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钱澄之的慎刑轻狱思想

周公旦「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
《周公旦「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是古代中国最重要的法律思想之一，它认为法律应该以明智的道德来执行，罪犯应该受到恰当的惩罚。

这一思想源于古代中国的法律思想，深受儒家学说的影响，被称为“明德慎罰”。

“明德慎罰”的核心思想是，法律应该以明智的道德来执行，以便维护公正，保护弱者，尊
重正义，维护社会的和谐。

这一思想认为，犯罪者应该受到恰当的惩罚，但不应该太重，以免给社会带来更大的不利影响。

因此，“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要求在惩罚犯罪者的同时，要考虑到犯罪者的家庭和社会背景，以及犯罪行为的严重程度，从而给予恰当的惩罚。

“明德慎罰”的法律思想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被认为是中国古代法律思想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古代中国社会秩序维护的重要基础。

它更是影响着中国现代社会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更加公正、和谐。

中国古代慎刑的政治思想“慎刑”是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一星火花。

其内容包括：第一，用刑必须准确，要罪刑相符，证据确凿；对用刑可重可轻者，则从轻处罚。

第二，对死刑的使用要格外慎重，可杀可不杀者，则不杀；对罪证有疑者，可免去死罪。

第三，断刑者要心存怜悯之心，对犯人以宽大为怀，不可网罗罪名，随意入人之罪。

“慎刑”思想最早见于《尚书》。

其中载有“罪疑从轻，功疑从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的说法。

意思是说：罪行有疑惑的应当从轻处罚，功劳有疑惑的应当从重奖励；与其错杀无罪之人，宁愿漏惩有罪之人。

“慎刑”思想在古代司法制度中多有体现。

例如，在死刑中建立有复奏制度，即凡判处死刑的案子，在执行前须再三向皇帝奏闻。

多数朝代实行三复奏，贞观初年，唐太宗李世民以“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为由，一度将在京的死刑案件，由三复奏改成五复奏。

再如，在狱政制度中建立有录囚（亦称虑囚）制度，即由皇帝或者是地方长官定期或者是不定期向囚犯讯察决狱情况，了解其对自己的判决是否认为公正以及悔罪态度，以及时发现和纠正冤狱。

古代社会一些清明的官吏，在司法实践中努力践行这一思想。

欧阳修在《泷冈阡表》中写到，他父亲为吏时夜里审读案件卷宗屡屡停下来叹息。

母亲问他为什么叹息，父亲说这是一件死刑案，我一直在为他寻找一线生机，却实在找不到啊！母亲又问能否从案卷中为他找到生路，父亲感叹说寻求生路而不得，那么死刑犯和我都没有遗憾。

也确实有求一条生路，因而救活一个人的，就知道不去求生路而死者会有遗恨。

就这样经常求生路，一不小心，仍旧会处死刑，而世上人常常希望这些人死去。

关于“慎刑”传统，欧阳修与苏轼还有一段故事：一年，欧阳修主持科举考试，出的题目是《刑赏忠厚之至论》。

在收上来的卷子中他看到一份答卷上写着：“可以赏可以不赏，赏之，过乎仁。

可以罚可以不罚，罚之，过乎义。

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

故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

”对此论，他很赏识，想判这个卷子为第一名，因为怀疑这份卷子可能是弟子曾巩的，为避嫌疑，改为第二名。

苏轼《思治论》原文及背景介绍原文及翻译今世有三患而终莫能去，其所从起者，则五六十年矣。

自宫室祷祠之役兴，钱币茶盐之法坏，加之以师旅，而天下常患无财。

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丰财者，不可胜数矣，而财终不可丰。

自澶渊之役，北虏虽求和，而终不得其要领，其后重之以西羌之变，而边陲不宁，二国益骄。

以战则不胜，以守则不固，而天下常患无兵。

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强兵者，不可胜数矣，而兵终不可强。

自选举之格严，而吏拘于法，不志于功名;考功课吏之法坏，而贤者无所劝，不肖者无所惧，而天下常患无吏。

五六十年之间，下之所以游谈聚议，而上之所以变政易令以求择吏者，不可胜数矣，而吏终不可择。

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是岂真不可耶?故曰：“其始不立，其卒不成，惟其不成，是以厌之而愈不立也。

夫所贵于立者，以其规摹先定也。

古之君子，先定其规摹，而后从事，故其应也有候，而其成也有形。

众人以为是汗漫不可知，而君子以为理之必然，如炊之无不熟，种之无不生也。

是故其用力省而成功速。

昔者子太叔问政于子产。

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图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

”子产以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于思之外者，如农之无畔也，其始虽勤，而终必弃之。

今夫富人之营宫室也，必先料其赀财之丰约，以制宫室之大小，既内决于心，然后择工之良者而用一人焉，必告之曰：“吾将为屋若干，度用材几何?役夫几人?几日而成?土石材苇，吾于何取之?”其工之良者必告之曰：“某所有木，某所有石，用材役夫若干，某日而成。

”主人率以听焉。

及期而成，既成而不失当，则规摹之先定也。

今天下则不然。

百官有司，不知上之所欲为也，而人各有心。

好大者欲王，好权者欲霸，而偷者欲休息。

文吏之所至，则治刑狱，而聚敛之臣，则以货财为急。

民不知其所适从也。

及其发一政，则曰姑试行之而已，其济与否，固未可知也。

前之政未见其利害，而后之政复发矣。

我国古代的慎刑思想与实践慎刑，是指在实施司法刑罚时，必须慎重审慎，尽量避免冤假错案，保证刑罚公正合法的思想与实践。

慎刑的思想深深根植于我国古代法律文明的基石之上，贯穿了从古至今的司法实践。

慎刑不仅是一种伦理道德的要求，也是一种文明的表现和国家治理的需要。

自古以来，我国的法律文明发展历程中，慎刑思想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

早在《周礼》中就有“刑奸慎，杀人不急”“善恶之不明，不可刑也”的规定；《礼记》中有“刑告曰：如其毋亲，则刑毋赦”“罚金之数，悉从司寇”的记载。

这些规定反映了我国古代尊重生命、人性化、讲求公正的司法观念，明确规定了只有真正罪大恶极的犯罪行为才能适用死刑。

可以说，慎刑的思想基本被反映在了我国的各种法律规范之中。

在历史上，慎刑的实践和运用显得尤为重要。

唐朝时期，吐蕃入侵安史之乱中悍然杀戮百姓，朝廷支持在充分了解事件真相后进行必要审判，结果确定罪犯清单并得到了即时制裁；明代朱元璋建国初年，面对贪官污吏横行的局面，相对于当时的刑法惩罚，朱元璋推崇慎刑，他认为刑罚如过重会让群众产生恐惧心理，收效不彰。

所以明朝刑律虽有死刑，但对其适用要求很高。

慎刑的这种做法，在其后的清朝时期得到吸收、继承和发展，致力于以惩罚犯罪为上，以人为本，努力维护国家的社会和谐稳定。

慎刑的理论和实践穿越时间和空间，不断在我国的司法活动中体现出来。

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从未间断地推进矫正和改造犯罪分子的工作。

在保障个人权益、防范冤假错案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人民群众也享受到更加公正、透明、高效的司法服务。

但也不能否认，当前我国一些司法领域仍存在一些弊端，比如司法不公、程序不合法、回避问题等现象，仍存在一定程度的刑不得当的情况。

针对这些问题，我国正在加强司法改革、加强司法公正度和司法透明度的建设，以进一步完善司法制度，促进司法实践更加公正和谐。

总之，我国古代慎刑的思想和实践，不仅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我国法律文明的宝贵财富。

常熟理工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收稿日期：2012-06-30作者简介：张瑞杰（1982—），男，山西定襄人，忻州师范学院基础部讲师，苏州大学文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诗文。

试论明末清初遗民钱澄之记体散文的创作特点张瑞杰（忻州师范学院基础部，山西忻州034000）摘要：明末清初遗民钱澄之的记体散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在艺术上却取得了较高的成就。

其记体散文主要包括山水游记、亭台堂阁记、人物论赞以及墓表等，是中蕴含着浓郁的归隐之思；其散文延续晚明小品的写法，语言清新雅洁、精炼传神；在情感真挚、平和冲淡的文风中又寓有些许幻灭的悲凉，形成了钱澄之记体散文独特的个性。

关键词：钱澄之；记体散文；创作特点中图分类号：I207.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794（2012）07-0078-04钱澄之（1612-1693），初名秉镫，晚号田间老人、西顽道人，安徽桐城（今属安徽枞阳）人。

钱澄之擅长各种文体，其诗文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明末清初影响较大，清初学者唐瓯称赞其文章“如泉之流，清莹可鉴，甘洁可饮，萦纡不滞，以达于江海，使读者目明而心开。

”［1］4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对钱澄之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其诗歌创作、生平交游，在散文方面鲜有涉及，在记体文方面更是无人问津。

本文拟在立足文本的基础上，对钱澄之记体散文作初步探讨。

钱澄之一生著述甚丰，安徽黄山书社1998年以来整理并出版的《藏山阁集》（含《藏山阁文存》和《田间尺牍》）、《田间文集》是收录钱氏散文较为全面、完善的本子，共40卷。

其中记体散文9卷，共59篇。

记体散文可分为“札记”与“杂记”两类。

札记为读书笔记及心得，“大抵记者，盖所以备不忘。

如记营建，当记月日之久近，工费之多少，主佐之姓名，叙事之后，略作议论以结之，此为正体。

”［2］42杂记主要指以“记”名篇的一类文章。

它是以叙事、记事为主的文体，范围包括了传状、碑志、叙记以外的一切记叙文。

“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

《慎刑恤狱思想研究》篇一摘要：慎刑恤狱思想是中华法系中的一种重要的法律文化观念，其核心理念在于注重司法审判的慎重性和人文关怀。

本文旨在深入探讨慎刑恤狱思想的内涵、历史沿革、现代意义及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以期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

一、引言慎刑恤狱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法律思想，其历史悠久，影响深远。

慎刑恤狱思想强调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要慎重对待刑罚，注重对犯罪者的同情和关怀，体现了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人文精神。

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对慎刑恤狱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分析其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及其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二、慎刑恤狱思想的内涵慎刑恤狱思想的核心在于“慎”和“恤”。

其中，“慎”指的是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要慎重对待刑罚，避免滥用刑罚；“恤”则是指在司法审判中要注重对犯罪者的同情和关怀，体现人文精神。

慎刑恤狱思想强调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合理性和人道性，旨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保障人权和尊严。

三、慎刑恤狱思想的历史沿革慎刑恤狱思想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国古代的法家思想。

在古代法律制度中，慎刑恤狱思想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和实践。

随着时代的发展，慎刑恤狱思想逐渐融合了儒家、道家等思想，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法律文化。

在历代王朝的司法实践中，慎刑恤狱思想对于减轻刑罚、保护人权、维护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四、慎刑恤狱思想在现代法治建设中的意义在现代法治建设中，慎刑恤狱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慎刑恤狱思想强调司法审判的慎重性和公正性，有助于提高司法公信力。

其次，慎刑恤狱思想注重对犯罪者的同情和关怀，体现了法治的人文精神。

最后，慎刑恤狱思想有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五、慎刑恤狱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应用在司法实践中，慎刑恤狱思想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一方面，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慎重对待刑罚，避免滥用刑罚。

另一方面，法官要注重对犯罪者的同情和关怀，关注其心理和生理需求。

此外，慎刑恤狱思想还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要充分考虑社会效果，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

曾巩《刑赏论》原文及翻译译文《曾巩《刑赏论》原文及翻译译文》这是优秀的文言文翻译译文文章，希望可以对您的学习工作中带来帮助！1、曾巩《刑赏论》原文及翻译译文曾巩《刑赏论》原文及翻译曾巩原文：《书》记皋陶①之说曰：“罪疑惟轻，功疑惟重。

”释者曰：“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也!”夫有大罪者，其刑薄则不必当罪;有细功者，其赏厚则不必当功。

然所以为忠厚之至者，何以论之?夫圣人之治也，自闺门、乡党至于朝廷皆有教，以率天下之善，则有罪者易以寡也;自小者、近者至于远大皆有法，以成天下之务，则有功者易以众也。

以圣神渊懿之德而为君于上，以道德修明之士而为其公卿百官于下，以上下交修而尽天下之谋虑，以公听并观而尽天下之情伪。

当是之时，人之有罪与功也，为有司者推其本末以考其迹，核其虚实以审其情，然后告之于朝而加其罚、出其赏焉，则其于得失岂有不尽也哉?然及其罪丽②于罚、功丽于赏之可以疑也，以其君臣之材非不足于天下之智，以其谋虑非不通于天下之理，以其观听非不周于天下之故，以其有司非不尽于天下之明也。

然有其智而不敢以为果有其通，与周与明而不敢以为察也。

必曰罪疑矣而过刑，则无罪者不必免也;功疑矣而失赏，则有功者不必酬也。

于是其刑之也，宁薄而不敢使之过;其赏之也，宁厚而不敢使之失。

夫先之以成教以率之矣，及其有罪也，而加恕如此焉;先之以成法以导之矣，及其不功也，而加隆如此焉。

可谓尽其心以爱人，尽其道以待物矣，非忠厚之至则能然乎?皋陶以是称舜，舜以是治其天下。

故刑不必察察③当其罪;赏不必予予当其功，而天下化其忠，服其厚焉。

故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言圣人之德至于民者，不在乎其他也。

及周之治，亦为三宥三赦④之法，不敢果其疑，而至其政之成也，则忠厚之教行于牛羊而及于草木。

汉文亦推是意以薄刑而其流也风俗亦归厚焉盖其行之有深浅而其见效有小大也如此《书》之意岂虚云乎哉?(选自《曾巩集》)【注】①皋陶(gāoyáo)：舜帝时的一位贤臣，曾经被舜任命为掌管刑法的“理官”。

论钱澄之的慎刑轻狱思想钱澄之认为施法用刑是统治者维护社会及其子系统内部结构稳定的重要手段，他以《周易》中有关刑律诸卦为依据而述其狱讼刑法之思想。

钱氏提倡统治者在处理日常事务过程中要尽量避免用刑，谨慎地对待争讼，他强调运用法律惩罚手段不是刑狱目的，是为启发蒙稚者知惧而不敢妄为，使其避免犯罪。

用法之目的也是为了惩一警百，对人示以告诫，使其产生畏法惧法之心，以达到惩一儆百之效，使其从源头避免犯罪，达到防患于未然之预警效用。

钱氏劝导统治者要慎刑用罚，他认为刑法的设置是为了确保国家法律顺利实施和尊严得以维护，他认为中孚无象，刑民须诚，他倡施社会教化，保民脱梏。

钱氏强调统治者应重德轻法，德厚以载物，诚信待民，宽服民心。

标签：钱澄之；慎刑轻狱；刑狱思想钱澄之（1612-1693），字饮光，初名秉镫，晚号田间，皖桐人。

钱氏既为复社成员，又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学者、诗人和思想家，曾任南明隆武朝延平府推官，永历朝礼部主事、翰林院庶吉士，明亡后一度削发为僧，苦持民族气节，最后隐居乡里，终生不仕清廷，以授徒著书终老田园。

钱氏学术兴趣博广，读书穷理，绩有所得，为文自然，言均用世，不为空泛；治古文，究诸子，推周易，论经史，研治世，纵论百家，如指诸掌，凝多年心血陶铸，发先儒所未发。

其在诗歌创作方面取得了较高成就，与顾炎武、吴嘉纪并称江南三大遗民诗人，又因其与方以智同为桐城人，故为清代桐城派的先导，其学术成就堪与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共相颉颃。

钱氏一生博涉多能，著述宏富，有《藏山阁集》、《所知录》、《田间文集》、《庄屈合诂》、《田间易学》、《田间诗学》、《田间诗集》等，其中《田间易学》、《田间诗学》与《庄屈合诂》收入《四库全书》得以行世，然曾于康熙年间刊行于世之《田间文集》与《田间诗集》，在乾隆朝却被列入四库违碍书目而惨遭禁毁。

钱氏毕生积极入世，希冀以己之力于国于民有所裨益，他的文集中亦蕴含着丰裕的理狱治政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