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檀香刑》中刑罚描写的意义莫言的小说一向充满对惨烈刑罚的描写，尤其是在《檀香刑》中，他将刑罚放到主要位置，前后描述了七次行刑过程，分别使用“斩首”、“腰斩”、“阎王闩”、“凌迟”、“檀香刑”等刑罚。
莫言为什么要描写这些血肉横飞、惨绝人寰的酷刑呢？首先，关于刑罚应该这样来理解，“刑罚带给人的是一种极端体验……相对和平、美好等人类理想来说，暴力、刑罚理应受到批判，但见诸文学作品时，我们不应该停留于社会伦理层面，而应该透过刑罚，以刑罚为中介去探讨人性、历史、政治等问题，去探索它的深刻意义与美学追求。
”我认为莫言是试图通过刑场背后的历史文化，实践对人的本质思考。
首先，莫言在《檀香刑》中成功地塑造了刽子手赵甲的形象。
莫言以一个刽子手的眼光来探询人性的黑洞，确实是一个独特的视角。
本文首先试图从文本和文化的双重视角中探析《檀香刑》刽子手赵甲这一人物，从而思考刑罚作为一种文化对人的本质所具有的意义。
先来看，莫言对赵甲的身世一段描写。
其中写到赵甲还不满十岁时，第一回遇见京城执行任务的行刑队就对刽子手这个职业十分仰慕。
“我不错眼珠地盯着他们，一颗心完全被他们的风度迷住了。
我也想做一个可以不动声色地砍下人头的人，他们冷酷的风度如晶莹的冰块，在我的梦想中闪闪发光。
”在这里，我们看到，童年的赵甲就已经产生了一种从恶的心理。
卡西尔说，“人是文化的动物”，人只有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人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抽象本质，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永恒人性，人的本质是永远处在制作之中的，它只存在于人不断创造文化的辛勤劳作之中。
可以这样理解，“人性并不是一种实体性的东西，而是人自我塑造的一种过程：真正的人性无非就是人的无限的创造性活动。
”所以赵甲的“本质”确立首先就规定于当时的中国的文化。
而中国的文化又是存在于中国人不断创造文化的劳动中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赵甲作为历史长河中的一员，对他的文化本质以及这种本质的建构的探析，不仅对于了解中国的刑罚文化，而且对于探讨中国传统文化本质中的某些方面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在《檀香刑》中，酷刑文化中的代表即赵甲，而赵甲就是在一次次刑罚中建构起自我的文化心理认同的，并且最终完成其自我本质确认的建构的。
而本文将重点分析几次重要的刑罚。
先来看他第一次的施刑，是和师傅余姥姥对小虫子施以“阎王闩”。
在这个过程中，赵甲一面作为施行者，强忍住臭气和恶心，逐渐显得有担待，体现刽子手行刑的“职业精神”。
而刽子手的“职业精神”首先表现在那种行刑中的“不紧不慢”、“冷静”，以此体现皇权的威信。
另一方面，他作为一名看客，散发出邪恶的审美趣味。
“这道…阎王闩‟的精彩之处，全在那犯人的一双眼睛上。
……”在这里，一方面刑罚对统治者来讲，满足了统治者一种病态的娱乐心理。
皇上就称赞这是一出“好戏”。
另一方面，对臣民来说，则是一种血淋淋的警告：看，这就是触犯权威的下场！”赵甲这次刑罚得到最终启示是：看透了这些大官们的本质——所有的文武百官，乃至臣民，对皇上的敬畏都是出于对刑罚的恐惧。
于是，赵甲懂得，无论是权力地位，还是金钱荣誉，都在于他的刑罚，在于他手上的一把刀。
第二次是同师傅余姥姥凌迟一名妓女。
在这次刑罚在文本中的叙述相对最少，但是却叙述这刑罚文化的本质。
一方面，作为施行者的赵甲从这里开始接受行刑中要把人体看作一堆材料。
与他来说，人不再是人。
换一个角度来看，就像卡夫卡的《变形记》，从这种“理性”的材料选择中，赵甲已是非人，他已经被他所处于文化异化。
卡西尔说，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
而赵甲的“劳作”首先就是异化的。
关于异化，马克思通过对劳动异化的探究，从反面说明了人的类本质。
劳动实践是人的类本质的对象活动，对象化区别于异化，它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的肯定，是对人自我的确证。
异化则是随着社会分工和分化，在私有制和阶级存在的社会条件下发生的，是对人的类本质的否定。
他进一步指出，人的类本质变成与人异类的本质，变成维持他的个人生存的手段。
赵甲的行刑是一种“异化劳动”，而刑罚文化不仅使他将这种异化变成个人生存的手段，而且还规定他把这种异化作为的自我本质的确认。
其次，另一方面，赵甲从刑罚的观赏者那里获得自我价值的判定。
正如余姥姥所说，刑罚就是“刽子手和犯人联袂演出”，犯人“适度地、节奏分明的哀号，既能刺激看客的虚伪的同情心，又能满足看客邪恶的审美心”，因为“所有的人，都是两面兽，一面是仁义道德，三纲五常；一面是男盗女娼、嗜血纵欲。
”这是他的师傅余姥姥多年的行刑经验得出的结论。
这里揭示了人类是既有人性又有兽性，而刽子手的职业精髓就在于通过施行予受刑者，激发看者的兽性情绪达到一种集体狂欢。
赵甲所谓“职业精神”的树立其实就是对自我价值的判定。
以上的两次施刑，赵甲在对判刑者与看客的认识过程中完成了对刑罚文化本质的把握，进而完成着对自我本质的确立。
第三场刑罚大戏是赵甲对钱雄飞施以500刀的酷刑。
如果说以上的施刑是赵甲对判刑者和看客本质的认识，那么赵甲对钱雄飞的施刑则可以说是赵甲与受刑者的一场战争，在这种战争的程中，刑罚的极其残忍消解了一切英雄气概和一切崇高的理想，剩下的只是刑罚的残忍性，刽子手的冷酷性。
如果钱雄飞还称不上英雄，那他应该算是硬汉。
钱飞雄的大义凌然、临刑不惧的英雄气势让赵甲心虚，而钱的恐惧使他充满着职业自信与荣耀。
这里，我们看到的正义与邪恶的较量。
而莫言通过这场较量不在于向我们展示两股力量的孰强孰弱，而在于揭示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心态。
且看赵甲如何树立自我的“信心”。
在这之前，他自己也认为刽子手是猪狗不如的东西，而刘光弟拔高过他，“……国家纵有千条律法，最终还是要落实在你那一刀上”。
而这正是中国的统治者：他们向臣民推崇儒家文化的道德仁义，却推行着法家的酷刑暴力，暴力成为皇权的核心。
这对刽子手赵甲来说，他与皇权是一种双向的建构。
在这种双向的建构中，二者各得其利：统治者通过酷刑对民众施以震慑力, 使统治下的臣民不敢造次, 而终日活在恐惧之中：刽子手则享受到职业的荣誉感和物质的富裕感。
于是，他只要想想身后统治者所期待着的和百官所惧怕的，他就确定了“……自己是至高无上的，我不是我，我是皇上皇太后的代表，我是大清朝的法律代表。
”这种心理的自我确认使他抛开正义、道德、崇高，自发自觉地进入人性的黑洞之中。
如果说，他在执行六君子时面对刘光第这样一位圣贤之才，他曾流露出人性，在这里他已经完全丧失了人性而沦为兽性的动物了。
在这种刑罚中，赵甲一直期待着钱雄飞的号叫声，“遇到了钱雄飞这样能够咬紧牙不出声的硬汉，耳边的清静，反而让他感到心神不安”。
他不安的是不能满足统治者和看客们的邪恶趣味，使表演变成缺乏感染力的哑剧。
而“哑剧”意味着他地位权利的得而复失，荣耀的一败涂地。
统治者满足他对金钱权利的欲望，那些高官百姓即看者又满足了他十足的虚荣心，他怎么使表演变成哑剧呢！中国的刽子手面对钱雄飞这样的犯人历来就有对策。
“师傅说根据他执行多年的经验，男犯人最怕的不是剥皮抽筋，而是裆中的宝贝。
原因并不是这个部位被切割是会有特别的痛苦，而是一种心灵的恐惧和人格耻辱。
”而赵甲对钱雄飞施予这种极刑后，钱飞雄的喊叫声让他如释重负。
赵甲表现出刽子手“高度的敬业精神”，而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实际是权力、荣誉、金钱、地位的集合体。
这种“高度的敬业精神”足以让赵甲将刑罚实施的残酷无比，以此消解所有的英雄气概和美好理想。
所以，当他明白作为刽子手在刑罚表演中所要达到的效果时，他就深谙了刑罚文化中的意义，同时他也向人性的黑洞陷得更深。
檀香刑是小说的核心，也是高潮部分。
在这一部分，莫言对刑罚的过程描写同样是十二分的详尽，而赵甲俨然已成为一部杀人机器。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一个情节，应该是莫言有意为之的结构。
钱丁应袁世凯之命传请赵甲，二人发生了冲突。
钱丁自认为是一代文官知识分子，对赵甲这样一个猪狗不如的刽子手十二分的瞧不起。
而赵甲身上则表现出无上的高贵和权威，对钱丁一介全不放在眼里。
赵甲为什么会答应袁世凯重操旧业？赵甲告老还乡，准备手持佛珠，清清静静的安度晚年。
这绝非他的打算，因为他深知自己永远无法“立地成佛”。
正如让自己说的，刑罚“代表着朝廷的精气神儿。
这行当兴隆，朝廷也就昌盛；这行当萧条，朝廷的气数也尽了。
”这里，我想说的是，钱丁和赵甲的闹剧，与其说是莫言安排两种文化即知识分子文化和官场文化的的对立，不如说是揭示刑罚所具有的文化意义。
评论家摩罗说：“中国文化及其冷酷无情，极缺乏人文气息。
无论是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文而言，还是日常生活形态而言，内心隐藏着对生命尊严的漠视和对于人性的敌意。
存在于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中的普遍暴力倾向，就是在这种敌意的刺激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最后与这种敌意形成相辅相成、相生相长的恶性循环。
”中国的刑罚文化就在于这种“敌意”。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檀香刑是作者莫言在阐释刑罚作为一种文化何以长存不衰竭的深层原因，以及他对于人性善恶所具有的意义。
在檀香刑中，本是赵甲主刑，莫言安排用赵小甲的口吻来叙述全部的过程，其目的也许就在于实现零度感情的叙述。
赵小甲在行刑的过程中一直称道赵甲技艺的高超，行刑的冷静。
这里，我们看到赵甲所表现出来的“理性”。
在康德、黑格尔那里，理性就是人的本质。
康德提出“人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理性。
”黑格尔直接表明“人的本质就是理性”。
但是我们看到赵甲，他俨然是十分“理性”的，它甚至为自己建立了一套“刽子手哲学”。
然而赵甲绝对是兽性的动物。
卡西尔说：“理性能力确实是一切人类活动的固有特性” , 但“人的督力决不是一种自我依赖的独特能力。
” 可见, 把人的本质看作是理性或精神性的东西, 仍然是片面的, 或不正确的。
人不仅是一种理性的存在，是一种感性的存在，从其现实性上说，人是一种实践的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说，莫言通过赵甲这一人物揭示着人的本质是什么。
通过上述几次刑罚，莫言建构了刽子手的文化心态，在这个建构过程中，我们看到莫言向我们诠释着一种文化下的人的本质是怎么样的。
我们知道，“对暴力和恐怖主义的摒弃，与对生命的尊重，乃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莫言一面通过描写这血肉横飞、惨绝人寰的酷刑，通过对人物、对刑罚过程的精细刻画来完成他对中国刑罚文化的批判的；一方面莫言试图借助其他的力量来解构这种刑罚文化以及这种文化对人的意义。
比如死亡。
文本中无论是施刑者、还是判刑者、还是看客、甚至受刑者，都还没有闹明白死亡是什么，他们通过施刑、判刑、受刑和观刑完成了死亡的表演。
然而酷刑或说死亡就是表演吗？正如朱利安·格林的名言：“永远不要把人判为死刑，因为我们不知道死是什么。
”又比如莫言将眼光投向民间，试图从民间文化中建构人的本质。
在《檀香刑》中，莫言在小说的结尾处安排一批民众于孙丙被受刑的高台前表演猫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