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丁玲一生中的四个男人

中国著名女作家丁玲她40年代的作品《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激励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

她也遭受过诸多不公正的待遇，而这一切皆源于1933年4月她被国民党中统特务秘密逮捕、囚禁了三年多的时间。

正是这段“可以说得清但又说不清”的历史，在此后的岁月里，让丁玲承受了一次“抢救”、两次“反党”、两次“下放”和一次“坐牢”共计三十余年的不公正对待。

在1979年至1984年拨乱反正期间，全国大量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丁玲冤案的平反昭雪却姗姗来迟，其个中原委不外乎没有人能够证明那段历史。

其实以家父张国栋的身份和当年经历，是完全可以证明丁玲的清白的，只是当时有关部门没有对家父进行询访查证。

尽管他也非常关注丁玲的情况，但以其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

家父张国栋，1905年生，1928年进入国民党中统局前身——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1936年7月任特工总部（1932年由调查科秘密扩编而成）情报科副科长（负实际责任），此后在徐恩曾的“关照”下，一步步上升为中统局（由特工总部扩编而成）的第四、五号人物。

在丁玲被囚禁的1933年至1936年间，父亲不仅参与其间，而且与特工总部主任徐恩曾、科长顾建中、队长季源溥、南京区长王思诚等人不论于公于私都始终有着较深的交情。

这里必须强调一点，家父记忆力惊人，1975年特赦时，对于50多年前的100多个大学同学，包括姓名、籍贯、职务以及分配去向等，仍能清晰回忆并写出。

那段时间，每天晚饭后家父常常将丁玲在那个年代的传奇故事以及自己对丁玲的仰慕及感慨，不厌其烦地向我娓娓道来。

丁玲被捕前后丁玲，原名蒋冰之，1904年生，湖南临澧人。

早年受“五四”新思潮影响，追求个性人生，为逃“娃娃亲”，17岁的丁玲与另一女伴奔赴上海，20岁时在北平结识了她生命中第一个最重要的男人——青年编辑胡也频，双双堕入爱河，后经潘汉年的指引，共同走上革命道路。

丁玲于1930年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发表了许多令读者难以忘怀的著述，如《莎菲女士的日记》、《韦护》、《母亲》等，特别是《莎菲女士的日记》，更是说出了那个时代女青年迫切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心声，得到广大青年读者的共鸣，也给家父留下深刻印象。

丁玲人物传记推荐《丁玲传》丁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在湖南临澧县一个封建世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四岁丧父，家道中落，随母寄居常德舅父家中，自幼饱尝世态炎凉。

内容简介丁玲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无产阶级文艺战士，国内外享有盛誉的著名作家。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在湖南临澧县一个封建世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四岁丧父，家道中落，随母寄居常德舅父家中，自幼饱尝世态炎凉。

在颇具民主思想的母亲和五四运动影响下，早年便萌生了强烈的反封建意识。

1922年春，她毅然离开家乡，闯上海、走北京，上下求索，寻找革命道路，寻找人生真谛。

1927年步入文坛后，将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中国文学事业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

无论是在群魔乱舞的魍魉世界，还是在沉冤莫白的风雪人间，她始终像一只扑火的飞蛾，向着光明振翅翱翔，虽九死其犹未悔，对党和人民的信仰至死不渝。

本书以纪事的笔触，生动记述了丁玲历尽坎坷、大起大落、大喜大悲的传奇人生。

作者介绍李向东、王增如，多年致力于丁玲研究，曾出版《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等著作。

王增如1982年到丁玲身边工作，是丁玲生前后一任秘书，亲闻亲历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

编辑推荐迄今为止详实、全面、有深度的丁玲传记,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成果。

瞿秋白预言丁玲：“飞蛾扑火，死不止”。

毛泽东赞赏丁玲：“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1、作者。

李向东、王增如是丁玲研究专家，曾出版《丁玲年谱长编》《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始末》《丁玲办〈中国〉》等著作。

王增如是丁玲生前后一任秘书，亲眼所见、亲身参与了丁玲晚年一系列重要事件。

2、内容详实全面有深度，代表了当前国内丁玲研究的成果，也是作者关于丁玲的后一部作品。

本书引用了大量书信、文件、讲话等手资料，披露了不少前所未闻的新鲜史料、以极为详实的资料。

3、民国文艺女青年热。

去年电影《黄金时代》让民国文艺女青年萧红、丁玲等人再度成为文化文艺界的关注点。

丁玲的悲剧人生丁玲的悲剧人生丁玲晚年言行偏左。

是因为她档案里一直有“污点”1979年，第三次作家代表大会结束后的第二天，贺敬之去周扬家拜访周扬，期间，两人谈到丁玲。

周扬对贺敬之说：“丁玲的女儿蒋祖慧来，我对她说：你妈妈的右派问题和反党集团问题应当平反。

另外过去说她两个‘点’――疑点和污点――疑点已经消除了，污点是有的，不能动。

”周扬对贺敬之解释说：“疑点是指丁玲来延安是否接受国民党的指派，污点是指她与叛变后做了特务的冯达在莫干山依然长时间同居并受到国民党保护是变节行为。

”周扬这番话对一半错一半。

当时，在丁玲的档案中，她的“污点”确实存在，但这污点不是与冯达同居(这一点中央早有结论)，而是她为摆脱国民党软禁，曾给国民党写过一份申明，大意如下：“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丁玲到延安后，康生曾在党校中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有问题。

”康生是1938年说这话的，丁玲1940年才听到。

气愤之下，丁玲去找毛泽东，责问康生有什么根据说她是“叛徒”，她要求中央审查她在南京的那段历史，做出书面结论。

毛泽东听了丁玲的陈述，说：“我相信你是一个忠实的共产党员，可是要作书面结论，你得找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同志。

”于是丁玲写信给陈云，要求中央给自己一个结论。

中央便委托任弼时对丁玲进行调查。

1940年，中央组织部作出《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经过的结论》，对丁玲做出如下评价：“中央组织部审查丁玲同志被捕被禁的经过以后，认为根据现有材料看来，说丁玲同志曾经自首没有具体证明，因此自首的传说不能凭信，但丁玲同志没有利用可能(虽然也有顾虑)及早离开南京(应该估计到住在南京对外影响是不好的)，这种处置是不当的。

虽然如此，但因对丁玲同志自首传说并无根据，这种传说即不能成立，因此应该认为丁玲同志仍然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

”1943年，延安进行大规模的审干、抢救运动，期间，丁玲在整风中写的一份材料里，向组织交代了此前未曾透露的新情况，也就是前文提及的那个申明信：“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未经什么审刑，以后出去后，愿家居读书养母……”这个条子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然而，在一个斗争之弦绷得过紧的年代，丁玲为这个“声明”吃尽了苦头，而她的对手们也“充分”利用了这个条子，予丁玲以沉重打击。

美女作家丁玲为什么会同时跟两个男人同居?这样的感情你怎么看？本文导读：上个世纪20年代中期，在风景如画的西子湖畔，丁玲和两个男人同居了。

西湖是浪漫多情的多发地点，传说中，许仙和法海就曾和一青一白两条蛇在此居住过，据说每个男人都盼望着生命中能有这两条蛇。

李碧华则说，每个女人也希望生命中有两个男人:一个许仙，一个法海。

丁玲的生命中恰好就同时遇到了这样的两个男人，第一个是胡也频，他小她一岁，他就像李碧华笔下的许仙一样，是个美少年。

那会丁玲最落魄的时候。

她当时没有一点名气，独自漂流在北京，跟人学画画，想过做明星，未遂，想过当画家，又未遂，给文坛大咖鲁迅写信，不知为何，竟然杳无音信。

望前路，四顾茫茫。

胡也频对这位姐姐一见钟情，于是用纸盒装满黄色玫瑰，附上字条：你一个新弟弟所献。

胡对丁玲展开了激烈的追求，一直追回丁玲的常德老家。

后来回到北京，他们同居了，据说当时关于他们的绯闻满天飞。

在北京的香山碧云寺下，他们的日子过得平静而又诗意。

丁玲回忆起这段岁月说：我不否认，我是爱他的，不过我们开始，那是真的太小，我们像小孩子一样用爱情做游戏，我们非常高兴地就玩在一起了。

这样的过家家生活，丁玲并不满足，她需要的是更加强烈更加具有冲击力的爱情，所以冯雪峰的出现就顺理成章了，就像电影里的歌唱的那样:“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

”不是因为有了冯雪峰丁玲才会心猿意马，而是因为她早有期待才爱上了冯雪峰。

冯雪峰对于丁玲的意义还是很大的，他是个文学青年，梦想就是做中国的雪莱，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丁玲才开始写作。

她的代表作《梦珂》与《莎菲女士的日记》正是这段时期写出来的，她在文坛一举成名，影响力很快超过了冰心。

冯雪峰有“湖畔诗人”之名他长相不好看，衣着打扮像个乡下人，第一印象丁玲并不喜欢他。

但这个男人的博学和谈吐还是吸引了丁玲。

胡也频曾经用来融化丁玲的一腔热血，她转而用到了冯雪峰身上。

冯雪峰和她纠缠了一段时间，抽身去了上海。

丁玲的三次婚恋作者：暂无来源：《党史博采·纪实（上）》 2011年第6期初识胡也频，共同迈进婚姻的殿堂丁玲，1904年出生于湖南常德。

1919年，反帝反封建的“五四”爱国运动风暴吹到湖南，正在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读书的丁玲和许多爱国热血青年一样，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演讲，并开始接触新文学作品。

1922年2月，丁玲作为具有叛逆思想的新女性，毅然解除了和舅父家大表兄的婚约，离开湖南来到上海，同好友王剑虹一起进入了共产党人陈独秀、李达等人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

1923年冬，王剑虹同共产党人瞿秋白结婚。

丁玲只身来到北京，她先在—个补习学校补习功课，偶尔也去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

1925年，2l岁的丁玲与胡也频相识。

胡也频，福建人，当时在北京《京报》副刊《民众文学周刊》作编辑。

同为远离家乡的游子，加上俩人共同爱好文学，使这对青年男女有了共同的语言。

胡也频那火一样的热情，诗人的气质，赶走了料峭的春寒，温暖了丁玲那颗孤独的心。

同年秋，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一间农舍里，两个漂泊者点燃红烛，开始了他们新的生活。

两个人的生活充满了热情和贫困，他们住的房子虽十分简陋，每月还需9元钱租金，靠胡也频那点微薄的稿费只能维持最低的生活。

由于胡也频的稿费收入不稳定，丁玲不得不时常将自已的衣物拿到当铺典当，以应生活之急。

丁玲不是一般女性，当一个贤妻良母不是她的理想。

1926年春，丁玲结识了刚到北京的著名戏剧家洪深，看了他带来的电影，产生了想当电影演员的梦想。

在丁玲的鼓动下，胡也频和丁玲来到上海，进入明星电影公司。

电影公司对丁玲很满意，要跟她签3年的合同。

临到签合同时，丁玲犹豫了，要将3年的青春“卖”给一家电影公司，这不符合她的性格。

于是，丁玲退出了电影界，又去拜访南国剧社的负责人田汉，想当一个戏剧演员。

可是，当时戏剧界的不良风气吓退了丁玲，破灭了她想从事演艺业的梦想。

带着一腔的失望，丁玲、胡也频重新回到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