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高加索格局中的纳卡问题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纳卡）问题是外高加索格局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它不仅直接影响到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的关系，也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阿塞拜疆对独联体的态度以及阿塞拜疆对外政策的定位。
纳卡问题的复杂性不仅仅在于历史的真实，还在于对历史真相的态度；它既涉及久远的历史问题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民族的“历史记忆”，[1]也反映出当今国际法原则对于国家主权完整和民族自决之间的悖论。
[2]由于复杂民族关系构成的“种族地缘政治”（этногеополитика），[3]纳卡问题将高加索周边地区的相关国家也牵连进来，从而构成一个巨大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各个相关国家出于自己的利益考量，推动或牵制着问题的解决。
尤其是占据优势力量的大国，出于地缘争夺的考虑，将纳卡问题作为它们“大棋局”中的棋子加以利用，从而使这个问题更加复杂化。
纳卡问题的解决自苏联解体以来屡经挫折，至今尚无任何进展。
纳卡问题的解决对于高加索地区的局势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只要该问题得不到公正妥善的解决，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敌对局面就无法化解，高加索地区的稳定也就无从谈起。
一、纳卡问题历史由来：从地缘政治到种族政治纳戈尔诺－卡拉巴赫（Нагорный Карабах）面积为4400平方公里。
卡拉巴赫这个古老的地名来源于阿塞拜疆语，意为“黑色的花园”。
这个方寸之地，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成为高加索地区纷争的中心。
从地缘政治变迁的角度看，纳卡问题在复杂的历史进程中呈现出一条从地缘政治向种族政治发展的轨迹。
高加索地区的地缘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以大高加索山脉为界，高加索地区可以分为南北两个部分。
如果综合地理以及国家疆域、地缘经济等因素看，高加索则由三个部分构成：北部高加［摘要］ 纳卡问题在外高加索格局中是一个核心的冲突问题。
冲突的由来是历史上沙俄帝国占领卡拉巴赫后实行的种族地缘政治战略，帝俄政府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改变了当地的民族结构，从而埋下了日后冲突的根源。
苏联解体后，虽然国际社会参与调解冲突，提出了多种方案，但纳卡问题迄今毫无进展。
纳卡问题的存在对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双方的政治经济发展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关键词］ 纳卡问题；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地缘政治；种族政治［中图分类号］ D8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489(2012)02-0073-10道 明（外交学院 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37）Journal of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12 No.2国际关系学院学报 2012 年第 2 期索（由俄罗斯联邦的一些共和国组成），中央高加索（由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三个国家构成），南部高加索（与中央高加索三国交界的土耳其东北部地区即西南高加索以及伊朗西北部即东南高加索）。
[4]（P.20）在整个“大高加索”空间中，中央高加索占据着中心的位置，它是通向南北高加索的核心；而卡拉巴赫地区可以被视为核心中的核心，整个高加索地区的“枢纽”。
[3]从地理位置看，它是整个中央高加索地区的中心，并且在自然地理方面具有相对的独立性。
从历史上看，卡拉巴赫是兵家必争之地。
在1795-1796年的远征中，伊朗沙赫穆罕默德·卡扎尔试图控制整个高加索，他占领了阿塞拜疆和格鲁吉亚的大片土地，但是由于未能攻占卡拉巴赫及其中心城市舒沙，结果他的血腥征服最终没有成功。
在历史上的各个时期，卡拉巴赫因为其政治空间的汇聚潜力而成为一个“中心点”，在沙俄帝国以及周边其他觊觎者的思维中，卡拉巴赫仅仅是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目标来看待的。
寻找出海口一直是俄罗斯帝国的战略性任务。
控制黑海和高加索地区以通往地中海、经过中亚通往波斯湾是帝俄向南拓展的方向，“如果成功的话，那我们就能立刻进入世界上最重要的商道——苏伊士运输线”。
[5](P.31)因此从18世纪开始，沙俄帝国在高加索地区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的争夺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并且沙俄已经开始着意重构高加索的政治空间。
18世纪80年代俄罗斯驻高加索部队司令Г.П.波焦姆金设计了始自卡拉巴赫和伊里温（Иреван）的“大阿尔巴尼亚”。
在1804-1813年的俄伊战争中，阿塞拜疆的各个汗国遭到沉重打击，1805年沙俄帝国与卡拉巴赫汗国签署了库列克恰伊条约（Курекчайский договор），卡拉巴赫汗国被置于帝俄的控制之下。
随后，沙俄帝国与阿塞拜疆的其他汗国也签署了类似的条约，阿塞拜疆逐渐被并入到俄罗斯帝国中。
从这些战争来看，沙俄帝国在高加索追寻的纯粹是地缘政治目的。
在库列克恰伊条约中没有任何关于种族问题的条款，既没有涉及到信仰基督教的阿尔巴尼亚居民，更没有提到亚美尼亚人，甚至也没有提到“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这个作为历史种族区域的称谓。
这表明，当时既没有亚美尼亚问题，也没有纳卡问题。
随着沙俄帝国对高加索地区征服的进一步展开，卡拉巴赫地区的种族和民族因素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出来，地缘政治的考虑中越来越多地包含了种族政治因素。
这种种族政治自沙俄帝国吞并卡拉巴赫地区以来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之后，成为当今纳卡冲突的根源。
考察卡拉巴赫地区的历史变迁可以看出，导致当今纳卡冲突的因素并不是内生的，而是外生的；这个地区的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并不是天生的敌人，他们之间的冲突也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从外部强加的。
为了便于理清卡拉巴赫地区种族政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将相应的历史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19世纪初至十月革命，第二阶段为十月革命初期（1918-1920年），第三阶段为苏联时期。
第一阶段。
19世纪初期，高加索地区的军事战略局面已经完全不同于上一个世纪。
18世纪30年代沙俄帝国丧失了彼得大帝在里海沿岸所取得的成果，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沙俄帝国在当地缺乏种族和宗教基础；对穆斯林居民进行的军政管理并不能保证他们对帝国的忠诚，尤其是在与奥斯曼帝国和波斯帝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
进入19世纪后，帝俄吸取了这方面的教训，逐渐改变了对当地的控制手段。
同时，从19世纪开始，帝俄与其他列强的矛盾越来越尖锐，在中亚地区与英国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展开了“大博弈”，因此在高加索地区需要一个稳固的后方。
为此，帝俄政府开始实行种族政治政策，在一些主要的占领地区改变种族人口结构。
这是19世纪俄罗斯帝国实行俄罗斯化政策的一部分，不仅在高加索（阿塞拜疆、北高加索、阿布哈兹），而且在小俄罗斯、克里米亚和中亚都是如此。
种族政治的传统手段是将当地原住居民迁出，再将俄罗斯内部省份以及国外的俄罗斯人或其他宗教信仰和其他种族的居民迁入到“空置”的土地上。
在高加索，作为“枢纽”的卡拉巴赫是首先实行这种政策的地区之一。
沙皇政府编制的《卡拉巴赫概况》记载，1823年卡拉巴赫共有18563户家庭，其中基督教居民为1559户，只占总数的8.4%。
1826-1828年俄伊战争后帝俄政府决定改变这种种族结构状况。
在1828-1830年间，从伊朗迁入40000名亚美尼亚人，从土耳其迁入84600名亚美尼亚人，这些亚美尼亚人被迁往卡拉巴赫所属的伊丽莎白波尔省（占贾）和伊里温省。
[6](P.63-65) 1828年3月21日，沙皇尼古拉一世下令，“从今以后将并入俄罗斯的埃利万汗国和纳希切万汗国改名为亚美尼亚州”。
[7] 此外，沙俄政府在行政、领土以及财政等方面都给予了当地亚美尼亚人许多特惠。
到20世纪初期，亚美尼亚人不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上已经成为该地区占优势的民族，高加索地区的种族格局从根本上被改变。
由此可见，俄罗斯帝国的地缘政治扩张决定了亚美尼亚民族的命运：它们已经成为俄罗斯种族政治的一个有力的因素，不仅在阿塞拜疆和高加索，而且在整个“大近东”成为一支“平衡力量”。
①欧亚主义学者Н.С.特鲁别茨科伊认为，不管俄罗斯政府如何，亚美尼亚人都会支持俄罗斯的方针。
[8]第二阶段。
十月革命后高加索地区的情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沙俄政府种下的民族问题开始凸显出来。
1918-1920年间高加索地区新成立的两个国家——阿拉拉特（亚美尼亚）共和国和阿塞拜疆民主共和国为争夺卡拉巴赫爆发了战争。
阿塞拜疆声明卡拉巴赫和赞格祖尔是其领土，但当地的亚美尼亚族人拒绝承认阿塞拜疆政权，并且在舒沙成立了第一届卡拉巴赫全国委员会，宣布独立。
独立声明加剧了当地亚美尼亚族人和穆斯林人之间的尖锐冲突，也没有得到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以及国际社会的认可。
为平息事端，卡拉巴赫全国委员会在1919年8月与阿塞拜疆政府签署一项临时协定，同意将卡拉巴赫问题提交巴黎和会审议解决。
但是由于苏维埃革命在高加索地区不断深入，布尔什维克掌控了政局，于是卡拉巴赫问题便留待布尔什维克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Закрайком ВКП(б)）解决。
第三阶段。
1921年，外高加索边委会举行一系列全会，讨论解决纳卡问题，在7月5日召开的非常全会上，以斯大林为首的边委会将纳卡地区划归阿塞拜疆。
1923年在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
但是当时布尔什维克并没有真正解决卡拉巴赫的领土归属问题。
布尔什维克的信仰是共产主义必将在全球胜利，阶级问题将替代民族问题，但是在实践中，现实复杂的民族问题又迫使布尔什维克不得不加以解决。
20世纪20年代，围绕民族共和国的问题有两种方案，斯大林主张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各民族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而列宁则主张各民族以平等的身份加入新的联盟。
虽然布尔什维克最终按照列宁的方案成立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但是在牵涉到民族共和国的建制时联盟中央根据各地区的可信赖程度埋下了“定时炸弹”：自治形式的划分各有不同的考虑，如按种族（有些种族被划分了两次，如奥塞梯）、按宗教（阿扎尔）、按领土（纳希切万）、按种族领土（达格斯坦）、按政治（伏尔加河德意志人自治共和国，1941年被取消），等等，不一而足。
在这种只凭领导人意志的决定中，关于纳卡的一个问题便顺理成章：为什么纳卡在20世纪20年代以致在苏联存在的整个70年中都没有转交给亚美尼亚共和国？要知道，1921-1923年解决纳卡问题的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中，关键人物结构对阿塞拜疆并不有利（只有一个纳里马诺夫）。
显然，将纳卡地区划给阿塞拜疆并不是仅仅出于地理、经济、人口或者历史公正性的考虑，而是有着更为深层的种族政治因素的考虑。
首先，放弃帝俄时期“分而治之”的手段对于与穆斯林国家（土耳其和伊朗）接壤的阿塞拜疆来说相当紧迫。
其次，不仅斯大林，甚至中央的一些亚美尼亚人领袖（米① 当时“亚美尼亚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国际性的问题，也是沙俄政府在策划种族政治的安排中的一个借口。
高扬）也意识到，将纳卡地区划给亚美尼亚会激活“大亚美尼亚思想”，从而给高加索地区带来不稳定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