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浅谈杜甫诗中的儒学情怀
提起诗歌，人们首先想到的朝代必然是诗歌最兴盛发达的大唐时代，开端有少有奇才的“初唐四杰”，中有盛极一时被称为“光焰万丈长”的“李杜”，晚有风行几朝几代的“元白诗派”“小李杜”，不得不说，唐代是一个诗歌诗人都很多产的朝代，它能被后世铭记，不是没有道理的。

说起唐朝的诗人，我最喜欢和欣赏的，莫过于那个“穷也兼济天下，富更兼济天下”的杜少陵了。

他生活在唐代社会由盛转衰的历史转折关口，他的诗歌形象生动的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社会变化，是当时那个时代的一面镜子。

在杜甫的诗歌中，盛唐诗中那种浓烈的色彩消退了，人们生活的艰辛代替了理想色彩，中年的思虑代替了少年情怀，他的诗歌不再像豪放的李白那样，喜欢描画盛唐的繁荣昌盛之景象，“绣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而是侧重于描写人生的疾苦，他的诗歌有了一种更加生活化的倾向，他让人们从他的诗歌中看到的更多的是一幅幅真实的老百姓生活的画面。

杜甫生活在封建思想非常根深蒂固的大唐时代，其思想中总是不可避免的就会受到孔孟儒学思想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他的诗中也反映的非常明显。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受儒学思想的影响，杜甫的思想中有一种深厚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主要表现为政治上的忧患和生命忧患两个方面。

杜甫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

奉儒守素的家庭传统对杜甫的政治思想有很大影响。

受传统儒家积极入世精神，杜甫的好多诗中都表现出了对唐王朝命运的忧患。

他亲自见证了盛唐的繁华，见证了中唐的衰微，甚是能预见后来的国家动乱，所以，他对自己的国家有着深深的担忧，他害怕一个曾经这么繁盛的朝代毁在了自己这一代人的手里，所以他透过自己手下的创作对这个社会表示了深深的担忧。

杜甫诗歌的忧患意识，无论是忧时忧国，还是忧虑民生，都有其深厚的思想文化渊源和社会根源。

杜诗的忧时忧国，是从他“忠君”的儒家正统思想出发，与国家前途命运的盛衰起伏密切相关的一种忧患意识。

这种意识在他的诗歌中表现得非常强烈。

例如：“胡为将暮年，忧世心力弱”、“岂无成都酒，忧国只细倾”、“在家常早起，忧国愿年丰”、“向来忧国泪，寂寞洒衣襟”，等等。

他的诗歌充满着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与忧心，具有强烈的爱国热忱。

针对玄宗的黩武战争，他指出：“边亭流血成海水，武皇开边意未已!”他讽刺杨氏兄妹的荒淫生活，并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朝廷欢娱后，乾坤震荡中”。

面对“安史之乱”带来的国难，他唱出：“国破山河在”的悲歌，鼓励朋友们“济时肯杀身”、“临危莫爱身”，他坚信“胡命岂能久，皇纲未宜绝”，希望唐肃宗“再光中兴业，一洗苍生忧”。

对那些搞分裂割据的叛将“谈笑行杀戮，溅血满长缨”的行为他切齿痛恨，真切地表达了盼望国家安定统一的强烈愿望；杜诗的忧虑民生，是杜甫对社会动乱中生灵涂炭的忧虑，是他内心儒家“仁爱”、“民贵君轻”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他长期接近劳动人民的结果。

在他的笔下，描写了众多的人民形象：农民、士兵、织妇、船夫、渔父、负薪的女子、无告的寡妇、被迫应征的老汉、提前服役的儿童，诗人不仅从多方面表现了他们的悲惨生活，而且还表达了他们的愿望要求：“谁能叩君门，下令减租赋!”“县官急索租，租税从何出?”“安得务农息战斗，普天无吏横索钱!”杜诗中广泛地反映了人民遭受的苦难，表达了对人民的深切同情。

他在长安时就指出：“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正是劳动人民创造的财富养活了这些剥削者。

面对扩边战争给人们到来的灾难，他呼喊：“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

苟能制侵陵，岂在多杀伤。

”在“三吏”、“三别”中，诗人一方面对劳动人民遭受“安史之乱”被迫服役的惨状哀痛不已，另一方面为了国家的安危又鼓励人们奔赴前线杀敌卫国：“勿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仆射如父兄”。

他在自己“幼子饿已卒”的情况下，仍然“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在自己的茅屋被风雨
摧毁时，他想到的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即使自己冻死也心甘情愿!这种推己及人的思想，是超越了个人生死利益的对民生疾苦的关心和忧虑。

这已经超越了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立身准则，在他极少“达”过的一生中，无论穷达，他始终都要兼济天下，真可谓“于黎民，无刻不关其念”。

黄彻说他：“其穷也未尝无志于国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碧溪诗话》)卷十)，朱弁也说他：“穷能不忘兼善，不得志而不能忘泽民”(《风月堂诗话》卷下)，都指出了他强烈的忧民责任感已超过了一般儒家思想要求。

二、受传统儒家思想中“为政以德”“仁者爱人”思想的影响，杜甫在政治上也有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远大抱负。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儒家所积极倡导建立的“大同世界”，一直是历届仁人志士心目中的理想归宿，杜甫当然也不例外。

杜甫赞颂尧舜之治的仁政。

《同元使君春陵行》写道：“致君尧舜际，纯朴忆大庭。

”此句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相似，这两句的尧舜虽说都是用来比喻玄宗的，但其重建风俗淳的模式就是尧舜治世。

杜甫希望唐朝回到贞观统治时的时代，民富国强在当时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但杜甫对贞观时期的政治清明却也是情有独钟的。

他特别崇拜唐太宗这位本朝的尧舜君，原因在于太宗确实是以尧舜之道治国。

太宗曾说：“朕所好者，为尧舜轴控制到，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他深知“水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民为水也，君为舟也。

”因而推行民本政策，励精图治，成为中国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贞观之治也就成为唐代的“尧舜之治”。

杜甫希望借着自己的诗歌能传达出来他希望建立这样一个大同社会的美好愿望。

三、受儒学中“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所谓民本思想的影响，在杜甫的诗中，民本的思想远远超过了君本的思想，这也是诗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大诗人的根本原因。

但是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又有着其很大的局限性，他重视民本，但又放不下自己心中以皇帝为天子，为最高统治者的封建君主思想，他内心最希望的其实是两种思想的统一。

譬如在其《北征》一诗中，杜甫这样写道：“靡靡逾阡陌，人烟藐萧瑟。

所遇多被伤，呻吟更流血……夜深经战场，寒月照白骨。

潼关百万师，往者散何辛？逐令半秦民，残害为异物……”同情人民的遭遇，关心人民的景况的这种爱民思想跃然纸上。

那么，在另一首诗中，也就是人所共知的，最能反映杜甫同情人民，为人民而呼，宁愿为人民献身，抨击剥削阶级的丑恶的代表作品《自京赴奉贤咏怀五百字》中，两种思想水乳交融的统一到了一起。

“穷年叹黎元，叹息肠内热。

”一年到头，老此一生以人民为急，把人民--黎元的疾苦挂在心头。

这是杜甫伟大精神所在，即便在“幼子饿已卒”的悲惨情景下，他还是“吾宁舍一衰，里巷亦呜咽”，“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

忧端齐终南，项洞不可辍。

”同情人民关心人民以至极点。

诗人表现了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

也就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诗人对剥削阶级的丑恶，做了无情的揭露，强烈的抨击。

“彤庭所分帘，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与此同时，他却为剥削阶级的最高代表，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做了这样的分辨：“圣人筐篚恩，实欲帮国活。

臣如忽至理，君岂弃此物。

”反映了诗人认识上的局限性，也反映出忠君报国，同情人民，两者在诗人思想中的统一性。

同时他还说：“生逢尧舜君，不忍便永诀。

当今廊庙县，构厦岂乏缺。

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奇。

”这就是说，这种封建的忠君思想是与生局来的天性，而不是谁强加的。

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客观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不可能强加别的什么东西。

因此，诗人--“诗史”他对于人民只能是同情、关心，或者是对弱小者、被损害者的怜悯，而不可能去设法拯救人民、造福人民。

他要拯救的是皇帝，弱使之强，昏使之明，进而使之成为比尧舜还要理想的君主。

从而造福人民，教化人民--“使风俗淳”。

这不过是诗人对统治阶级和劳动人民之间所抱的一种绝妙的幻想。

而这种君本与民本的统一也是根本不可能实现的。

在我国现实主义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杜甫独领一代风骚，发展了自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优良传统。

并能领异标新，在创作上为后人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他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深刻的同情人民关心人民的情怀，“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创作态度，都为后来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杜甫研究
姓名：王丹丹
学号：200801501216
班级：中文081-2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