他在盗窃过程中被当事人发现并加以阻挠，为了逃避抓捕而对当事人进行暴力行为，并抢夺了当事人的财物，那么这种情况就属于转化型抢劫。
因为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初，该人并没有预先计划抢劫行为，而是在意外情况下才发生的。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转化型抢劫的认定也需要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有的案例中，犯罪嫌疑人最初是出于其他目的实施了犯罪行为，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突然的情绪激动或者意外状况，最终导致了抢劫行为的发生。
而在一些案例中，犯罪嫌疑人最初可能并没有明确的犯罪目的，但是在行为进行的过程中，由于一时冲动或其他原因，导致了抢劫行为的发生。
针对转化型抢劫的认定，还需要考虑到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故意问题。
如果犯罪行为人在事后表示对抢劫行为的后悔和悔过的态度，并且愿意赔偿受害人的损失，那么在认定过程中，也可以考虑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恶性程度。
转化型抢劫的认定需要根据具体的案情，结合法律规定和司法解释进行综合判断。
王艳锋抢劫案案例分析——具有财产性质的特殊盗窃、诈骗、抢夺罪可以转化为抢劫罪本文主要分析的是王艳峰抢劫案，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2017）京0105刑初1366号刑事判决书，该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被告人王艳峰使得他人信用卡并使用后，为了抗拒抓捕当场对被害人使用暴力的行为可否依据刑法269条认定为抢劫罪。
所以，最基本的法律问题是，信用卡诈骗罪可否可以认定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条件，本文的观点是，包括信用卡诈骗罪在内的其他所有具有财产性质的特殊盗窃、诈骗、抢夺罪都可以转化为抢劫罪。
从立法本意和罪行法定的原则角度出发，将刑法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范围适当的扩大解释，恰恰符合刑法因为保护财产法益的基础而规定了抢劫罪的立法意图，同时也跟贴近当下司法实践，全面评价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既防止刑法的滥用，也能够保证刑法的实施，更好的贯彻刑法公平正义的理念。
一、基本案情本案被告人王艳峰被以抢劫罪提起公诉，被告人当庭表示认罪，辩称事先不知道ATM机内有银行卡，且被害人先动手。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5年12月11日晚，被害人李某朝阳区平房乡一自助银行内使用银行卡从ATM机取款，离开时将卡遗留在ATM机内。
李某离开后，被告人王艳峰操作该ATM机时发现机内有他人遗留的银行卡，遂连续取款6次，共计取款1.2万元。
李某在被告人取款以后收到了短信提示，随即发现到银行卡忘在了在ATM机内，随后就回到了先前提款机处，要求。
王艳峰纠集在附近的工友郭少飞（另案处理）一起殴打李某，致李某受轻微伤。
王艳峰与郭少飞一起逃离现场，后王艳峰将赃款挥霍。
法院认为，刑法第269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既包括刑法264条、266条、267条规定的一般类型盗窃、诈骗、抢夺罪，也包括刑法其他章节规定的侵害他人财产权利的特殊类型盗窃、诈骗、抢夺罪。
被告人王艳峰拾得他人遗留在ATM机内的银行卡并使用，被当场发现后为抗拒抓捕而使用暴力，应当依照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的规定，以抢劫罪定罪处罚。
以转化型抢劫为例看转化犯未遂的认定王喜萍（山西大同大学政法学院法学系山西大同037001）摘 要：转化型犯罪由于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对于何种刑法规定属于转化犯理论界尚有不同认识，由此产生了对转化犯的未遂状态如何认定的争议，本文拟通过对转化犯中比较常见的转化型抢劫行为未遂状态的分析，结合对转化犯范围的考查及实务中的案例，进一步厘清转化犯未遂的认定问题。
关键词：转化犯；转化型抢劫；犯罪未遂中图分类号：D9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795（2010）02-0252-03收稿日期：作者简介：王喜萍（），女，山西大同人，主要从事刑法学方向的研究。
一、转化型抢劫罪既遂标准认定关于转化型抢劫的既遂标准，存在以下观点：1.事后抢劫属于法律拟制规定，其既遂、未遂的标准应与一般抢劫罪相同。
因此主张以最终是否取得财物作为事后抢劫既遂、未遂的标准，即便是盗窃既遂，若采用暴力、胁迫手段没有达到目的，财物还是被他人夺回，这仍属事后抢劫未遂；若盗窃未遂，为免受逮捕、湮灭罪迹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尽管达到了这样的目的，但是由于没有取得财物，自然只能算事后抢劫未遂。
[1]2.应以暴力、胁迫行为本身作为认定既遂、未遂的标准，只要行为人基于刑法规定的三种目的而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即使是盗窃未遂，事后抢劫也算既遂。
[2]3.判断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还是未遂，应当建立两种判断标准，即在不同情形适用不同标准进行判断。
一是转化前行为已经取得财物后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行为，构成抢劫罪既遂。
在这种情况下可以认为此时的转化实际是一种行为犯，即只要实施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就构成抢劫罪。
二是如果盗窃、诈骗、抢夺未遂后转化为抢劫，则只能构成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
抢劫罪的转化是行为犯，但抢劫罪本身仍然是结果犯，应当以财物的取得为既遂标准。
[3]4.基于犯罪目的不同导致的其他方面犯罪构成要件的不完全相同，有理由对典型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按不同的标准划分既遂和未遂。
刑法案例分析案情：被告人周某携带一把用于割绳子的折叠刀赶至绍兴县柯桥街道水果批发市场西大门旁，趁无人注意，窃得裘某放在电动三轮车上的塑料袋1只。
周某的盗窃行为被绍兴县公安局柯桥派出所的反扒队员发现。
当反扒队员上前表明身份并质问时，周某转身逃跑，反扒队员立即追赶。
途中周某将正路过此地的华舍街道新华学校六年级学生刘某抓住，用手臂勒住刘某（1998年出生）的脖子，并威胁反扒队员“你们不要过来”，反扒队员随后包围周某并趁机将其制服抓获，当场从周某的裤袋内查获折叠刀一把。
经查，涉案塑料袋内装有现金157.80元。
绍兴县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周某犯绑架罪向法院提起公诉。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周某因盗窃行为败露而被追捕，为逃避追捕又劫持未成年人作为人质，情节较轻，其行为已构成绑架罪。
对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予以支持。
对辩护人黄某关于被告人的行为应属转化型抢劫罪的意见不予采纳。
理由是：结合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条件来看，“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一般应当针对抓捕者或者阻止其窝藏赃物、毁灭罪证的人，而不能是第三人即本案中未成年人，故被告人的行为不符合转化型抢劫罪的成立条件，不能转化成抢劫罪。
法院依照《刑法》第239条及第67条第3款之规定，判决被告人周某犯绑架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五千元。
①问题：那么，被告人的行为究竟是构成转化型抢劫罪，还是构成绑架罪，抑或是数罪？通观判决理由可以发现，本案的争议焦点似乎在于以下三个问题：（1）事后抢劫的前提条件“犯盗窃、诈骗、抢夺罪”如何理解？（2）如何认定“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3）被告人的行为是构成一罪还是数罪？一、事后抢劫罪前提条件的认定对于事后抢劫罪的前提条件：“犯盗窃、诈骗、抢夺罪”的理解，关键在于前提犯罪中的“罪”是否以取得数额较大财物为前提？以盗窃为例，理论界主要有两种倾向性观点：一种观点，只要行为人实施了盗窃等行为，即可能构成事后①浙江省绍兴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3）绍刑初字第633号。
从一则案例看转化型抢劫的既遂和未遂
注:本文经过精心编辑，部分内容来源网络，如有疑议，请联系我们处理。
【案情】
被告人熊某，男，1982年4月25日出生于江西省南丰县，汉族，文盲，无业，家住南丰县琴城镇城墙路。
2005年1月20日晚23时许，被告人熊某在本县杨梅村进入一座三层楼房盗窃，一楼为南杂店，被告人熊某发现香烟200多包，把香烟放在几个纸箱子里，由于东西太多不好拿，熊某想找个大袋子装，这个时候被刚回家的被害人胡某发现。
熊某冲出去，被害人胡某在后面追，被害人胡某抓住熊某，二人扭打在一起，期间熊某持随身携带的匕首将胡某手指砍伤。
经鉴定，被害人胡某之伤已构成轻微伤。
香烟价值3300元。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本案不构成转化型抢劫。
理由是转化型抢劫必须以构成盗窃。
盗窃转化成抢劫罪案情介绍被告人：刘某某，男，31岁，河南省农民。
被告人：关某某，男，21岁，河南省农民。
被告人：张某某，男，18岁，河南省农民。
三被告本是同乡，相携来到北京，到北京后没有找到工作，生活困难。
1998年8月，因雨量过多，海淀区郊区某公路约一百米的地段被雨水淹没，由此去郊区县的多路公共汽车需在此地换车，形成一个临时车站。
1998年8月22日，被告人刘某某便邀约被告人关某某、张某某一同前往临时车站行窃，刘某某对二人说：“这里最好找钱，人多又乱，丢了钱也不会注意，出了事也好逃跑。
”当天，三人开始扒窃，次日晚2 1时许，三被告乘人多拥挤之机前去车门处扒窃。
当被告人关某某扒窃乘客曹某的钱包时被其发觉，关某某不等曹某叫喊，猛力一拳击在曹某的左眼上，被告人张某某也上前打曹某一耳光，接着刘某某朝曹某的腹部击一拳。
乘客孙某指责三被告的非法行为，三被告又一拥而上朝孙某一顿拳打脚踢。
然后，。
刘某某手持、关某某手持棍棒继续追打曹某，直至曹某苦苦哀求为止。
事后，经法医鉴定，曹某右眼眉骨破裂，左手食指、中指指骨骨折。
审判结果朝阳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刘某某、关某某、张某某三人犯抢劫罪向朝阳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三被告人辩称三人并非以抢劫旅客财物为目的，只是想趁人多拥挤扒窃财物，虽后来打伤旅客，但并未造成重伤。
三被告人对本案事实无异议，但对人民检察院以抢劫罪起诉表示不服。
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认为，被告人刘某某、关某某、张某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公共客车上实施盗窃行为，被发现后即对被害人进行殴打，甚至动用凶器对被害人及其他旅客进行伤害，其盗窃行为虽数额不大，不构成犯罪，但三被告人的行为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规定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的情形，人民检察院公诉书对案件性质的认定是正确的，三被告人以不具有抢劫的目的为由辩称自己不构成抢劫罪是不成立的，该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9条、第263条作出刑事判决如下：被告人刘某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被告人关某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被告人张某某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
由一起案例分析转化型抢劫罪摘要《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罪，有其严密的内涵标准和严格的适用条件，在判定行为人的转化行为犯罪性质时，必须按照犯罪构成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根据刑法的立法本意和司法解释的规定精神来从严把握。
以免造成定罪过苛、量刑过重的不良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
关键词:抢劫罪转化型抢劫罪主观要件客观要件[案由]甲和乙入室盗窃被一审判决甲乙犯抢劫罪并按有入室情节量刑，甲乙不服一审判决，遂委托笔者为本案的二审辩护人。
[基本案情]笔者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接手过这样一起案件，未成年人甲和乙及其另外三个同伙，一日中午去农村开代销店的丙家偷盗，甲和乙翻墙进入丙家院以后，乙从丙家厨房内拿菜刀撬开住室门锁，甲乙共盗取了 10 余条总计价值 300 元的香烟递与院外望风的三个同伙。
甲和乙又继续翻找东西时丙回家，甲乙二人因害怕丙阻拦，逃跑时甲在前面用拳头晃了晃，而乙在甲的后面只是持刀逃跑，整个过程既未发生身体接触，也未发生言语威胁。
丙却因受到惊吓自己绊倒，后又起来追撵，望风的同伙被抓供出了甲乙，一审判决甲乙犯抢劫罪并按有入室情节量刑，甲乙不服一审判决，遂委托笔者为本案的二审辩护人。
[争议焦点]针对甲乙的具体行为情节和相关法律规定，我们讨论这个案件时形成三种辩护意见，第一种认为行为人的行为构成抢劫罪，且符合人室从重情节，只不过判的刑期过长；第二种认为行为人的行为转化为抢劫罪，但不能按人室抢劫重复评价，而应按一般抢劫定罪量刑；第三种认为行为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是未达盗窃罪起刑点的盗窃行为，不宜按抢劫来定罪量刑。
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并依此精心准备进行了辩护，取得了较好的辩护效果。
[案情分析及结论]一、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抢劫罪分为一般抢劫罪和转化型抢劫罪两种，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规定的是一般抢劫犯罪，即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抢劫公私财物的行为。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是转化型抢劫犯罪，转化型抢劫罪侵犯的客体是公私财物所有权和公民人身权双重客体；客观方面是犯罪行为人为了转移脏物、抗避抓捕等目的，当场利用了暴力或者威胁手段；转化型抢劫罪的主体前提是必须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者；其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强行侵占他人财物为己所有的动机目的。
综上所述，盗窃罪转化成抢劫罪，需要满足下述三个条件：第一个是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行为。
这是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前提条件。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转化型抢劫犯罪的前提条件是犯盗窃、诈骗、抢夺罪，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盗窃既遂且数额到达盗窃罪起点，自然能够转化为抢劫罪。
司法实践中盗窃未遂或者盗窃财物数额较小尚未达到起刑点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有关司法解释精神，对行为人实施有前述行为，虽没有达到数额较大，但为特定目的使用暴力威胁手段的，可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若暴力威胁手段情节轻微、危害较小的，不作为抢劫罪定罪处罚。
修订前后刑法对抢劫罪实质内容上并没有变化，即情节是否严重，是先前的盗窃、诈骗、抢夺行为能否转化为抢劫罪的前提条件。
第二个是行为人当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
这是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时空条件。
这里所说的当场，不限于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的现场，逃离现场、被人抓捕的过程，也应视为当场。
但对于在盗窃后有明显的时空间隔，即时间和空间都不具有连续性时，则不能视为当场。
例如：丁某盗窃戊某的财物时被其他人发现并追击，若丁某在逃跑过程中停下对追击者实施暴力，可认定为当场使用暴力；若盗窃行为结束后行为人被戊某认出，从而抗拒戊某的扭送行为，就不应当认定为当场，故不能转化为抢劫罪。
此时，如果该抗拒行为造成伤害或者死亡结果，则应按照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或者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第三个是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出于转移赃物或抗避抓捕等特定目的。
这是转化型抢劫罪成立的主观条件。
行为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是为了转移赃物或抗避抓捕。
这里的转移赃物，是指为了防止他人发现已经到手的赃物；抗避抓捕是指抗拒或躲避司法机关的拘捕或公民的扭送。
前案中犯罪嫌疑人甲乙的行为虽然符合第一、二个条件，但不符合第三个条件，即其实施暴力、威胁行为的目的既非为了转移赃物，因为其先前赃物已移走，尚未取得任何新财物；也非为了抗避抓捕，因为丙并没有马上实施抓捕，而仅仅是为了尽快脱身。
缺少了这个主观条件，依法构不成转化型抢劫罪。
二、认定转化型抢劫应把握的几个问题（一）区分一般抢劫和转化型抢劫的意义同样为抢劫罪，为何要区分是一般抢劫还是转化型抢劫?首先，这种法理上的区分，将直接关系到对犯罪嫌疑人的量刑，即是否适用抢劫罪的加重情节。
倘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一般抢劫，则可以按照入户抢劫处理，在量刑时就应当加重法定刑，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死刑。
倘若行为人的行为构成转化型抢劫，根据刑法理论中禁止重复评价的定罪原则，即一个犯罪行为一旦被确定为转化型犯罪，就不能再认定加重处罚的情节，否则就构成重复评价。
本案中甲乙的行为即使构成抢劫罪，也是一般抢劫罪，在量刑时不适用抢劫罪的加重情节，即按照入户抢劫处理。
其次，虽然转化型抢劫和一般抢劫所造成的危害结果相同，都侵犯了财产权和人身权双重客体，但两者在主观恶性上却有很大的不同。
转化型抢劫的本意是为了盗窃、诈骗、抢夺，之后只是为了转移赃物、抗避抓捕等特定目的而当场使用暴力威胁手段。
而一般性抢劫的本意就是为了抢劫，其主观恶性明显较前者恶劣，对社会的危害程度也较前者严重。
故在量刑上，对两种行为也应有所区别。
（二）准确把握转化型抢劫罪的构成要件构成转化型抢劫罪，其前提条件是行为人必须先犯盗窃、诈骗、抢夺罪，而前述三项犯罪均要求财物达到“数额较大”。
转化型抢劫罪是否也要求财物达到“数额较大”呢?笔者认为不应对先行行为的数额作死板限制，应综合考虑数额的大小和情节的轻重，只要先行实施上述三种行为，为转移赃物或抗避抓捕等而当场实施暴力威胁，就应按《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及其相关司法解释定罪，而不应定为其他犯罪。
这既不与立法规定明显违背，同时也不会对某些行为宽严无度。
转化型抢劫罪的客观条件，可分为行为条件和时空条件，行为条件是指行为人在先行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后，还必须实施暴力威胁行为；时空条件是指暴力威胁行为不是事后实施的，而是当场实施的。
所谓“当场”，应是行为人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现场，以及被人追捕的整个过程和场所。
因为转化型抢劫罪是由盗窃等行为向抢劫的转化，所以本罪的暴力威胁行为应与先行的盗窃等行为在时空上具有连续性和关联性。
转化型抢劫罪的主观条件，是行为人实施暴力威胁的主观目的，其主要包含三项内容：即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毁灭罪证。
窝藏赃物是指隐藏已非法取得的财产；不被夺回；抗拒抓捕是指拒绝司法强制措施及公民扭送；毁灭罪证是指销毁和消灭实施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证据。
若并非出于上述目的，而是出于强行非法占有，则符合一般抢劫罪的构成要件，应直接以抢劫罪论处。
（三）正确判断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关于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与未遂问题，应坚持与一般抢劫罪的相同标准的原则。
因为二者是同质犯罪，一般抢劫罪把财物取得与否作为既遂与未遂的标准，转化型抢劫罪就没理由采取与此不同的标准。
具体说来，就是在盗窃、诈骗、抢夺取得财物后，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威胁行为时，以行为人是否获得财物作为区分既遂和未遂的标准。
若行为人最终取得了财物，就是转化型抢劫罪的既遂，反之就是未遂。
在盗窃、诈骗、抢夺没有取得赃物，出于抗拒抓捕、毁灭罪证这两种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的，成立转化型抢劫罪的未遂。
此犯罪属于贪利型犯罪，其本质特征是夺取财物行为，而非实施暴力威胁行为，不以是否实施了暴力、胁迫行为，来决定既遂与未遂的区别。
未得到财物认定为既遂，与普通抢劫未得到财物认定为未遂相悖。
把普通抢劫当未遂处罚的情形，在转化型抢劫罪中按既遂处理，显然有失公允。
行为人在取得财物后，出于特定目的而实施暴力威胁，客观上也起着保护、控制赃物的作用。
因此，即使行为人是出于避免抓捕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而实施暴力、胁迫行为，也以行为人最终是否取得了赃物作为既遂未遂的标准。
（四）科学认定转化型抢劫罪的情节轻重盗窃罪等转化为抢劫罪，必须要求”当场”使用暴力的情节，抢劫罪中的暴力，是指不法地行使有形力。
抢劫罪中的暴力手段，必须达到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程度，但不要求事实上抑制了对方的反抗。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条规定的“犯盗窃、诈骗、抢夺罪，为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当场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胁”中的“暴力”，应该与抢劫罪的“暴力”相当。
因此，盗窃、诈骗、抢夺后以不足以抑制对方反抗的轻微暴力逃脱的，如掰开对方的手指，仗自己力大强行挣脱对方的拉扯等暴力行为，以及轻微的言语威胁、吓唬动作等准暴力行为，都不能认定为是抢劫罪。
在司法实践中，行为人被发现而欲逃脱时，总会伴随一定的暴力行为，若不论暴力程度轻重与否，一概以事后抢劫论罪，特别是在出现致人伤害的后果时，更要按法定刑期长的抢劫伤人定罪处罚，这就势必造成处罚过苛的不良后果。
转化型抢劫罪与典型的抢劫罪相比，其作案动机和主观恶性较轻，使用暴力或威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因此，对行为人实施暴力程度，应有所限定、科学认识，并作为情节轻重的依据。
若无伤害意图只是为了摆脱抓捕而实施的推挤行为，可不认定为使用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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