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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小说服饰的文化意蕴作者：李思彤来源：《青年文学家》2016年第30期摘要：张爱玲在生活中有强烈的服饰情节，在小说的创作中也将个人对服饰色彩与款式的追求和爱好展现得淋漓尽致，用服饰和色彩构建起一个绚烂华美的艺术世界。
本文从小说人物的服饰特点谈起，探讨服饰意象在展示小说中人物命运变化所起到的作用，以期更加深入地挖掘服饰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文化内涵[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6）-30-0-02张爱玲在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被称为“洋场社会仕女画家”，她可以算作是20世纪服装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
她不仅在生活中展示自己独特的衣着品味，而且在小说创作中也展现着自我服饰方面的才情。
张爱玲以鲜明同时具有视觉冲击性的服饰语言，对小说中人物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的塑造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服饰描写不仅从着装上展现了人物的身份和地位，更巧妙地隐喻了人物的性格发展、深层心理和精神世界。
一、人物身份地位的象征张爱玲在《流言》中这样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
”[1]（P7）由此可见，服饰是人物的另一种语言表达方式。
张爱玲在服饰的选择方面有自己的主观意见，《传奇》中的人物身穿与自己身份、地位相匹配的服饰，并借助服饰表明人物的身份。
《倾城之恋》中萨黑荑妮公主的第一次出场，“玄色的轻纱氅底下，她穿着金鱼黄紧身上衣，盖住了手，只露出晶亮的指甲，领口挖成极狭的V形，直开到腰际，那是巴黎最新的款式，有个名式，唤做‘一线天’。
”[2]（P178）时兴的样式，绚丽的盛装，烘托出完美的交际花形象。
当萨黑荑妮第二次出场时，“她换上了印度装，兜着鹅黄披肩，长垂及地，披肩上是二寸来阔的银丝堆花镶滚，指甲上涂着银色蔻丹。
”[3]（P185）通过色彩描写，如：玄色、金鱼黄、鹅黄、银色等，充分地展现出萨黑荑妮公主偏爱炫丽明亮的色彩，重视指甲的修饰。
张爱玲的服饰话语探讨作者：盛雨笛来源：《青年文学家》2018年第30期摘要：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就服饰的喜爱和理解运用而言，张爱玲可谓首屈一指。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对于服饰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经历，以及对服饰的喜爱已经到达了痴狂的程度。
在她的笔下也通过服饰的描写构造人物的灵魂、揭示人性和社会现实的黑暗，服饰话语是张爱玲小说的精髓所在，她通过运用服饰话语丰富了小说表现人物心理和性格的方式，也更加升华了服饰话语的意蕴。
本文也将以此为主对张爱玲的服饰话语进行探讨分析。
关键词：张爱玲；服饰话语；叙事表达[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139（2018）-30-0-01引言：服饰所代表的是装饰人的衣服和装饰品，是二者的有机结合。
同样是人类文明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之一。
它反映了一个民族发展史，更体现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内核、潜在的追求、审美观念、价值形态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服饰原有的物质功能逐渐转变为文化功能，它不仅仅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满足人民驱寒保暖的需要，还能够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一个人的真实性格。
在文学的世界中，对于人物服饰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描写，而是通过服饰的符号意义，达到反映人物心理、性格、意志、欲望、身份，以及当时社会环境的目的。
而张爱玲可以说是服饰话语运用的集大成者，在她的作品中，各种丰富的色彩和线条都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加之衣帽服饰的完美搭配，呈现了她独特的文学视角，张扬的内心世界。
那一件件朴素抑或精致的服饰，都成了在张爱玲笔下构成现实世界的文字符号，成为她小说中人生命运纠结的悲剧意象，成为她的小说悲哀荒凉意境的专属标志。
1.张爱玲文学创作及“服饰符号”张爱玲出生于一个名门望族，拥有着人人向往的生活，但到了张爱玲降生之时就开始家道中落，曾经的灯火辉煌，锦衣玉食都已成为了泡影。
但这一切并没有结束，由于家族的没落，父母的不合，随之而来就是整个家庭的分崩离析，本应是天真烂漫的她，却过早地感受到了这世间的种种人情冷暖，她的内心逐渐变得孤独、敏感，由此也形成了她忧郁冷淡的气质，也为今后她文学创作的苍凉悲哀的基调奠定了基础、“服饰符号”是张爱玲文学创作中最主要的特征，而这也与她幼时的经历有关。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符号意蕴探析摘要:对服饰天生痴迷的张爱玲,善于吸收传统服饰描写的经验,并大胆注入现代元素,巧妙运用隐喻象征的手法,使笔下的服饰由平常的物象变为内涵丰富的符号。
这些服饰符码不仅传达出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也成了作者认识世界、解读人生的钥匙。
关键词:张爱玲;符号;服饰;色彩;图案服饰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文明进步又使服饰脱离了它原有单纯的物质性,或隐或显地成了民族文化精神承续的一条纽带。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世界上一切有意义的物质形式都是符号。
日积月累起来的各种文化符号或密码进入服饰系统中并得到确认,服饰就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象征涵义。
沈从文就曾直接地指出“装扮又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
[1]张爱玲小说常常借助服饰的某一部分或整体,通过换喻或隐喻的组合方式,不断组合、拼接、联想和超越,创造出栩栩如生又有别于传统的服饰符号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浓郁的象征意义。
以符号学的观点审视张爱玲的服饰话语,挖掘服饰符号的内涵,寻绎出服饰符号背后隐藏的作家的人生观,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首先表现在服饰的色彩上。
色彩在服饰中是最响亮的视觉语言,不同的色彩其色彩性格不同,作用于人的视觉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
色彩除了是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外,还具有一种“表情”的属性,从而形成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含蓄,但它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最具感染力。
张爱玲对色彩的敏感异于常人。
“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个世界显得更真实。
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在那里了,就使人安心。
”[2]色彩作为等级的重要标志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虽然已不明显了,但人们在接触人物的服饰色彩时,还是会常常不自觉地通过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把握藏在色彩表象背后的意蕴。
在张爱玲的服饰话语里,利用色彩来暗示人物的身份、心境、命运的例子俯拾即是。
张爱玲小说文本中服饰话语的叙事策略服饰话语是张爱玲小说中的常态化美学呈现，此类话语的叙事策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通过比照、暗示等策略来指涉服饰话语的内隐意义，进而呈现人物性格和形象；二是运用聚焦、绾结等策略来融合种种服饰符号，使之成为小说时空构建的基质。
诸此策略的运用使得服饰话语成为张爱玲小说中观照人物性格的道具与平台，和建构叙事时空的节点与纲纬。
标签：张爱玲；服饰话语；叙事策略；形象呈现；时空建构作家的叙事偏好往往存在着性别差异，相对于男性作家对于宏大叙事的关切，女性更倾向于在生活化的文化载体中安顿叙事欲望，服饰元素即是这种文化载体的典型。
纵观现当代女性文学文本，融入服饰叙事者不乏其人，最突出者自然是张爱玲，对服饰文化的熟稔与痴迷成为她在小说文本中不厌其烦地驱驰服饰话语的内驱力，可以说，服饰话语是张氏美学风格的个性化呈现。
“至今，研究者的视野大多集中在张爱玲服饰话语的文化意蕴和象征内涵的深入挖掘上，而对她小说中‘服饰’叙事艺术关注不多。
”[1]113故有必要对其服饰话语的叙事策略作专题探析，而《金锁记》作为张爱玲服饰叙事的典型化呈现，无疑是最佳解析蓝本。
一、服饰话语在形象呈现中的叙事策略小说中的形象呈现往往是以各种背景下的特征化行动来凸显人物性格和心理，而服饰文化符号是行动背景中的基本构成之一。
我们不仅要关注服饰话语对于人物性格的呈现，更要关注其呈现策略。
关于这点，里蒙·凯南曾提出“人物性格聚合四原则”[2]71-72，即重复、相似、对照和暗示，可谓张爱玲小说中服饰叙事策略的精当提炼。
其中重复策略学界已有分析，兹不踵赘。
（一）服饰话语的比照策略相似和对照策略虽然向度相反，但类属具有亲缘性，故合为“比照”而论之。
张爱玲小说中常常运用比照策略来驱驰各类服饰话语或家居元素，无论是基于相似性还是对比性向度，都可以导致小说人物性格特征的概括。
相似性比照有三种形态：一是同一空间内人物的相似性比照，可以表现某种性格的辐射性影响。
12张爱玲小说意象探析——以《金锁记》为例王鸣翔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摘要：张爱玲擅长在小说中运用丰富繁杂的意象。
本文试以她的代表作《金锁记》为例，分析作品中月亮、服饰、团扇等意象。
从而探析这些意象对人物悲剧命运的构建以及对悲凉沉郁的意境的烘托。
关键词：张爱玲；意象；人物“意象”一词源于中国古代文论中，意为表意之象。
“象”指事物的外在具体形态，可触摸、可认知。
作者可以通过文字将事物外在的色彩、形状加以表述，展现事物的客观形态。
在创作过程中，若作者有意或无意地注入自己的主观情绪，客观之物即为其主观审美情感所浸染。
由此，客观物象转变为极具主观情态的“意中之象”。
意象与作者的情感经历、瞬间感受、童年记忆、潜意识等都具有一定关联。
因此，意象研究对于探析人物情感与作者创作思想是十分必要的。
张爱玲笔下的意象极具特色。
她将个人独特的审美体验与情感融入于客观物象之中，由此构成苍凉而绝美的文学世界。
本文试以《金锁记》为例，探析张爱玲笔下意象的特点及其审美功用。
一、月亮意象与人物的悲剧命运月亮这一意象，颇为张爱玲所青睐。
在《金锁记》中，月亮仿佛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时刻营造出清冷凄凉的氛围。
“三十年前的上海，一个有月亮的晚上……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
”[1]作者在文章一开头，便以旁白者的姿态，将这忧郁清冷的画卷铺于读者面前。
她将红黄的月晕比作信笺上的一滴泪珠，预示着她笔下的世界纵有万般欢愉，终究逃不过凄凉的结局。
张爱玲与月亮的结缘，源于她童年时期的曲折经历。
在《私语》中，张爱玲称自己的家“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粉墙，片面的，癫狂的。
”[2]童年时期的张爱玲在与继母争执之后，父亲扬言要用手枪打死她，并将她关了起来。
这件事情之后，她心中仅存的父女情分彻底崩塌。
这蕴含着杀机的蓝色月光，就此成为张爱玲毕生无法越过的坎。
月亮，在她眼中已不再是单纯的物象，而是一个借以抒发主观情感的符号，是悲剧、危机的代名词。
论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摘要张爱玲是喜欢颜色的。
“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重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随处可见的是无论景物勾勒,人物刻画,还是活动场面的再现,总与色彩同步进行的。
本文将从色彩之于人物服饰和色彩之于自然景物两方面论述张爱玲小说中的色彩意象美。
关键词：张爱玲色彩意象张爱玲是喜欢颜色的。
“总之，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世界显得更真实。
”【1】色彩不同于具有广延性的空间形体，可以独立存在，它必须承载在形体之上。
为此，张爱玲替颜色寻得了相应的形，充分展示其美学观念。
夏志清说，钱钟书的巧妙譬喻，沈从文的乡村风景，在描写上可与张爱玲相比，但在意象上只能让张爱玲独领风骚。
【2】我们知道，意象是意中之象，不能忽视的是所有的象都是“观”的结果，无论是物象、事象还是意象，只有“如在目前”，能够“看得见”，才能被称作“象”。
一个倾向于视觉中心的意象，一方面表现在“色”上，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形”上。
张爱玲小说意象以色附形，将各种色彩自然调和，寻求并把握色彩的冷暖变化和相互作用，突出一种色彩，产生出强烈的视觉效果。
这使她的行文颇似西洋油画，涂涂抹抹，色彩斑斓。
下文结合具体作品，从色彩之于人物服饰和色彩之于自然景物两方面分析张爱玲小说中具体的色彩意象美。
一、色彩附于人物服饰，塑造人物形象，喻示人物命运。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对人物服饰的描写是丰富而极细致的。
她曾说过：衣服是一种语言，是表达人生的一种袖珍戏剧。
【3】对于服饰她在乎的更多的是服饰的外延特性，它成为作者和小说人物身份、心理、性格与命运的外化，成为诠释人物存在的方式，这使她的小说绚丽多姿，风味迥异，也正是这点为她作品中运用人物服饰，在修饰人物方面，充当人类遮羞布的同时，又赋予新的生命，新的用途，而色彩作为服饰话语的基本词汇之一,是张爱玲最费心思着力描写的。
2009年6月第2期第80页现代女作家张爱玲的中短篇小说集《传奇》中出现了大量的服饰描写，服饰设计成为作者塑造人物公共形象的一个重要手段，《传奇》通过服饰设计塑造人物的公共形象主要表现在3个方面，即：借服饰标明职业、借服饰体现社会阶层、借服饰说明角色变换。
1借服饰标明职业《传奇》中最能借服饰差异性来体现人物不同身份的当属小说《封锁》。
小说讲述了电车封锁期间发生的一系列事情，是一段浓缩的生活小品，它通过对电车中人物的外貌和服装等细节描写刻画了人生百态。
“齐齐整整穿着西装戴着玳瑁边眼镜提着公事包”的是华茂银行的会计师吕宗桢；“穿着一件白洋纱旗袍，滚一道窄窄的蓝边”的是申光大学的英文助教吴翠远，她“头发梳成千篇一律的式样”，蓝和白，素净的色彩，让人感觉到天使般的纯洁和朴素，透露出强烈的书生气，连遮阳伞也是蓝白格子的，“深蓝与白，很有点讣闻的风味”，朴素甚至刻板的着装暗示了她的思想仅仅停留在书本上，和她的助教身份呼应得十分妥当；身穿“含有僧尼气息的灰布长衫”的是吃苦耐劳、守身如玉、胸怀大志的清寒子弟董培芝。
此外该小说中还有穿“小小的老虎头红鞋”的小孩、“剃着光头，红黄皮色，满脸浮油”的老头等。
可见，不同类型、不同身份的人，在服装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生活中一个小小的特写镜头便可能表明穿衣者的公共形象。
《传奇》中知识分子和学生的衣着具有明显职业特色。
知识分子一般都自命清高，不愿混同在体力劳动者、家庭妇女的圈子之中，其着装的选择多喜欢高雅大方：既不要富丽辉煌，以免类同于富豪，因为富人不一定拥有学识；又不愿接近工人、农民、手工业者，认为他们文化品位低。
装饰上不喜爱金饰满身，色彩上不喜爱过于浓艳，款式上一般为长袍，以区别于农人的粗衣短褐。
这是知识分子的着装特点。
如《封锁》中助教吴翠远身着蓝边白色旗袍，素雅大方；《茉莉香片》中的中国文学史教师言子夜身穿“中国长袍”，宽大的绸袍，松垂的衣褶，有一种“特殊的萧条的美”，显示了清冷孤傲的君子之风。
张爱玲小说中服饰符号意蕴探析摘要:对服饰天生痴迷的张爱玲,善于吸收传统服饰描写的经验,并大胆注入现代元素,巧妙运用隐喻象征的手法,使笔下的服饰由平常的物象变为内涵丰富的符号。
这些服饰符码不仅传达出作品中人物的情感和命运,也成了作者认识世界、解读人生的钥匙。
关键词:张爱玲;符号;服饰;色彩;图案服饰的出现可以看作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而文明进步又使服饰脱离了它原有单纯的物质性,或隐或显地成了民族文化精神承续的一条纽带。
从符号学的角度看,世界上一切有意义的物质形式都是符号。
日积月累起来的各种文化符号或密码进入服饰系统中并得到确认,服饰就具有了越来越多的象征涵义。
沈从文就曾直接地指出“装扮又是一种内心思想的持续表现,一种语言,一种象征”。
[1]张爱玲小说常常借助服饰的某一部分或整体,通过换喻或隐喻的组合方式,不断组合、拼接、联想和超越,创造出栩栩如生又有别于传统的服饰符号形态,有着丰富的内涵和浓郁的象征意义。
以符号学的观点审视张爱玲的服饰话语,挖掘服饰符号的内涵,寻绎出服饰符号背后隐藏的作家的人生观,无疑具有深刻的意义。
一首先表现在服饰的色彩上。
色彩在服饰中是最响亮的视觉语言,不同的色彩其色彩性格不同,作用于人的视觉产生的心理反应和视觉效果也不尽相同。
色彩除了是一种具体可感的形象外,还具有一种“表情”的属性,从而形成一种“语言”,这种语言的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尽管含蓄,但它所表达的思想和情感最具感染力。
张爱玲对色彩的敏感异于常人。
“不知为什么,颜色与气味常常使我快乐,颜色这样东西,只有没颜落色的时候是凄惨的;但凡让人注意到,总是可喜的,使这个世界显得更真实。
而颜色,有了个颜色在那里了,就使人安心。
”[2]色彩作为等级的重要标志在张爱玲生活的年代虽然已不明显了,但人们在接触人物的服饰色彩时,还是会常常不自觉地通过联想、想象和情感体验把握藏在色彩表象背后的意蕴。
在张爱玲的服饰话语里,利用色彩来暗示人物的身份、心境、命运的例子俯拾即是。
《金锁记》里有13处写到七巧的服饰,其中有一处是这样描写的:“她顺着椅子溜下去,蹲在地上，脸枕着袖子,听不见他哭,只看见发髻上插的风凉针,针头上的一粒钻石的光,闪闪掣动着,发髻的心子里扎着一小截粉红丝线,反映在金刚钻微红的光焰里。
”这“一小截粉红丝线”正暗示和象征着七巧的情感欲望。
对“钻石”的欲望和对爱情的欲望于七巧来说是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她是担当不起情欲的人,她得到了“钻石”就得放弃情欲,而情欲在她的心里偏偏来得嚣张,那发髻心子里的“粉红丝线”是她想压却压不住的情欲的象征。
最让读者难忘的莫过于《金锁记》里长安的服饰色调搭配了。
七巧正在随随便便地向童世舫编谎言:“她再抽两筒就下来了”,此时的“长安悄悄的走下楼来,玄色花绣鞋与白丝袜停留在日色昏黄的楼梯上。
停了一会,又上去了,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七巧的话长安势必听到了,此时作者没有对长安的面部表情进行刻画,也没有对长安此时此刻的心理活动进行直接的交代,有的只是鞋与袜的色调特写。
在这日色昏黄的楼梯上,人们的视线正随着两只鞋被引向“没有光的所在”。
这玄色的绣鞋与白丝袜放在一起产生了“必死无疑”的象征,因为玄色,不管从它的物理性质上,还是从它造成的精神状态上看,都包含着一种死亡的因素。
而白色,在日常生活中,除了把它与纯洁、忠贞相联系外,更多的是把它和无生命的东西联系在一起,常有的意向也是死亡。
用这样的服饰符号暗示出长安孤苦无助和对生活最后一点幻想死灭的绝望心境。
其次表现在人物服饰图案的选择上。
服饰图案作为一种符号,这让人感受到古老图腾文化在渐渐地向生命个体渗透、转化和投影。
图腾文化是中国最早的基层文化,它也是中华服饰的基层文化。
直到今天,人们仍能从儿童帽饰中的虎头鞋帽、兔子帽、蝴蝶结等款式中,感受到远古图腾及冠礼的遗风。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一个看似简单的服饰图纹,都可能是图腾形象的原生态或历史演变之物,它们负载着厚重的人生内容,散发出庄严神圣的氛围感。
《茉莉香片》里冯碧落的服饰是通过照片来写的:“她穿着古式的摹本缎袄,有着小小的蝙蝠的暗花。
现在,窗子前面的人像渐渐明晰,他可以看见她的秋香色摹本缎袄上的蝙蝠。
”中国传统文化里,人们把蝙蝠看作是长寿与幸福的象征。
然而,冯碧落因父母的门第观念与幸福擦肩而过,不幸的婚姻让她早早地凋谢了。
追求与现实的南辕北辙,这服饰的图案更让人感到辛酸和沉重。
“当一个字或一个意象所隐含的东西超过明显的和直接的意义时,就具有了象征性。
”[3]张爱玲小说中的每一个服饰意象都是寻常的,符合规定情境,符合日常的经验,没有变形没有超自然力量的介入。
然而它们本身却具有非常复杂的意蕴,具有足够的象征力量。
《沉香屑·第一炉香》葛薇龙本来是瞒着父母向姑妈求援,以求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结果在姑妈一步步的引诱下,由一个纯洁的中学生变成了有名的交际花,那种无法用言语表达的痛惜之情作者借助下面的服饰细节很好地表达了出来:阴历三十夜葛薇龙和乔琪到湾仔看热闹,花炮乱飞,她的旗袍着火了。
结果是薇龙屈膝蹲在地上,乔琪用他那带灰的鞋底“两三脚把她旗袍下摆的火踏灭了。
那件品蓝小银寿字织锦缎的棉袍上已经烧了一个洞”。
这里很明显运用了象征,象征着薇龙的感情、命运就像这件“烧了一个洞”的旗袍被人践踏得千疮百孔。
二每个作家都在一定历史发展过程中生活。
岁月的星霜,遭遇的波折,现实的境况,心情的状态,都给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打上不可掩盖的印记。
不幸的童年、没落的家族、动荡的现实环境,决定了她对人性的悲观,她的服饰话语也处处烙上了她悲观的人生哲学。
张爱玲在作品里常常不厌其烦、极其详尽地盘写一个个人物上袄下裙穿什么料子花式,头面鞋脚什么色调。
她明白通过服饰等生活细节来诠释人物、勾勒迅速走向现代的中国人的精神轮廓,绝对比透过嘴中的“思想”精确得多,因为日常生活下面埋藏着人生的痛苦和绝望。
她善于借日常服饰之“实”去揭示人生深处大悲哀之“虚”。
在她的小说里，主题永远是悲观。
一切对人生的笼统观察都指向虚无。
《鸿鸾禧》这篇小说几乎是服饰的狂欢。
二乔、四美和邱玉清姑嫂三人一开篇就在为婚嫁忙着买衣试衣评衣,故事情节的展开都是由件件不同款式、色彩、线条各异的服饰来铺垫和推动的。
作者详细叙述了邱玉清如何办嫁衣,说她买了软缎绣花睡衣,相配的绣花浴衣,织锦的丝棉浴衣,金织锦拖鞋,白色婚礼服等。
一切是那么的琐碎,一切又是那么的完满。
出人意料的是在婚礼结束时“白礼服似乎破旧了些,脸色也旧了”，婚礼照片上的新娘是“立在那里,白礼服平扁浆硬,身子向前倾而不跌倒,象背后撑着纸板的纸洋娃娃”，这件有着不谐之音的白色婚礼服成了邱玉清婚后悲剧生活的预兆,再加上大陆父母这对怨偶做背景,其透彻的悲凉更让人发颤发麻。
通过她们为婚嫁的服饰忙碌写人生的无奈和婚姻的悲苦,实乃作者的高明之处。
张爱玲认为“快乐这东西是缺乏兴味的———尤其是他人的快乐,所以没有一出戏能用快乐为题材”。
[4]日常生活在她看来,始终是阴暗和沉重的,生活本身充满了不幸和悲伤。
她善于借人物的日常服饰,把人从生活表面推向人的内心,并对人的各种生存状态提出追问,用闪着刀子一样寒光的眼睛,毫不犹豫地给我们挑落笼罩在人生边上这出戏上的温情面纱,把人生和人性的真相摆在读者的眼前。
她揭示的真实让我们恐怖,因为恐怖而生悲哀,因悲哀而站在人生的边上发抖。
“在叙事活动中能够真正抵达个人真实性的作品就是在今天也还不多见。
生存的真实性是一个需要不断返回不断追问的话题。
在真实的生存境遇中思考和表达的作家,一旦触及了人的最为基本的存在困境,他们的作品几乎都会在生死、意义、爱、虚无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上滞住。
对于现实人生来讲,这是每一个清醒的人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绕开的生存处境。
但是,对于写作者和思考者来说,这又是最困顿、最无奈、最棘手、最无法越过,同时又最容易退避和绕开的问题。
这是人生的难题,同时又是时代的困境。
”[5]在这方面,张爱玲是少有的能够通过服饰的符号抵达个人真实性的作家,她从日常华美服饰的背后看到了人生的虚无和悲凉。
张爱玲用自己看世界的独特视角,从日常和安稳的生活中观察人生和人性,于是斑斑驳驳、缤缤纷纷的色彩与服饰成了她解读人生和世界的钥匙。
结语服饰是不需翻译的人类共通的艺术语言,但在不同的文化激流碰撞时,它往往会出现传统的解构与创新的开始。
张爱玲是一位对象征性有自觉追求的作家,她小说中的服饰意蕴,在传统写实中注入了很多现代元素,人物的服饰有时虚拟化和抽象化,但又决不给人以触目之感,隐喻中虚与实之间保持的微妙平衡使它们与总体的写实手法无间地融为一体,她的服饰“每一笔都是严格意义上的写实,然而每一笔皆见出象征的空灵”。
[6]可以说,张爱玲小说中的服饰符号如钻石一般具有多重折射的功能,往往写此涉彼,写今日暗示未来,写幻影影射现实,语言之间充满诗化的灵性和意义的张力。
她以极具隐喻的服饰传达出人物的情感命运以及作者自己对于生命和人生的独特体验。
她曾说过:“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
”[7]正是这种对于生命的独特体验,使张爱玲笔下的服饰超越了他人,成了现代文学一道别样的风景。
参考文献:[1]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增订本[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 1996.[2]张爱玲.谈音乐[M]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3]荣格等.人类及其象征[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8.[4]张爱玲.论写作[M] //张爱玲文集: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5]曲春景,耿占春.叙事与价值[M].上海:学林出版社, 2005.[6]余彬.张爱玲传[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7]张爱玲.童年无忌[M] //张爱玲文集:第四卷[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