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权下一群折翼的蝴蝶——论余华笔下的女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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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岁月的遗照》的话语空间《岁月的遗照》是一部以文革时期为背景的小说,作者是著名作家余华。
该小说以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为主要背景,通过描写家庭成员的生活经历,展现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现实和人性的复杂性。
本文将从话语空间的角度探讨该小说的特点和意义。
话语空间是指一个作品中各个角色的话语权力和表达方式所构成的空间。
在小说中,作者通过不同的人物塑造和语言表达,刻画了不同的话语空间,从而展现了文革时期的社会特点和人性的复杂性。
首先,小说中的父亲是一个在文革中失去话语权的人物。
在文革中,父亲因为不符合革命标准而被打成反革命,失去了工作和社会地位。
他在家中也是一个默默无闻的角色,很少发言,更多的是被动地接受家庭成员的安排和命令。
他的话语空间被压缩到了极小的范围,几乎没有表达自己的机会。
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社会中普遍存在的权力斗争和话语压制的现实,也体现了小说中对底层人民生存状态的真实描写。
其次,小说中的母亲则是一个在家庭中话语权力较高的人物。
母亲是一个典型的家庭妇女,她在家中担任着照顾家庭和照顾孩子的重要角色。
在文革中,她虽然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压迫,但她仍然有自己的想法和表达方式,能够在家庭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她的话语空间主要是在家庭中,她通过言语和行动来维护家庭的稳定和秩序。
她的存在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妇女的地位和角色,也展现了小说中对家庭生活的描述和揭示。
另外,小说中的儿子和女儿则是年轻一代的代表。
他们在文革中也受到了政治斗争的影响,但他们有着自己的想法和表达方式。
儿子在小说中是一个喜欢看书和思考的青年,他通过阅读和思考来探索生命的意义和出路。
女儿则是一个热情开朗的少女,她通过音乐和舞蹈来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他们的话语空间主要是在家庭和同龄人之间,他们通过言语和行动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感受。
他们的存在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年轻一代的心态和价值观,也展现了小说中对人性的探索和思考。
最后,小说中的其他人物如村民、领导等也各自有着自己的话语空间。
浅谈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地位作者:贾佳来源:《新西部下半月》2015年第08期【摘要】文章分析了我国著名作家余华女性观的成因,探究女权意识和文学作品的微妙联系。
阐述了余华小说中所体现的女性性格特征,大多是十分典型的在苦难的轮回里以她们柔弱的肩膀承载着生存之重的女性形象,苦难隐忍,温顺善良;也鞭笞了少数自私恶俗的女性形象。
解析了女性形象在作品中的作用和其独有的特征,即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不可避免的以各种方式成了男性的附庸。
余华作为一个男性作家,却有了初步的女权意识,并尝试通过自己的小说向男权至上的文坛发起最有力的挑战。
【关键词】余华;余华小说;女性权势;女性地位一、余华女性观的成因1、主体经验的局限性人类发展是先历经了母系氏族社会然后才是父系社会。
女性在文学中一直处于附属或弱势地位。
男权占据主导这一意识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
余华是先锋小说的代表作家,他的小说作品并没有能够摆脱之前小说传统的男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影响,这种影响贯穿了他整个创作的过程。
他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无论从哪个方面解读都是处于相对低下的地位,尽管他笔下的女性形象纷繁迥异,但我们仍然能够从他笔下窥探出男权意识影响下的女性观。
体现最明显的就是余华在小说中处理人物关系时,一贯将女性设置为弱势群体。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因为在中华五千多年的历史中,女性毕竟一直都是都是处于劣势的群体。
但余华对女性形象的塑造显然也带有他对理解和尊重女性的色彩,最直接的体现便是这一弱势群体在余华的笔下演变成了男性的附庸。
不管在最初的先锋时期还是转型之后,不管作者笔下的情节怎么变化,作品中塑造的女性形象都不可避免的以各种方式成了男性的附庸。
2、作家自身的人生经历在小说中的体现童年时代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是我们人生的基础。
很多作家的创作素材的选取都离不开童年,余华也不例外。
作家整个的创作过程,都是以他本身所经历的事情为依据的。
他是在医生家庭出生的,他的童年大概就是在医院度过的。
余华笔下底层女性人物形象探析发布时间:2022-03-02T02:50:39.495Z 来源:《教育研究》2021年12月下36期作者:杨涵冰[导读] 余华转型后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色彩,其中一大转变便是对于女性人物刻画的完整和细致。
本文以将女性人物进行独立分析和对比研究。
首先,对余华女性观的成因以及其创作心理进行研究,并点明女性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
西安外事学院杨涵冰摘要:余华转型后的作品充满现实主义色彩,其中一大转变便是对于女性人物刻画的完整和细致。
本文以将女性人物进行独立分析和对比研究。
首先,对余华女性观的成因以及其创作心理进行研究,并点明女性人物在作品中的作用。
基于社会背景和生存环境对女性形象的影响,文学作品中女性人物大多处于弱势地位。
同时,余华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随着其创作转型而逐渐完整、独立。
关键词:余华小说:女性形象;坚韧;悲哀引言有关余华及其作品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便络绎不绝。
从余华自身来说,弃医从文、由先锋作家转向现实主义作家等经历都展示着余华身上引人探究的魅力。
从其作品来说,余华早期的创作充满着隐晦、血腥的情节,可以说是独立于现实生活之外的,大多情节都展现着人性恶。
而在转型后的创作中,他选择在现实的叙述中注入更加浓厚情感,以简洁明了的笔法和情节引起读者的思考和共鸣。
转型的原因及趋势也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
余华本人曾表示,自己在刻画女性人物时一度遇到困难,尤其是对女性人物的心理描写难以把握。
不论是站在一个作家的角度,还是站在一个男性的角度,余华对于女性的了解程度都是比较浅显的。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愈发重视女性以及对女性思维、行为等各方面的了解和探究。
其中,作家笔下的女性人物形象,就是这一变化的最好映射。
在余华的作品中,逐渐出现具有典型特征、鲜明性格的女性人物形象。
在《活着》、《许三观卖血记》、《兄弟》这几部作品中余华开始着重对女性人物进行描写,开始进行创作上的自我突破和提升。
因此,对于余华笔下底层女性人物形象性格中的坚韧与悲哀进行剖析和研究,不仅对余华研究的深入和扩充有重大意义,对当时社会环境下女性形象的探究也有着深层次的意义。
余华的创作具有强烈的先锋性。
他用冷峻的笔触直指现实,并在后期创作中融入深厚的悲悯情怀。
除此之外,余华作品在西方文学的影响下具有鲜明的世界性。
但细读余华的作品,不难发现女性是其作品中一直被忽视的一个群体,他笔下的女性形象一直没有跳出以男性角色为中心的叙述怪圈,女性悲剧层出不穷,死亡、苦难、屈辱等带有黑暗色彩的词汇与女性角色紧密联系。
余华作品中这样一种特殊的现象已经引起我们的注意。
当前国内外对于余华作品的先锋性、叙述风格和创作特色等方面的研究都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已触及到余华创作的精神内核。
但涉及到作品中女性形象,学者多立足于这些形象的分类研究,而关于余华对女性形象忽视的原因往往一笔带过。
本文从性别暴力下的悲剧、苦难深渊下的悲剧和性格扭曲下的悲剧三个层面阐述余华作品中的女性生存状况,并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儒家思想以及作家自身层面三个方面追溯余华作品中女性悲剧背后的深层原因。
一、余华作品的悲剧类型(一)性别暴力下的悲剧在余华前期的创作中,先锋性是贴在其作品中的显著标签。
在这些作品中,余华化身冷漠的“杀手”,用尖锐的笔触在作品中留下大片的残杀、血腥,让读者在其作品中看到现实背后隐藏的冷酷与残暴。
在这类作品中,女性形象往往不以主角登场,但余华却为这些女性塑造了大量的悲剧,且这些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女性的性别所致。
“性别暴力”的概念进入大众视野已有几十年,在1992年通过的《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即明确指出“基于性别的暴力”是指“因为女人是女人而对之施加暴力,或女人受害比例特大。
它包括身体的、心理的或性的伤害或痛苦……”[1]。
在余华的早期作品中,这样施加在女性身上的暴力现象屡见不鲜。
这里将从《古典爱情》和《世事如烟》中窥探作者笔下的女性悲剧。
《古典爱情》这部小说并未描写俗世中浪漫动容的情感故事,而是展现了一出惨绝人寰的悲剧。
在这部作品中余华走向了“先锋”的极致,将杀戮与暴力血淋淋地展现在读者面前。
男权藩篱下的女性悲歌庐隐是“五四”时期与冰心齐名、享誉文坛的女作家。
茅盾曾称她是“五四”的产儿,“觉醒了的一个女性”。
庐隐是五四女作家中多产的小说作家,从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到稍后的《曼丽》、《灵海潮汐》、《玫瑰的刺》等短篇小说集, 再到《女人的心》、《象牙戒指》等长篇小说,庐隐的大部分作品都在书写着知识女性的婚恋题材,描写了她们追求、动摇、幻灭、沉沦的心路历程。
、封建父权压制下女性恋爱、婚姻的悲歌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封建文化统治的大国,在封建王朝的漫长的统治过程中已形成了一套泯灭人伦、压制人性的封建礼教。
其中又以对女性的压制最为残忍,像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等封建男权的伦理道德将女性的自由与权利全部剥夺殆尽。
如庐隐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一个著作家》中所描写的沁芬与邵浮尘彼此钟情、互相爱慕,可是沁芬的父母根本不顾女儿的恋爱权利,用封建父权强行扼杀了这段美好的姻缘,酿成了这对青年男女双双殉情的悲剧。
又如《海滨故人》中云青对于赵蔚然的人格信仰, 蔚然对云青也用情至深,可云清自幼生长在封建家庭里,时时处于在父权的压制下,迫于家庭的威力,从来不敢越出家庭一步。
纵然以后蔚然结婚,云青不能忘情于他,也只有研究佛学或沉溺于痛苦之中黯然伤感、憔悴,我们可以知道在当时以男权文化为中心的黑暗社会中,女子只不过是父权意志的体现,更遑论恋爱自由、婚姻自主。
庐隐以一个女作家特有的视角,以知识女性的婚恋为切入点,探索在封建父权压制下,妇女独立的出路,叩问妇女生存的境况、价值和意义。
看到的是女性在男权社会中如履薄冰,是一出出婚恋悲剧的上演者,以至于作品弥漫着悲哀、伤感的氛围。
二、冲出封建父权、夫权压制后,女性仍徘徊在歧路的悲歌庐隐创造了一批刚从封建家庭中冲出的“新女性”。
她们勇敢而坚决、充满了对爱的憧憬和理想的追求,勇敢的冲出了封建父权、夫权的家庭,但中国的社会一如“铁屋子”般断难打破, 她们只觉得梦醒后无路可走;她们执着于人生意义的追寻,然而又无法找到人生真正的意义。
《风月梦》中的两性张力作者:徐志平来源:《汉语言文学研究》2014年第01期摘要:本文首先分析近代小说《风月梦》中的女性所受的父权压迫和伤害,继而探究这些女性对于自身主体性的追求以及对父权的反抗。
研究结果发现,在作者“近真”的描写之下,女性虽在父权体制下处于弱势,但并非任由男性支配,有时她们可以颠倒阴阳的顺序,反过来支配男性。
《风月梦》一书对于妓女感情生活的描写,和作者自陈的劝诫用意有矛盾之处。
作者虽有意刻画妓女的负面形象,但由于忠于真实生活感受,于是“近真”的妓女形象便在书中出现,而妓女与嫖客、嫖客与元配之间的两性张力,也如实呈现在读者眼前。
关键词:近代小说;风月梦;狭邪小说;两性张力一、前言署名“邗上蒙人撰”的《风月梦》是近代小说中较早成书的一部,虽然目前可见最早的版本为光绪十二年(1886)的刊本,但邗上蒙人的自序写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其成书当为此时。
因其成书较早,又因为内容写狎妓且具有城市书写性质,所以被称为“第一部城市小说”{1}、“第一部狭邪小说”{2}或“第一部城市狭邪小说”③。
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第六讲中曾比较清末写妓家的小说,认为:“先是溢美,中是近真,临末也溢恶。
”他认为光绪中期出现的《海上花列传》“以为妓女有好、有坏,较近于写实了。
”{4}显然是以《海上花列传》为“近真”一类之代表。
不过,美国学者韩南指出,早于《海上花列传》数十年,属于近代早期作品的《风月梦》也“显然属于‘近真’的那一类”{5}。
确实,《风月梦》一书所写的妓女亦是“有好、有坏”,虽然在《自序》中道其作意在于“警愚醒世,以冀稍赎前愆,并留戒后人,勿蹈覆辙”,但书中并未丑化妓女,作者对妓女虽有指责,然而,对她们的不幸遭遇实有更多同情的理解。
除了妓女之外,小说还描写了在妓院工作的女性。
她们的生活充满无奈和辛酸,却也不无久历风尘带来的狡狯。
此外,小说对于嫖客的妻室也有详略不同的叙写,她们有的柔顺,有的刚烈,并非完全没有个性、没有声音。
余华小说中的“双线”父亲情结探析余华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之一,在其作品中,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人性的脆弱和人生的悲欢离合。
其小说刻画了大量个人的人生历程,其中“双线”父亲情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本文将深入探析余华小说中“双线”父亲情结的表现形式及其所反映的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
“双线”父亲情结的表现形式在余华的小说中,“双线”父亲情结展现在主人公的生命经历和内心体验中。
这种情结常常是父亲在亲情和责任的纷争中,选择较低的道德标准和更自我的生活方式,导致母亲和孩子们受到伤害。
这种父亲对亲情的选择常常表现为对性的放纵和暴力行为,最终导致家庭的破裂和子女的伤痛。
例如,在其代表作《活着》中,主人公福贵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双线”父亲,他在生活中是一个无所谓的人,经常打骂福贵的母亲,而且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十分荒淫。
这使得福贵在成长过程中,深受他父亲行为所影响,有了自卑感,引发了许多负面情绪。
另外,在余华的小说《在细雨中呼喊》中,主人公学生时期的班主任,被描写为一位性格扭曲的老师。
他常常不顾道德和学生利益,大打出手,强行选择自己想要的人生。
虽然这些情节并不是直接展现父亲行为,但却揭示了一个现实的问题:社会结构或道德观念的行为标准,往往会给人类带来伤害。
“双线”父亲情结反映的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余华小说中的“双线”父亲情结是一个扭曲心理的反映,它深受社会背景和人性因素的影响。
首先,这种情结和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矛盾密不可分。
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中,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经常被要求成为家人的意志代表。
因此,他们常常会面对家庭和外界压力的矛盾,在责任和自我泄欲之间徘徊。
其次,这种情结也和中国特殊的男女角色展示和性别权利分配有关。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男子气概被视为一个人民之间交往必须观念的表现。
这意味着在男性与女性进行权利争夺时,男性的自私和权益往往将降低女性的地位。
因此,父亲的“双线”情结往往直接涉及到性别权力的不平等和自私的本性问题。
论余华的女性观———以《活着》等长篇小说为例韩巧花〔陕西国际商贸学院文化与艺术学院,陕西西安712046〕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摘要:余华长篇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可以分为贤惠型、泼辣型、无灵魂无意识型三种类型。
无论哪种女性人物形象,在余华作品中都没有说话的权利,都处于一种被遮蔽的状态。
这是作家男性意识的典型产物,表现出男性对女性的一种虚构与想象。
关键词:女性形象;虚构;男性意识d oi:10. 3969 / j. issn. 1008 - 3928. 2014. 05. 026中图分类号:I206. 7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 - 3928(2014)05 - 0106 -04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櫵20 世纪80 年代,余华以挑战者的姿态,对中国文学发起了冲击。
其带有颠覆性的话语及叙事态度,对生存与苦难的关注和表达,丰富了中国文学殿堂,引起了文坛的震动。
余华称自己是一个在西方文学哺育下成长起来的中国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很深。
对余华的研究,大多数人偏向于对其叙事革命、哲学思想的关注。
其作品的女性观虽然在21 世纪之初有相关研究,但总体来说不是很多且偏重于对其男权思想的批判和抨击。
仔细分析余华的作品,我们可以发现,余华的女性观深受中国传统女性观的影响。
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不自觉地从男性角度去虚构女性群体,借助这个女性群体,折射出作家对女性的一种自以为是的美好想象。
对余华作品的女性观进行具体研究,可以看出当今社会男性作家对女性的塑造与女性本身的女性意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如何弥补这一鸿沟是现代女性文化的关键课题。
余华曾经说自己在文学上遇到的较大困难便是无法很好地“ 刻画女性”,他将原因归结为把握不好女性心理。
也就是说,作为男性,他无法进入女性的世界,去还原出一个真实的女性心理。
王晓蕊余华作为中国当代著名的小说作家,其在先锋文学时期所撰写的一系列作品在扎根社会现实的基础上,又具有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他往往以社会生活底层某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的生活经历为缩影,使读者进入他所构建的语言世界中,进而观照到整个社会民众的现实生活状况,这种以小见大的写作手法是中国作家常常应用到的。
余华的一系列小说,如《活着》《兄弟》等均运用大量笔墨塑造了许多经典男性形象,大部分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将视线聚焦于性格各异的男性上,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余华对女性形象的建构和刻画。
在余华的小说中,女性作为家庭中的重要一员,虽在当时时代下并未能摆脱作为男性附庸的形象和思维,但是其以忍辱负重的姿态承受着来自家庭的压力和苦难的折磨,在生活的磨砺之中展现出了较大的包容性和忍耐力,体现出了女性在温和、柔弱外表下隐藏的巨大力量和母性光辉,亦值得后来人在阅读鉴赏的过程中进行人物特征的细致剖析和人性特点的深刻感悟。
一、聪慧明理的家庭女性——《活着》中的女性角色家珍余华小说《活着》主要讲述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社会变革的巨大浪潮下,农民福贵在他的一生中、在命运的翻云覆雨中经历了种种苦难,身边的所有亲人在变故中一个个离去的故事。
福贵这一男性形象,在屡经磨难之后仍然坚韧地活着,这其中自然映射出他在一次次悲剧命运打击下所形成的看淡世事、超然物外的精神,但同时也包含妻子家珍的包容信任。
《活着》中的女性形象家珍是封建社会下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小说里,家珍的每一次出场,几乎都伴随着福贵人生道路和命运上的不如意。
福贵在给母亲看病的途中不慎被国民党军人掳去当兵,当他多年后重返家中,母亲却已在等待和遗憾中去世;这时的家珍宽慰福贵:“我不想再要什么福分,只求每年能给你做一双新鞋。
”由此可见,在飞来横祸和福贵多年的杳无音讯面前将所有的抱怨和苦水都一一咽下,劝说福贵带着家庭的责任和希望继续生活下去。
后来,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家中越来越贫困,也是家珍拖着饱受疾病折磨的身体,到娘家带回了一小袋米,解决了家里的燃眉之急。
八大形容女性的恶言俗语!(2006-10-19 11:24:23)转载分类:文学杂谈女性,始终是男性社会的鸦片,没有,不行;多吸,又每受其害。
古今中外的男人,无论贵为皇帝,还是引车卖浆者流,都对女性又爱又恨,又想又怕。
众多诋毁拟制侮辱女性的著名言论,影射着男人对女性极为矛盾的态度。
摘录八条具有代表性的格言,且看男人对年轻女性心怀叵测的“妖魔化”。
(一)父亲至今匿名、母亲同人“野合”的“至圣”孔丘,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说:“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言下之意,女人是天生的“贱骨头”,见不得好处,所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往往是打一巴掌给个甜枣的治理效果最好,给点阳光就灿烂。
(二)著名的鼻涕大王刘备,每打败仗就逃跑,每次逃跑就丢下妻子。
他曾对关羽、张飞、赵子龙等铁哥们儿说:“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
”言下之意,衬衫、短裤、背心、袜子……多的是,方便得很,用不着珍惜。
女人都是呼来唤去的免费小姐。
惟独孙权牺牲了自己亲妹妹,才叫玄德公体味到了卿卿我我、耳鬓厮磨的幸福况味,若非孔明、赵云出名,这个毒辣的美人计就把未来的蜀汉皇帝给毁了。
(三)一辈子怕老婆且最终死在恶妇手上的托尔斯泰说:“等我一只脚踏进了坟墓时,再说出关于女人们的真话,说完立即跳到棺材里,‘砰’的一声把盖子碰上——来捉我吧。
”言下之意,女人是人前佯装亲密摸老公的脸蛋儿,人后大发淫威拧丈夫的屁股,难怪文学巨匠那么“惧内”。
应付两面三刀的女人,真是苦啊!(四)沉迷于酒色,酷爱吃喝玩乐的年轻诗人拜伦则肆无忌惮地推崇土耳其人的做法,他羡慕地说:“想要女人,就拍一拍手——叫她们进来。
不想要女人,也拍一拍手——叫她们出去!”诗人以文化的名义把全世界变为了巨大的“青楼”,可以尽情享受女性所带来的快乐,也可以尽情无视女性所带来的烦恼。
(五)被冰心称为“才、情、趣”俱佳的著名作家梁实秋,毕生追求品位与格调,对于女性却有刻骨铭心的敬畏,他的文章里多次出现这个令人惊悚的俗语:比如《请客》开篇就说:“若要一天不得安,请客;若要一年不得安,盖房;若一辈子不得安,娶姨太太。
父权下一群折翼的蝴蝶——论余华笔下的女性形象作者:陈冰指导教师:程振兴副教授(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海口,571158)摘要:在余华的作品中,女性形象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也多为论者所忽略,她们就像一群折翼的蝴蝶,格外令人感到心悸、疼痛。
本文以父权文化意识为依托解读余华小说中那些一直处于遮蔽状态的女性形象。
本文试图将这些女性形象分成两类:一、贤妻良母形象;二、妓女荡妇形象。
通过分析,提炼并概括出不同类型女性的形象特征、性格特征及其生存状态关键词:余华小说;女性形象;父权文化意识A group of patriarchal under the butterfly wings- female image of Yu hua's novelsAuthor: Chen bing Tutor: vice professor Cheng Zhenxing(Hainan normal university of arts, Haikou, 571158)Pick to:In Yuhua's works, the female's image has been covered by the state, is more, they ignored by scholars for like the butterfly wings, particularly puzzling palpitations, pain. Based on the patriarchal culture consciousness in the novels by Yu hua relying on the cover of the state in female image. This paper will be divided into two categories of these female image: A good image, Two prostitutes wench image. Through the analysis, refining and summari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types of female image characteristics and its existence,Key words: Yu hua's novels, Female image, Patriarchal culture consciousness引言在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格巴合著的女权主义名著《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19世纪的文学想象》一书中,作者研究了文学史上两种不真实的女性形象:“天使”和“妖妇”。
纵观文学史,我们不难发现,几乎所有的男性作家笔下女性不是被描写成美丽、纯洁、天真、可爱、温柔、内敛、顺从、无私的“天使”形象,就是被描写成淫荡、风骚、凶狠、恶毒、自私、骄横、无耻的“妖妇”形象。
那么我们在研究余华小说的女性人物时,根据余华小说的女性人物的具体存在状态和作者的文化观念,我把其笔下的女性形象归纳为:贤妻良母和妓女荡妇两大类型。
其实不管是“天使”、“妖妇”,还是“贤妻良母”、“妓女荡妇”形象,这样的女性形象多是男性对她们的想象和虚构罢了,其背后隐藏着父权文化思想对女性的扭曲与压抑。
一、女性形象类型分析(一)贤妻良母形象在余华小说作品中,“贤妻良母”是给读者的第一女性印象,例如《活着》中的家珍、凤霞、《许三观卖血记》中的许玉兰、《在细雨中呼喊》中孙广才的妻子、《兄弟》中的李兰等等,都是余华小说中的“贤妻良母”。
男性把符合审美期待而又遵守“三从四德”的女性,塑造成贤妻良母。
这一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她们恪守妇道、与人为善。
《活着》中福贵在妻子死后,给她最后的评语是:“家珍死得很好,死得平平安安,干干净净,死后一点是非都没留下,不像村里有些女人,死了还有人说闲话。
”1可见,家珍颇守妇道,对丈夫忠贞不二,“死后一点是非都没有留下”。
此外,她身上始终体现着一个善良女性的本性。
“文革”中当县长的春生忍受不了毒打要寻短见,当他来和福贵道别时.先前一直因儿子的死而耿耿于怀的家珍却哭着和他说话了,“春生,你要活着,”“你还欠我们一条命,你就拿自己的命来还吧。
”这是中国底层女性最朴素的宽容和善良。
《许三观买血记》中的许玉兰,虽然结婚之前与何小勇有过关系,但是结婚之后对许三观却是一心一意,即使在最艰难的日子里也没有放弃过,和许三观一起挑起养育孩子的重担。
许玉兰在何小勇不认一乐是自己亲生儿子的时候,大骂何小勇“挨千刀”、“王八蛋”、“良心被狗吃掉了”、诅咒他“活不到明天”,但在何小勇遇难的时候,她还是劝许三观让一乐去救何小勇,她说:“你常说善有善报,你做了好事,别人都看在眼里。
”2可见,她的心是十分善良的。
还有孙广才的妻子,她和许玉兰一样,即使是自己的丈夫在外面偷情,背叛了自己的情感,但是她们依然是不离不弃,做自己丈夫的好妻子。
在母亲死后被埋的后半夜,父亲“在寡妇睡着后偷偷来到”母亲的坟前伤心欲绝地痛哭起来。
这里足以见得母亲生前所做的一切使得孙广才感动万分,以至孙广才在母亲死后偷偷到坟前痛哭。
孙广才的妻子对丈夫是温顺的、逆来顺受的,但是她在对待自己的公公和自己的孩子时,一再表现出善良的一面。
她的儿子孙光林对自己身边的亲人都感到很冷漠、恐惧,却一再感受到母亲善良的温情。
李兰的守妇道则表现在她和宋凡平火热滚烫的爱。
她在宋凡平死后,七年没有洗过一次头发,直到死去。
远远超过了刘镇“丧夫的女人一个月不能洗头发”的时间限度。
李兰不仅是一位守妇道的女人,又是一位善良的女人。
比如受完批斗的李兰在遇见被批斗的苏妈那一段,就表现出了李兰的善良:“李兰低头站在那里,轻声说着话推了推李光头,要李光头给苏妹一颗奶糖。
”3其次,她们孝敬老人,疼爱子女。
家珍在婆婆生病之时,却又是家里没有钱的时候,她把自己从城里带回来的最后的两块银元都给了婆婆请郎中。
在福贵被抓去当壮丁之后,她又一个人默默挑起了赡养婆婆的重担,直到婆婆去世。
她并没有对这已经失去了劳动力的婆婆置之不理。
家珍和福贵一起,在十分恶劣的社会背景之下养育了两个儿女,他们曾经把女儿凤霞送人抚养,当时,家珍以三次落泪表达了她对子女的疼爱和无奈。
送之前,“家珍听了点着头,眼泪却下来了。
做娘的心肠总要软一些。
”4两个月之后,凤霞回来了一次,“家珍一把将她抱过来呜呜地哭了。
”凤霞回来之后,福贵说“就算全家都饿死,也不送凤霞回去了”“家珍轻轻笑了,笑着眼泪掉了下来。
”这是中国妇女最原始的母性,她们对自己的子女怀有像大地一样宽阔而深厚的爱。
此外,在《活着》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中,余华特别用一部分笔墨描写了家珍在劳作之余为有庆做鞋子,为凤霞做衣服的情景,尽量让自己的儿女不受苦,不受冻。
可见,家珍不仅是一个孝顺公婆的好媳妇,而且还是一位疼爱儿女的好母亲。
这样的例子在许玉兰和李兰身上也发生着,比如许玉兰在一乐负气出走之后,率先出去寻找自己的儿子,而不是许三观;还有许玉兰用手套为家人织毛衣以及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许玉兰还记得要给自己的丈夫过生日等描写都说明:作为一个女人,她们都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做一个好妻子和好母亲。
在《许三观卖血记》中,虽然没有说到许玉兰是如何地孝敬公婆,但是她得知许三观卖血时,她说许三观卖掉的是祖宗,她把祖宗看得是如此重要,过世了的公婆就是他们的祖宗,所以从这里可以看出她也是一个孝顺公婆的媳妇。
而李兰在李光头多次犯下荒唐的错误让她难堪的情况下,她都没有消极地处罚或者抛弃他,而是原谅儿子、为儿子日后的人生之路所操心。
李兰对宋凡平的父亲更是如对待自己的亲生父亲一样,在宋凡平去世之后,她和公公一起养育孩子。
公公在她下葬的那天,老泪纵横地说自己的儿子有福气,娶到一个好女人……孙广才的妻子在自己丈夫虐待公公的时候对自己丈夫说:“你这是作孽,老天爷要罚你的”。
作为儿子的孙广才,对自己的亲生父亲却如此恶毒,而作为媳妇的母亲,都没有虐待年老的公公,可见母亲是一位多么孝顺老人的人。
第三,她们与丈夫同甘共苦,教育子女注重言传身教。
在余华的这些小说中,大部分的女主人公给予读者的印象大都是能与丈夫同甘共苦,在教育孩子方面则注重言传身教。
她们用自己的行动和语言表现出中国最传统意义的“贤妻良母”。
李兰,她和丈夫一起面对流言蜚语,一起面对困苦的生活,一起面对病魔,一起抚养孩子……在她的一生中,没有丝毫的怨言,只有默默的支持。
类似这样的例子还有《活着》中的家珍,她和福贵一起经历了解放战争、大跃进时代、受尽文革红卫兵的批斗,吃尽了苦头,但是她并没有离弃丈夫,在困难的岁月中默默地和丈夫支撑着整个家庭。
余华小说中的这些女性不仅能与丈夫同甘共苦,而且在教育孩子方面,注重言传身教。
在这方面,表现特别突出的是家珍和李兰。
家珍生病的时候,被凤霞和福贵背着回家,但是在快到家门的时候,她执意要下来,因为她担心有庆看到她这样子会被吓到,毕竟有庆还只是个小孩。
在那样的艰难时刻,母亲的坚强对孩子的影响是十分大的,所以家珍要以自己的行动告诉儿子要坚强地活下去。
李兰在宋凡平死后,虽然痛不欲生,但是她却一直强忍着不哭,她甚至告诉她的儿子们也不要哭泣;在面对红卫兵的拷问和日后的困苦生活时,李兰表现出来的镇定无畏和坚强不屈……这也是李兰用“身教”告诉儿子们,在这样的生存环境里,要学会坚强,学会勇敢。
(二)妓女荡妇形象在余华小说中的女性形象除了贤妻良母之外,还有另外刻画得十分生动的形象,那就是妓女荡妇。
在这里,余华把凡是不遵守父权规范的女性,都一律斥之为妓女荡妇。
余华笔下的妓女荡妇风流成性,放荡不羁,自甘堕落,缺少羞耻感。
其笔下这些妓女与荡妇都是因为受制于命运,而又不知所措,从而随波逐流,放纵乱性。
例如《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寡妇和冯玉青、《活着》里的胖大妓女,后期短篇《战栗》中的马兰、《兄弟》(下)中的林红等。
她们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表现妓女荡妇的形象。
其中,以《细雨中呼喊》里的寡妇,冯玉青和《兄弟》(下)的林红最为典型。
余华让这一类型的人物出现,然后再将她们置于最苦难的生存图景中 , 进而展示这类女性心中最无助的一面。
这类女性形象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她们放荡不羁,缺少羞耻感。
《在细雨中呼喊》中的“寡妇”是一个没有姓名、四十多岁而又粗俗肥胖的女人。
她失去了丈夫,但是她并没有再去重新组合家庭,而是放纵自己,毫无顾忌地当上了村子里的“荡妇”。
就“寡妇”二字来看,我们很显然可判断这个没有姓名、四十多岁而又粗俗肥胖的女人不是专操皮肉生涯的职业娼妓,但在余华笔下,寡妇表现出惊人的性欲望,她以那种来者不拒的贪欲和无数男人睡觉,令人惊讶的是,她的放纵、诱惑总能无往而不胜地俘获男人,即使是城里来的医生也要匍匐在她的雕花大床之上。